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人俱乐部

    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①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里也怅怅地。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儿”②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夹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着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夹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竞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着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后来呢?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烫!豆汁烫!’敢情他总觉得有人端着热豆汁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只是姑妄听之。
    那传说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从何方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恶贝子寝室,从容地将其双目剜去?这些问题,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样,凭着想像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个细节:在恶贝子双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豫丰”烟庄。“北豫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聊着聊着,他俩又抬起杠来。
    海老太太说:“那‘北豫丰’烟庄,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妥烟料的主儿,一迈出‘北豫丰’的门槛,抬头就能望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长,底下坠着红布……”
    胡爷爷说:“那咋不记得?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儿,小风过来不带晃摇的……可‘北豫丰’蒂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您那点子记性!”
    海老太太便扬起嗓子说:“我记性差?凡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全能全枝全叶的……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忠和当’,门脸在哪块儿?”
    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没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十三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宫遭回禄,从钟鼓楼一带都能望见宫里的红光,后来内务府派了几十个库丁去收拾废墟。他当年不到20岁,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往在库里干完活,出库房时,不但要脱光衣衫,还要双脚蹦过一条尺把高的长板凳,同时还得立即将双手一拍,叫喊一声,守候在那里的主管点了头,才让穿上衣衫回家。这是为了防止库丁将库中财宝藏在口中、手中、胯下、肛门和腋窝盗出。但到建福宫收拾火灾现场,一来露天作业,监督不便;二来人手不够,还另雇了一些力来应急,难于管理;三来当时皇室已然衰败凋敝,威风早已不似当年;故而库丁和力们都有了可乘之机。在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别的库丁、力一样,也趁便拾了一些熔成团块的金银,偷偷藏在裤裆里,混出神武门以后,便赶紧到“忠和当”去当当——后来才知道是吃了大亏,原该拿到钱庄去的,可他只跟当铺打过交道,钱庄的门槛从来没有迈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考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的事儿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①!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辛酸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荷花市场”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绵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着,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还有“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哈喇子”①!……吃的如是丰富多彩,那些耍货②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蜓”、“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着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着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哧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篾,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着,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说的,不就是当年‘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儿,听他俩聊得起劲,凑过来搭话。
    “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上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便散,人生呢?缘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过来插话的,便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在轿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时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轿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年夏天阔主儿们都不娶媳妇!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钩进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而并无人施舍一枚铜板!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痰!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好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哗啦哗啦乱响,大声地说:“当年那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荷花装样子,海边上堆着多大一圈垃圾杂物?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地往里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有多少了!你们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鼓楼冒烟儿’?……”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一齐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这鼓楼顶上蹿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队都叫来了吗?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细看,咳,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个‘通天柱’!”
    “瞧,那时候咱们这块儿有多埋汰①!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也不假!”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着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号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海老太太接上去说:“敢情!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光见涨不见落!我还记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②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着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当年大伙不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再后来那国民党的‘法币’,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一百块‘法币’还能买俩鸡子儿,过了没两年,一百块‘法币’合算只能买上一个煤球儿!那是些什么日子啊!……”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8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①(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那当当车的车票倒不算贵,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脑门流油儿了,它才开过来;这也不怪它,铺的是单轨嘛,每到一站,这边的车先开到拐出的‘耳朵’②上去候着,等那边的车开过来,错过去了,才能再从‘耳朵’上拐出来,接碴儿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着几个蹭车的,瞅着真悬乎!那时候有话嘛——‘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像今天这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车又大,来得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走人,多省事儿!……”说到这儿,胡爷爷脸朝着卢胜七,兴奋地问:“你说是不?”
    卢胜七却忽然沉默。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语,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36年前,他曾被国民党特务所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后踏板上,一手着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拉拽那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学生的腿,生把那大学生从车上扯了下来;两人滚倒在地,扭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俩的脸离得那么样地近,两人的眼珠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一来,那大学生被人救走,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像倒并非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站起身来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唾沫,便晃着肩膀领馒头去了。
    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地同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不像人样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于惊诧与困惑。有一天大街上开过某国家机关游斗“走资派”的大卡车,那最后一辆卡车上有个挂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样,似乎分明便是当年同他滚作一团的那个共产党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国民党特务花一个馒头代价让他去打的人,怎么今天反倒被共产党自己“打倒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了呢?……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了,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张奇林打了个照面,张奇林倒没什么反应,他心里可怦怦乱跳——他觉得那人恰恰就是当年着当当车车门散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前几年让人给挂着黑牌子当“黑爪牙”游街的那位……他假作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眼下是国务院的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升副部长、部长!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着头一溜烟地快步蹿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他回家后几次细细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同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大学生眉心有个如同黄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张局长眉心却分明平平整整、干干净净……
    卢胜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谈兴受挫。吹来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着鸟笼,揉着核桃,踱了开去。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人杀》,摆上了林宏敏对邬正伟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着复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同身边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
    既然人家都没有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着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着,她望着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
    暮鼓晨钟不断敲,
    苦心婆口总徒劳。
    满城人竞功名热,
    犹向迷津乱渡桥。
    她既然熟记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看破红尘”,达到“顿悟”境界了吧?其实不然……
    胡爷爷尤其不愿回家,他是能在这鼓楼根多捱一会儿便要多捱一会儿。见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气来,他怕她这就要起身离去,便立刻找出个话茬来搭讪:“您那个院儿,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得到很大满足,遂庄重地点头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
    其实,海老太太并非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她当做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对话,她竟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自从她十来岁以后,她那个大家庭便处于迅速地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她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小康生活;但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蚀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着家传的一本《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占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她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里来的房产呢?她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解放后没几年,那堂兄弟也就将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她同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该院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也总是先找她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总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们总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似乎便是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着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爷爷那样发问,她回答时,心里便充满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她曾经捅过娄子,险些触犯法律。她不想越过“雷池”,去重蹈覆辙……
    那是1952年,正当她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着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着讲着,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她因为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着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拢她膝前问她:“海阿姨,您干吗哭了?”她便说:“我想着那当妈的,知道她儿子牺牲了,心里该多难过啊!”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姨的儿子牺牲了,她心里难过!”家长觉得这事不能没有表示,送孩子时,便找到托儿所所长说:“你们这儿海阿姨的儿子,是个最可爱的人,最近不幸牺牲了,我们知道了心里非常难过,我们要当面向海阿姨表示我们的慰问!”托儿所所长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着工作,所以以前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她还将惟一的儿子,贡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立即领着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知也纷纷拥了上去。开头,海阿姨支吾否认,所长认为她是出于羞涩和谦逊,越发慰问得动情而恳挚,后来,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慰问……
    事情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家长们纷纷送来慰问信、慰问品乃至于成束的鲜花。附近的小学校闻讯来请海阿姨去作报告,“哪怕讲一点海叔叔小时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竟在自己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个烈士儿子来。他随自己姓,叫海京生,他从小热爱劳动,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过什刹海,见一个小朋友掉进了冰窟窿,他便毫不犹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来……开头,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像冬天的枯树,并且她上台后总是显得非常紧张;后来,她的讲述变得枝繁叶茂,并且“台风”也越来越轻松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讲述所感动,泣不成声……结果,连她自己也坚信确有过海京生这么一个嫡亲的儿子。
    报社来了位记者,采访了她。随即关于英雄母亲和英雄儿子的报道见了报,还配发了她的照片。报道发表一周以后,便飞来了上千封信,无数的中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示:“海妈妈,您失去了一个海京生,您却能得到千万个海京生!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向英雄的妈妈致敬!”她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惧……
    于是有关的部门里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着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至今不将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作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属的后果,触犯众怒……
    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无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儆戒?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这位海阿姨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似乎并无其他企图,而且她的种种表现,也并未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倒是倘若当众揭发出她来,反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便决定将此事“静悄悄地解决”。
    有关部门正式找海阿姨谈话。头一个来钟头里,她怎么也绕不过弯儿来,看样子她确实不是“负隅顽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倾诉着对她那“海京生”的母爱与悼念……后来她才渐渐回到现实。当她终于弄明白她确实并没有什么“海京生”以后,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痴痴地发呆。
    她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从那个托儿所调到了远在另一城区的另一托儿所。她在那一托儿所中渐渐恢复了往昔的正常面目,并渐渐地被人们所忘怀,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渐渐淡化成一股轻烟。
    她再不敢那样大胆妄为地自娱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内,她仍然渴求着人们对她产生一种高于她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她仍然时时坠人令她聊以自满的种种想像中。
    在北京的胡同杂院里,具有海老太太这种心态的人物,为数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十分寂寞,于是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里,过继了海西宾为孙。海西宾4岁来到海老太太身边,如今已经24岁。海老太太打小对他溺爱,他从中学毕业,分到园林局当工人以后,虽说至今月月一发下工资,必及时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对海老太太不可谓不孝顺,但能够当面点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宾一人。海老太太有时想起西宾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便让海西宾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一般总是服从,奶奶让吊,他便搭个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干活,奶奶在梯子下张望,这时住东偏院的荀大嫂路过,不由得问:“嗨,这椅子要不能使了,处理了算啦!您吊在这儿存着它干吗呀?”海老太太便郑重其事地说:“这椅子哪能随意处理呀?您知道谁来坐过吗?康大姐坐过!”荀大嫂因为常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一听这话不免惊奇:“哟!康大姐来过咱们院呀?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家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为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她家,坐过这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宾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宾忙着干活,没注意这个话茬,谁知几天以后,院里便传开了——尤其是詹丽颖,她到水管子那儿接水,逢人便议论说:“康克清康大姐来过咱们院,看望过海奶奶,看起来,海奶奶这个人不简单呢!”并且直接询问过海西宾:“你奶奶当年是不是参加过革命?后来一定挨了错误路线的棒子吧?原来跟我一个命啊——现在也彻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么安排她呢?”海西宾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声明说:“哪里哪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回到家里,他便批评海老太太说:“奶,您瞎造些个什么舆论啊!一个人往脸上贴金,能好看么?我看咱们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您要再胡编这号瞎话,我可就跟您分开过了——我害不起这份臊!”海老太太吓得缩起肩膀,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没说啥啊,是他们在那儿猜度……西宾呀,你可不能跟我这么说话,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说着便掏手绢,抹眼泪,海西宾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别再瞎吹就行。您想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能离开您吗?就是个邻居,我也该照顾您呀……”
    这天正当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舍不得离开时,海西宾从外头骑车回家,路过那块儿,他刹住车踩着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说:“奶!胡爷爷!太阳没劲了,还不家里歇着去!”海老太太说:“这就家去!”胡爷爷也笑着点头:“就家去,就家去。”
    海西宾骑车走了,胡爷爷望着他那肩宽腰细的背影,艳羡地对海老太太说:“您真有福呀!西宾这孩子多懂礼!连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他们也曾带着孩子,逛完公园或是商场,打这鼓楼根附近走过,可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拿眼皮儿夹他;要么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根本不搭理;孙子倘若想叫他,儿子儿媳妇便会赶紧把孙子拉走,显然是怕周围的人们发觉,他这个糟老头子同他们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着那么个关系。唉,如今这样的儿孙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宾那样的难得!可海西宾要跟上一辈的人物比,那孝心也还是淡多了……胡爷爷想到这里,禁不住对海老太太说:“要说孝子,你们院的荀兴旺,那可真是个大孝子。他没搬到你们院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们工厂门口的小饭铺烧火。每月荀兴旺他们厂里开支那天的晌午,他老娘总站在我们饭铺门口,等荀兴旺出来;荀兴旺拿着工资出来以后,立时就把他老娘领进饭铺,给他老娘叫上几个肉菜,再要上两个雪白的大花卷儿,坐在一边,瞅着他老娘吃——他自己不吃,他在工厂食堂吃窝头咸菜;老娘吃完了,他给完了钱,再留下自个儿抽叶子烟的钱,就把那剩下的所有的钱,都交给他老娘;他老娘把那钱用土帕子包起来,揣在怀里,稍歇一会儿,他就搀着他老娘,往家里去……我问过他:‘你干吗月月让你娘到我们这儿来吃上一顿?’他说:‘你不知道,小时候娘牵着我讨口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个誓,如今我月月能见着娘吃上一顿好的,心里头舒服!’……您瞧瞧!像荀兴旺这号孝子,如今好找么?”
    海老太太听罢也赞叹道:“跟那戏台上演的,也差不离儿啊!”说着站起身来,提起了马扎,用“知足常乐”的口气说:“如今不指望荀兴旺那样的啦,能像我们西宾对我,也就凑合!”
    胡爷爷也站起身来,拾起小板凳,恋恋不舍地望着昏黄的夕阳,企图多少再延缓一下归去的速度,喃喃地续接着海西宾这个话题叨唠着:“敢情!你们西宾可有出息。有出息哇!中学一毕业就有了个好工作不是?一工作就见上了‘中央首长’不是?……”
    海老太太听到这话,未免不快。不错,海西宾1975年中学一毕业就到了园林局,没工作几个月他就见着过一次江青,那时候海老太太确实跟胡爷爷显摆过……可如今胡爷爷干吗提起这档子事呢?真是哪壶不开提溜哪壶!海老太太便道了声“明儿个见!”管自转身朝家里走去……

《钟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