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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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确实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光是一旁听他们侃,也觉得不仅醒耳,也常能清心。
    来到韩上楼,宁肯把另外三位介绍给他。他且慢饮黄酒,听他们继续那个话题。
    宁肯还是讥笑纪保安在电视里“钝刀子割肉”:“……你为什么就不能爽性说清楚,你究竟是喜欢市场经济带来的新局面,还是对它忧心冲忡?……你何必含着骨头露着肉的?你就该一吐为快啊!”
    矫捷笑说:“你这不是存心为难他吗?就是他对市场经济忧心忡忡,能在电视上说吗?”
    他也忍不住插嘴:“小宁呀,这在文化大革命当中,造反派之间打派仗的时候,常用的一种办法,叫做——诱导对方犯错误!”
    宁肯模模糊糊能懂,春冰简直莫名其妙:“什么叫打派仗?是不是就是武斗?当时造反派为什么还要分派?干什么武斗?……”
    他一想,春冰大概是一九七一年才出生,懂事时“文革”已经结束,对于她,那当然已是十分遥远的历史。他回想一九五○年,他八岁的时候,听老师讲红军长征的故事,那故事对于他来说,遥远而神圣……但其实,长征离一九五○年只不过才十五、六年;而现在离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却已经二十六年了,离“文革”结束,也已经十六年;就是离那霍师傅撅着嘴唇钉金殿臣宿舍窗户,砰砰砰的,也已经二十二年!自己和这些年轻人,特别是和春冰,个体生命的记忆储存,差异是多么大啊!……
    他走了一回神,回过神来时,只听纪保安正在说:“……其实,我和你们,总体的想法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只是,你们注意,在我的那个言论节目里,我其实主要是强调这一点——其余的都可暂且缓议——不管怎么说,要尊重历史!要尊重我奶奶他们的历史!……更坦率一点说,我以为,前几年的那个大悲剧,关键就在,到最后你简直不尊重他们的历史了!这是最伤感情的事!……要知道,仅仅从社会心理学,或行为心理学的角度,一个人,特别是一个群体,你对他的态度,如果达到了无视或否定他的历史的程度,那他是一定不会对你让步的!不能再让了嘛!他是一定要跟你拼的!……我跟我父母,跟我奶奶,代间冲突其实也是很厉害的,有时候会气得好多天见面不说一句话,可是,毕竟我是尊重他们的历史的……那确实了不起!特别是我奶奶,我真想象不出,她那么个矮小瘦弱的妇女,即便当年年轻,怎么竟能毅然地随着大部队,穿过了雪山草地!所以我读索尔兹伯里的那本《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也许是因为我有这么个奶奶,也就是你们说的,我血管里淌着她传下的血,我就激动得瑟瑟发抖!不管怎么说,如果说为了个人,为了小家庭,为了别的什么虽然正当美好的小目的,恐怕都是坚持不下来的!那确实,是为了一种普及于天下人的,瑰丽的理想,才使得她坚持下来!……所以,我跟奶奶有千冲突万冲突,我不跟她的历史冲突!……我常想,即使到了我这一代,我要否定奶奶他们后来的很多作为,甚至要改变一种活法,以至会让奶奶很伤心,可是我是永远不会否定到他们的历史的!没有他们的奋斗,哪有今天中国人的基本尊严?……我会伤她的心,可不会伤透她的心,因此,到头来,我觉得,我们是会终于相互理解的!……”
    他听了非常感动,接过去说:“太好了!年轻的一代,不要否定老一辈仁人志士的历史;老一辈呢,反过来不要去否定阻止年轻一代的开拓转型……我们的生命,其实都是民族群体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我们应当环环相扣,而又环环延伸……我这几年一直在想,到头来我们只能是用代间和解的方式,来解开遗留的死结……”
    没想到宁肯却说:“保安,你这种想法,你父亲那一辈究竟有几个能接受?跟你同辈的,你这样的干部子弟,又究竟有多少?我很为你担心!搞不好,左边的说你右,右边的说你左,我们中间的呢,哈哈,又跟你并无共鸣!……看起来你自己也苦恼,怪不得你在电视里只能点到为止,含混了之!……”
    他鼓励纪保安:“别听小宁的!阴阳怪气!……你其实不仅应该把你的思想说出来,而且应该把它写出来!……恕我直言,你们这样的干部子弟,真站出来为你们的长辈说话,让世人能真正理解他们,尊重他们历史的,实在不多!……我倒想起了一个作家,黄济人,对,是他,住在重庆的,他是国民党将领的子弟,所谓“国干子弟”。他这些年就写了好多书,写起义投向共产党的国民党将领,更写了许多被共产党抓住成了战俘的国民党将领,他写这些人的历史,让世人理解,认知……结果,人们读了这些书,可以弄懂国民党军队何以败北,可以理解共产党对国民党战俘的改造政策……这些倒还都不稀奇,最难得的,是从中写出了国民党败将们依然存在的人格,使他们能获得人格尊重!……夸张一点说,国民党人倒有他们的子弟站出来,为他们接二连三地树碑立传,他们算是有了自己的代言人!……可你们呢,你们当中这样的代言人,就像你说的,尊重历史的代言人,谁呢?你们当中应该有练索尔兹伯里那个活儿的啊!要么,你带个头,你来写!……”
    春冰一旁说:“雍老师,您大手笔,您来写啊!”
    他便认真地说:“最好还是既有个体生命的真切体验,又有自觉的而不是勉强的代言人意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写出那样的作品……”
    宁肯说:“代言人文学如今有几个人愿写?如今是一个充分地,甚至放肆地展示个体生命体验的时代!”
    矫捷便问他:“你态度明朗点儿:你究竟认为代言人文学和非代言的个人文学,哪一个更文学?”
    春冰听了说:“哟,跟绕口令似的!”
    宁肯却只顾呷酒,吃涮好的肥牛肉片。
    矫捷便指着宁肯说:“你这不也是‘含着骨头露出肉’嘛!”
    他便代宁肯作答:“只要不是搞被动的,机械的,生硬的……宣传,而真是熔铸了个体生命体验与感悟,那么,代言人文学当然是很好的文学!……不过,不必拿各种文学来这样相比……不存在哪一种比哪一种更文学这样一个问题……”
    春冰便问:“雍老师,那您写的,是哪一种文学呢?您代言不代言呢?”
    他答:“我自己很清醒……我的出身背景,我的个人经历,我的性格气质,都决定着,我只能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所以,我写的东西,一个是我的个体生命体验与感悟,一个是我作为旁观者,对他人、社会、时代、人类,也包括大自然、宇宙的观察与思索……我写的,多数可能得算是旁观者文学……”
    宁肯便望着他,问:“雍老师,您提到出身背景,那对我们确立自己的话语特征,真有抹不掉的影响吗?”
    他说:“我以为是的。机械地用出身框定一个人的阶级属性,那是不对的;可是解读一个人,我以为参考他的出身教养,那是必要的……即使我们审视自己,这也应该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
    春冰说:“哎呀,有那么重要吗?说真的,我都不知道我算什么出身……我爸爸妈妈都是中学教师……算知识分子吗?可知识分子就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嘛,工人农民是劳动人民的另一部分,A等于B,C、D也等于民所以A等于C、D,不是吗?……”
    矫捷接过去说:“我倒觉得雍老师说得很有道理。我父亲是乡村小学的教师,可是他跟乡里的农民,究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宁肯知道,我们老家很穷,不仅是穷,还很愚昧……保安你听了不要别扭,我听我爷爷说,当年也曾有红军部队经过我们那儿,可是他们竟遭到了暗算……在他们夜里宿营的时候,村里的男人们出来,把他们都杀了,只有很少几个红军逃了出去,大多数,都被问棍打死,给扔到枯井里头……我爷爷记得,那些被杀的红军,有的还只是小小的年纪,大概也就十三、四岁……我问爷爷,杀红军的是不是都是地主或他们的狗腿子。爷爷说,地主富农自己倒没怎么动手,狗腿子嘛,也难说谁是狗腿子,杀红军的,有我爷爷那样的自耕农,更多的是给地主干活的长年。长年就是雇农,本是红军为之奋斗,要首先将其解放出来的人,可是,据我爷爷说,他们杀那些红军时,都很自觉,很勇敢……为什么要杀红军?那想法也很简单,就是认定他们是土匪,是流寇……我问过爷爷,难道红军自己不宣传,不告诉他们自己是干什么的吗?他说,他不记得那些红军有过什么宣传,再说一听红军来了,村里的人白天就都躲在家里,敲门也不开,晚上竟联合起来,干那样残忍的事!……这当然不是我的个体生命体验,可我的血管里,毕竟流着我爷爷传下来的血……等我一天天大起来,爷爷讲过的这些事,便成为我心上坠着的很大很大的一个秤砣……后来解放了,搞土改,我爷爷算中农,他让我爸爸,到县上上了中学,一直读到高中,这在我们村,是了不得的学历!爸爸上完高中,回到家乡,在镇上小学当了老师,我妈妈也是老师……我爸爸也给我讲过可怕的事,就是土改的时候,斗争地主,地主确实该斗,可是那斗争会发展到最后,就有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拿着剪刀去剪地主的肉……这事给了他很大的刺激,他心里一直觉得,不该这样地去剪一个已经被绑起来的人的肉……他给我讲这个事,是因为,到我十来岁的时候,已逼近‘文革’前夕,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发展到,地主家的孩子,其实已经是第三代了,就经常挨成份好的孩子打,父亲不让我参加那种事情,他说无论如何人不该折磨人……后来突然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我们那个村不知是怎么搞的,又杀人,忽然在一个晚上,把所有地富家的人,从老人到小孩,都给杀了,也是扔进那口古老的枯井里去,当年很多的红军的骸骨,还没有拾净,便又制造了新的骸骨……那时候我爷爷奶奶我妈妈都过世了,只有我和爸爸,忽然那些杀人的人跑来抓我们爷俩,我们又不是地富反坏,怎么也有死罪?抓住我们,把我们捆起来,就听见他们很认真地讨论,我们该不该杀?认为该杀的意见占了上风,理由是我爸爸说过,土改时不该用剪刀剪地主的肉,我呢,拒绝打地富的孙子,并且,我爸爸属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旧学校’就是资产阶级学校,培养的是资产阶级接班人,那不是比地富更反动?……可是在他们争论的过程中,我爸爸成功地逃跑了……那么,他们就围住我,杀不杀我呢?要不要把我也扔到那口井里去呢?……他们商量的结果,是算了!为什么算了?因为他们有好几个人说,要杀就全都杀了,跑掉一个,而且是个大人,那把小的杀了,大的他有一天跑回来报仇,可了不得!有的就说,‘旧学校培养的学生’,说是可以改造好的呀,改造好了,就不是资产阶级接班人了,也就不该杀了……”
    春冰叫了起来:“哎呀,别说了别说了!让不让人吃东西了!……”
    宁肯说:“是很败兴!可……这也是历史,不是要尊重历史吗?”
    纪保安说:“历史……应该是指……一个时代,主流的东西……”
    宁肯说:“历史也有支流!……仿佛一个河系,它应该是网络状的……甚至应该是立体的……三维的……”
    纪保安让步:“……当然,缴械说的,也是……历史的一个侧面……”
    缴械并不缴械,他接着要往下叙说,春冰用筷子敲击餐碟,抗议:“我不要听了!”
    缴械举举手掌:“好,小姐,我缴械!我不再说具体的事情了,可是……我想概括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并不一定都有那个运气,能在历史的主流里成长……历史的支流,甚至支流的支流,很可能裹挟着我们的生命之舟,把我们的个体生命,放逐在历史的边缘……”
    春冰笑了:“这还差不多!刚才像个恐怖故事,现在嘛,倒有点像诗……”
    宁肯便说:“当然是诗!……你们都不知道吧?其实,缴械原来是一心想当诗人的,他写了好多的诗,自费出过三本诗集呢!……他是这几年才下海的……”
    缴械叹口气说:“学诗不成,愤而下海……哎,我是想说,每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他对这世界人生的感受认知也就真是不同……我是赞同雍老师的观点的!”
    他的一双眼睛,在四个年轻人的脸上,扫来扫去,他看到,纪保安白皙光润的额头上,挤出了几道皱纹。
    这位缴械先生的话,引出了他蒲公英种子乱飞般的思绪。是的,放在历史的主流中考察,砰砰砰,霍师傅钉那金殿臣宿舍的窗户,算得了什么?可是在他的个人生命体验里,在他个人的记忆储留中,那响声,那情景,那短臂上隆起的肌肉,那上下唇相挤而突出的细节,却至今拂之不去……
    他稍定神,听见缴械在说:“……你问我们家乡现在还穷不穷?不那么穷了……你别问宁肯,他号称我的同乡,论起来也真是一个县的……可他爷爷那辈就走出县城,混进城,早就变质了!……虽然父亲五年前亡故,我现在还跟家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最近还回去过……现在我的父老乡亲们在干什么?……很多人,都在挖硫磺!他们突然发现,我们那儿的丘陵上,能挖出硫磺来,他们就你也挖我也挖,很积极地挖,跟当年杀红军,‘文革’中杀地富,那么一样的来劲儿!……挖出硫磺粗矿来,他们就地烧炼,使我们那个村,离它几里远,就熏得你眼睛鼻孔全跟着了火似的……污染之严重,农田的荒芜,就不多形容了……春冰小姐,又是‘儿童不宜’,好,我决不再形容这些个东西……总之,我心里很难过……是的,我的家乡,它为什么总是被放逐在历史的边缘?……”
    他心里也很难过。也许,现在整体上,也是处在某一段大历史的边缘?所以有那么多人感到失落、困惑、焦虑!从老一辈,到最年轻的一代……
    他听见纪保安在问:“……那么,你认为,怎么才能使你那故乡,进入历史的正道呢?”
    缴械在点一棵香烟,很沉郁的样子,宁肯便代他回答说:“要改变愚昧,要让下一代都能受到好的教育……所以,缴械他为他们家乡,捐了十万元钱,给那儿的小学……”
    纪保安“啊”了一声,举起酒杯来,对着缴械,点下巴。缴械举举夹香烟的手,纪保安便自己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57
    韩上楼的餐厅后面,有一个歌厅。凡在餐厅进过餐的客人,都可以免费到歌厅消遣,并得到一杯赠送的饮料。这歌厅的特色,是摆放了一架乳白的三角钢琴,有钢琴手为点唱自娱的客人伴奏;暂时无人点唱,钢琴手便弹奏乐曲,或边弹边唱以娱宾客。这比那种千篇一律的以音响设备伴奏的卡拉OK歌厅有趣多了。
    他随着四个年轻人进了那歌厅。歌厅不大不小,空间感觉恰到好处。灯光也不太幽暗,装潢得固然较俗,但俗而可耐。他们选择了靠里面的一个隅,围坐一处。四位男士都要了咖啡,春冰要了柠檬苏打。
    他想继续听年轻人侃,几个年轻人却想唱歌。服务员拿来歌名册,宁肯让他先点,他翻看了一下,很少有他会唱的歌;他注意到,歌名册中有好几面是“台语歌”,这恐怕是台资餐馆的特点吧。他把歌名册给了春冰。春冰翻了翻,都不中意,去问钢琴师,能不能弹芭芭拉·史翠珊的那首《RUNWILD》?那披肩长发的女钢琴师说可以试试,于是便给春冰伴奏起来,春冰唱得极其投入,只是很不流畅,唱完,连别的客人也给她鼓掌。接下去,宁肯唱了《同桌的你》,矫捷唱了《小芳》,然后是别的客人在唱。他很高兴又能回复到交谈中去——虽然在歌厅里交谈,往往不能充分地听清别人的话。
    他希望能继续餐厅里的话题,可是四个年轻人却东一嘴西一嘴扯起了什么深圳文稿大拍卖,叶大鹰在俄罗斯拍《红樱桃》苦不堪言,激流岛诗人杀妻自尽,上海深圳新股票上市,长着几个脑袋的作家周洪如何频发警告,JJ迪斯科舞厅与亮马河硬石舞厅何优何劣,吴祖光与国贸大厦惠康超市的官司,四川黑竹沟森林的凶险莫测,张艺谋和陈凯歌新片子的风险,北京禁放烟花爆竹与限养家犬……这些话题要么离他太远,要么又近得令他发腻,他便都没插嘴。当春冰再一次提到电影时,宁肯对几个年轻人说:“对了,雍老师跟《栖凤楼》的制片人还有主演什么的特别熟……不知道拍得怎么样了?前一阵子小报上很鼓吹渲染了一家伙,最近又不大炒这座楼了……”又问他:“雍老师,您是这片子的文学顾问吧,您觉得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新东西吗?”
    他这才忽然想起,他本是受闪毅之托,有事来找宁肯的,于是他赶紧凑拢宁肯,把有关的情况概括了一下。宁肯听了后说:“我倒还没听说,有观众提供了这么个曝光的线索……听你这么讲,是个偶然事件,那我们没多大的兴趣……我们现在主要是尽可能为老百姓说话,当然,也不能曝光曝到引发出事端来……有的我们拍出来了,自以为是很把握分寸的,结果审查还是通不过,压在那儿……哎,‘一仆二主’嘛,观众和领导都是我们的上帝,让两个主都满意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
    两人正交头接耳,忽听有人招呼:“Hi!”
    他抬头一看,一张笑脸正浮在上方,眼影染得很浓,嘴唇上的玫瑰紫色唇膏显得很怪……是卢仙娣!
    卢仙娣不是一个人来的,旁边是台湾来的杨致培先生。
    他只能赶忙站起来招呼。他要把几个年轻人介绍给卢仙娣他们,可是卢仙娣无需他介绍,原来四位年轻人卢仙娣都认识,“万国通宝”的法力真是名不虚传!卢仙娣大大方方地把杨致培介绍给了他们。
    于是七个人坐到一处。
    卢仙娣乐呵呵地说:“是我把杨先生拘到这儿来的,他本是不愿意来的,他说,什么?韩上楼?这不是台湾的买卖吗?……他懒得来,在台北,他家街对面,就是一家韩上楼……可我还没来过嘛……我想涮石头火锅,就把他拽来了!……”
    杨致培说:“是呀,这算怎么一回事呀,来北京,要上楼,就上萃华楼、鸿宾楼嘛!要吃涮火锅,就该上东来顺,涮正宗紫铜炭火锅嘛!……也实在奇怪,你们北京,引进这个不伦不类的韩上楼干什么嘛!”
    卢仙娣一旁凑趣说:“麦当劳,肯德基……可以给它扣上一,顶‘后殖民’的帽子,这韩上楼,还有统一方便面什么的……该扣顶什么帽子呢?‘后反攻’?……哈哈哈……”
    他注意到,坐在他正对面的纪保安脸色变得很难看。
    卢仙娣却仍肆无忌惮地在那里发挥:“……确实是不伦不类!如今的北京,简直成了一个‘后现代’的大杂烩!……更可笑的是‘加州牛肉面大王’,在美国加利弗尼亚,那只是唐人街里很小的买卖,有几个正宗美国人知道它?到了北京,倒弄得一般老百姓,以为吃了那牛肉面就去了趟旧金山、洛杉矶似的!……还有做‘康师傅’方便面的,在台湾其实是很小的一家公司,现在北京却无人不知‘康师傅’……”
    宁肯说:“那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好吃,管它在那边是大是小,知名不知名呢!……拿来主义嘛!”
    这下杨致培说话了:“为什么拿这些东西过来呢?为什么让他们把这些东西送过来呢?你是社会主义嘛!你不要这样嘛!……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偷看一本从美国辗转传过来的《人民画报》,那上面自力更生的镜头,好让人激动啊!高高的钻塔,堆积如山的棉花,还有围湖造田,教授养猪……朴素清爽的城市面貌,全民农工化的平等境界……好激动啊!……可是那时候只能神往,难得亲近!……现在终于能来了,却让人……比如此时此地……简直跟台北无异!恕我直言:这是何苦!……”
    杨致培的这个思路,他早知悉,也早与其争论过,并不以为奇,可是对于几个年轻人而言,却颇具冲击力。
    春冰说:“哇!还有您这么想的!……可是教授养猪,是不是大材小用了呢?除非他是个专门研究畜牧兽医的教授……”
    矫捷说:“围湖造田,是不讲科学的……结果粮食并没有丰收,反而破坏了生态平衡……”
    宁肯说:“您的这些议论,让我想起了我采访途中遇上的一个英国老太太,她也是很不高兴,因为她来中国,是为了看蒸汽火车头,还有茅草屋,水牛拉犁……什么的;她说她多年前来过,都看见过,她坐的客车就是蒸汽机车牵动的,从车窗望出去就能很方便地看见茅草屋、水牛拉犁,还有比如说木船上补了大补丁的帆呀,光脚走在乡间小路上,头上缠着厚厚的蓝布的农民呀……现在她来,却怎么也找不到蒸汽火车头,拉她那软卧车厢的,是跟英国几乎一模一样的电气车头,而从车窗里望出去呢,居然净是些方方正正的新瓦房,甚至于是些模仿他们西洋样式的小楼……很难看到牛拉犁,也很难看到光脚或草鞋……最伤心的是,人们的服装也毫无新奇感,要么是夹克衫,要么竟居然也是牛仔裤……她伤心地说,既然我只能看见这些,又何必花那么多钱,从那么远跑过来呢?……她说她希望我们这里永远是一个古老的中国,可以让她在厌倦了她们那里的生活氛围以后,能随时花钱来享受一番古国风韵!……”
    矫捷补充说:“可是,给她住的宾馆饭店可得是提供西方式卫生间的,我想她一定不能忍受中国古老的马桶或茅房蹲坑……”
    卢仙娣代杨致培抗辩说:“杨先生可不是你讲的英国老太太那种人……那种资产阶级老太太是把中国当成一个古玩来猥亵,可是杨先生,却是把中国大陆当作是一个乌托邦的可触摸的雏形来向往的!”
    杨致培却并不领卢仙娣的情,他说:“怎么是乌托邦?实实在在的嘛……”
    纪保安发话了:“杨先生,那是实实在在的,可也确有乌托邦的成份!……我能理解,从旁边看,得出个结论,欣赏也好,奚落也好,是一回事;置身其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不管怎么说,世界,人类,发展到了这一步,像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关起门来自我发展,无论怎么努力,演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戏剧来,使从旁看来的人多么地感动,到头来还是不能大大地提高生产力,不能切切实实地富国富民……当然,自力更生的精神不能丢,可是对外开放实在是至关重要,这十几年的实践证明,对外开放的正面效应,大大超过了派生出来的负面效应……”
    他注意到,纪保安讲话时,杨致培在一旁仔细地研究纪保安递给他的那张名片,一定是杨致培发现了纪保安的处长身份,并且心中很不以为然(“你来给我上课吗?”),嘴角浮出了几丝不耐烦的冷笑……
    宁肯的呼机响了起来,矫捷的手机也有人打来了电话,于是他说:“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我累了……”于是便站起来告辞。
    他和四个年轻人都要走,卢仙娣说还要跟杨先生消磨一阵。
    他都走到歌厅门边了,卢仙娣忽然追上来跟他说:“嘿,告诉你,我昨天安排林奇跟杨致培见面了!”
    他问:“怎么样?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卢仙娣说:“哪的话儿!”
    他觉得有些出乎意料,便再问:“杨致培对林奇印象怎么样?”
    卢仙娣说:“他也没多说。只是今天一起吃石头火锅的时候,我提到林奇,他忽然很痛心似地说:林奇他怎么能背叛无神论呢?!”
    他说:“林奇并没有皈依哪个宗教啊!”
    卢仙娣说:“可是,他感觉,林奇已经掉到泛神论的坑里了!”
    他便不再说什么。
    卢仙娣追上他并不是为了报导这个细节,而是仍旧让他帮助促成法国使馆签证的事——林奇的签证仍未弄妥。
    在那样一个场合,他也不好再推托,便含糊答应说尽量效力。
    58
    康杰拍完那天的戏,没直接回宾馆。他在外面吃完饭,回到宾馆时,刚进前厅,服务台的值班小姐就招呼他说:“有个老头找您!在这儿等了老半天!我们跟他说,您可能很晚才回来,也可能今晚上根本不回来,他才走了……”
    康杰忙问:“他留条儿了吗?”
    值班小姐说:“我们请他留言,他说不用写了,就让我们告诉您,他叫漆铁宝……”
    一听这名字,康杰便“啊”了一声;可是,铁宝师傅至多也就五十刚过,怎么会是个老头呢?他便问:“是个老头?”
    值班小姐点头:“可不,满脸褶子!”
    漆铁宝是康杰原来所在的那个工厂的一位师傅。自打康杰脱离工厂当上个体演员以后,再没联系过。今天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找自己呢?
    康杰先回房间洗澡。一边冲着淋浴,一边琢磨这件事儿。
    十来年前,康杰刚进厂当电工时,漆师傅才三十多岁。漆师傅是个管子工。电工和管子工,常有“联合作战”的时候。见多了,互相也便增进了了解。漆师傅那时候还没结婚,原因不问自明:穷。漆师傅工资本来不高,厂里那时效益就不好,奖金常不到位,而他还要赡养双亲,谁肯嫁他呢?康杰注意到,除了厂里发的工作服,漆师傅一年四季,似乎只有一套中山装,一件衬衫,总那么倒换着穿;冬天多一套绒衣绒裤,棉大衣也是厂里发的;这在五、六十年代,也许并不稀奇,可是在八十年代,就不多见了。不过,漆师傅却从不让人感到邋遢。那时候康杰挺追逐时髦,挣的工资,很大一部分用在买穿的上,不过,在别人眼里,却往往是“鲜一阵霉一阵”,也就是忽而溜光水滑,忽而邋邋遢遢;康杰业余练武术,出汗很多,衬衫换得挺勤,可领口还是免不了总显得脏兮兮的;漆师傅虽不练武术,可管子工干起活来,比电工要费劲儿,汗水淌得也很不少,然而,康杰注意过,漆师傅每天来到厂里,不仅外面衣衫整整齐齐、清清爽爽,那露出的衬衫领于,也总是干干净净。漆师傅会不会是有几件一样的衬衫,在倒换着穿呢?有一回康杰跟他一起干完了活,同到厂里淋浴室淋浴,趁他先进去一步,在更衣室里,用油性记号笔,在他那衬衫背后,最靠下的里面,点了个记号;当时记得,那衬衫的领口,因为刚干完活,是有汗尘的;第二天他们又该在一起干活,聚一块时,康杰一瞥,漆师傅的衬衫领口不仅洁白无疵,而且显得跟新的一样;但是当干完活他们再去洗澡时,康杰偷验那件衬衫,却发现头天他点的那个记号,依稀可辨;他恍然:漆师傅一定是每天回家后都要洗他的衬衫,那领口,想是快磨破了,他头晚拆下来,翻了一面。
    谁知如此考察漆师傅的,竟还另有其人。那是厂里的一位寡妇。她可不是像康杰那样,仅出于好奇。她也注意到了漆师傅的衣衫永洁;也怀疑过:此人穷虽穷,恐怕并非是只有一套中山装;于是她在某日,趁漆师傅脱下外中山装外套,挂在车间一角的休息室时,用香烟头,在漆师傅那外套的背后,也是靠下的地方,给烧了一个小洞。第二天漆师傅来上班后,那身中山装虽旧,却照例笔挺。于是她注意检验:背后她做的手脚,依稀可辨,只是已被细心地补缀过了。于是那寡妇决心委身漆师傅。传说那寡妇突然到漆师傅家拜访,发现漆师傅光着个大膀子,只穿了个大裤衩,见她来了,惶恐不堪,最后竟只好抓起床上被子围在身上;原来,他一下班,便把衬衫、中山装都洗了一遍,晾在那儿,还湿漉漉的呢!
    寡妇追求漆师傅,漆师傅受宠若惊。他们结婚了。当然没有大操大办,只在厂里有关的车间里散发了一些喜糖。那时康杰已经常去电影摄制组跑龙套,心思早不在厂里。后来听说,漆师傅和他媳妇,连同他的老父老母,还有媳妇带过来的两个闺女,一大家子六口人,虽说平均收入在京城里是最低的,但日子居然安排得井井有条,温饱而和睦。
    ……今天漆师傅,怎么突然跑来找我?康杰寻思,想是他生活上终于发生了本身难以调节应付的困难……
    对了,康杰想起来,曾遇过厂里其他人,听过一耳朵,就是那厂子,已被别的厂子兼并,兼并后为保证效益,决定重新定员,采取合同制聘任,这样没被聘任的下岗职工,便需另谋生计……想来兼并后的厂子,自然无需那么多的电工管工,加上漆师傅已过五十,很可能是让人家给“剩出来”了……可他那么个家庭状况,如不迅即想辙,怎么撑得住啊……想必漆师傅是万般无奈,才来找我,以解燃眉之急……
    康杰一边享受着淋浴喷头泄下的水流——他只用冷水,这习惯已坚持十多年了,淋热水反而别扭——一边想,也是该帮漆师傅一把,不过,刚刚帮了“十四点”两万块,再往外掏钱,说实在的,虽演了几次主角,手里如今有几个钱,可远不到扮演慈善家的份儿……他后悔对“十四点”那么慷慨,那是“锦上添花”,其实大可不必……现在需要对漆师傅“雪中送炭”,却再难豪气冲天!……
    康杰想,漆师傅是个老北京,老北京人的特点便是死要面子,你看他当年穿衣服,便是面子第一嘛!也不知他当年怎么能保证头天洗的衣服,一夜间能晾干!这好面子,是优点更是缺点!优点,是说能克己,对他人和社会绝无挑战性威胁性;缺点,则是没有进取性,太无冒险精神与竞争意识,你衣服不够,你主要的出路,应当是想办法多挣钱,去买新的嘛!一味地俭省,到了那种地步,你的美德也变馊了嘛!……
    康杰洗完穿衣服的时候又想,我新接的这个本子,恰好是鞭挞老北京的这种“优美惰性”的嘛!也正巧,他漆师傅找上门来,正可给我塑造角色,提供依据……
    康杰和潘藩一样,对《栖凤楼》的拍摄早已厌倦,潘藩已经接了《城市绿林》,康杰则接了《爷们儿歇菜》。当然对《爷们儿歇菜》这个剧名,康杰还有些个意见,晚饭和这部戏的导演在餐桌上,他们还有所争论。康杰主要是觉得这部戏虽说是揭示老北京人惰性的,可影片拍出来可并不是只给北京人看,北京人懂得“歇菜”是“歇下来什么都别干了”的意思,外地人却未必懂,广州人就可能完全莫名其妙……那导演却说:“名字怪一点好,其实《雅马哈鱼档》北京人也不是都懂,可味道在那儿,北京观众看完了,也就明白了嘛……”当然康杰也不是坚持非改名不可,不管怎么说,他对这部戏比对《栖凤楼》感兴趣,不仅这部戏离他的生活感受近,而且,在这部轻喜剧里,他不再是个被导演拿来当“大只”,亮一番“块儿”,展示一番武艺,与“枕头”相配套的那个“拳头”了,他将扮演一个下了岗以后,明明可以找到许多生财之道,却碍于面子,高不成低不就,结果全让外地人把那些钱挣走了,自己于是在牢骚满腹中,作安贫乐道状,那么样的一个典型的老北京;剧本对这个角色的塑造虽然还大有可调整之处,可是他已答应下来扮演,并轻易不会放弃;最根本的一点,便是他将不再是靠武术吃饭,而是能过一把性格演员的瘾!
    于是康杰急于找到漆师傅。漆师傅需要他,他也需要漆师傅。
    他穿戴好,下楼去。在电梯里遇见了潘藩。潘藩显然也是刚洗了个澡。他们这天一起拍了十几个镜头,都够累的。
    潘藩一见他就说:“哥们儿,还往外跑,也不歇着!”
    他便说:“你呢?怎么比下午还精神!”
    潘藩便对他眨眨眼,满脸心照不宣的怪笑。
    是呀,他们心有灵犀一点通——早都“身在曹营心在汉”喽!

《栖凤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