局长家没有自用厕所

    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着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着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着斜放着小刷子的糨糊碗,另一手提着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着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沉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着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像荀磊这种年龄的小伙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着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着,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着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着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着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1966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着,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趄着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着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着,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着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着。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
    “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着。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着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待着……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着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55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1948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1949年随着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6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1977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1979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着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所。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察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着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着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着:“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着电视屏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6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像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着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着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着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着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像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7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着。像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着爸爸,惊怕担忧得以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着,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26块。”爸爸弯下腰,摸着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着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着。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20英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着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着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