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评论家指出，我的作品中，常体现出一种“平民性”。远的不说，即如我1992年发表在《收获》杂志的中篇小说《小墩子》，1993年由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拍成八集电视连续剧，于1994年初播出以后，就很有些评论家说，我这个作家真是改不了“旧习”——北京如今有了很多的“摩天楼”，更有很不老少相当富丽堂皇如燕莎友谊商城、赛特购物中心那样的商场，三环路外出现了多少高楼林立的新居民区，又有几多北京游乐园、世界公园、九龙游乐园那样的娱乐场所，可是，你这《小墩子》所写的人生浮沉，还是小胡同大杂院里的事儿，虽然你这些人物、故事，都鲜明地折射着时代的光影，可在读者、观众面前晃来晃去的，还是“胡同串子”和“土鳖婆儿”……你对他们怎么就那么有兴趣呢!
是的。我对所谓底层的这些小人物，确实有浓厚的兴趣，而且不只是兴趣，对于他们当中的某些人，我还很有感情，有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已达互为“铁哥儿们”的程度。
有一回，文坛圈里的一位熟人，偶然看见我在一处街角的马路牙子上跟一位壮汉并坐闲聊，他并不惊讶，而是跟我打个招呼，本能地对我笑说：“体验生活啦!”然后脚不停步地走了。后来他还在某个圈子里的场合，对别的人说：“那天我看见刘心武在大街上体验生活呢!”自然是揄扬的意思。可在我听来，却真是“这话从何说起”，因为那条汉子是我多年的朋友，我跟他交往，实在是与写作无关，也许我的小说中会有些他给予我的无形影响，但我至今并没有用他做模特儿写过小说，他是一个从不看小说的人。
我自从当上作家以后，也确实正儿八经地去为创作具体的作品体验过生活，在那过程中也和一些人建立了较深入的关系，其中有基层的工农兵，也有干部和知识分子。我和他们当中的个别人，直到如今也还保持着联系，但都称不上朋友。
我的平民朋友，都是怎么交上的?大而言之，那是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平民。众所周知，我曾在一所中学里当了15年的普通教师。中学教师的社会地位，至今仍是“黄柏木磬槌——外头体面里头苦”。我又曾在胡同杂院里居住过十来年，虽然我后来从教师群里“出来了”，也搬进了楼房里住，甚至于享受到了所谓“正局级待遇”，人五人六的好赖算个“角儿”了，可是，我还是喜欢跟那些人们称为“平民”的人交往。至于每一位具体的平民朋友是怎么交上的，那是我和我朋友的私密，我不大愿意公开。
有的这样的朋友，我也写过。比如我的一位修鞋匠朋友，我叫他郄大哥，我在《私人照相簿》里直接写到他，印出了他的照片，还以他为模特儿，在长篇小说《钟鼓楼》里塑造了一个荀师傅的形象。他不幸去世十几年了，现在，回想起我们交往中的许多琐屑往事，心中还是不能平静。比如，我们哥儿俩几杯“二锅头”下肚，他就会毫无保留地把他心中难与一般人言的烦闷，向我倾诉，有时，他把头晚的梦境讲给我听，他多多少少有些个迷信。其实我也一样，我无宗教信仰，虽基本上倾向于无神论，却也还够不上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在那种情况下，他要我给他析梦，我也就很投入地为他的梦作解析，解出来，连我自己也很以为然，于是我们便浮一大白。
后来看到一篇评论我的长篇小说《风过耳》的文章，这位评论家注意到，我这部小说虽以写“儒林”百态为主，可是也写了不少“平民”。他认为这上下两个层次的人物，都还堪称描写生动，但他认为我没能把这两个层次的人物用更多的矛盾冲突纠葛在一起，是结构上的失败。我小说里写了一个在大科技文化单位里给头头脑脑开车的司机，他住的地方是“平民”聚居区，这样，我通过他把两个层面的生活交错在一起。但这位评论家还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结构，应是将小说的主要人物，比如说副局级的干部，同最下层的人物直接构成“戏”。评论家的意见，我愿参考，但就我本人迄今为止的生活经验而言，我感到北京这个大都会的“上层”和“底层”之间，就单个的人与单个的人相互的交往沟通而言，是并不多见的。当然，所谓“上层”、“上中层”、“下层”、“底层”，都是借用的词儿，因为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里，是不应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的。不仅从理论上说凡公民都是平等的，在具体的生存状态里，比如住很宽的楼房和住又小又破的平房的人，家里都拥有相同的日本进口原装大彩电，共享着改革开放的某些成果，也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并不多见的景象。但人们毕竟过着各自那个层面上的生活，在相当程度上，是无直接相关性的，不仅很难纠葛到一起，构成“戏”，而且，有时简直就不甚清楚别的层面上的人是在怎么活动。比如，一位大学老教授，因为一个偶然的原因，进入了五星级大饭店，并且进入了其中的“演歌台”，他不禁目瞪口呆，特别是当他想到，这社会上有某些人，成天泡在这类场所，消耗他们的生命，更不禁连连喟叹。同样，某些大款，从豪华轿车上跳下来，进入五星级大饭店，动辄就开瓶“路易十三X·O”，他们也死不理解，一个大学教授家里，怎么就没一件像样的家具，却到处撂着些“破书烂纸”!
我并不认为，我们这个社会上的一个人，必得越出自己的所在的那个层面，去交朋友。就是作家，他可以为写一个表现“下层”的作品而去深入生活，结识一些平头百姓，却也不一定都要交成生活中的朋友。所以，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一点没有炫耀自己怎么“保持平民本色”，或隐含否定别的作家“不平民”的意思。记得1993年我给《中华儿女》写了篇谈自己现状的文章，编辑突出了我“为了尊严，我不下海”的话，结果就有人来问：“难道人家下海，就是不要尊严吗?”其实我只是说我自己，并不涉及别人。我的意思是说，我现在依靠写
作，尚能维持一种有尊严的雅致生活，所以不打算下海。现在我写到这里，也只不过是承认，我确交了些市井朋友，这未必是我的什么优点，我的创作也未必因此就更好，这只不过是提供一点花絮，让关心我的读者朋友，多了解我的一个侧面罢了。
夏日，在街头巷尾的路灯下，蹲坐着些甩扑克的人群，这情景，许多身份比他们高的人，是都见到过的，如果发现我也兴致勃勃地混迹其中，那当然会讶怪。我和我的朋友，加上他的邻居，还曾在高层居民楼的电梯过道里，摆开小炕桌，坐着小马扎儿，打过一宿的麻将。小输小赢，插科打诨，让过堂风吹得悠哉游哉的，那情景儿，恐怕“儒林”里能知道的，就不多了。在那里搓麻，一是家家住得都不宽敞，二是楼道灯与电梯的用电，都不与各住户电表相干。你爱怎么鄙夷就怎么鄙夷吧，反正我跟他们在一起，感到是处在一种无大恶亦无大善的自然状态中，这状态很适合我，能调剂我有时为沉重的思绪弄得无比焦虑的心情。
骑车去野地里，寻找点野趣，这是我和一两位平民朋友的共同爱好。但现在野地已萎缩得所剩无几了。1992年我们还曾在三环路外找到个野撂着的废窑坑，坑边长着不少芦苇，还有些蒲草长在水中，我喜欢芦苇和蒲草，他们就帮我采拔。其中一位为了拔蒲草，索性脱光了跳进水去。那窑坑是漏斗形底，积水里长满了水草，他一下去就往下沉，还被水草缠住了脚，吓得我们在岸上大喊大叫。但他终于浮了上来，摆脱了水草纠缠，还为我拔下了若干花多少钱也买不到的蒲草。我还注意到，一般来说，文化人的肢体语言，使用得最多的是手势，而我的这些平民朋友，他们的肢体语言却常常表现在头颈部的摇动上。我就很喜欢我的一位壮汉朋友，说到兴致处，把他那颗大头豪迈地一摆的模样。总而言之，“读”作家朋友，自然乐趣全在读其文章，而“读”平民朋友，那乐趣往往在有声的话语之外，在其生动的肢体语言之中。比如我一位当过消防队员的朋友，他说到不平事，或仅仅是听到我说起委屈，便每隔几分钟重系一次腰带，每次胸臂肌肉都块块饱胀，他言简语罕，这肢体符码的表达，却含意丰富。
要保持和这些朋友的恒久关系，也不是那样容易的。主要的原因在我，我自己的事太多，而我的这些事又往往跟他们所忙的事不在一个社会层面上，交叉点太少。所以，有的这样的朋友，我总不去找他，就渐渐疏远了(虽并不淡忘)。比如前些时我跑到南城去找一位这样的朋友，发现他所住的那一片地方，原来是些破破烂烂的平房，现在已改造成了一片崭新的居民楼，我到居委会去打听，人家说原拆迁户只有3/10回住此处，其余的分散到五六个新居民点上去了，哪儿查得出!我只好怅怅而还。当然，我为那位朋友高兴，他一定大大改善了居住条件。或者会有人问：你们不见面时，就不通信么?不打电话么?是的，我和这样的朋友，从不通信，他们也极少和我打电话。你看，如果我搬了家或他搬了家，我们也就很可能失去联系。你如追问：你们这样交往，算得上朋友么?那我要告诉你，相互间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朋友，往往是这样的，在文化人之间，也如是，倘失去了联系，心里还是忘不了的。偶尔回忆起来，友情滋味是不减的，一旦又偶然地邂逅，那重逢的快乐，是难以譬喻的。
一位平民朋友有一天认真地对我说：“总听你说，这个朋友那个朋友，好像你就那么趁(意为拥有很多)朋友。走着瞧吧，等你崴了的时候，你再转脑袋瓜看看，你究竟有几个朋友!”崴了的时候我转脑袋看了，圈内的所谓朋友，少了许多，而平民朋友，大体都还依旧。
当然，若要以真正深交，能相互理解相互补阙而处之欣欣然为标准，则我的所谓平民朋友，说到底也并没几个。
友情是一种微妙的感觉，朋友之称实不应谬安。什么平民不平民，既是朋友，便无平与不平之分。一条溪水清清爽爽长长流淌，穿越世事，不计岁月，满盈着善意，这便是友谊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