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高xdx潮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据我多年的观察，庞其杉的这种性格，的确有他那知识分子家庭给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凭知识吃饭，用不着为什么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个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听说他在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痛苦得险些自杀。这些人生的变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冷化。可是，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指出：庞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会变得非常活泼健谈，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热心……打个比方说，他好比是一块硬糖，扔到一个水杯里以后，他不会马上溶化，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飘散出他的甜味……这个比方不那么准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过程却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除了这种理智的分析，我有时对他的性格还有一种朴素的感性的认识——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爱搭理人，特别是不爱搭理刚刚调进我们情报站的人，不爱搭理外科室的人，不爱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过是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罢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未必有多么深刻的道德品质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法排遣的羞涩，从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张奇林后来把秦大姐这番话介绍给了党组的其他同志，反应是摇头、哂笑和漠然。弄得张奇林也疑惑起来：能像秦大姐那么去分析一个干部吗？……
张奇林的女儿张秀藻，有时会在全家看电视剧时，忽然问张奇林：“爸爸，在你们党委里头，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电视剧里，几乎照例总有那么两、三种类型化的干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还少不了“糊涂派”（或叫“和稀泥派”）。张奇林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总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问地说：“没那么简单啊。”是的，生活本身并不像某些电视剧表现得那么简单。不过张奇林并不想批评任何一部电视剧，他也几乎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他倒想看，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即使回到了家中，难得暂时地坐到电视机前，也难免不是电话便是人来，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关于庞其杉是否适宜提拔为技术情报站站长的争论，新党委的成员们恰恰是出于改革心切，才决定加倍重视技术情报站的工作，才为站长人选的问题展开了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直到10月份才宣告结束，庞其杉的任命终于被确定下来。
任命宣布以后，出现了微妙的情况：情报站内部的反映——无论持赞同还是持保留态度——倒都并不强烈，而局里的其他部门，又尤其是一些党员同志，却普遍认为这是局里的新领导班子择人不善，他们甚至在机关食堂里吃饭时也议论这件事说：“看吧，情报站这下非乱套不行！”可是一个来月过去了，情报站却不但没有出现混乱，反而比以往更能发挥作用。在一次全局大会上，由情报站向大家介绍国外科技发展最新趋向，庞其杉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的主持者，先致开场白，又在每一位情报站同志介绍情况前后作引入性与过渡性的发言，最后再作总结发言，使一些颇为深奥、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输入到大家的脑中。散场后，一些原来对庞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他也不是总那么死眉瞪眼……”
可庞其杉在走廊上遇见了人，仍旧不能主动打招呼。就在前几天，在走廊上远远看见了张奇林，张奇林刚想主动招呼他，他呢，却突然拐进厕所里去了——显然，他不但改不了不爱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别人仅仅出于礼貌来搭理他。
现在，他出现在了张奇林所住的院子门外。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古怪。他已这么大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战胜那连他自己也憎恶的、莫名其妙的羞涩感？正是为了跟自己这种根深蒂固的羞涩感搏斗，这天早上他才故意从家里骑车到机关去，故意钻进传达室里去取信，并且满心满意想用一个微笑、一句随和的话，使传达室的祁大爷多少改变一点对他的固有印象。但祁大爷受够了他的冷淡，怎知他今天内心里的省悟？见他进去了，连眼皮也不他一下，管自去干别的，他只好仍旧默默地把自己的信取走，又默默地出得屋去……在他上楼去情报站时（他也确实需要到情报站取一本外文小册子），在楼梯上迎面遇上了行政处处长老傅。老傅主动同他打了个招呼，他先是习惯性地把眼光一挪，随即，他痛恨自己的劣根性难移，又拼足力气将眼光运回到老傅身上，老傅这时已同他错肩，内心里已经浮起了“这个庞其杉呀，真是没治……”的想法，庞其杉却终于从口中呐出了“老傅！”的招呼，并且更直望着老傅的脸说：“您、您星期天还来、来……”老傅倒被庞其杉的这种“反常”状态弄得吃了一惊，略一定神，遂对他说：“我有事呀！今天张局长不是出国吗？我要送他去机场。原来今天一早就出发的，现在改成下午两点到他家去接他了。我再落实一下小车和司机的事。你怎么也来啦？”庞其杉心头这才松弛一点，涨红了脸说：“我、我来取本书。”要不是老傅知道他性格古怪，见了他那表情，非以为是遇上了贼不可。庞其杉为了进一步同自己的羞涩搏斗，便有意又同老傅攀谈了几句。他才知道张奇林这回要去一个月左右，第一站先到西德，然后到法国，再到美国，最后经香港回到北京。
庞其杉从办公室里取出了那本小册子，慢慢往楼下走的时候，心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应当赶快去找一趟张奇林——趁他还没有前往机场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那必要性究竟是在于他将提出的一项请求，还是在于他对自己性格弱点进行一次强攻。
庞其杉骑车到了鼓楼附近，把车存在了鼓楼前路西的百货商场门口。他进到商场，一顿瞎转，为的是稳定自己的情绪，鼓足去拜访张奇林的决心。他偶然从商场的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禁愧疚、自卑得无以复加。他想：如果我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瘦弱、纤秀型的男子，那么，我的这种羞涩症也许还能让别人理解，并且自己内心也不至于这样痛苦；可是，我却有着这样一个躯壳：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脸上——怎么说呢？按最冷静、最客观的描述，也只能称为“块块横肉饱胀”，是的，一点也不错，尤其眼下的那两块，甚至可以取下来，当做文学家笔下的“横肉”标本，而存入“文学博物馆”一类的地方；谁能理解，谁能相信呢？——这么一个粗笨的躯壳中，竟依附着如此羞赧的一个灵魂！……他在一阵战栗中离开了那面镜子，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他想到就在前两天，当他在走廊上远远看到张奇林时，还身不由己地一下子拐进了厕所，可是在厕所里他又劈面遇上了另一位同志，人家已往外走，似乎向他点了点头，他呢，惶惑中照例把头一低，擦身而过，往里而去了……
“这是一种病态。”他对自己下判断说，“这就是病。”可是至少在他们局的合同医院里，并没有治疗他这病症的部门。他曾从外文书刊中查找过有关的资料，用以同自己对比衡量，但那除了增添烦恼，并无什么好处——心理症状这个东西，似乎最难以自疗，而必须求助于真正有水平的心理医师的耐心排解，方能消除。说来也怪，他这种病态的羞赧心理，一到家中，一迈进门槛之内，便不复发作，同爱人，同孩子，同来访的至亲好友，他有说有笑，甚至还很有几分幽默；但一走出家门，特别是一来到半生不熟的人们中间，总不免“故态复萌”……
当秦大姐先有意透露给他、随即张奇林在机关找他当面说明，他将被任命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时，他主要是什么心情呢？谁也猜不透——大吃一惊？受宠若惊？无动于衷？惶惑不安？都不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的确确，我最合适。我知道该怎么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该给我这种支配权。我能使我们这个情报站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世界上有关的最新信息，并且及时地加以分析整理，提供给上面用以决策。我能。”他的确能。当他在站里布置任务、指导年轻同志、检查大家工作、组织资料分析、审阅情报资料清样时，他并不羞涩；然而一离开具体的业务，进入到一般的人与人交往活动中，他便手足无措了。人们对此并不能予以谅解，因此反过来影响着他对站内同志的业务领导，以及同局里其他部门的协调；他感受到了，所以他决心矫正自己性格上的畸态，然而，难。
他出了百货商场，在存车处旁边发了一会儿愣，决定就把自行车存在那里，徒步走到张奇林家去。他是担任站长以后，才知道张奇林家庭住址的。他给张奇林往家里发过一封信，提出关于增加情报站编制的问题，张奇林曾大感惊异——不是他那封信的内容，而是他写信的举动。因为，情报站和张奇林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座楼中，他完全可以去找张奇林面谈，并且，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中，张奇林都有电话，他也无妨打个电话，可是他不，他写信。庞其杉就是这么个人，他宁愿写信，而尽量避免面谈，甚至避免打电话——他那大学时期的爱情悲剧，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便是由他这种令人难以理喻的古怪行为造成的。
但是今天庞其杉决定同自己的病态心理搏斗。他知难而进。他终于走到了张奇林家的院门前。那院门旁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这算什么心理反应？仅仅那么一辆并无生命的三轮摩托车，便使他突然又羞涩起来——他想，这里面毕竟有着与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他能进去而不显得古怪吗？而且，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烹调气息——他下意识地看看手表，啊，已经十一点多，既未经预约，又临近午饭时间，他这样闯到张奇林面前，岂不是太突兀、太失礼吗？
他都要迈进门去了，又退了出来；他在门口、在胡同中，徘徊了一阵。他看见一个健壮的汉子，从那院门里突然走了出来，不知为什么，显得怒气冲冲，步子踏得很重，双腿倒换得很快地从他身边掠了过去。那是院里澹台智珠的丈夫李铠。庞其杉自然不认识他。可是李铠的出现和远去，却使庞其杉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显然，人们到处生活，到处的人们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喜、怒、哀、乐，心理上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又何尝是自己一人呢？原不必那样自怨自艾。他这才又鼓起勇气朝院门走去。他这才发现院门两边贴着字，而且院门前地下布满鞭炮的纸屑。迈进大门以后，他的心一下子沉静无比——他想：我来找老张原是有重要的事啊，的的确确，那件事是重要的，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