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情报站站长

    一位不爱搭理人的技术情报站站长。
    中国的社会习俗,起码直到1982年年底,还并不把未经预约地到家里拜访,视为缺乏礼貌。拜访者既往往不以为失当,被拜访者也常常不以为奇怪。当然,这是仅就社会心理的平均状态而言。细加考察,则似乎又与文化水平的高低有关。在农村,农民之间互相串门,是连敲门一类的程序都无须有的,拿脚就可以往门里迈,进屋不用让,不但可以就座,还可上炕。在工人之间,倘是近邻,敲门一类的讲究也可以免去,但一声呼唤却不可少,倘是远造,则势必敲门,但可以敲得“梆梆梆”山响,不必那么文质彬彬地轻叩。一到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敲门这一环节便不能含糊了,敲得急了、重了,主人会感到不快,敲得小了、轻了,里面没有反应时,下一步如何敲,客人不由得要加以节制——一般是由轻渐重、由短而渐长(1983年后,门铃开始渐次出现,到1984年,电子音乐门铃渐趋流行,不过按门铃的心情,与敲门无异)。主方听见了敲门声或门铃声,开门前往往还要问:“谁呀?”“哪一位呀?”(1982年以前,门镜——即可由里望外而不能由外望里的“窥视镜”,尚未普及,装上的,多为外国货——或自己有出国机会时,从海外带回,或托亲友从海外购来;1983年初始有从日本进口的门镜,约10元一只;有了门镜后,问话自然可以取消。)开门时,也往往先开一缝,看清楚了,才让进来,倘来客是找这家的另一个人,而另一人并不在,则往往申明完“出去了”或“不知什么时候回来”,便将门关闭——偶或也客气一句:“不进来坐坐吗?”但客人一看那眼神、表情便都知趣,必答曰:“不啦,不啦。”
    随着北京四合院的逐步消亡、居民楼的大量涌现,表面上看,人们的居住空间挨得紧密了,但人们的自然联系也随之淡化,邻居之间大有“老死不相往来”的趋势。客人来造访时,那一扇紧闭的单元门,便缺乏杂居的四合院院门的那种随和感,而显得冰冷无情。
    且说正当薛家婚宴达到觥筹交错的高xdx潮时,他们那个院的院门前,来了个中年男子。他眼看就要往门里迈步了,却又抽回了脚去,接着,他便在院门外徘徊起来。看见有人骑车过来了,他生怕别人看出他的窘态,遂装作不过是偶然路过那里的样子,徐徐朝胡同另一边走去,但走了一段,却又折了回来……
    此人五短身材,其貌不扬,但衣衫整洁,戴一顶蓝呢鸭舌帽,一望而知,是个知识分子。
    他叫庞其杉,是院里张奇林所领导的那个局所属技术情报站的新任站长。为了确定庞其杉是否适宜担任这个职务,前些时张奇林他们局党组有过一次很激烈的争论。
    庞其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今年42岁。他一毕业就分配到这个系统从事技术情报工作。他专业外语水平颇高,工作也一贯认真负责,又正当精力最充沛的壮年期,提拔他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本没有什么好犹豫的。但他这人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单位里有一种普遍的反映,说他不爱搭理人。比如,人家在楼道里、甬路上跟他“狭路相逢”,他老远就把眼皮顺下去,及至临近了,不管人家跟他打没打招呼,他竟含含糊糊地低着头跟人家错肩而去;又比如,局里召开某种会议,他去得略早,坐在了那里,别人后去了,坐在他旁边,会议还没开始,按说可以随便聊聊,他却绝不主动同人搭话,别人和他谈话,他只是有问必答而已,显得非常冷淡。因此,他在单位里毫无人望可言,甚至传达室的工友也讨厌他——他在取信时总是默默而进,取完信又默默而出,难得露出一点笑容。因为他不爱搭理人,有人判定他狂妄自大,有人认为他清高过头,总之是思想意识方面存在问题。他早在1963年就向党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书,自然党支部从未考虑过发展他的问题。没想到到了1982年,新调整好的局领导班子作出的首批决定之一,便是提拔庞其杉为情报站站长。情报站一共11个人,只有3个党员——一位是体弱多病的秦大姐,解放初期的大学毕业生,只懂俄语;另外两位都还不到30岁,一个是当“工农兵学员”时入的党,一个是参军时入的党,他们的外语水平都比较差,老实说,干这个技术情报工作原比较勉强——总不能单因为他们是党员,就提拔他们当站长吧?由于情报站党员一贯少,所以向来是同其他科室的党员合组一个支部,新的局党委酝酿技术情报站新站长人选时,支部里争论也很激烈,有的支委提出这样的问题:“提庞其杉当站长,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久也得把他发展进来呢?他够条件吗?”秦大姐倒总为他辩护:“庞其杉多年来一直还是有入党要求的,过去我们帮助他不够,今后可以改进我们的工作嘛——就算他还不够入党的条件,他担任情报站站长还是合适的。我50出头了,身体又不好,又只懂得俄文,局限性比较大。庞其杉不仅英文很好,法文、德文方面的资料也能处理,他这些年看的原版书很多,对我们这个领域的发展状况和趋向有鸟瞰能力。所以,我认为我们还是应当把他推到站长的岗位上去。”当局党组听到不少尖锐的反对意见,张奇林也犹豫不决时,他找秦大姐长谈了一次。两人冷静地分析庞其杉的问题,他究竟是怎么回事儿?秦大姐沉吟地说:“情报站的人员调进调出,流动性大,自组建后一直没挪动的,仔细想来也就是我和庞其杉两人。据我多年的观察,庞其杉的这种性格,的确有他那知识分子家庭给他打下的烙印——反正我凭知识吃饭,用不着为什么人折腰,所以清高、孤傲;此外,也有他个人生活道路上一些遭遇的因素,比如,我恍惚听说他在大学时有过一次失恋,痛苦得险些自杀。这些人生的变故可能也促使他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冷化。可是,有一个情况我必须向您指出:庞其杉一旦同你相熟了,他也会变得非常活泼健谈,而且使你出乎意料地感到他非常坦率、非常热心……打个比方说,他好比是一块硬糖,扔到一个水杯里以后,他不会马上溶化,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向最靠近他的一些地方,飘散出他的甜味……这个比方不那么准确,但很能说明问题:他的可溶性未必很小,但他的溶解过程却只能是缓慢的、渐进的。除了这种理智的分析,我有时对他的性格还有一种朴素的感性的认识——那很简单,就是我觉得他之所以不爱搭理人,特别是不爱搭理刚刚调进我们情报站的人,不爱搭理外科室的人,不爱搭理不相熟的人,只不过是他感到特别不好意思罢了……从心理学角度上看,是不是有那么一种人——他们未必有多么深刻的道德品质上的原因,而仅仅是出于一种无法排遣的羞涩,从而不能同周围的人融洽相处?”张奇林后来把秦大姐这番话介绍给了党组的其他同志,反应是摇头、哂笑和漠然。弄得张奇林也疑惑起来:能像秦大姐那么去分析一个干部吗?……
    张奇林的女儿张秀藻,有时会在全家看电视剧时,忽然问张奇林:“爸爸,在你们党委里头,你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呢?”——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奇怪,因为在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电视剧里,几乎照例总有那么两、三种类型化的干部——除了“改革派”和“保守派”,往往还少不了“糊涂派”(或叫“和稀泥派”)。张奇林遇到这类问题,往往总是微微一笑,所答非所问地说:“没那么简单啊。”是的,生活本身并不像某些电视剧表现得那么简单。不过张奇林并不想批评任何一部电视剧,他也几乎从未完整地看过一部电视剧。他倒想看,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即使回到了家中,难得暂时地坐到电视机前,也难免不是电话便是人来,把他又引回到繁忙的工作中去。
    关于庞其杉是否适宜提拔为技术情报站站长的争论,新党委的成员们恰恰是出于改革心切,才决定加倍重视技术情报站的工作,才为站长人选的问题展开了那么激烈的争论。这场争论直到10月份才宣告结束,庞其杉的任命终于被确定下来。
    任命宣布以后,出现了微妙的情况:情报站内部的反映——无论持赞同还是持保留态度——倒都并不强烈,而局里的其他部门,又尤其是一些党员同志,却普遍认为这是局里的新领导班子择人不善,他们甚至在机关食堂里吃饭时也议论这件事说:“看吧,情报站这下非乱套不行!”可是一个来月过去了,情报站却不但没有出现混乱,反而比以往更能发挥作用。在一次全局大会上,由情报站向大家介绍国外科技发展最新趋向,庞其杉作为一个“穿针引线”的主持者,先致开场白,又在每一位情报站同志介绍情况前后作引入性与过渡性的发言,最后再作总结发言,使一些颇为深奥、新奇的信息,舒舒服服、清清楚楚地输入到大家的脑中。散场后,一些原来对庞其杉持有不良印象的人,开始发出这样的感叹:“原来他也不是总那么死眉瞪眼……”
    可庞其杉在走廊上遇见了人,仍旧不能主动打招呼。就在前几天,在走廊上远远看见了张奇林,张奇林刚想主动招呼他,他呢,却突然拐进厕所里去了——显然,他不但改不了不爱搭理人的毛病,而且,也依然害怕别人仅仅出于礼貌来搭理他。
    现在,他出现在了张奇林所住的院子门外。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古怪。他已这么大个人了,为什么还不能战胜那连他自己也憎恶的、莫名其妙的羞涩感?正是为了跟自己这种根深蒂固的羞涩感搏斗,这天早上他才故意从家里骑车到机关去,故意钻进传达室里去取信,并且满心满意想用一个微笑、一句随和的话,使传达室的祁大爷多少改变一点对他的固有印象。但祁大爷受够了他的冷淡,怎知他今天内心里的省悟?见他进去了,连眼皮也不他一下,管自去干别的,他只好仍旧默默地把自己的信取走,又默默地出得屋去……在他上楼去情报站时(他也确实需要到情报站取一本外文小册子),在楼梯上迎面遇上了行政处处长老傅。老傅主动同他打了个招呼,他先是习惯性地把眼光一挪,随即,他痛恨自己的劣根性难移,又拼足力气将眼光运回到老傅身上,老傅这时已同他错肩,内心里已经浮起了“这个庞其杉呀,真是没治……”的想法,庞其杉却终于从口中呐出了“老傅!”的招呼,并且更直望着老傅的脸说:“您、您星期天还来、来……”老傅倒被庞其杉的这种“反常”状态弄得吃了一惊,略一定神,遂对他说:“我有事呀!今天张局长不是出国吗?我要送他去机场。原来今天一早就出发的,现在改成下午两点到他家去接他了。我再落实一下小车和司机的事。你怎么也来啦?”庞其杉心头这才松弛一点,涨红了脸说:“我、我来取本书。”要不是老傅知道他性格古怪,见了他那表情,非以为是遇上了贼不可。庞其杉为了进一步同自己的羞涩搏斗,便有意又同老傅攀谈了几句。他才知道张奇林这回要去一个月左右,第一站先到西德,然后到法国,再到美国,最后经香港回到北京。
    庞其杉从办公室里取出了那本小册子,慢慢往楼下走的时候,心中忽然跳出了一个念头,觉得自己应当赶快去找一趟张奇林——趁他还没有前往机场的时候。他自己也说不清,那必要性究竟是在于他将提出的一项请求,还是在于他对自己性格弱点进行一次强攻。
    庞其杉骑车到了鼓楼附近,把车存在了鼓楼前路西的百货商场门口。他进到商场,一顿瞎转,为的是稳定自己的情绪,鼓足去拜访张奇林的决心。他偶然从商场的一面镜子里看到了自己——不禁愧疚、自卑得无以复加。他想:如果我是一个女性,或者是一个瘦弱、纤秀型的男子,那么,我的这种羞涩症也许还能让别人理解,并且自己内心也不至于这样痛苦;可是,我却有着这样一个躯壳:粗矮的身材,微凸的肚子,脸上——怎么说呢?按最冷静、最客观的描述,也只能称为“块块横肉饱胀”,是的,一点也不错,尤其眼下的那两块,甚至可以取下来,当做文学家笔下的“横肉”标本,而存入“文学博物馆”一类的地方;谁能理解,谁能相信呢?——这么一个粗笨的躯壳中,竟依附着如此羞赧的一个灵魂!……他在一阵战栗中离开了那面镜子,只觉得身上阵阵发冷。他想到就在前两天,当他在走廊上远远看到张奇林时,还身不由己地一下子拐进了厕所,可是在厕所里他又劈面遇上了另一位同志,人家已往外走,似乎向他点了点头,他呢,惶惑中照例把头一低,擦身而过,往里而去了……
    “这是一种病态。”他对自己下判断说,“这就是病。”可是至少在他们局的合同医院里,并没有治疗他这病症的部门。他曾从外文书刊中查找过有关的资料,用以同自己对比衡量,但那除了增添烦恼,并无什么好处——心理症状这个东西,似乎最难以自疗,而必须求助于真正有水平的心理医师的耐心排解,方能消除。说来也怪,他这种病态的羞赧心理,一到家中,一迈进门槛之内,便不复发作,同爱人,同孩子,同来访的至亲好友,他有说有笑,甚至还很有几分幽默;但一走出家门,特别是一来到半生不熟的人们中间,总不免“故态复萌”……
    当秦大姐先有意透露给他、随即张奇林在机关找他当面说明,他将被任命为技术情报站站长时,他主要是什么心情呢?谁也猜不透——大吃一惊?受宠若惊?无动于衷?惶惑不安?都不是!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的的确确,我最合适。我知道该怎么部署下一阶段的工作。该给我这种支配权。我能使我们这个情报站以最快的速度获取世界上有关的最新信息,并且及时地加以分析整理,提供给上面用以决策。我能。”他的确能。当他在站里布置任务、指导年轻同志、检查大家工作、组织资料分析、审阅情报资料清样时,他并不羞涩;然而一离开具体的业务,进入到一般的人与人交往活动中,他便手足无措了。人们对此并不能予以谅解,因此反过来影响着他对站内同志的业务领导,以及同局里其他部门的协调;他感受到了,所以他决心矫正自己性格上的畸态,然而,难。
    他出了百货商场,在存车处旁边发了一会儿愣,决定就把自行车存在那里,徒步走到张奇林家去。他是担任站长以后,才知道张奇林家庭住址的。他给张奇林往家里发过一封信,提出关于增加情报站编制的问题,张奇林曾大感惊异——不是他那封信的内容,而是他写信的举动。因为,情报站和张奇林的办公室就在同一座楼中,他完全可以去找张奇林面谈,并且,无论是办公室还是家中,张奇林都有电话,他也无妨打个电话,可是他不,他写信。庞其杉就是这么个人,他宁愿写信,而尽量避免面谈,甚至避免打电话——他那大学时期的爱情悲剧,至少从表面现象上看,便是由他这种令人难以理喻的古怪行为造成的。
    但是今天庞其杉决定同自己的病态心理搏斗。他知难而进。他终于走到了张奇林家的院门前。那院门旁停着一辆三轮摩托车。这算什么心理反应?仅仅那么一辆并无生命的三轮摩托车,便使他突然又羞涩起来——他想,这里面毕竟有着与自己完全陌生的生活,他能进去而不显得古怪吗?而且,他闻到了一股浓烈的烹调气息——他下意识地看看手表,啊,已经十一点多,既未经预约,又临近午饭时间,他这样闯到张奇林面前,岂不是太突兀、太失礼吗?
    他都要迈进门去了,又退了出来;他在门口、在胡同中,徘徊了一阵。他看见一个健壮的汉子,从那院门里突然走了出来,不知为什么,显得怒气冲冲,步子踏得很重,双腿倒换得很快地从他身边掠了过去。那是院里澹台智珠的丈夫李铠。庞其杉自然不认识他。可是李铠的出现和远去,却使庞其杉一下子松弛了下来。显然,人们到处生活,到处的人们在生活中都有自己独特的喜、怒、哀、乐,心理上处于不平衡状态的又何尝是自己一人呢?原不必那样自怨自艾。他这才又鼓起勇气朝院门走去。他这才发现院门两边贴着字,而且院门前地下布满鞭炮的纸屑。迈进大门以后,他的心一下子沉静无比——他想:我来找老张原是有重要的事啊,的的确确,那件事是重要的,非常重要。

《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