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放飞的手

    在内心的感情上,我曾同母亲有过短暂然而尖锐的冲突。
    那是一直深埋在我心底的,单方面的痛怨。母亲在世时,我从未向她吐露过。直到写这篇文章前,我也未曾向其他最亲近的人诉说过。
    母亲的磁场
    1988年仲春,我曾应邀赴港,参加《大公报》创办50周年的报庆活动。期间,我去拜访了香港一位著名的命相家,我们是作为文友而交往的。他不但喜爱文学,而且也出版过文学论著,当然他的本职是算命、看风水。据说海内外若干政界、商界名流都找他看过相。他也给普通人看相,但要提前很久预约。我另一年过港去找他,他正在接待一对普通的夫妇,他们是来给两岁的孩子看相的,而他们的预约,却是在将近三年前——孩子母亲刚刚怀孕不久时。
    1988年那回,我们见面时,他不仅给我算了后半生的总走势,还给我列出了流年命势,近五年内不精确到月。至少到目前为止,他的预言,竟都一一应验。这且不去说它,最让我听后心旌摇曳的,是他郑重地说:“你这一生中,往往连你自己都意识不到,你是笼罩在你母亲的强烈而又无形的影响之中,相对而言,你父亲对你却没有多么大的影响。”他这是在挪用弗洛伊德那“俄狄浦斯情结”(所谓“恋母弑父情结”)吗?这位命相家朋友,他的命学资源,是中西合璧的,单告诉你,他说得最流利的语言,除了粤语,便是法语,其次是英语,书房里堆满了哲学书,包括外文的,你就可知他并非一般的“江湖术士”者流。因此他对我说这话,显然也并不是简单地套用弗洛伊德学说。他确是一语中的,我的心在颤抖中大声地应和着:是的。也许我并不那么情愿,但每当我在生活的关口,要作出重要的抉择时,母亲的“磁场”,便强烈地作用于我,令我情不自禁地迈出步去。
    母亲的爱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一直生活在母亲身边,但也仅是“到此为止”。我读张洁在她母亲去世后,以全身心书写的那本《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产生出一种类似嫉妒与怅惘的心情。不管有多少艰难困苦,不管相互间爱极也能生怨,她们总算是相依为命,濡沫终老,一个去了,另一个在这人世上,用整整一厚本书,为她立下一座丰碑。去者地下有知,该是怎样地欣悦!
    而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时,因为还有父亲,有兄姊,他们都很疼爱我,所以,我在浑噩中,往往就并未特别注重享受母爱,“最疼我”的也许确是母亲,可是我却并无那一个“最”字横亘心中。
    1942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母亲在四川成都育婴堂街生下了我。当时父亲在重庆,因为日寇飞机经常轰炸重庆,所以母亲生下我不久,便依父亲来信所嘱,带着我兄姊们回到偏僻的老家——安岳县——“去逃难”,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把母亲和我们接回重庆生活。
    雾都重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形成了一个模糊而浪漫的剪影。我童年和少年时代记忆真切而深刻的,是北京的生活。从1950年到1959年,我8岁到17岁。那时父亲在北京的—个国家机关工作,他去农村参加了一年土改,后来又常出差,再后来他不大出差,但除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他都是早出晚归,并且我的哥哥姐姐们或本来就已在外地,或也陆续地离家独立生活,家里,平时就我和母亲两人。
    回忆那十年的生活,母亲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对我的哺育,都是非同寻常的。
    物质上,母亲自己极不重视穿着,对我亦然,反正有得穿,不至于太糟糕,冬天不至于冻着也就行了。用的,如家具,跟领导们比,实在是太粗陋。但在吃上,那可就非同小可了,母亲做得一手极地道的四川菜,且不说她能独自做出一桌宴席,令父亲的朋友们——都是些见过大世面、吃过高级宴席的人——交口称誉,就是她平日不停歇地轮番制作的四川腊肠、腊肉、卤肉、泡菜、水豆豉、赖汤元、肉粽子、皮蛋、咸蛋、醪糟、肉松、白斩鸡、樟茶鸭、扣肉、米粉肉……等“常备菜”,那色、香、味也是无可挑剔,绝对引人垂涎三尺的。而我在那十年里,天天所吃的,都是母亲制作的这类美味佳肴。母亲总是让我“嘿起吃”(四川话,意即放开胃吃个够)。父亲单位远,中午不能回来吃,晚上也并不都回来吃,所以平时母亲简直就是为我一个人在厨房里外不惮烦地制作美味。有了解我家这一情况的人,老早就对我发出过警告:“你将来离开了家,看你怎么吃得惯啊!”但我那时懵懵懂懂,并不曾去设想过“将来”。生活也许能就那么延续下去吧?“妈!我想吃豆瓣鱼!想喝腊肉豆瓣酸菜汤!”于是,我坐到晚餐桌前,便必然会有这两样“也不过是家常菜”的美味……那时我恍惚觉得这在我属于天经地义。附带说一句,与此相对应的,是母亲几乎不给我买糖果之类的零食,我自己要钱买零食,她也是很舍不得给的。偶尔看见我吃果丹皮、红果条、关东糖……之类的零食,她虽不至于没收,却总是要数落我一顿。母亲坚信,一个人只要吃好三顿正经饭,便可健康长寿,并且那话里话外,似乎还传递着这样的信念:人只有吃“正经饭”才行得正,吃零嘴意味着道德开始滑落——当然很多年后,我才能将所意会到的,整理为这样的文句。母亲在“饲养”我饭食上如此,令邻居们吃惊,被一致地指认为是对我的“娇惯”和“溺爱”。但跟着还有令邻居们吃惊的事。那时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条胡同的机关大院里,我家厨房里飘出的气味,以及母亲经常在厨房外晾晒自制腊肠,等等形迹,固然很容易引起人们注意,而各家的邮件,特别是所订的报刊,都需要从传达室过,如果成为一个邮件大户,当然就更难逃脱人们的关注与议论。令邻居们大为惊讶的是,所订报刊最多的,是我家——如果那都是我父亲订的,当然也不稀奇,但我父亲其实只订了一份《人民日报》,其余的竟都是我订的。上小学和初中时,是《儿童时代》、《少年文艺》、《连环画报》、《新少年报》、《中学生》、《知识就是力量》……上高中时,则是《文艺学习》、《人民文学》、《文艺报》、《新观察》、《译文》、《大众电影》、《戏剧报》……乃至于《收获》与《读书》。那样多的报刊,是要花很大一笔钱的,就有邻居大妈不解地问我母亲:“你怎么那么舍得一个幺儿子花这么多钱啊!你看你,自己穿得这么破旧,家里连套沙发椅也不置!”母亲回答得很坦然:“他喜欢啊!这个爱好,尽着他吧!”其实邻居们还只注意到了订阅报刊上的投资,他们哪里知道,母亲在供应我买课外读物上的投资,还有我上高中后,看电影和话剧上的投资,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从1955年到1959年,我大约没放过当时任何一部进口的译制片,还有在南池子中苏友协礼堂对外卖票放映的苏联原版片(像《雁南飞》、《第四十一》就都是在那里看到的)。又由于我家离首都剧场不远,所以我那时几乎把北京人艺所演出的每个剧目都看了。为什么我要把这方面的投资都算在母亲身上?因为我家的钱虽都来自父亲所挣的工资(他当时是行政12级,工资额算高的),可是钱却都由母亲支配。父亲忙于他的工作,并且他有他的一个世界,他简直不怎么过问我的事。母亲全权操办我的一切事宜。因此,如果母亲不在我的文艺爱好上,如同饭菜上那样“纵容”与“溺爱”,我当年岂能汲取到那么多(当然也颇杂芜)的文化滋养呢?
    就在母亲那样的养育下,我身体很快地早熟,并且我的心态也很快膨胀起来——我爱好文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只是个“文学青年”,只应尝试着给报刊的“新苗”一类栏目投习作,我便俨然以成年作者自居、煞有介事地胡乱给一些很高档的报刊寄起稿件来。不消说,理所当然地有了一大堆退稿,但竟终于在1958年,我16岁上高二时,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出了我的第一篇文章——《谈〈第四十一〉》。
    在我来说,那当然是很重要的一桩事。在我母亲来说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难道她不欣喜若狂吗?
    不,母亲或许也欢喜,但那欢喜的程度,似乎并没有超过看到我在学校里得到一个好分数一类的常事。
    母亲1988年病逝于成都。她遗下一摞日记,1958年是单独的、厚厚的一本,几乎每天没有间断,里面充满许多我家的琐事细节。我找来找去,我的文章第一回印成铅字这桩在我来说是“天大的一事”,她硬是只字未提。
    我的母亲是个平凡之极的母亲,但她那平凡中又蕴含着许多耐人寻味之处。
    她对我的那份爱,我在很久之后,都并不能真正悟透。
    别样的爱
    1959年,我在高考时失利。后来证实,那并非是我没有考好,而是另有缘故,那里面包括一个颇为复杂的故事,这里且不去说。我被北京师范专科学校所录取,勉勉强强地去报了到。
    我感到“不幸中的万幸”是,这所学校就在市内,因此我觉得还可以大体上保持和上高中差不多的生活方式——晚上回家吃饭和睡觉。固然学校是要求住校的,而且师范院校吃饭不要钱,但那里也有某些不那么特别要求进步,家庭也不那么困难的学生,几乎天天跑回家去,放弃学校的伙食,跟我一个班的一位同学就是如此。
    我满以为,母亲会纵容我“依然故我”地那样生活。但是她却给我准备了铺盖卷和箱子,显示出她丝毫没有犹豫过,并且也不曾设想过我会耍赖——她明白无误地要我去住校,告诉我到星期六再回家来。我服从了,心里却十分地别扭。
    那时,经历过浮夸的“大跃进”,国家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学校里的伙食可想而知,油水奇缺。母亲在家虽也渐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父亲靠级别终究还有一些食油和黄豆之类的特殊供应,加以母亲常能“化腐朽为神奇”,比如说把北方人往住丢弃的鱼头、猪肠制作成意外可口的佐餐物品,所以星期日回到家里,那饭菜依然堪称美味佳肴,这样再回到学校食堂,便更感饥肠难畅。
    母亲不仅把我“推”到了学校,而且,也不再为我负担那些报刊的订费,我只能充分地利用学校的阅览室和图书馆。那虽只是个专科学校,平心而论,一般的书藏还颇丰,因此也渐渐引得我入了迷,几个月后,我也就习惯于在图书馆里消磨,逢到周末,并不回家,星期日竟泡一天图书馆的情形,也出现过几次。
    不过,母亲每月给我的零花钱,在同学中,跟他们家里所给的比,还是属于多的。因此那时我在同学中,显得颇为富有,有时就买些伊拉克蜜枣(那是当时市面仅有的几种不定量供应的食品),请跟我相好的同学吃。
    1960年春天,有一个星期六我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发现情况异常,仿佛在准备搬家似的……果不其然,父亲奉命调到张家口一所军事院校去任教,母亲也随他去。我呢?父亲和母亲都丝毫没有犹豫地认为,我应当留在北京。我当然也并不以为自己应当随他们而去,毕竟我已经是大学生了,问题在于:北京这个家,具体地说,我们的这个宿舍,要不要给我留下?如果说几间屋都留下太多,那么,为什么不至少为我留一间?
    那一年,父亲他们机关奉命调去张家口的还有另外几位,其中有的,就仅是自己去,老伴并不跟去,北京的住房,当然也就保留。很多年后,还经历了“文革”的动乱,但到头来,人家北京有根,终究还是“叶落归根”了。那时,即使我的母亲跟父亲去了张家口,跟组织上要求给我留一间房,是会被应允的,但父亲却把房全退了,母亲呢,思想感情和父亲完全一致,就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我应当开始完全独立的生活。
    在我家,在我的问题上,母亲是绝对的权威。倘若母亲提出应为我留房,父亲是不会反对的。母亲此举也令邻居们大惑不解,特别是,他们都目睹过母亲在饭食和订阅报刊上对我的惯纵,何以到了远比饭菜和报刊更重要的房子问题上,她却忽然陷我于“无立锥之地”,这还算得上慈母吗?!
    父母迁离北京、去张家口那天,因为不是星期日,我都没去送行,老老实实地在教室里听课。到了那周的星期六下午,我忽然意识到,我在北京除了集体宿舍里的那张上铺铺位,再没有可以称为家的地方了!我爬上去,躺到那铺位上,呆呆地望着天花板上的一块污渍,没有流泪,却有一种透彻肺腑的痛苦,难以言说,也无人可诉。
    那一天,我还没满18岁。
    我想一定会有人笑话我:十七八岁开始独立的人生,这有什么稀奇!在1949年以前的岁月里,有的人15岁左右就参加革命了!而“文革”当中,多少青年人上山下乡,“老三届”里最小的一批(“老初一”),他们去插队或去兵团时顶多16岁。是的,我也曾在心底里检讨过自己的娇懦与卑琐,所以一直不敢袒露那一阶段的心曲。但现在时过境迁,我已年过半百,自己对自己负全责的生活磨炼,也堪称教训与经验并丰,因之能冷静地跳出自己,从旁来观察分析我从少年步入青年,那一人生阶段的心理成熟过程,现在更能从中悟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特别是对我,无形中所体现出的那一份宝贵的爱。
    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历程又往往可以从大体上来归类。在1949年以前的年代里,很多青年人参加革命,或是因为家里穷得没饭吃,或者是家里小康或大富,自己却觉得窒闷,因而主动投入革命,离家奋飞。而“文革”中最大多数的知识青年,他们的离家上山下乡,是处于一种不管你积极还是消极还是混沌的状态,总之要随风而去的潮流之中。但是在相对来说不仅小康而且亲情浓烈的家庭里,在相对来说属于和平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父母就很容易因为娇惯与溺爱子女,而忽略了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
    能力,甚至于到了该将他们“放飞”的时候,还不能毅然地将他们撒出家去,让他们张开翅膀,开始相对独立的人生途程。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的小家庭都面临这样一个看似简单,实际却并不那么简单的问题,结果是出现了很多心性发育滞后的青少年,引发于社会,则呈现出越来越具负面影响的若干伦理问题、道德问题、社会生态平衡问题与民族素质衍化等一系列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新的人文环境中,我才突然觉得,从这样一个新的角度,来加深对我母亲的某些方面的理解,会不仅对我自己,对我的儿子,能有新的启迪,并且将其写出,也许会对今天的母亲们,亦不无参考价值。
    母亲将我们放飞
    其实我也在不少文章中写到过母亲,只是没有像张洁那样,专门写成一本书。我回忆过母亲的慈蔼,她的宽于待人,她那让我回忆起来觉得简直是过了分的诚实,以及她因体胖行动起来总是那样地迟慢,还有她对《红楼梦》中人物与细节的如数家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坚持记日记。她曾在一篇日记里用这样的句子结束了全家的颐和园之游:“归来时,已万家灯火矣!”这在外人看来一定觉得极为平常的文句,在偷看它的我(那时11岁)来说,却经历了一次情感与诗意的洗礼……
    可是在我对母亲的回忆里,不可能有相依为命、携手人生的喟叹,不是因为家贫难养,不是因为我厌倦了父母的家要“冲破牢笼”(我的情绪恰恰相反),甚至也不是因为社会的大形势一定要我和父母“断脐”(固然那时阶级斗争的弦已越绷越紧,却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起码是“适当地靠父母”,比如说希望父母离京时为我“留房”),而是因为父母一致认为,特别是母亲的“义无反顾”,要我从18岁后便扇动自己的翅膀,飞向社会,从此自己对自己负全责,从自己养活到自己筑窝,自己去娶妻生子,去开创自己的另一世界。
    父母对待我们每一个子女,都是这样。我大哥1949年前就离家参加了解放军,二哥十六七岁便离家求学,学造纸,1950年分配到延边一个屯子里的造纸厂当技术员,另一个哥哥大学毕业也到很远的地方工作,姐姐也是一样。总之,我们全都在20岁前,便由父母坚决地放飞。
    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在假期,当然也都回到父母家看望他们,他们后来也曾到过我们各自的所在。我们的亲情,不因社会的动荡、世事的变迁而丝毫地减退。父母对放飞后的我们,在遇到困难时,也总是不仅给予感情上的支撑,也给予物质上的支援。比如1971年我有了儿子后,父母虽已因军事学院的解散,被不恰当地安置到偏远的家乡居住,却不仅不要我从北京给他们寄钱,反而每月按时从那里往北京我这里寄15块钱,以补助我们的生活,那每张汇款单上都是母亲的笔迹,你能说她这都仅是为了“养孙子”,对我,却并没有浓酽的母爱吗?
    可是父母,特别是母亲,在“子女大了各自飞”这一点上,坚定性是异常惊人的。我的小哥哥,曾在南方一所农村中学任教,忽然一个电报打过来,说得了肺结核。当时父亲出差在外,一贯动作迟缓的母亲,却第二天便亲自坐火车去他那里,把他接回北京治疗,竭尽心力地让他康复。在那期间,哥哥的户口都已迁回了北京,病愈后,在北京找了一份工作,留在家里并无多大困难,但母亲却像给小燕舐伤的母燕,一旦小燕伤好,仍是放飞没商量,绝不作将哥哥留在身边之想。哥哥后来也果然又回到了那所遥远,而且条件非常艰苦的农村中学,有邻居认为这不可思议,但母亲心安理得。
    母亲可以离开子女,却不能离开父亲,除了抗日战争期间,因“逃难”,母亲一度与父亲分居,他们两人在漫长的生涯里,始终厮守不弃。1960年,父亲调到张家口,那是“口外”,其艰苦可想而知。有人劝母亲,留在北京吧,政策未必不允,而且,过些年父亲也就该退休,正好可以退回北京家中,何况北京有我,师专毕业,分配都在北京,正好母子相依,岂不面面俱到?母亲却绝无一分钟的动摇,她一听到调令,便着手收拾家当,随父亲到了塞外,在那里经历了“文革”的洗礼。其间该军校所有教员一律下放湖北干校,就有某些随军家属,提出自己有独立的户口,并非军校工作人员,要留下来安家,经动员无效,也只好安排。
    这样后来军校彻底“砸烂”时,一些教职工,反得以回到未下放的家属那里,生活条件较为改善。但我母亲照例绝不作此考虑,她又是连一分钟的迟疑也不曾有,坦然地随父亲上了“闷子车”,一路席地而坐,被运到了湖北干校……对于母亲来说,夫妇是不能自动分离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也无论哪怕是暂短的分离可能带来某种将来的“好处”,她都绝不考虑。那真是无论花径锦路,还是刀山火海,只要一息尚存,她都要与父亲携手同行,在每个可能的日夜。这是封建的“嫁夫随夫”思想吗?这是“资产阶级的恋爱至上”吗?或许,这仿佛老燕、劳燕双飞,是一种优美的本能?
    把母亲的绝不能与父亲分离,与她对成年子女的绝对放飞,相合来看,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母亲,确实很不简单。或者,换个说法:这本是一种最普通的母亲,但,起码在我们现在置身其间的社会环境里,反倒不是那么普通了。以我的“政治嗅觉”,直到1966年春天,我还是万没有料到会有一场急风暴雨式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迫在眉睫。
    我在北京一所中学任教,当时不到24岁,却已经有了近五年的教龄,教学于我颇有驾轻
    就熟之感。中学是一个很小的天地,那时离政治旋涡中心很远,我除了教书,就是坐在学校宿舍里读书,写一点小文章投寄报纸副刊,挣一点小稿费,还有就是去北海、中山公园等处游逛。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一发表于上海《文汇报》,我就在学校阅览室里读了,心中有一点诧异,却也仅止是“一点点”,其他老师似乎连阅读的兴趣也没有,谁也没想到那文章竟是把我们所有人卷进一场浩劫的发端。我投给《北京晚报》的小文章,有时就排印在副刊的“燕山夜话”旁边,但我既没有什么受宠若惊之感,更无不祥之兆,因此当几个月后暴怒的“红卫兵”质问我为什么与“燕山夜话”“一唱一和”时,我竟哑然失声……
    就在那个春天,我棉被的被套糟朽不堪了,那是母亲将我放飞时,亲手给我缝制的被子。它在为我忠实地服务了几年后,终于到了必须更换的极限。于是我给在张家口的母亲,写信要一床被套。这对于我来说是自然到极点的事:那时我虽然已经挣到每月54元的工资,又偶尔有个五块十块的稿费,一个人过,经济上一点不困难,我偶尔也给母亲寄上十块二十块的,表示孝心。我不是置不起一床新被套,但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买现成的被套,或者买白布来缝。那是我难以考虑的,这种事,当然是问母亲要。
    母亲很快给我寄来了包裹,里面是一床她为我缝制的新被套,但同时我也就接到了母亲的信,她那信上有几句话令我觉得极为刺心:“……被套也还是问我要,好吧,这一回学雷锋,做好事,给你寄上一床……”
    这就是我文章开头所说的,与母亲的一次内心里的感情冲突,睡在换上母亲所寄来的新被套里,我有一种悲凉感,母亲给儿子寄被套,怎么成了“学雷锋,做好事”,仿佛是“义务劳动”呢?!
    当然,在那样的岁月里,这是很细微很卑琐的一件事情,何况很快就进入了“文革”时期,这对母亲的不悦,很快也就沉入心底,尘封起来了。
    在“文革”过去以后,因为偶然的原因,母亲在关于那床被套的信中所说过的话,又曾浮到了记忆的上层,于是默默地分析:她那是因为受当时社会“语境”的熏陶而顺笔写出?是因为毕竟乃一平凡的老太婆,禁不住为一床被套“斤斤计较”?还是她对我,说到头来并没有最彻底的母爱?
    也曾有几回,在母亲面前,话到嘴边,几乎就要问出来了,却终于又吞了进去,吞进去是对的。也曾设想,是母亲当年一时的幽默,母亲诚然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但她同时又是一个从不拿政治词语来幽默的人。
    现在我才憬悟,母亲那是很认真很严肃的话,就是告诉我,既已将我放飞,像换被套这类的事,就应自己设法解决,在这种事情上,她与我已是“两家人”,当然她乐于帮助我,但那确实是“发扬雷锋精神”,她是在提醒我,“自己的事要尽量自己独立解决”。回想起来,
    自那以后,结婚以前,我确实再没向母亲伸过这类的手,我的床上用品,更换完全由我自己完成,买不到现成的,我便先买布,再送到街道缝纫社去合成。
    母亲将我放飞以后,我离她那双给过我无数次爱抚的手,是越来越远了,但她所给予我的种种人生启示,竟然直到今天,仍然能从细小处,挖掘出珍贵的宝藏来……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
    父亲于1978年突发脑溢血逝世。父亲逝世后,母亲在我们几个子女的家里轮流居住,她始终保持着一种独立的人格尊严,坚持用自己的钱,写自己的日记,并每日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在与子孙辈交谈时,经常发表她那相当独到的见解。比如,她每回在电视新闻里看到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总要说:“这个焦眉愁眼的人啊!”她能欣赏比如说林斤澜那样的作家写的味道相当古怪的小说……她的行为也仍充满勃勃生气,比如收认街头纯朴的修鞋匠为自己的干儿子,等等。
    1988年深秋,母亲因身体极为不适,从二哥家进了医院,她坚持要自己下床坐到盆上便溺。
    在我们子女和她疼爱的孙辈都到医院看过她后,她在一天晚上毅然拔下护士给她扎上的抗衰竭点滴针,含笑追随父亲而去。她在子女成年后,毅然将他们放飞,而在她丧偶后,她所想到的,是绝不要成为子女们的累赘,在她即将进入必得子女们轮流接屎接尿照顾她病体的局面时,她采取了不发宣言的自我安乐死的方式,给自己无愧的一生,画上了一个清爽的句号。
    静夜里,忆念母亲,无端地联想到两句唐诗:“唯怜一灯影,万里眼中吸。”那本是唐人钱起为日本僧人送行而写的。营造的,是—个法舟在海上越飘越远,那舟窗中的灯,却始终闪亮在诗人心中的意境。我却觉得这两句诗恰可挪来涵括对母亲的忆念。她遗留给我的明心之灯,不因我们分离的时日越来越长而暗淡熄灭;恰恰相反,在我生命的途程中,是闪亮得愈见灿烂,只是那明心之光润灵无声,在一派肃穆中伴我始终。

《我是刘心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