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鼓楼下的“老人俱乐部”。
一过下午三点，照射到鼓楼东墙根的阳光，便显得格外宝贵，因为至多还有半个来小时，这冬日的阳光便不再具有暖意了。
在鼓楼东墙根下“负暄”①的老人们，一到这时辰，心情便不免沉郁起来。他们留恋带有暖意的阳光，不那么愿意，甚或很不愿意回到那属于晚辈统治的家里。即便在家里得到尊重和孝敬的老人，一想到又要同谈得投机、玩得默契的女伴分手，心里也怅怅地。
胡爷爷自然是最怕“老爷儿”②偏西的一位，因为“老爷儿”一偏西，便是“老人会”的散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回家之后，见到的将是儿子那张冷漠的脸，儿媳妇那对白果一般的眼球，以及在饭桌上的这类遭遇：孙子将一块肉夹起来，对他说：“爷爷，给！”而儿媳妇将那块肉接过去，喂进孙子口中，假笑着说：“爷爷好吃素，爷爷要你吃！”他呢，便连自己夹一块肉吃的勇气也没了……
胡爷爷同海老太太坐在一起，犹如小孩子嘴里含着一块几乎化成了薄片儿的糖果，舍不得让它消失一般，你一言我一语地竞相咂摸着这钟鼓楼边的往事，仿佛在这样一种炽烈的怀旧中，他们便能够让时间停住似的。
咂摸得最久并且百提不厌的，自然是那关于一百多年前的“豆汁姑娘”的传说。论起来，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还是那传说中有关人物亲友的后裔呢。
胡爷爷的祖上，原是银锭桥畔那经营豆汁铺的老夫妇的近邻，老夫妇的独生女儿被恶贝子抢走的情景，胡爷爷祖上是亲见的，因此多年来讲起这段事，胡爷爷总用着权威的口吻。据胡爷爷说，那贝子自从被神秘地剜去双目后，惧怕连性命也失去，便放还了那被抢的姑娘。姑娘的父母，后来果然给她招进了一名白衣女婿，是个瓦工。庚子年间，那年老的夫妇都已去世，这对夫妇连同他们的五个子女，都成了“义和团”的团民。每当有人说那昔日被抢过的妇人，入“义和团”后当了“红灯照”时，胡爷爷总要予以纠正：“不是红灯照，是蓝灯照。我爷爷当年跟他家熟得不能再熟，他家的豆汁我家随便喝，我家的芸豆窝头蒸得好，他家也随便拿；所以究竟是怎么个情景儿，得听我爷爷的——我爷爷说，义和团的女团民，只有那年轻没出阁的，才叫红灯照，结了婚的妇人就叫蓝灯照，还有寡妇们，叫青灯照。”后来呢？据胡爷爷说，“义和团”失败后，那瓦工被捕去杀了头，英勇牺牲了，那妇人便带着子女逃往了外地。究竟逃到了哪儿？他就说不清了，因为他爷爷没告诉他。不过，至今胡爷爷仍能到银锭桥畔，指认当年那家豆汁铺和他家祖上居室的位置——自然早已成为了别姓的住屋。
海老太太呢，却是与那传说中的反面角色有亲缘关系。据说那恶贝子的一个庶出的妹妹，便是海老太太的姥姥。这样论起来，那被义士剜去双目的贝子，海老太太还该叫他舅姥爷呢。这种关系倒并未使海老太太在参与讲述那传说时有什么羞愧之感。因为据她说，那舅姥爷岂止是欺压府外的良民，就是府内，他也不仅是虐待奴婢，对海老太太的姥姥——他庶出的妹子，也是想骂就骂，说打就打的。因此，每当讲到她那舅姥爷在那个月黑夜里，门窗未动而双目被剜的情节时，她甚至比胡爷爷等人更觉解气，还每每要发一通“恶有恶报”的议论。再说，与海老太太有亲缘关系的满清贵族及其后裔还很多，有的支持过辛亥革命，有的解放后成为政协委员，还有那论起来得叫她舅妈、表婶的，人家都成了共产党员了。因此，海老太太的亲戚关系里是既有坏蛋也有好人——这也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有的状况，不足为怪的。人们自然常向海老太太打听她那舅姥爷的下场，她总是凿凿有据地说：“出了那档子事没多久，他就得疯病死了。临死的时候，他直嚷：‘烫！烫！’问他：‘炕烫？火盆烫？’他说：‘豆汁烫！豆汁烫！’敢情他总觉得有人端着热豆汁往他身上泼……”对这类描述，人们自然只是姑妄听之。
那传说中笼罩着神秘色彩的侠义少年，他究竟从何方而来？又往何方而去？他何以能够不动门窗而潜入恶贝子寝室，从容地将其双目剜去？这些问题，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便只能同大家一样，凭着想像去猜测了——他们都失去了权威性。但几种传说的“版本”中，都有这个细节：在恶贝子双眼被剜的那天傍晚，那骑马的美少年，曾光顾过鼓楼大街上的“北豫丰”烟庄。“北豫丰”烟庄的位置究竟在哪儿呢？这个问题，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以前就争鸣过，这天不知怎么搞的，聊着聊着，他俩又抬起杠来。
海老太太说：“那‘北豫丰’烟庄，就在如今‘炊事用具供应部’那儿，门脸正对着烟袋斜街。买妥烟料的主儿，一迈出‘北豫丰’的门槛，抬头就能望见烟袋斜街把口的‘双盛泰’烟袋铺，那门口挂着好大的烟袋幌子——您忘啦？足有四五尺长，底下坠着红布……”
胡爷爷说：“那咋不记得？幌子上还箍着铜箍儿，小风过来不带晃摇的……可‘北豫丰’蒂根就不在这鼓楼南大街上，它是在鼓楼东大街，如今‘民康回民小吃部’斜对过……瞧您那点子记性！”
海老太太便扬起嗓子说：“我记性差？凡我经过的事儿，拾起来全能全枝全叶的……我倒试试您吧——当年烟袋斜街里的‘忠和当’，门脸在哪块儿？”
胡爷爷脖子都直了：“街中间，庙对门，门脸朝北——我能忘了它？早年可没少跟它打交道！”他忽然回忆起，民国十三年夏天，紫禁城里建福宫遭回禄，从钟鼓楼一带都能望见宫里的红光，后来内务府派了几十个库丁去收拾废墟。他当年不到20岁，也是其中的一个。以往在库里干完活，出库房时，不但要脱光衣衫，还要双脚蹦过一条尺把高的长板凳，同时还得立即将双手一拍，叫喊一声，守候在那里的主管点了头，才让穿上衣衫回家。这是为了防止库丁将库中财宝藏在口中、手中、胯下、肛门和腋窝盗出。但到建福宫收拾火灾现场，一来露天作业，监督不便；二来人手不够，还另雇了一些力来应急，难于管理；三来当时皇室已然衰败凋敝，威风早已不似当年；故而库丁和力们都有了可乘之机。在干活的过程中，他同别的库丁、力一样，也趁便拾了一些熔成团块的金银，偷偷藏在裤裆里，混出神武门以后，便赶紧到“忠和当”去当当——后来才知道是吃了大亏，原该拿到钱庄去的，可他只跟当铺打过交道，钱庄的门槛从来没有迈过……想到这里，他不由得考问海老太太：“您记性好，您该记得早先故宫里头着大火的事儿吧？……”
海老太太不等他问完便用劲地说：“敢情①！那一年春上我出的阁，那场大火，记得是阴历五月十四晚半晌着起来的。第二天我跟我们掌柜的逛‘荷花市场’，一进大堤，满耳朵听见的全是那大火的事……”
海老太太一提起“荷花市场”，胡爷爷便把那建福宫大火的事撂一边了。“荷花市场”！这四个字勾起了他多少既辛酸又甜蜜的回忆。他不由得又同海老太太一问一答地议论起当年的“荷花市场”来。海老太太在这话题中，同样也既回味到青春的乐趣，又反刍出人生的苦涩。
所谓“荷花市场”，是民国初年到20世纪30年代末那二十几年里，在这钟鼓楼西南的什刹海出现的一种临时市场，每年从阴历五月初五开市，至阴历七月十五收摊。当时的什刹海前海遍植荷花，海西是一条颇宽的土堤，堤东是一片稻田，“荷花市场”的中心区便在这土堤之上，所谓“东边荷花西边稻，棚架半在水中泡”——市场的商棚，大都用杉篙木板扎搭，一半搭在岸上，一半搭在水中，上面或罩以席顶，或铺着可展可收的苇帘，当然也有因陋就简——覆以旧布缝缀的伞篷的。胡爷爷当年也曾一度在著名的“德利兴”棚铺中学徒，到那“荷花市场”中给人搭过棚架；而海老太太的掌柜的，得意时却是“荷花市场”中携眷游逛的人物，潦倒以后，一度又在“荷花市场”中摆摊给人测字相面……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兴高采烈地回忆了一番“荷花市场”的盛时景象……那“八宝莲子粥”，用糯米和上好粳米煮成，煮得腻笃笃的，盛在小碗里，中间混着鲜莲子、鲜藕、鲜鸡头米，上面再堆上雪花绵白糖、青丝红丝……小碗又搁在冰桶里，用那从窖中取出的天然冰块偎着，取出来的时候，凉飕飕的，称作“冰盏儿”，你说该有多么爽口！还有“苏造肉火烧”，是拿花生油、鲜鸡蛋和细罗面烤成的，皮儿一层又一层，层层不乱，薄薄的皮儿下，露出里头的萝卜丝瘦肉末馅儿，一两算你两个，真勾人的“哈喇子”①！……吃的如是丰富多彩，那些耍货②更让人眼花缭乱！上头泥塑、下头猪鬃扎脚的“鬃人儿”，搁在铜盘子里，一敲盘边，它们就连转带舞，别提有多么逗哏；还有各式各样的风筝，“黑锅底”、“沙燕”、“蜻蜓”、“蜈蚣”、“孙悟空”、“美人”……都不稀奇，最有趣的是“蝴蝶送饭”——它附在大风筝之上，大风筝放起老高以后，把它挂在风筝线上，能眼见着自动升上去，上去老高了，拴着线香头的小爆竹一响，绷线震断，它那翅膀便能一合，“哧溜”滑将下来——你说巧也不巧？……
他们又回忆到当年“荷花市场”上售卖的几种灯：“荷花灯”，并不真用荷花制作，而是用高粱秸破篾，圈成一个小西瓜大的圆圈，上面贴一圈用粉纸剪好压凹的花瓣，下面再贴一圈用绿纸剪成的六七寸长的流苏，中间点上一支小蜡烛，孩子们入夜后用一根小棍挑着，边玩边唱：“荷花灯，荷花灯，今儿个点了明儿个扔……”他们小时都点过，也都扔过的；“荷叶灯”，用真荷叶一张，当中插蜡烛，点上举过头玩；“河灯”，用一小块厚厚的圆木头，周围糊一圈纸，中间放一个泥捏的小油灯盏，点上后，搁进什刹海，任其漂流；最令人难忘的是“蒿子灯”，拔一棵青蒿，把许多点燃的线香头一一系在青蒿的枝叶间，手举根部，摇来摇去，在昔日昏暗的庭院里、胡同中，点点红星晃动着，袅袅香烟飘散着，引出正当青春年少的他们多少非分的幻想！……
“啊，二位说的，不就是当年‘雨来散’里的玩意儿吗？”一位一手提着鸟笼，一手揉着核桃、身板比他们硬朗的主儿，听他俩聊得起劲，凑过来搭话。
“雨来散”？对！当年的“荷花市场”逢上下雨，自然散摊，所以确有“雨来散”的俗称。海老太太和胡爷爷一听见“雨来散”这仨字儿，心中顿时充满了无限的怅惘。“荷花市场”逢雨便散，人生呢？缘分呢？……唉唉，往事真不堪回首！
那过来插话的，便是卢宝桑的父亲卢胜七。他比胡爷爷和海老太太要小十来岁，对于他来说，“荷花市场”实在没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他记得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在轿行里等着当随行的执事——他们丐帮中的小伙子常去干这个，当然轮不到他们打伞、打扇，只能是在执事行列的尾部打打旗。旗有几种：青龙旗、白虎旗、朱雀旗、玄武旗；他受雇时只能是打那绣着龟身蛇尾的“玄武神”的玄武旗，走在最后。那年夏天他天天去轿行等候，天天落空，也不知怎么搞的，那年夏天阔主儿们都不娶媳妇！于是他头一回跟着父辈去“荷花市场”搞“硬乞”。他把一个大铁钩子钩进锁骨，拖着个坠铁球的铁链，从堤南走到堤北，竟然只有人指点观看，而并无人施舍一枚铜板！从那以后他就恨上了什刹海，每从湖边过，他总忍不住要往湖里啐一口痰！现在他听见胡爷爷和海老太太坐在那儿你一句我一句地赞美“荷花市场”，心中好不以为然，点出那“荷花市场”不过是“雨来散”之后，他又把右掌心的核桃揉得哗啦哗啦乱响，大声地说：“当年那什刹海有什么好的！别看海心里有那么点荷花装样子，海边上堆着多大一圈垃圾杂物？那住海边的人家，有的还见天地往里倒屎尿盆子，那股子味儿！打那里头窜出来的蝇子蚊子就别提有多少了！你们二位岁数都比我大，该比我早看见过‘鼓楼冒烟儿’？……”
胡爷爷和海老太太一听，一齐点头呼应：“可不是，有一回这鼓楼顶上蹿起一丈多高的‘黑烟’，街面上的人都当是里头着火了，嚷的嚷，跑的跑……”“是有那么档子事儿！后来不是把那消防队都叫来了吗？消防队的人爬上去一细看，咳，闹了半天，哪是什么‘黑烟’，是成团的蚊子搅成了那么个‘通天柱’！”
“瞧，那时候咱们这块儿有多埋汰①！说那路面是‘无风香炉灰，有雨墨盒子’，真是一点也不假！”卢胜七突然焕发出一种忆苦思甜的热情，指着斜对面街上的店铺说，“要是当年，甭说别的字号了，就那‘泰麟菜蔬商店’，那‘和成楼生熟肉铺’，咱们敢进去吗？”
海老太太接上去说：“敢情！自打日本人来了以后，那物价就光见涨不见落！我还记得日本人来了以后印的那票子，一边有个孔夫子像，一边有条龙，瞅着就跟豆纸②似的，‘毛’得厉害！……”胡爷爷抢着说：“可不！那是‘华北准备银行’的票子，外号‘小被窝’嘛。当年大伙不都这么说吗：‘孔子拜天坛，十块当一元！’……再后来那国民党的‘法币’，就更不能提了，日本投降以后，‘光复’的头一年，一百块‘法币’还能买俩鸡子儿，过了没两年，一百块‘法币’合算只能买上一个煤球儿！那是些什么日子啊！……”
说到这儿，恰好一辆长车身的8路公共汽车从他们面前的街道上驶过，海老太太便见景生情地接着进行新旧对比：“那时候打咱们这块儿出门有多难！都到民国多少年了，这街上才有了当当车①（当年北京人对有轨电车的称呼），那司机一边开车一边踩铃儿，当当地响，真吵人！……”胡爷爷跟上去说：“可不，我记得司机踩出的那调调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没错吧？那当当车的车票倒不算贵，可左等右等，等得你脑门流油儿了，它才开过来；这也不怪它，铺的是单轨嘛，每到一站，这边的车先开到拐出的‘耳朵’②上去候着，等那边的车开过来，错过去了，才能再从‘耳朵’上拐出来，接碴儿朝前开……那车厢后头，时不时还总吊着几个蹭车的，瞅着真悬乎！那时候有话嘛——‘人力车，坐不起；当当车，等不起。’哪像今天这样，公共汽车、无轨电车好几路，车又大，来得又勤，想去西单、王府井、天安门、动物园……上车走人，多省事儿！……”说到这儿，胡爷爷脸朝着卢胜七，兴奋地问：“你说是不？”
卢胜七却忽然沉默。因为胡爷爷关于当当车的话语，勾起了他最不愉快的思绪——远不仅仅是不愉快，说实在的，那是他最大的耻辱，也是他最大的困惑，并且还是他最大的恐惧……36年前，他曾被国民党特务所收买，就在这鼓楼的前头，去追打那些进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的青年学生，而所获得的代价，不过是每打一个学生得到一个馒头……当游行队伍被冲散以后，有一个留长发的大学生跳到正在行驶的当当车后踏板上，一手着车门，一手散发传单。卢胜七在打红了眼的情况下，竟疯狂地冲向当当车，伸手去拉拽那大学生，企图把他拉下车来；没想到那大学生竟伸腿踢他，拼死抵抗，他便上去抱住那大学生的腿，生把那大学生从车上扯了下来；两人滚倒在地，扭作了一团，在几秒钟里，他俩的脸离得那么样地近，两人的眼珠几乎都要从眼眶里蹦出来——显然，他俩从此谁也忘不了谁了……可是后来也不知怎么一来，那大学生被人救走，卢胜七倒挨了几脚，疼得钻心——救护大学生的，好像倒并非是参加游行示威的人，而是几个路过的壮工。卢胜七站起身来骂了一阵，啐了一阵唾沫，便晃着肩膀领馒头去了。
解放后，卢胜七隐瞒了他这段丑恶的历史，直到“文化大革命”当中，才被揭发出来。他确实是知罪认罪，他明白了，那当年散发传单的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地同国民党英勇斗争，正是为了使他那样的乞丐不再过那不像人样的生活……可是他很快又陷于惊诧与困惑。有一天大街上开过某国家机关游斗“走资派”的大卡车，那最后一辆卡车上有个挂黑牌的“黑爪牙’，那模样，似乎分明便是当年同他滚作一团的那个共产党大学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当年国民党特务花一个馒头代价让他去打的人，怎么今天反倒被共产党自己“打倒在地，还踏上一万只脚”了呢？……
又过了几年，“四人帮”倒台了，卢胜七偶然去亲戚薛永全家串门，在垂花门那儿，他恰巧同住北房的张奇林打了个照面，张奇林倒没什么反应，他心里可怦怦乱跳——他觉得那人恰恰就是当年着当当车车门散传单的那位，也就是前几年让人给挂着黑牌子当“黑爪牙”游街的那位……他假作无意地问了一下薛永全，薛永全告诉他，人家眼下是国务院的正局级干部，说不定过两天就升副部长、部长！卢胜七那天没敢喝酒，背上直冒冷汗，出了薛家的屋，低着头一溜烟地快步蹿出了院子，从此再不敢去那院串门……可他回家后几次细细回忆，又觉得跟薛永全住同院的那位张局长，似乎并不是当年那个同自己扭成一团的大学生，因为那大学生眉心有个如同黄豆般大的黑痦子，而张局长眉心却分明平平整整、干干净净……
卢胜七的突然沉默，使胡爷爷和海老太太的谈兴受挫。吹来一阵小风，带来阵阵寒意。卢胜七晃着鸟笼，揉着核桃，踱了开去。胡爷爷和海老太太朝下棋的那一群望去，那一群倒还丝毫没有散摊的意思。当天的《北京晚报》已经开始发卖，他们有人已经买到了《北京晚报》，并且已经根据晚报四版上的“星期棋局”《步步为营，稳健人杀》，摆上了林宏敏对邬正伟的残局，一步步地进行着复验……而那位前区商业局的吴局长，则正同身边的一位白髯老人同猜晚报三版上的“口字谜”。他很快便猜出“一字四个口，五谷样样有”是“田”字，但让“奇形怪状一个口，口字隐约藏里头”给难住了……
既然人家都没有走，海老太太也舍不得这就回家。太阳眼瞅着失去了那最后的火力，寒意一秒一秒地扩散着，她望着眼前的大街，只见依然是车水马龙、人头攒动，不禁想起早年的一首《京华竹枝词》：
暮鼓晨钟不断敲，
苦心婆口总徒劳。
满城人竞功名热，
犹向迷津乱渡桥。
她既然熟记这首《竹枝词》，想必是已“看破红尘”，达到“顿悟”境界了吧？其实不然……
胡爷爷尤其不愿回家，他是能在这鼓楼根多捱一会儿便要多捱一会儿。见海老太太吁出一口气来，他怕她这就要起身离去，便立刻找出个话茬来搭讪：“您那个院儿，许快给落实政策了吧？”
海老太太叫他这么一问，心里得到很大满足，遂庄重地点头说：“可不。中央有精神嘛。中央圣明啊！如今的中央，事事讲个‘理’字，能不拥护吗？……”
其实，海老太太并非那个四合院的房主。胡爷爷不清楚这一点，仅仅根据前些时海老太太的某种口气，以及她那特殊的气派，便作出了这样的估计。他已经几次把她当做那四合院的房主同她对话，她竟默认了，并且渐渐地形成一种心理状态，就仿佛她真是那四合院的房主似的。
海老太太父系祖上，据说属满族正白旗中赫舍里氏一支，当年也确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大家族。但自从她十来岁以后，她那个大家庭便处于迅速地分崩离析、潦倒没落之中。她出阁以后，夫家原是蒙军旗，公公和丈夫都在蒙藏院里挂职，倒还过了两三年小康生活；但因为后来公公去世，丈夫随即被蒙藏院裁员，去参与一桩投机生意又蚀了本，家道便一天天衰落下去；后来丈夫仅凭着家传的一本《麻衣相术》，在什刹海、后门桥一带摆摊给人测字相面，勉强维持生计；不想日占时期丈夫又一命呜呼，她未曾生育，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寡妇。她只好自谋生路——先到辅仁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女生宿舍当了几年传达，又到一个私立托儿所当了几年保育员。解放后那私立托儿所一直存在到1952年，才被政府接管。后来，她又转到另一个托儿所干了几年，才从那托儿所退休。她的一生基本上是清寒的，哪里来的房产呢？她现在所住的四合院，不过是当年她娘家堂兄弟一度拥有过的房产罢了。但解放后没几年，那堂兄弟也就将那所院子卖给了房管局，因为她同原来的房主有那么一种亲戚关系，又因为她是该院中居住历史最长的住户，长期形成由她代收代缴全院房租水电费的习惯，房管局有什么事也总是先找她联系，院里有什么事需同房管局打交道也总是由她出面；因而久而久之，人们总模模糊糊地觉得她似乎便是这所四合院的房主，逢到这几年北京市开始着手落实私房政策，不仅外院的胡爷爷，就是同院的某些住户，也以为海老太太属于应得到落实政策的房主之一。
海老太太很喜欢人们这样看待她。比如此刻胡爷爷那样发问，她回答时，心里便充满一种自豪和喜悦。不过，她避免使用直接肯定的词句，因为她曾经捅过娄子，险些触犯法律。她不想越过“雷池”，去重蹈覆辙……
那是1952年，正当她所在的那个托儿所由私立转为公立的前夕，有一天她按着报纸上登的文章，向孩子们讲志愿军的英雄故事，讲着讲着，讲到一位英雄的牺牲，她因为确实感动，哭了起来。几个大孩子跟着哭了，有一个伶俐的小姑娘便走拢她膝前问她：“海阿姨，您干吗哭了？”她便说：“我想着那当妈的，知道她儿子牺牲了，心里该多难过啊！”这话被那小姑娘传给了家长，传走了样：“我们海阿姨的儿子牺牲了，她心里难过！”家长觉得这事不能没有表示，送孩子时，便找到托儿所所长说：“你们这儿海阿姨的儿子，是个最可爱的人，最近不幸牺牲了，我们知道了心里非常难过，我们要当面向海阿姨表示我们的慰问！”托儿所所长是位民主人士，一位善良的老太太，她开头有点疑惑：“海阿姨不是无儿无女吗？”可后来一想，海阿姨来所后工作任劳任怨，人是很本分的，可能旧社会里她有过私生子，怕说出来找不着工作，所以以前隐瞒了；如今新社会了，这不但不能算什么问题，反倒说明海阿姨的身世格外令人同情；更何况她还将惟一的儿子，贡献给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事业……于是所长立即领着那家长去慰问海阿姨，别的一些家长闻知也纷纷拥了上去。开头，海阿姨支吾否认，所长认为她是出于羞涩和谦逊，越发慰问得动情而恳挚，后来，海阿姨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慰问……
事情滚雪球般越滚越大。家长们纷纷送来慰问信、慰问品乃至于成束的鲜花。附近的小学校闻讯来请海阿姨去作报告，“哪怕讲一点海叔叔小时候的最小最小的小故事也成。”海阿姨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竟在自己心中迅速地塑造出了一个烈士儿子来。他随自己姓，叫海京生，他从小热爱劳动，是非分明，有一年冬天他路过什刹海，见一个小朋友掉进了冰窟窿，他便毫不犹豫地跑去救出了那小朋友来……开头，海阿姨的讲述还仅仅像冬天的枯树，并且她上台后总是显得非常紧张；后来，她的讲述变得枝繁叶茂，并且“台风”也越来越轻松自如，她常常率先被自己的讲述所感动，泣不成声……结果，连她自己也坚信确有过海京生这么一个嫡亲的儿子。
报社来了位记者，采访了她。随即关于英雄母亲和英雄儿子的报道见了报，还配发了她的照片。报道发表一周以后，便飞来了上千封信，无数的中小学生争先恐后地向她表示：“海妈妈，您失去了一个海京生，您却能得到千万个海京生！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向英雄的妈妈致敬！”她在信堆面前既感到幸福，也感到恐惧……
于是有关的部门里爆发了一场争论。有人拿着报纸，发出了疑问：这位英雄所在的部队，究竟是什么番号？为什么竟至今不将英雄牺牲的通知，寄给我们这个有关的部门？难道他们只注意通知家属，而忽略了向我们上报吗？也有人作出判断：肯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疏忽和差错，弄丢了有关的通知单和材料，我们应当立即给海阿姨补发“烈士家属证明书”，并向她赔礼道歉……有人主张立即去找海阿姨当面问个清楚，有人认为那样做会导致侮辱烈属的后果，触犯众怒……
足足过了三个月，经过有关部门的仔细调查，才作出了最后的判断：并无海京生烈士其人，这位海阿姨是个骗子。怎么办呢？诉诸法律，以示儆戒？还是批评教育，以观后效？研究的结果，是认为这位海阿姨除了满足自身的虚荣心，似乎并无其他企图，而且她的种种表现，也并未造成什么不良后果——倒是倘若当众揭发出她来，反会使群众（特别是中小学生）思想混乱，所以，最后便决定将此事“静悄悄地解决”。
有关部门正式找海阿姨谈话。头一个来钟头里，她怎么也绕不过弯儿来，看样子她确实不是“负隅顽抗”，她是被自己心造的幻影控制住了。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倾诉着对她那“海京生”的母爱与悼念……后来她才渐渐回到现实。当她终于弄明白她确实并没有什么“海京生”以后，她突然既不哭也不笑了，而是痴痴地发呆。
她被严厉地训斥了一顿，并从那个托儿所调到了远在另一城区的另一托儿所。她在那一托儿所中渐渐恢复了往昔的正常面目，并渐渐地被人们所忘怀，那“海京生”在她心目中也渐渐淡化成一股轻烟。
她再不敢那样大胆妄为地自娱了。但在一定的限度内，她仍然渴求着人们对她产生一种高于她本人实际情况的估计，她仍然时时坠人令她聊以自满的种种想像中。
在北京的胡同杂院里，具有海老太太这种心态的人物，为数不算太少。
海老太太退休以后，一个人生活十分寂寞，于是从娘家最小的亲弟弟那里，过继了海西宾为孙。海西宾4岁来到海老太太身边，如今已经24岁。海老太太打小对他溺爱，他从中学毕业，分到园林局当工人以后，虽说至今月月一发下工资，必及时送到海老太太手中，对海老太太不可谓不孝顺，但能够当面点出海老太太吹牛撒谎的，也就是海西宾一人。海老太太有时想起西宾的不留情面，未免暗自伤心。比如头几年海老太太的一对旧藤椅坏了，修理吧太费钱，扔了吧她又舍不得，便让海西宾把它吊到院门的门洞上方，海西宾对奶奶的支使，一般总是服从，奶奶让吊，他便搭个人字梯去吊。他在梯子上干活，奶奶在梯子下张望，这时住东偏院的荀大嫂路过，不由得问：“嗨，这椅子要不能使了，处理了算啦！您吊在这儿存着它干吗呀？”海老太太便郑重其事地说：“这椅子哪能随意处理呀？您知道谁来坐过吗？康大姐坐过！”荀大嫂因为常看电视里的“新闻联播”，一听这话不免惊奇：“哟！康大姐来过咱们院呀？什么时候来的？我们家怎么一点信儿也没有？”荀大嫂自然是把康大姐理解为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同志，海老太太要的也是这个效果——其实，来过她家，坐过这藤椅的康大姐，只不过是海西宾他们单位的工会主席。当时海西宾忙着干活，没注意这个话茬，谁知几天以后，院里便传开了——尤其是詹丽颖，她到水管子那儿接水，逢人便议论说：“康克清康大姐来过咱们院，看望过海奶奶，看起来，海奶奶这个人不简单呢！”并且直接询问过海西宾：“你奶奶当年是不是参加过革命？后来一定挨了错误路线的棒子吧？原来跟我一个命啊——现在也彻底平反了吧？康大姐打算怎么安排她呢？”海西宾又急又气，脸涨得通红，声明说：“哪里哪里！根本没那么回事儿！”回到家里，他便批评海老太太说：“奶，您瞎造些个什么舆论啊！一个人往脸上贴金，能好看么？我看咱们实实在在地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您要再胡编这号瞎话，我可就跟您分开过了——我害不起这份臊！”海老太太吓得缩起肩膀，脸色发白，哆哆嗦嗦地说：“我也没说啥啊，是他们在那儿猜度……西宾呀，你可不能跟我这么说话，我把你拉扯大，容易吗？”说着便掏手绢，抹眼泪，海西宾不得不又安慰她：“您别再瞎吹就行。您想您这么一大把年纪了，我能离开您吗？就是个邻居，我也该照顾您呀……”
这天正当海老太太和胡爷爷在鼓楼根下舍不得离开时，海西宾从外头骑车回家，路过那块儿，他刹住车踩着马路牙子，招呼二位老人说：“奶！胡爷爷！太阳没劲了，还不家里歇着去！”海老太太说：“这就家去！”胡爷爷也笑着点头：“就家去，就家去。”
海西宾骑车走了，胡爷爷望着他那肩宽腰细的背影，艳羡地对海老太太说：“您真有福呀！西宾这孩子多懂礼！连我也沾上了他的孝心……”他想到自己的儿子儿媳妇，他们也曾带着孩子，逛完公园或是商场，打这鼓楼根附近走过，可他们要么根本就不拿眼皮儿夹他；要么看见了也装作没看见，根本不搭理；孙子倘若想叫他，儿子儿媳妇便会赶紧把孙子拉走，显然是怕周围的人们发觉，他这个糟老头子同他们那油光水滑的一家有着那么个关系。唉，如今这样的儿孙也不算稀奇，倒是海西宾那样的难得！可海西宾要跟上一辈的人物比，那孝心也还是淡多了……胡爷爷想到这里，禁不住对海老太太说：“要说孝子，你们院的荀兴旺，那可真是个大孝子。他没搬到你们院的时候，我就见过他。那是解放初，我在他们工厂门口的小饭铺烧火。每月荀兴旺他们厂里开支那天的晌午，他老娘总站在我们饭铺门口，等荀兴旺出来；荀兴旺拿着工资出来以后，立时就把他老娘领进饭铺，给他老娘叫上几个肉菜，再要上两个雪白的大花卷儿，坐在一边，瞅着他老娘吃——他自己不吃，他在工厂食堂吃窝头咸菜；老娘吃完了，他给完了钱，再留下自个儿抽叶子烟的钱，就把那剩下的所有的钱，都交给他老娘；他老娘把那钱用土帕子包起来，揣在怀里，稍歇一会儿，他就搀着他老娘，往家里去……我问过他：‘你干吗月月让你娘到我们这儿来吃上一顿？’他说：‘你不知道，小时候娘牵着我讨口的时候，我就立下了这个誓，如今我月月能见着娘吃上一顿好的，心里头舒服！’……您瞧瞧！像荀兴旺这号孝子，如今好找么？”
海老太太听罢也赞叹道：“跟那戏台上演的，也差不离儿啊！”说着站起身来，提起了马扎，用“知足常乐”的口气说：“如今不指望荀兴旺那样的啦，能像我们西宾对我，也就凑合！”
胡爷爷也站起身来，拾起小板凳，恋恋不舍地望着昏黄的夕阳，企图多少再延缓一下归去的速度，喃喃地续接着海西宾这个话题叨唠着：“敢情！你们西宾可有出息。有出息哇！中学一毕业就有了个好工作不是？一工作就见上了‘中央首长’不是？……”
海老太太听到这话，未免不快。不错，海西宾1975年中学一毕业就到了园林局，没工作几个月他就见着过一次江青，那时候海老太太确实跟胡爷爷显摆过……可如今胡爷爷干吗提起这档子事呢？真是哪壶不开提溜哪壶！海老太太便道了声“明儿个见！”管自转身朝家里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