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遇上文学青年

    一位编辑遇上了一个文学青年。
    1982年12月12日那天的《北京日报》第四版广告栏中,有这样一则广告:
    寻人
    苏德佑,男,36岁,身高1.60米左右,辽宁鞍山人。身穿青布棉袄,劳动布工作裤,脚穿黑胶靴,挎黄帆布包,精神不正常,于11月14日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至今无音讯。如有见到者请通知鞍山大孤山矿选矿厂苏德华。
    当天《北京日报》的读者中,大约很少有注意到这则广告的,读到而产生出一种惶恐感的,更绝无仅有——那仅有的一位,便住在我们已经相当熟悉的那个钟鼓楼附近的小四合院中。
    前面我们介绍这个四合院时,提到在前院的西边,有个用带月洞门的短墙另隔出来的小院。那小院里住着一对中年夫妇,男的叫韩一潭,是个有着30年经验的诗歌编辑,女的叫葛萍,是个有着27年教龄的小学教师。他们的独生女儿韩向红已经30岁出头,早已结婚另过,外孙子都快满五周岁了。
    由于韩一潭夫妇那住房的位置,位于这个四合院的“死角”,且又有一道短墙将他们的居住区与其余部分隔开,加上他们生性不喜交际,所以尽管他们一结婚就住进了这个小院,却始终未与院里其他住户打成一片。1982年年初,住里院北屋的张奇林晚饭后翻阅《光明日报》时,看到一篇揄扬优秀编辑的文章。那篇文章里介绍到“辛勤的淘金者韩一潭”,说韩一潭每天要审阅近千首自发投诗,大都味同嚼蜡,毫无新意,但他坚持一首首认真地读下去,偶尔发现一首闪光的好诗,他便高兴得情不自禁,立即报送主编,予以扶持……有一回他刚读完一首只有十二行的好诗,便被叫走开会去了,开完会回来,他发现办公桌被好心的同事整理了一番——因为窗外的风把他满桌散乱的纸张刮到了地下,人家便为他拾起垛齐;他从那垛齐的稿堆中再寻那首好诗,怎么也找不着了,非常懊丧,有人劝他不要找了,因为来稿者不过是无名小卒,其诗文只有十二行,按编辑部规定是可以不予回音、不予退稿的;他却不能忘怀,他费时一下午,翻遍桌上、抽屉中所有的纸片,去寻觅那首小诗,竟毫无踪影……第二天,他下了更大的决心,甚至趴到地上,搜寻柜橱下面,终于从柜橱下蛛网密布的角落里,找到了那首小诗。最后那首小诗被发表了出来,给作者极大的鼓舞,在首次成功的激励下,那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发不可收拾,后来又陆续发出了许多短诗、组诗,目前竟俨然成为所在省份的一颗文学新星。当记者问到韩一潭从这桩事中总结出什么经验时,韩一潭风趣地说:“我的经验教训是——必须去买一方镇纸,压住我桌上的每一篇稿纸,不让它们被风刮跑。”他那办公桌上,后来果真出现了一方铜制镇纸……张奇林读完有关韩一潭的报道,不禁感叹地说:“各行各业都需要韩一潭这种伯乐啊,我们局里要多几个韩一潭,事情就好办多了嘛!”当时他的女儿张秀藻在一旁咯咯咯地笑了:“爸,您知道吗?韩一潭就住在咱们院里!”张奇林吃了一惊:“邻居?”张秀藻笑得更凶了:“爸,您的官僚主义真够可以的!韩一潭就住咱们前边西小院里,您到现在才知道!”
    那篇报道的功效,首先是编辑部每天的诗稿暴增,而且来稿要么在信封上就写明是寄“韩一潭同志亲收”,要么就在里面附上给韩一潭的信;其实报道见报前,韩一潭已经不看自发来稿了,编辑部新分来了两个“工农兵学员”,自发来稿后来由他们处理——他们却聪敏地把所有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诗稿,看也不看地都送到韩一潭的案头,用那镇纸镇住;而当韩一潭把径寄他而实在无暇过目的诗稿转给他们时,他们又总是任其积压,因为编辑部早就对作者声明了嘛——“来稿勿寄私人,以免延误。”这话换个角度说,就是“凡寄私人,延误勿赦”。这种情况,自然是成百上千纯朴的自发投稿者们想像不到的。
    那篇报道的功效还不止于此。报道发表后的半个月,一天傍晚,韩一潭同葛萍正在吃晚饭,忽然澹台智珠的公公把一个年轻人带到他们那里,对他们说:“韩编辑,葛老师,你们的亲戚打东北来啦!”
    他俩朝那年轻人望去,大吃一惊——他们并无那样一位亲戚。后来他们弄清楚了,那年轻人并未自称是他们的亲戚,只是说他要找“韩伯伯”,澹台智珠的公公看那年轻人带着行李,说话带东北口音,遂误以为他是他们家从东北来的亲戚。
    韩一潭忙撂下饭碗,迎上去问那年轻人:“你找我吗?”
    年轻人反问:“您是韩一潭韩伯伯吗?”
    韩一潭点头:“对,我就是。”
    年轻人把手里提的旅行包一撂,伸出两只手来,抓住韩一潭的右手,紧紧握住,眼里竟涌出了泪花:“韩伯伯,我可找着您了!”
    韩一潭有所憬悟,他忙问:“你从哪儿来?你找我有什么事?”
    就是一般的亲戚,见着韩一潭也不会那般亲热,年轻人弯腰拉开旅行包的拉锁,取出了一个大塑料包来,透过包装,可以看出里头全是又大又整的干蘑菇。他把那一大口袋干蘑菇搁到饭桌上,就毕恭毕敬地招呼葛萍说:“您是师母吧?师母您受累啦!”
    葛萍还没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发愣。
    韩一潭心里说不出来是高兴还是恼怒,他对这事态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不由得再一连串地问:“你是文学青年吧?你是怎么找到我这来的?你从哪儿得着我家地址的?你是不是想请我给你看稿子?……”
    不一会儿也便全都弄清。他是东北一个县里的文学青年。他酷爱诗歌。他自然早就尝试着给报刊投稿,从《诗刊》和《人民日报》的副刊,到他们地区的刊物和报纸副刊,全都投过,但一首也未被刊登,并且几乎一律石沉大海……关于韩一潭的那篇报道自然给予了他极大的鼓舞,他说他读时流出了热泪——看来绝不是说谎,他感到他在“黑暗王国”中看到了“一线光明”,所以毅然投奔韩一潭来了。下了火车,他先找到编辑部,传达室告诉他编辑部的人这天都外出听报告去了——这也是事实;他便要求传达室的人告诉他韩一潭的家庭地址,传达室的人犹豫了好久,经不住他一再恳求,最后告诉了他,所以他现在才好不容易地找了来……
    葛萍出于一种女性的同情心,问他:“你还没吃晚饭吧?”
    他坦率地说:“找不着韩伯伯,我什么也吃不下呀。”
    葛萍便请他吃饭,菜不够了,便下厨房为他去现炒了一大碟鸡蛋。
    韩一潭请他坐到茶几边的沙发上,问他:“你带了些作品来吧?”
    那年轻人便拖过他那沉甸甸的旅行袋来,“哧溜”一声拉开整个拉锁,从里面取出了一叠又一叠的诗稿来,一边往茶几上放,一边介绍他的创作说:“这是我的《抒情诗一百首》,这是我的组诗《泥土的爱》,这是我的抒情长诗《天空颂》,这是我的叙事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部,这是我的诗剧《爱琴海的波涛》……”
    全部取出以后,他那诗稿足有一尺来高。
    韩一潭望着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仿佛自己被宣判了重刑,惊惶得说不出话来。
    “韩伯伯,您一定要给我审阅,给我发表!您一定要指导我,扶植我!”年轻人恳挚地呼吁着。
    葛萍端来了炒好的鸡蛋,请年轻人坐到饭桌那里去吃晚饭。年轻人并不推辞,坐过去吃了,他显然非常之饿,吃得狼吞虎咽。
    葛萍对那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时倒没大注意,她对年轻人说:“你慢慢吃。不够还可以来点方便面。”又趁便问:“你北京都有什么亲戚呀?”
    年轻人边吃边答:“除了韩伯伯和您,我在北京没亲戚啊。”
    韩一潭心往下一沉,葛萍还没大明白,她又问:“那你这回是干什么来呀?出差办事吗?你住哪个招待所呢?”
    年轻人反倒露出吃惊的神色,他宣布说:“我就是找韩伯伯来的呀。我打算先在这儿住一个月,然后……”
    葛萍这才感到事态严重,她慌忙再问:“你有工作吗?你哪个单位的?”
    年轻人若无其事地说:“有哇。我是县农机局修建队的。我们那单位的领导全是些个‘土老帽儿’,懂个啥呀?他们不支持我搞文学创作,还打击我——”
    韩一潭忍不住跟上去问:“你来北京,跟单位里请假了吗?”
    年轻人把嘴一撇:“请假?我根本不‘勒’(理)他们!”
    葛萍着起急来:“你这怎么行呢?你这不成了‘盲流’了吗?”
    年轻人吃完最后一口饭,用手背抹抹嘴唇说:“我不发表出作品来,绝不回去!”
    韩一潭心里长毛,一时不知该怎么把这位闯入者打发出去。
    葛萍又问:“你家里知道你来北京的事吗?”
    年轻人说:“咋不知道。我吵了一架才出来的。”
    葛萍责备他说:“你怎么能这样?你爸你妈现在该多着急啊!”
    年轻人笑了:“我爸我妈?我爸我妈早就没啦!”
    葛萍愕然:“那你跟家里什么人吵?”
    年轻人忽然激动起来:“跟谁?跟我老婆!她是个庸俗不堪的小市民!对诗歌简直一窍不通!诗盲!典型的诗盲!我跟她现在完完全全没有一丝一毫的共同语言!我早就提出来跟她离婚,她死不答应,简直是我的一副镣铐!韩伯伯,您想想,带着镣铐跳舞,该有多难?我写出这些诗来,容易吗?每一行,每一字,都是我红玛瑙般的血、白铱金般的汗啊!现在我算痛快了,让她在那发散着酸白菜气息的小窝里哭泣吧!‘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葛萍连连摇头:“啧啧啧……你怎么能这样!你们有了孩子啦吧?”
    年轻人昂起下巴:“孩子?谁是我的孩子?”说着朝茶几上一尺来高的诗稿一指:“这才是我的孩子!她也给我生了一个女儿,那是肉,我要的是灵——是诗!我后悔当年不该结婚,不该要所谓的孩子。从文学史上看,多少诗人因为结婚形成悲剧,普希金,陆游……我一定要砸烂那世俗的镣铐,做一个插翅飞翔的自由自在的缪斯!……”
    韩一潭、葛萍面面相觑。这一对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知识分子,在家中还没遇上过如此棘手的局面。
    韩一潭只好冒着惹怒对方、招来不测的风险,严肃到紧张地步地说:“年轻人,你这种不跟单位请假就擅离职守的行为,我们不能支持。你应当赶快回去。我们屋子很小,而且我们也不留人住宿,所以,你今晚还是另找地方去住吧——我们附近有个鑫园浴池,晚上接待过夜的旅客,你如果钱不够,我们可以负担。你最好明天一早就坐火车回去——”
    那年轻人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不能相信自己的处境,他瞪圆了眼睛,气冲冲地问韩一潭:“你是韩一潭?!”
    韩一潭愣了一愣:“怎么了?”
    “你原来是这么个人!”年轻人气愤地说,“报上把你吹成一朵花!原来你这么粪①!什么伯乐!什么‘沙里淘金不惮烦’!骗人!伪君子!”他确实感到上当受骗了,这个世界,怎么充满了如此多的陷阱!他激动地拍着桌子说:“这是怎么搞的?如果你们根本不想发现千里马,那干什么登那狗屁文章骗人?!”
    葛萍吓坏了。她觉得家里来了个精神病患者。她家从来是安谧、宁静的。她家从无逸出常轨的事。今天怎么竟出现了这种局面!
    韩一潭很狼狈,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跟眼前这位年轻人从ABC说起。他一时竟口吃起来:“你你你怎么这样不冷静!你冷冷冷静一点!你应该懂得,文学创作并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简单……无论如何,你不应擅离职守,抛弃家室,这么样地跑到北京来……而且,就算你有的作品达到发表水平,也不可能马上给你刊登出来。你知道吗,一般的文学刊物,周期都是很长的,拿月刊来说,现在是3月,这一期1月里就把稿子发到工厂去了;这一期印出来的时候,4月那一期已经看校样了,5月的那一期稿子已经发去排字了,6月的大体上已经编好了,7月的已经开始着手编了……你的稿子以最快的速度录用,编进六月那一期的可能性也不大,恐怕最早也要7月那一期才能刊用了;你看,即使能用,最快也还要等三四个月,你难道真的就在北京那么等着吗?如果要印成诗集,出单本的长诗,那至少要等一年以上才能见书……这还说的是马上录用,如果你达不到水平,那就等多久也没用……你还是回去吧!”
    年轻人万万没想到他所面临的世界是这般冷酷,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之中,但他丝毫不减自信,他宣誓般地说:“我选择的这条道路,我走完了!三四个月怕什么?一年两年怕什么?我就是不发出作品不罢休!我向诗坛宣战!不登上诗坛,我死不瞑目!”
    韩一潭目瞪口呆,不由问:“那你怎么生活呢?在北京你住哪儿呢?钱花完了你拿什么吃饭呢?何况北京市也不允许‘盲流’的人在这里待着不走……”
    “怎么生活?”年轻人突然爆发出一阵轻蔑的笑声,“我来找‘辛勤的淘金者’,我以为他关心的是金子,闹半天他满脑子庸俗的垃圾——‘怎么生活?’对于诗人来说,除了作诗,还有什么生活可言呢?我宁愿流浪街头,拣香烟盒子当纸,拣火柴棍当笔,也要写诗。我是绝不再回那个让我想起来就作呕的单位,再不进那个充满酸白菜气味的小窝了!啊啊啊——你别再问我,我告诉你吧,我能在北京生活下去,我知道你所说的那个生活的意思——你的意思不就是挣钱吗?在你们看来,挣钱,吃饭就是生活;那么,好,我告诉你,我会理发,我可以买一套理发的工具——那点钱我还有,我每天到自由市场去,给那些摆摊的农民理发,我不但能挣出吃饭的钱来,我还能挣出买稿纸的钱来的。韩编辑!你别那么看着我,我不会向你借钱的!告诉你吧,没有你,我照样能发表作品,能出名,咱们走着瞧吧!”
    局面僵在了那里。韩一潭毕竟心软,他望望那一尺来高的诗稿,叹口气说:“你既然找到我这里来了,我就挑着看看吧——其实我并没有什么水平,而且,文学这个东西,又尤其是诗,究竟怎么算好,怎么算坏,其实是很难说的……另外,希望你一定谅解我,你拿来这么多诗,我实在是无法一一拜读的。我每天都要上班,编辑部里做不完的事,常常还要带回家里,用业余时间做……”
    年轻人看韩一潭拿起了他的诗稿,打算看,气平了一点,便说:“行行行,您忙,我谅解。您挑着看看吧!”
    韩一潭摘下眼镜,凑拢年轻人的稿子,仔细一看,心里不禁一动。那叠稿子装订得极其工美,光封面上的美术字标题就一定耗费了不少精力,里面的诗一行行全用印刷体书写,一点涂改也没有。的的确确,那诗稿凝聚着年轻人“红玛瑙般的血”和“白铱金般的汗”。但是他首先读到的那个诗剧《爱琴海的波涛》,“序诗”的一开头四行就让他莫名其妙:
    当巴黎圣母院的钟声,
    把恺撒大将从睡梦中惊醒,
    当飘忽、氤氲、的狂飙,
    把爱琴海从摇篮中震惊……
    韩一潭不禁皱眉对年轻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写呢?罗马大将恺撒,是纪元前的人物,而巴黎圣母院好像是纪元后12世纪才有的,前后差了一千多年,那钟声怎么可能听见?更何况一个在西欧,一个在南欧……既然‘飘忽’,怎么可能是‘狂飙’?而且,‘氤氲’、‘’这些词太生僻,更不必堆砌……”
    年轻人不以为然:“我写的是诗,又不是历史,又不是中学的作文考卷,我怎么不能这样抒发我的感情?”
    韩一潭放下这一叠,取出另一叠,一边说:“写诗,也要从你熟悉的生活出发,你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一个县城,何必非去写希腊、罗马呢?”
    年轻人忙指着他手里的那一叠说:“这就是写我熟悉的生活嘛,我在内蒙插过队!”
    韩一潭一看,这回是叙事长诗《草原上的普罗米修斯》。前面是长诗的目录,第一章是“月夜的维纳斯”,第二章是“山谷中的阿波罗”,第三章是“毡房中的安娜·卡列尼娜”,而第四章竟是“马背上的阿童木”!他没敢把目录看完,更不敢往里翻——他过目的荒唐之作多矣,但这位年轻人的大作,真可谓“更向荒唐演大荒”!
    “韩伯伯,”年轻人对他恢复了尊称,期望地盯住他,恳求地说,“您给提出不足之处吧,意见越尖锐越好!”
    韩一潭真不知该说什么才好。他只好搁回这一叠,再抽出那最底下的一叠来,这回的这一叠是《抒情诗一百首》,他随便翻到一页,阿弥陀佛,这回总算摆脱了洋神洋人的纠缠,诗句颇为晓顺流畅……但是,啊呀,怎么似曾相识?头两句好像是李瑛的,中间几句好像是艾青的,末尾两句又好像是舒婷的……
    正当韩一潭一筹莫展时,葛萍和詹丽颖进屋来了。葛萍感到事情不对头以后,便盘算着怎么才能打发走这个半疯的文学青年。去报告派出所,似乎还不值当,找居委会,恐怕一时又说不清,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邻居协助;但全院除了收房租水电费而来他们家串过门的,似乎仅有詹丽颖一人。于是,当年轻人还在发泄他的不满时,葛萍便溜出了屋子,去找詹丽颖,求她来想法子把那年轻人打发掉。詹丽颖一听葛萍的描述,立即甩着大嗓门说:“这还得了?一分钟也不能让他在你们那里待下去!你们太善良了,你们准知道他就是个写诗的吗?现在什么怪事没有!搞不好他是个诈骗犯、抢劫犯、流窜犯!你们一对书生,他要真的下手作案,你们手无缚鸡之力,岂不遭殃!走!我去帮你们轰走他!”说着便站起来随同葛萍直奔他们家。
    詹丽颖一进屋,还没把那年轻人打量清楚,便粗声大气地说:“嘿!小伙子,你哪来的?这么晚了,原来根本不认识,你怎么能总在这儿待着?你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首都北京,治安是抓得最紧的。行啦,你快走吧,要不,等派出所民警来了,那你可就想走也走不了啦!”
    年轻人被詹丽颖的气派震慑住了。他也搞不清她是什么人,见她那阵式,只感到恐慌。于是他便主动把所有诗稿都放回他那只旅行包,拉上拉锁,气急败坏地说:“我走我走。我现在总算知道北京,知道诗坛,知道所谓的‘淘金者’是什么玩意了!”他一跺脚,很快地出了屋,并且出了院。
    韩一潭、葛萍还没回过劲来时,詹丽颖却自得其乐地拊掌哈哈大笑起来。
    从这以后,韩一潭回到家中,一听见脚步声朝他家那个小偏院走来,便如同惊弓之鸟。他嘱告单位传达室的同志,务必不要再把他家的地址,随便告诉来访的人。甚至每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他也变得敏感而紧张,常常通话好一阵了,确证对方的身份并非文学青年,这才承认自己就是韩一潭。
    再过一阵,他开始接到骂他的信。来信的文学青年质问他为什么不但不给回信,而且还“贪污”了他们的诗稿?其实他一开始是尽量回信的,但后来回不胜回,即使他每天24小时不吃不睡不做任何别的事,他也回不完每天接到的雪片般的来信。开头凡寄给他个人的诗稿,他都自费给作者寄回,后来形势发展到他实在无力负担,如果一律自费退回,那他每月的伙食费全部用上也还不够。后来他把寄给他私人的诗稿也混在编辑部的退稿中,由公家“邮资总付”,尽管编辑部里并没有人发出微词,他自己却总觉得不好意思;再以后,他才任寄给他个人的信稿积压起来,结果就招来了怨恨和辱骂。
    记者又一次来找他,说要专为他写篇“淘金者续篇”,把他吓坏了。他哀求那位记者万万不要再给他增添烦恼和恐惧。
    到了秋天以后,寄到编辑部让他“亲收”的稿件和附有写给“敬爱的韩老师”信件的稿件,才渐渐少了起来。
    有一个星期天,女儿女婿带了外孙子来,大家聚餐,葛萍烧出的一盘菜很受欢迎,女儿挟起菜里的大蘑菇问:“妈,这蘑菇哪儿买的?真好!”葛萍说:“咳,春天那会儿,一个年轻的诗歌作者硬搁在咱们家的……”
    韩一潭一听,只觉得嗓子眼里发噎,他埋怨道:“原来你让我们吃的是这个——我怎么能收他的东西!”
    葛萍辩解说:“谁愿意要他的东西呀!那天他走的时候,咱们不是都忘了把这包蘑菇退还给他了吗?他走了以后,我把这包蘑菇往碗柜里一扔,后来简直忘得一干二净,前几天收拾碗柜,才又发现。我倒也想过,该给他退回去,可他地址呢?你记得吗?我总不能把它扔了吧,上好的蘑菇,扔了让邻居发现,不得说咱们家抽风?再说,确实是他自愿送的,你毕竟也还给他看了几首诗,提了点意见嘛……”
    韩一潭摇头说:“你当教师的人,怎么说出这么没原则的话来?看过人家的诗,提过意见,就该受礼吗?何况他那个人根本不正常,无论如何你不该让我们吃他这蘑菇的……”
    葛萍心想自己操劳半天,好容易烧出这么个菜来,却遭此批评,实在扫兴,便赌气地说:“你坚持原则,你别吃!”
    女儿便插话说:“爸,你行了!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你就一辈子那么坚持原则吧!”说完挟了一个蘑菇,喂到儿子嘴中:“来,吃蘑菇!蘑菇好吃!”
    女儿的脸色很难看。韩一潭低下头,心里发堵。他的脸不由得变成了猪肝般颜色。
    “你坚持原则,我见识过!”女儿这话,像锥子一样刺伤了他的灵魂。
    ……那是1968年。女儿17岁,临高中毕业,赶上了“文化大革命”。
    在那“红色风暴”之中,他们一家三口全都迷迷瞪瞪。韩一潭诚惶诚恐,惟求自保。葛萍庆幸自己教的只是一、二年级的学生,免受五、六年级学生的胡闹式“冲击”。女儿不是“红卫兵”,却也还算不上“黑崽子”,又不敢当“逍遥派”,每天到学校里去参加运动,完全是随波逐流。但毕竟年轻幼稚,“近朱者则言赤,近墨者则道黑”……有一天中午,女儿回到家中,大家围桌吃饭时,忽然散布了一些听来的关于江青的传闻和坏话。韩一潭和葛萍都吓坏了,两人异口同声,严厉地斥责了女儿一番,弄得三个人全都没吃饭就丧失了食欲。葛萍那天要参加一个区里的批斗会,提前走了,剩下韩一潭和女儿两人。韩一潭不知怎么的,心里越想越发毛。那时候他家隔壁住的还不是澹台智珠一家,而是一个工厂里的“造反派”头头,韩一潭总觉得女儿的“恶攻”一定已被隔壁听去。况且他心里也确实感到女儿的“恶攻”罪孽深重,万万不能容忍。他想出路只有一条——争取“坦白从宽”。于是乎……他竟带着哭哭啼啼的女儿,去到派出所“自首”!
    现在连他回想起来,也觉得简直不像人世间能有的事!倘若这事发生在别人身上,如今写成小说,写成叙事诗,写成回忆录,把稿子交给他看,他一定会提出意见:“请不要胡编乱造!你这情节缺乏合理性!”
    然而,那竟的的确确是真的!
    而且,还有更加令人难以相信的细节——他是骑着自行车,把女儿驮在车后,带到派出所的。他骑着车,女儿坐在后头!他为什么要骑车去?为的是快一点到达派出所?快一点葬送女儿?女儿当时怎么不逃走?怎么竟顺从地坐到了车架子上?怎么虽然呜呜咽咽感到万分委屈,却又跟他一起到了那派出所?
    1968年。记住那一年。确确实实出现了那么一件极其怪诞、极其荒谬的事。他,和他亲生的、惟一的女儿。那一年他已经39岁,而女儿才刚刚17。
    那时候的派出所是什么状况?一百个派出所可能出现一百种状况。“砸烂公检法”嘛。原有的政策可以完全抛到一边。他的女儿进入派出所以后,会是什么命运?从逮捕法办到交给革命群众“游斗”,从被活活打死到被迫自尽,全都可能!当然,韩一潭把女儿主动送去,心里想的确实是哀求“从宽”,能不能训斥一顿便罢?能不能开一两次批判会便放她“过关”?能不能只是“文斗”而不要“武斗”?……
    真像做梦一样。偏他们去的那个派出所里净是好人。当时派出所似乎军管了。在一间接待室里,有两个穿军装的人。他们不动声色地听完满头流汗的父亲那语无伦次的“自首”,不动声色地望着抖成一团的犯有“恶攻”罪的女儿,最后竟连一句训斥也没有,只是互相对望了一眼以后,一前一后地说:“行啦行啦,回去吧,回去吧,以后注意就行啦!”“去吧去吧,别来啦,别来啦!”
    事情出乎韩一潭意料,就那么了结了。他再用自行车把女儿驮回了家中。他望着与邻居相隔的那一堵墙壁,心里踏实了许多。女儿却哭得喘不过气来,她到这时才体会到刚才所发生的一切所包含着的凶险。她之所以得以逢凶化吉,完完全全是出于一种不近当时情理的偶然。
    从此女儿对韩一潭失却了敬爱。而且这种感情与年龄的增长恰成正比。早在“四人帮”倒台前韩一潭就恳求过女儿的宽恕,女儿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宽宥了他,但要想使女儿像对母亲那样地对他微笑、注目、说话、扶持……却不再可能了。甚至当他50岁那年因病住院,女儿来医院探望时,也只是例行公事般地问问他:“好点吗?吃什么药?打什么针?伙食还好吗?”全无一点亲热感,就仿佛她是受什么人委托,而不得不来应付差事的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
    大悲哀。这种大悲哀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味到。这是由他的生活道路所决定的。
    他1929年出生在一个破落的官僚家庭。他父亲是个沉浸在往昔的“故都春梦”之中,而实际上却“劫后桃花”般凋敝沉沦的小职员;祖父一死,大家庭分崩离析,父亲更其潦倒——因此他高中未及毕业,便去当了一名文书。解放后,他报考了华北革命大学,那实际上是个短训班性质的学校。当时各行各业急需干部,“革大”及时地把各种各样的干部输送到有关的部门,韩一潭被分配来当了一名编辑。他一当便是30年,编辑部的头头换了好几茬儿,他却在历次的“改朝换代”中都被留用了下来。
    他成了编辑部里资历最深的编辑,主要的原因,在于温驯。听命于领导,一丝不苟地照办,开头似乎还不过是出于他的天性;后来,经过目睹一个个“带刺儿的”、“搞独创”的同事在政治运动中被打下去,他的驯顺无争更大程度是基于人生经验的宝贵积累。领导要发配合“三反”、“五反”的诗,他便去挑这方面的诗;领导急需补发几首配合“肃反”的诗,他便连夜去组稿,并且不仅组来了诗,还组来了相应的漫画;领导说可以根据上面的精神,显示一下他们“鸣放”的姿态,他便挑出几首颇具“大鸣大放”气派的来稿,请领导审处;领导说现在要“吹响‘反右’的号角了”,他便很快组来了“反右”的“阶梯诗”;领导说该赶快出一个“大跃进民歌专辑”,他便一口气读了6000首,精选出30首;后来到了“三年困难时期”,领导说现在大家生活艰苦,诗歌无妨轻松一点,他便组编了《夏夜圆舞曲》、《欢快的溪流》、《红叶,红叶,你真美》、《山村闻笛》等一批颇让读者眼目一新的短诗、组诗,有的还被作曲家谱曲,广泛流布;再后来领导说“不能任修正主义文艺思潮泛滥了”,他便退回上述诗歌作者的无数来稿,写信恳劝他们“跟上时代的步伐”,于是他又发现了一批更新的作者,发表了他们一系列的“革命化”作品;一直到1966年7月,整个编辑部彻底垮台前夕,他还编发了一首工人业余作者所写的《铁帚横扫“三家村”》。经过两年左右的“斗、批、改”,3年左右的“干校”生活,1973年编辑部一恢复,新领导首批调回的老编辑里,便有他在内。为什么?除了知道他好使用外,也看重他对情况的熟悉——某个作者是怎么个来历,过去曾出现过哪些作品,引起过何种反应,编辑部遇到某种情况过去是怎么处理的,……诸如此类的问题,领导只要提出,他便可以立即答复,犹如一具活的资料库。从那以后到1978年,他编的诗歌从内容上看,可以说几乎在不断地拐直角:抒发“同党内走资派斗争到底”的“战斗豪情”;颂扬工人民兵在“四·五”事件中“打得好”;讴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来就是好”;鼓吹“亿万人民奋起反击‘右倾翻案风’”;欢呼“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缅怀革命老前辈,丰功伟绩永不忘”;在“四·五精神”的召唤下,展望光辉灿烂的未来;为“十来个大庆”而“百灵般欢唱”;宣布“‘凡是’,这不是唯物论者的语言”;欢唱“喜迎‘老包’到垅头”;隆重推出《爱富歌》……
    主编更迭,人事沧桑,有的撤职流放,有的抱惭而退,有的去而不返,有的转一圈却又回来……周围的同事也常常来来去去,然而总有那么几个老编辑“江流石不转”,长满青苔般地锈在那里,韩一潭便是其中之一。
    除了听话,驯服,可充“活资料库”,他业务上内行、熟稔,也是公认的。说句公道话,他是颇具艺术眼光的。同一内容的诗歌,他总能精筛细选,严格地淘汰掉那些缺乏艺术气息的,辛苦地淘沥出那些艺术性较高的;并且极善于加工,有时让他缩一句、换一字,便立奏点铁成金的奇效,作者佩服,主编满意,他自己也引以自豪。
    但是他自己却从不写诗。他甘当一个实实在在的编辑。对于那些当着编辑,却醉心于写诗,想把编辑这个岗位当块跳板,伺机跳入专业诗人圈子的同事,他内心里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可以容忍猫头鹰,容忍豚鼠,却不能容忍蝙蝠。
    不知不觉之中,他已两鬓苍苍。“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他已经习惯了一种恬淡平和、有所遵循的生活。过去他自然也有过惶恐,有过游移,有过失落感,但那都只是暂时的。比如“文化大革命”风暴袭来的头两个月,忽而“造反派”“揭竿而起”,昔日的领导威风扫地,令他不知该皈依“叛军”还是该奋起“保皇”;忽而又进驻了“工作队”使他庆幸自己未随“游鱼”也未近“走资派”;忽而“工作队”又被押上了批斗台而“造反派”又“一分为二”,你砸我打,惊心动魄……但好在这一切都不过有如疾风过境,很快形势也就明朗:“中央文革”是最高权威,紧跟“两报一刊社论”便无差池,他觉得自己又有所遵循了,便兢兢业业地当起“顺民”来。那一时期他所订阅的《红旗》杂志上,画满了他悉心捧读留下的一道道红线……
    不知怎么搞的,这几年他内心里却又浮起了惶恐和失落感,冷静想来,实在是因为这几年涌现在他眼前的斑驳世态,撞击着他心扉的汹涌思潮,令他实在应接不暇,难以消化,而又无所遵循……
    一个年龄既轻、资历既浅的作者,居然可以出版《×××选集》,而且在扉页上登出照片、手迹,这是“文革”前所不可想像的,当年知名如秦牧、杨沫、郭小川、杜鹏程……谁能这样出书呢?哪里印过他们的照片呢?并且,这种年、资两匮的作者,居然还被各地请来请去,坐飞机,住宾馆,发表演说,游山逛水,甚而派往国外,扬名他洲……人情吗?合理吗?
    录音机,流行曲;李谷一,苏小明;喇叭裤,登山楼;男高跟,披肩发;铁臂阿童木,银耳珍珠霜;白兰牌洗衣机,雪花牌电冰箱;“我是日立宝宝”,“领导世界新潮流”;“胡风同志作了书面发言”,《西方现代派文学作品选》;落地式定时16英寸电风扇,梅花形淡红色镶花大吊灯;大型明星“美人头”挂历,精印法国印象派画家画集;“万元户”买汽车,“个体户”雇工人;梅花鹤翔桩,海灯二指禅;“深圳最新豪华住宅——高嘉花园——即日开始发售……可迁移内地亲属入住……”,“屋奇应丸——主要成分:人参、牛黄、麝香、熊胆——功效卓著,群众信赖……香港付款,内地取货……”唉,真是“信息大爆炸”,可让韩一潭如何禁受得起!什么对?什么错?什么好?什么坏?什么只能一时?什么能够长久?什么沾而无碍?什么务必远离?
    天下从此多事。韩一潭从此多忧。而对这种世态,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中,他心头竟时时泛起一种酽酽的怀旧情绪……
    可是生活毕竟还是安定的,而且他家同别的家庭一样,近一二年也开始走向了“电气化”。1982年12月12日那天下午,当他坐在沙发上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时,他的爱人葛萍便在厨房中开动洗衣机洗衣服。洗衣机开动后的声响固然大了一点,但听来也还是愉快的。葛萍开了洗衣机,回到屋中,坐到案前批改学生的作文,心情也颇为怡悦。
    韩一潭读报读到了广告栏中的那一则“寻人启事”,不由惶惑起来——又是一个东北青年,“离家赴京并带大量自写诗稿”,奔谁而来?真令人不寒而栗。
    他不禁呼唤爱人:“葛萍,糟糕,咱们一定得注意——”
    葛萍只顾批改作文,并不搭理他。
    韩一潭便大声地读出那“寻人启事”来,把其中最富威胁性的句子,重复了两遍。
    葛萍这下紧张了:“是么?怎么好呢?这回,咱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进到屋里!”
    “是呀,是呀,”韩一潭说,“他要再拿出蘑菇什么的,咱们一定要马上退还他,坚决不能让他往咱们桌子上搁!往窗台上搁也不行!”
    两个人议论了一阵,有备无患,以逸待劳,总算渐渐松弛了下来。
    葛萍改出了三四本作文,韩一潭连当晚东铁匠营俱乐部由中国评剧院一团戴月琴、李德琪主演《狐仙小翠》的广告也浏览到了,厨房中的洗衣机也停了下来。这时,忽然有人用手指敲着他们屋门上的玻璃。
    两口子不由得惊悚地朝门外望去,依稀是个男子汉的身影,心里便一起发出悲鸣:“糟糕!果然来了!”
    可怎么办呢?

《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