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1
    你在筒子河边坐到了长椅上。
    秋阳斜铺到你身上,仿佛有巨掌在抚慰你起皱的灵魂。
    2
    你从阿姐那里出来不久。
    是阿姐把你叫去的。她很少主动给你打电话。尽管她家安了电话分机已经半年多了,这几乎是她头一回主动给你拨电话。
    去了才知道主要为的飒飒的事。
    阿姐脾气早已变成这样:她向你倾诉什么,明明是为了消除内心的焦虑,你听后刚开口劝慰,她便马上几乎是凶声恶气地声明:“你莫以为我有多么着急!我现在根本不像外人想像的那样,其实我现在一个人待在家里心里头很平静,我才不希罕什么同情,我也还不到自己活得困难需要别人帮助的地步!我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
    阿姐一口咬定飒飒是在单位里充当了“第三者”,而且竟至于跟那有妇之夫“乱搞”闯下了大祸,“从各方面分析,如果不是这样她不会跑到常嫦那儿去挤着住……”
    又不容你那“未必”的议论说完便粗声截断说:“莫以为我就那么在乎,各家比一比,我未必是最丢人现眼的,而且飒飒她自己不要脸,管我屁事!……”
    虽然如此,阿姐总算在至亲面前发泄出了胸臆中的闷气。到她铺排出一桌子菜招待你的时候,终于接近心平气和。
    你这才问起嘹嘹:“又上团啦?”
    “上团”就是又有旅行团来了,他当导游领着到各处游览。嘹嘹高中毕业以后没考上大学,去上了个警察学校,只培训了一年,就分到城北一个基层派出所当民警,他不甘心因而不安心,试了很多种路子跳槽都没有成功。最后忽然醒悟,自己不是随父母去过广东吗?广东话一拾起来,不就是个专长?结果就终于凭借着这个专长当了旅行社的粤语导游。
    一提起嘹嘹,阿姐眉梢眼角便如沐春风,顿时生动活泼起来:“可不又上团了,现在粤语团真不少,而且并不是些没多大油水的国内团,现在美国团虽说不多,香港、新加坡的团不少……嘿,说来你怕不信,半年前有个新加坡大学生,女学士,考上了硕士生,高高兴兴地来北京旅游度暑假,嘹嘹开头其实并没怎么注意她,不过是她登长城的时候不知怎么的了脚,痛得呜哇叫,嘹嘹就把她从那高处背了下来,后来又陪她去医院,就这么点接触,那女孩子在中国倒没表现出什么来,谁知一回新加坡,就一个星期来一封信,还给嘹嘹寄衣服,新的好贵的名牌T恤,我开头也以为不过是感谢救伤之恩。谁知,嘿,到第十封信那就有求爱的话了,我没有强求嘹嘹给我看,他也没全告诉我,可是我看他读信的那神气,就能猜出个大概……”
    你听了当然也很高兴,可是没等你说出半句助兴的话,阿姐却突然又一绷脸,粗声重气地说:“我知道那不可能,谁抱幻想了?我们嘹嘹只有个高中学历,大学都没上过,人家真能要他?不过是那女孩子浪漫罢了!……”
    你为阿姐这在一连串坎坷后形成的特异心理特征而难过,即使爱怜阿姐如你,如今也很难同阿姐作平舒顺畅的心灵交流……当年那个站在钱粮胡同35号海关宿舍的家里,在里屋的五斗橱前面,同达野哥含情脉脉对望的那个编扎着两条粗黑大辫的阿姐,消失湮灭到哪里去了?
    3
    ……临走的时候,你说你过两天就去常嫦那里看看,如果飒飒在你就跟她谈谈,劝她还是回家住,这显然正是阿姐难得地打电话把你约去的原始目的,你说出了这个打算,她心里很满意,那是一定的,可是她偏要一歪嘴说:“她也未必就听你的,你写的那些书她从来不认真看,匆匆翻几下就扔到一边,前些天她还在家里跟我说过:小舅写的那些,能算是文学吗?……”
    阿姐哪里想得到,她无意中引用的一句飒飒的话,如匕首刺入般地使你的心疼痛流血……
    飒飒当然是中了一种当代青年人难免染上的狂妄病毒,然而即使是狂人的话里,也往往包含着令人痛苦却无可辩驳的真理因子……
    是的是的,写了许多,印出了一大堆,可究竟什么是文学?
    4
    你不是没有窥透人性的能力。
    然而,往往不能把那穿透性的感悟译成文字铺排到纸上。
    你难为情。
    到最关键的地方,你难为情了。
    为所爱,你不忍揭橥那卑琐卑微的灵魂图像。
    为所憎,你不愿闪现那良知残片的余火微光。
    总在是非、善恶、尊卑、高下、阴阳、爱憎……诸如此类的两极牵动的感应场里转悠,总不能断然超越。
    太理性?缺乏对习用语言符码无情颠覆的勇气?
    然而最关键的,于你来说,恐怕首先是颠覆那横梗在心中的不忍。
    文学应当残忍。面对人性的冷静到极点的残酷解析。
    文学的残忍,也许便是对个体生命深层价值和全人类生存意义的大怜悯大拥抱。
    ……微风吹过来,长长的柳条拂到你的肩上。你坐在紫禁城高高红墙外的筒子河边。一群乌鸦从你头上飞过。
    夕阳的巨手摩挲着你。
    “还写啦?”
    你胸臆中有一种膨胀欲裂的感觉。
    5
    还在师范学院上学的时候。
    星期天,天还黑着,你便从二十几个人合住的宿舍自己睡的那张上铺蹑手蹑脚地穿衣爬下……你走出宿舍,走到校门口,校门还没有开,你四面望望,便翻门而出……
    你穿过没有燃亮路灯的街道,拱着肩,揣着手,一步步朝北海公园走去。学院离北海公园很远。那年头那种冷雾飘荡的早晨街道上几无行人,连车辆也稀少,无论汽车还是自行车,偶尔会遇到马、骡、驴拉着的从农村来的大车,赶车的农民把自己裹在脏兮兮的破口处绽出脏棉絮的棉大衣里,坐在牲口屁股后打瞌睡,蹄声清脆,有一种怪异感……
    直到快接近北海公园时,街上才有了比较多的人影,但人们无论行走还是骑自行车,都默不出声,有一种无声电影的感觉,而且是有许多划痕和颗粒粗糙的那种无声片。
    北海公园并没有开门。团城外,园门前,有几十个人默默地守候在那里。不成队形,相当分散。人们互相之间不搭话,也不对眼,却似乎有一种默契,体现出一种相互理解和容忍。
    你便也置身其中。表面上闲闲的,其实却频频看腕上的手表,耸起耳朵,注意园门开启时的响声。
    园门终于打开,打开前都已买好了门票,园门甫开人们便急速地走了进去,都大步流星的样子,到湖桥前,有几个最前面的跑动起来。于是你和许多落在后面的人便不由得也跑动起来,终于形成狂奔的局面……
    朝琼岛前面的长廊跑去,廊子里响起怪异的跑步声,杂沓而紧张……
    跑向仿膳饭庄。那里有人发售一种预约餐券。在那里才形成一支争先恐后的队伍,不大发生争执,但空旷的公园,整体空荡荡的长廊中,偏在那仿膳饭庄门前形成一个后人紧贴着前人脊背的短龙,实在滑稽而怪诞。
    预约餐券五元钱一张,每人至多只许买两张。在那年代那是相当昂贵的价格。但总有排在后面的人未能买到。
    你总能抢到较前面,总能买到。买到以后便很高兴,很得意。
    买到以后你就珍藏在钱夹子里。到下一个星期六你就给二哥往单位打电话。当时也是单身的二哥听到你约往北海公园一游自然总是欣然前往。转悠到十一点半左右,你就说无妨去“仿膳”吃中午饭。头一回二哥很惊异:“让吃吗?”“仿膳”并不能随便进去吃,何况那时候谁都可以进去吃的外卖餐馆总是难以找到座位,钻进去能发现没有人着凳子下面的横杈立等的“空子”便算幸运……你便告诉二哥你有餐券,“哪儿来的?……”你便说有人送给你的……你同二哥便进去,那里面便仿佛是天堂,不用等座,也没人看着你吃等着你走好占有那座位,一张餐券给一盘有肉的炒菜一碗有肉味的汤一大碗白生生的米饭……你和二哥便愉快地享用,二哥就半当中总劝你:“慢点,慢点,为什么那么快?”你却无论多么想矜持一点,到头来还是不免狼吞虎咽……把菜盘里的每一丝肥肉,包括还有些未煺尽毛的肉皮,都搛起来送进嘴里,汤喝到最后,汤勺舀不起残汤了,便爽性端起汤碗将残汤残渣全倾入口中……
    后几次二哥就问:“怎么总有人送你餐券?”你就说是给报社投稿,报社编辑送的。二哥就再没深问。
    甚至直到这么多年以后,你也没有向二哥供出实情。那两年,自打从同学那里听到“仿膳”有预售餐券的做法以后,你就经常那样,在公共汽车头班车还没出动前,便徒步走向北海公园,最后到达公园门口,待园门一开,便朝里面狂奔……
    6
    爸爸最后被硬性“退休”到了原籍。
    你去故乡看望发落到那儿的父母。怀着身孕的妻同你一起去的。
    你看到爸爸在那竹篾心子外糊泥巴作墙、顶上露出乌黑的椽子只敷些薄薄的青瓦作顶的住房里,在床边挂出了一个不小的镜框,里头压的并不是照片,而是些红的、粉的、绿的发旧的缎制胸条,胸条上都竖写着“观礼证”字样,下头有一行注明位置的小字,如“西一台上”或者“东三台下”等等。还有一行数码编号,仔细看,可以看出来上头还盖有一个红的印鉴,以证明绝非伪造。那是爸爸在1951年至1956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国庆节”曾登上天安门观礼台的明证。他一直珍藏着。但在北京的家中和在张家口军事学院里任教时,他都不曾如此这般地压在镜框里悬挂出来。
    在贬斥到原籍以后,他却展示在自己的床前。
    肯定同所有来他住处的乡亲都指示解说过。
    你一个人在那间屋里,细细地观看时,心里发酸。1957年以后便不再有那样的签条。而且,从1951年到1956年,那签条注明的位置在逐次向下向偏侧挪移。
    妻曾悄悄问你:“爸爸为什么要把那些……挂在那里?”
    你白了她一眼。她便不再索答。
    ……一天妻正坐在竹躺椅上休息,爸爸忽然走过去,后面跟着妈妈,爸爸一走近,妻便赶快坐起,又要站起,爸爸用手势阻止了她——因为媳妇有了身孕;爸爸手中现出一个金钏,慈蔼地对妻说:“妈妈南来北去随身藏了多年,现在给你,做个纪念……”妻的脸忽然涨得通红通红,用双手接过了那小小的金钏,却不知所措地呆坐在那里,你在一旁帮她将那金钏戴在了腕上……
    ……后来爸爸脑溢血去世,后来妈妈一度来京住在你处,有一天吃饭时妈妈忽然想起来似的问:“那年爸爸给你们的金钏呢?”妈妈望着你,你便同妻对眼,妻便满脸涨得通红通红,你便赶忙说:“在大立柜的小抽屉里呢,现在哪儿戴得出去……”
    其实你和妻早将那金钏拿到银行去换了钱,那是“文革”后期,你和妻进入前门外大栅栏那所银行之前,在那附近街上徘徊了许久,仿佛自己是贼,至少是不光彩的人物,要做的是一桩见不得阳光的事……终于鼓起勇气走了进去,走拢柜台,为苛酷的眼光和冰冷的询问所折磨,最后只换了不足100块钱,你斜眼看了一下妻,妻在你身旁脸涨得通红通红……
    7
    ……是“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足可庆幸和告慰的是你和二哥都还属于“革命群众”,你在星期天去二哥单位找二哥,二哥住在那栋楼的顶层,下面几层是办公室,顶层是单身宿舍。单身宿舍里并非单身。有一人同二哥合住。所以找到二哥以后,略坐一坐,你们哥儿俩便外出。你们总是到公园里去消磨。那时候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最西侧还有一处可以坐下来喝茶的地方。那算得是个小小的避风港,你们常在那里拣一个角落坐下,不敢也不愿谈政治,便“摆电影”,摆些以往看过的旧电影,苏联电影或者中国电影,间或也议及东欧电影及日本电影。苏联那部《牛虻》偏用粗胖不堪的演过《彼得大帝》的老演员彼得罗夫演红衣主教蒙泰奇里,亏导演想得出!看看书里插图是怎么画的,蒙泰奇里书里明文描写是身材颀长、温文尔雅的……但电影当中的蒙泰奇里又偏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到底“姜是老的辣”,导演起用彼得罗夫自有他的道理!……日本电影《狼》,那乙羽信子真豁得出去,贱!演一个穷疯了参与抢劫邮车的女盗贼,被警察铐上手铐拖起走……听说她本是“肉弹”明星,卖色相的,怎么愿意接受共产党导演今井正的邀请演这种左翼电影?……摆到兴浓处,你便忍不住声音高扬,又呵呵地笑,二哥便给你使眼色,你便吐舌头——摆这些个“修正主义”电影在当时也是一种罪行……
    ……那回你找到二哥,跟他一同下楼时,在一楼楼梯口正遇上一个被罚打扫楼道卫生的“牛鬼蛇神”,那是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面色灰暗、肌肉皮肤松弛打皱的老头。他看到你们的脚便马上让开,顺下眼呆立着,待你们离开后才继续他的清扫工作……你却一眼看出他是父亲的老朋友崔伯伯,他原是二哥他们那个单位的副院长、总工程师,是一大技术权威。自从“文革”初期被揪出来,一直被关在地下室,头两年是每天无数次被提出来示众批斗和游斗,后来便每天派罚他白天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你默默地同二哥走出他们那个单位的大门。你们都没说话。
    本来就有“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的双重帽子,在“清理阶级队伍”过程中又增添了另外两顶:“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所以属于要斗倒斗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万只脚”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也不稀奇。到处都有这种勉强苟活着的“狗屎堆”。
    但心里还是冒出几多的惊诧,几多的感慨。
    毕竟那是曾唤做崔伯伯的人。
    ……崔伯伯曾经仪态万方。他常到你家作客。自己来,不带他那个二太太。他总是短打扮,上身一件真牛皮的黑夹克,下面西服裤,高档皮鞋。你总觉得他像个外国人。他并无外国血统,只是早年在德国留学,啃了很多年洋面包,在那里攻下了博士学位而已。他身躯伟岸,面庞阔亮,眼窝有点内陷,嘴很大,牙齿很白很齐,头发经常理成年轻人一般的平头,笑起来声音浑厚响亮。在爸爸的朋友里他身份最高,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据说是上面一位地位很高的领导人提名给他这个荣衔的,他们当年在德国相处得很好。爸爸总揶揄地说,他来作客倒主要不是为了同男主人聊天,或与另外的客人比如说又高又瘦的莫伯伯一起与男主人打戳牌(一种叶子牌),而是为了享用女主人也就是你妈妈烹制铺排出的一桌地道的川菜……那固然是因为你妈妈手艺的确不同凡响,但更重要的原因是除了出席宴会,日常崔伯伯都难得吃上可口的饭菜——他的二太太把钱管得很紧,安排家中的伙食相当节俭,加以毫无烹调技术可言,即使偶尔买来一次猪肘子大鲤鱼打牙祭,也烧制得淡而无味……你妈妈的烹调技术虽高,但制作过程非常之迟缓,这样就总要让客人饿得有点承受不住了,才能开席,因为大家是至好,相熟多年。崔伯伯有时在等待中就不免哇哇大叫起来:“蒋嫂哟,我肚皮都快瘪透啦!”你爸爸便一旁抿着嘴笑:“早哩!那珍珠丸子,她每一个还都要用藕丝儿镶出图案来……西谚说,最好的厨师是饥饿,信然也!”
    ……崔伯伯那二太太,大约比他要小20岁,跟你二哥年龄差不多,那是个“羊脂球”型的美人儿,虽说她不能给崔伯伯带来餐桌上的快乐,但那卧室中的补偿一定非常之充分。你和二哥去崔伯伯家作客时,崔伯伯坐在沙发上同你们交谈,有时那崔伯母便坦然地坐到沙发扶手上,身子依偎着崔伯伯。一条丰满红润的胳膊便挽到崔伯伯肩膀上,或竟用肥胖白嫩的手指头去梳理崔伯伯头上的短发……
    ……要是没有“文化大革命”,那崔伯伯的生存状态可算是知识分子当中最佳的一等,他不仅政治上给地位,技术上也确实由他说了算,还几次被派到亚非的友好国家去主持援建项目的技术设计。你在他家看见过他在缅甸拍的照片,站在一个大卧佛面前,身旁是缅方的官员和翻译,你还亲耳听见他大声地议论过:“我最好的设计没落在中国,我们在那边盖的工厂无论是厂房还是里头的设备,都比我们自己这边的一流!……”
    “文革”风暴刚起,崔伯伯就被打倒了。他挂名副院长,自然是“走资派”,他是有职有权的总工程师,当然是“反动学术权威”。可他怎么还是“大叛徒”和“反动资本家”呢?
    二哥便告诉你,“清理阶级队伍”当中又发现,他当年在四川为资本家的企业当总工程师时,资本家为了笼络他不让他跳槽,就赠了他若干股份,他既是股东,当然也就算资本家了。对此他自己供认不讳。“大叛徒”一事则复杂多了。是“造反派”翻20年代初期的旧报纸查出来的。当年有那么一天北京城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登出了一条显要的消息,报道警方逮捕了北京大学的几名赤色分子,列在标题中的三个名字里第二位便是崔伯伯。有两份报纸还言之凿凿地说崔某人系共产党要员。隔了若干天报纸上又有崔某人被家人付重金保释出狱的消息,并说崔某人表示从今以后拟安心读书、不涉政治云云。那消息不再登在头版而只出现在次要版面的角落里。“造反派”和“清查组”当然据此提审了崔伯伯,在这个问题上据说崔伯伯就表现得极不老实,极为狡猾,并且气焰极为嚣张,言论十分反动,他因此不得不承受“造反派的脾气”而被武斗。据说因抗拒武斗他掉落了两颗牙齿,那当然是罪有应得。
    二哥将大字报上所公布的崔伯伯的新的反动言论扼要地复述给你,你从那些信息中洞察到,崔伯伯的彻底沦落概缘于他的“意识原罪”。
    是的,崔伯伯在被审问时说的那些话,是一种“原罪”,一种无法从他意识结构中剥离开的“原罪”……
    他说,那时候北京大学自愿组成的政治团体或准政治团体很多,陈独秀、李大钊组织的共产主义小组只不过是其中很普通的一个,他的参加只不过是凭借着一种热情和兴趣,那时他还不到20岁,非常幼稚,他有时去聚聚有时又并不去,他没履行过什么手续,所以自己觉得并非正式成员,因而后来的不再参加也无所谓退出,当然也就无所谓叛变……那时候人们也都并不以他的进退为怪,他被保释后依然经常见到李大钊,见面时依然言谈极欢,那时候社会上不存在一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明确表态归属的政治前提,你可以搞政治甚至自制炸弹去炸政敌,也可以完全不问政治地读书、教书、写书或者卖大饼和拉黄包车……
    他说,他那时候当然见着过毛泽东,因为他经常去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毛泽东跟他打听周作人先生的住处,他当然告诉了他……“造反派”便喝断他的“交代”,说他胡说,伟大领袖毛主席一定打听的是周树人即鲁迅的住处而不是汉奸周作人的住处。他便说那其实是同一个地方,当时周氏兄弟住在一个院子里,但他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打听的是周作人,周作人那时候还不是汉奸,而且当时在周氏三兄弟中名气最大,……他说毛主席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因而他实在提供不出“造反派”们所希求的足证其伟大的事例,他总不能伪造历史……
    这便是他的“原罪”,即使不是与生俱来的,也是自识字以始的,谁一定要他伪造历史?但他应当进入到一个社会阶段所设定的“历史前提”之中,他灵魂中总梗着“那时候是一个很平常的人,一个图书馆的小职员是不引人注目的”一类“事实”,他怎能不被打倒,不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据说那一轮审问之后,崔伯伯因为抗拒而掉落了两颗牙齿,他就变得稍微聪明了一点。当然只是“稍微”了“一点”而已——他不再回答任何讯问,面对着“造反派”的连珠炮般逼问或拍桌怒喝,他只是低头沉默。
    他晚上被关进地下室,白天被放出来清扫厕所和楼道。
    他的原配还在上海,还活着吗?
    他并没同那原配离婚。以往每月他把三分之一工资给她寄去作生活费,现在他没有了一分钱工资只有一天三顿窝头菜汤,那大太太谁供养?
    他的二太太呢?据说连同他那几个跟二太太生的子女都被轰到了一处小平房中,总不至于死掉吧,但他们又是怎么个存活状态呢?二哥和你敢去看望吗?倘若去了,她还会用拳头捶到二哥脊背上,笑着说:“好一个盈工,吃得嘎胖!”还会一脸的红晕么?
    ……后来有一回你去找二哥,二哥告诉你崔伯伯死了,不是自杀,是突然发病,昏迷,不得不送到医院,医院说是癌症晚期,也没怎么给治,没多久就死了。
    崔伯伯死到临头,终于认识到当他十八九岁的时候,他常去借书的那个地方,分明照耀着一颗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么?他的意识深处,还坚持那个有罪的记忆,便是那个高个子湖南人跟他打听的,是周作人教授的住址么?
    想起来,有一种恐怖感。
    8
    大哥跪在地上,给爸爸洗脚。
    爸爸被强行复员到了原籍。大哥也被强行遣送到了原籍。
    大哥在“文革”初期被派到一个县里“支左”,结果他公开支持了一个后来被指斥为“专搞打、砸、抢、抄、抓”的“极‘左’组织”,因而被部队调回隔离审查,后来被定性为“混进部队的社会渣滓”,开除军籍,强行遣送回原籍,在生产队当农民。大嫂跟他“有祸同当”,到镇上卫生院当护士。
    同在难中,本是至亲骨肉,既然相聚在原籍,自然容易尽弃前嫌,且相濡以沫,共挨时日。
    大哥突然迸发出强烈得有些吓人的孝心,尤其是对爸爸。
    爸爸犯了脚气,大哥就不仅去找偏方,不仅亲自用热水泡制那据说有特殊疗效的洗脚水,不仅一再把手伸进水盆里试水温,不仅亲自将那疗效洗脚水端放在爸爸身前,不仅跪到洗脚盆边帮爸爸将双脚泡进那热水中,不仅用自己双手轻轻地、细细地为爸爸洗脚底脚背脚踝脚趾,还一个个脚趾缝都搓揉过去,末了还用脚布认认真真地为爸爸将洗泡过的双脚揩干。
    那时候大哥已经快50岁,因为遭受打击,显得十分苍老,头发不仅花白而且稀疏,又嗜烟如命,吸得嘴唇乌黑,浑身烟气沐后不退,然而他孝顺起老子来,却如此这般地夸张。
    大哥一生说话做事夸张,富于戏剧性。他是个永远不甘寂寞的角色。
    据说那一时期爸爸对大哥相当地慈蔼。妈妈因此很高兴。她说乡居生活虽说苦一点,但骨肉相亲的快乐却实在难得。
    然而那一时期却相当地短促。
    有天大哥又端着配置好的疗效洗脚水走到爸爸面前,刚把那洗脚盆搁下,爸爸就一脚将水盆踢翻,并且大喝一声:“滚!”伸直胳膊颤颤巍巍指向门外。
    正在灶房剥蚕豆肉的妈妈和大嫂忙跑过去………
    怎么劝也没有用。大哥要解释,爸爸不要听。
    爸爸再不可能原谅大哥。铸成永恒的仇子情结。
    原来,那天大哥大嫂来看望爸爸妈妈之前,从北京来了两个搞外调的人,那两个外调者是为爸爸在重庆海关的老同事方伯伯一案而来。方伯伯方伯母都是打入国民党海关的中共地下党员,解放后不仅调京担任要职而且正是由他们的推荐,指出爸爸思想倾向进步,为人正直,海关业务熟稔,更有许多暗中帮助地下党特别是掩护地下党员的善迹,所以后来才得以也调入北京,委以相当的重任……“文化大革命”当中,方伯伯方伯母因党内斗争受到牵连,都打成“走资派”,方伯伯更被指认为“黑帮分子”,这倒都不足以为奇。问题是,现在到了“运动后期”,方伯伯的问题已大体查清,虽有“走资”问题,但不属“顽固”,“黑帮”够不上只算是“执行过黑线”,基本上可以考虑予以“解放”,降职使用。但从部队转来的一份揭发材料里,却还有一个很大的疑点,就是在1948年左右,方伯伯曾托揭发人到香港做过一次款额不菲的投机买卖,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否至少有敌特的嫌疑?因为当时的地下党,并没有让他做过这么一回事,据他自己解释,那是纯粹的一种个人经济投机行为,当时国民党海关的高级职员,做那类的事形同家常便饭,但“专案组”的人特别是年轻的“造反派”怎么也不相信,因而派人外调,为什么要查到爸爸这里?因为那份揭发材料的作者,便是大哥,大哥在材料里首先提到了爸爸,由爸爸才提及方伯伯……
    外调的人走了以后爸爸七窍生烟,但他毕竟已然年迈,只瘫坐在藤椅上任那烟焰往心里冒而无从向外蹿……那两位外调者打算第二天再到镇子上找大哥,所以大哥懵懵然,还端着洗脚水去孝顺爸爸,活该他被当场喝骂……
    你不想把方伯伯的那段历史那个行为搞清楚,你估计大哥的揭发并非造谣而基本上全是事实——当年他同爸爸吵翻离家出走,方伯伯不仅周济了他而且也确曾托他搞过那样一次投机买卖;但你一直在苦苦探索大哥写出那样的揭发材料的原始动机,他究竟图的什么?!
    爸爸恨大哥,但爸爸至死不清楚大哥为什么总做这一类的事。
    你却终于憬悟。你想起曾听大哥说起过,他很羡慕当年一个叫邹志彪的一起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人,那人在部队路过自己家乡的时候,亲自冲到自己家里把自己的地主父亲捆绑起来并且拖着他一直拖到人群面前,当着众人把那下体已经拖烂的父亲枪毙掉了。
    大哥就总想显示那样的功勋。
    同他忽然想显示出他比我们任何一个子女都更孝顺爸爸一样。他年近半百了还跪在爸爸面前为爸爸洗脚。
    那是一种总渴望在极端性行为中得到价值确定的快感的天性。
    ……“文化大革命”都接近尾声了,忽然有一天你任教的那所中学的同事对刚从教室里走出来的你说:“蒋老师,有个乡下人找你,在教研室坐着哩。”
    你急忙走往教研室。你那个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坐着个满脸烟气鱼尾细碎嘴唇乌黑衣衫破敝的瘦子,脚底下撂着个用粗针脚缝补过的脏兮兮的旅行包,你一进去他便转过身子,用一双细长的眼睛斜睨着你,脸上现出一个“怎么着,弟娃,你能不帮我吗”的夸张表情。
    那是千里迢迢“盲流”入京的大哥。你忙把他带往校外家中,给他找东西吃。
    他是有为而来的。
    他要去找《红旗》杂志社。他说他一个月以前寄了一篇文章给《红旗》,他自认有相当的“爆炸性”,搞好了将犹如“第一张马克思主义大字报”,或至少犹如当时不断爆出来的那些个“新生事物”,比如敢交白卷的英雄呀,“一个小学生的日记”呀,“小靳庄批林批孔批现代大儒的民歌”呀,等等。同时,他又带来了更多的文稿,都在那个旅行包里,他几乎什么别的东西都没带,一路上充满自信和希望地提着他那些在乡村昏暗的灯光下写成的文稿。
    你听着,不想讨论,不想劝阻,甚至宁愿他能成功——但你深知那几率在他而言几等于零。
    后来大哥去了《红旗》杂志社,一个编辑到传达室接见了他,说了些鼓励的话,稿子嘛原有的和带去的编辑部都留作参考。
    ……你把大哥送上回程的火车。他在车窗里充满憧憬地对你说:“就算这回的这些都不行,下一回我写好点他们肯定采用,你等着瞧吧!”
    后来“四人帮”垮台,《红旗》彻底改组了。大哥那堆“留作参考”的文章下落如何呢?
    大哥跑回广州活动。一批人同时活动。都得到平反改正,大哥亦然。当然也不能再回部队,改为在广州转业。刚时来运转大哥就爆发了肺癌。他经历了一个疼得钻心入髓的时期。但大哥是条硬汉,他强忍着巨疼拒不呻吟。
    他渴望着在这个世界上创立奇勋。他没有成功。
    9
    大哥跑回广州要求平反改正的时候,你们底下几个子女都动员爸爸给原单位写信,要求落实政策。那时候你、阿姐和大哥都鞭长莫及,只有二哥可以从成都赶到县里同爸爸面谈。
    据说爸爸一听二哥开口说应要求落实政策就光火了。
    爸爸说大哥跑回广州活动是“胡闹”,说他就该被遣送原籍,部队当时那样做“一点也没有错”,又拍着桌子说:“莫把我和那个坏东西混为一谈!我是革命干部光荣退休,他是犯错误下来改造!”还说:“在这里跟贫下中农在一起有什么不好?我才不要你们照顾!我讨厌城市!我喜欢农村!”
    但据妈妈私下里跟二哥说,爸爸心里头其实十分的矛盾,听到越来越多以往被错打错划和粗暴处置的干部被平反改正和安排回城的消息,他当然也感到自己这些年来被如此对待十分地委屈和难耐,但他的自尊心不容他嘴软更不容他采取任何主动,他就总是跟妈妈唠叨,什么这个人历史上真有严重问题,怎么可能重返单位工作?那个人确有“恶攻”言行所以罪该下放又怎么可以请回城里教书?他不能怀疑那些消息的真确,便断定“这都是一时的翻案之风,早晚会遭到反击”,声称,“我是一心一意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在这里思想改造到底的”……但他却又多次对妈妈流露:“到底年纪大了,这个地方的茅厕上起来实在恼火啊,要是还有单元房住有个抽水马桶就好了……”“我的英文有几十年的家底儿,教起学生来总比那些个新手省力啊……”
    被爸爸视为十恶不赦的大哥竟被共产党大赦善待了。消息传来,爸爸不是高兴而是气恼,妈妈把大哥的来信递给他,他一把扔到地上,总算没有扯碎,大哥给爸爸妈妈寄去的花旗人参茶(是用补发的工资倒换成一部分外币兑换券,在广州友谊商店买的,弥足珍贵),妈妈取出来以后便不敢向爸爸显示,也不敢贸然冲出来给爸爸喝。
    大哥的死讯传来,妈妈想来想去还是要告诉爸爸,爸爸听了竟说:“死了好,这就清净了。你要哭另外找个地方哭,我不要听!”
    但那以后没几个月,爸爸突发脑溢血,也去世了。
    在那另外一个我们生人难以捉摸的世界里,爸爸和大哥还是互不相容吗?
    永远结算不清的父子之仇!
    10
    二表姐田月明突然出现。
    多年不见。尽管她和西人定居天津,离北京很近,但同你很少联系。各人有各人的生活。谁都怕别人突然跑来打扰。谁也都没有无端跑去叙旧的闲情雅致。
    二表姐刚随一个天津的考察团访美归来。她因为英语口语极为流利,且是一口美音,本身又是工程师,有专业知识,说起行业英语也得心应手,所以不仅她所在的设计院组团出国总少不了让她当秘书长兼口译,许多外单位还经常来借用她。开头她颇得意,后来便有厌倦之感。
    这一回因为出访团从团长副团长起不知怎么的都打算在北京的“出国人员服务部”用外汇指标购买洋货,买妥直接从北京运回家中,而不愿回到天津再买,二表姐却无购货兴趣,所以就与他们“脱钩”,抽空跑到你处聚聚,当晚再与他们汇合,乘面包车回津。
    你同二表姐坐在长餐桌两边娓娓谈心。
    月明表姐不再是一轮满月,当年的丰腴和鲜美都几无痕迹,下颏变尖了,眼角的鱼尾虽经化妆掩饰,到底仍难藏匿,但一笑一颦之间,却依旧风度不凡,加以穿着洋而雅,简而精,对面望去,倒颇有薄云掩弦月之感。
    东一句西一句。啜饮着信阳毛尖泡制的冰茶。
    ……在华盛顿,去寻找了那当年随父母住过的小楼,当年那是中国的武官宅邸,如今早成了房产不知属于何人的民居,冒昧地去按响了门铃。门缝里一张西洋老太婆的脸,满布疑惑,双眼更流露出对黄种人的不信任,但月明表姐一开口英语那么地道,且扼要地说明了原委,伊便允许她进入了……大客厅,小客厅,回旋楼梯,阳台,阁楼……少女期的往事,一一袭上心头。当走进那间当年她同姐姐霞明合住的房间时,忍不住流下了两行眼泪,陪她走来走去的西洋老太婆理解了她,将她揽到怀中,拍着她脊背说:“哦,亲爱的,我们都有丢失的岁月,都有……”
    ……记得那时官邸中雇得有保姆、男仆、厨师多人,都是白种人,你姑妈曾很得意地对晚辈们说过:“那时候我跟你姑爹偏不雇亚洲人,也不雇黑人,偏雇白人,我们就是要白种人伺候我们!”但共产党并不细究你姑爹姑妈那时候雇的是什么人种怀着怎样的足堪肯定的民族情绪,即使后来姑爹起了义,也认定那是一段反动历史……
    ……在波士顿附近的小镇上遇见了香姑姑,准确地说是香姑姑自己打电话来找到她的,香姑姑就还有那么大的本事,只根据一个她到了美国的模糊消息,便能查明她的行踪,并将电话打到她只住一夜的旅馆房间……香姑姑让女婿开车来接她,去见面——又并非到女婿家,而是到另外一个老朋友家……去了月明表姐就发现那香姑姑所说的老朋友其实是当年重庆自己家中的常客,准确地说那并非香姑姑的什么老朋友而是姑妈的老朋友,但香姑姑就有那么大的吸引力或者说吸附力,让人家把她当成了最好的朋友予以接待……香姑姑俨然一副侨寓美国多年的派头,不知底里的人谁能想像到她一度在青海大柴旦的土坯房里生活过8年,并且那时有个口头禅是:“这个思想改造可是顶顶要紧的啊!”
    ……都一迭声地问姑妈的近况,月明表姐自然说好,问为什么不到美国来玩玩?月明表姐心中暗笑,因为你们光是空口问,谁发邀请?谁作经济担保?机票款谁付?……便只说总的状况很好,只是最近身体有点小恙恐怕一时难以远行……
    香姑姑与其说是为了与月明表姐欢聚为了问候姑妈,不如说是为了向月明表姐并透过月明表姐向姑妈展示她那老来俏的新生活……
    ……姑妈生活得怎样?很难说不好,但实在是颇为怪异。“文革”初期姑爹肝癌去世后,就让姑妈迁到了一处平房中,那平房质量不错,除厨房外有两大间她一个人住也还过得去,请个保姆白天来照顾她的生活倒也不劳她自己做饭洗衣,但却没有了自己独用的厕所,必得到院里公用厕所去方便,那公厕不仅简陋,且使用者不讲公德因而总是肮脏不堪……儿女们去看望她时总劝她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因为年纪一天天往上升,夏雨冬雪中上厕所一不小心滑倒晕厥那后果不堪设想,应请求给换一处有卫生间的住宅居住,她便厉声驳斥:“我蒋一溪一生革命,从来没向组织上伸过手!”可怎么跟她对话呢?她总觉得1925年随爷爷跑到广州加入何香凝主持的妇女运动讲习所是革命;1928年到天津参加市党部的妇女部工作是革命,因该国民党市党部不服从南京国民党中央的指示后被解散改组,她参加了抗议活动,自然更是革命;再后来她被国民党以公费派往法国留学,学幼儿教育,因担保人是何香凝,因而亦属革命;再后来她嫁了姑爹,因姑爹在国民党军队中非蒋介石嫡系,据说在她支持下又抵制过派往“剿共”前线的命令,因而还是革命;后来抗日战争期间姑爹没带兵去跟共产党搞摩擦而是参与了开往缅甸的远征军,从而是继续革命;抗日战争胜利后姑爹赴加拿大、美国担任大使馆武官,参与了许多战后清算德意日法西斯的外交活动,她作为武官夫人也频频出场,焉能说不是革命:而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赴大西南时,明明姑爹和她可以带领一家子随蒋介石飞往台湾,却毅然地宣布了起义,封存了物资,维持了市面秩序,使解放军得以和平进入,当然是最充分最彻底的革命……确实,在这一环又一环的革命进程中,她也曾住过豪华宅邸,享受过超常待遇,但那都是“组织上”安排的、给予的,“我什么时候伸过手?!”
    ……你和月明表姐坐在餐桌两边,品着茗探索姑妈这种心理逻辑和精神状态的深处隐秘,姑妈真的相信自己具有无可挑剔的革命生涯和无可争辩的革命者身份么?在她那些语言符码背后,是不是有着某种难以言传的惶恐和畏惧?……
    ……后来何香凝病逝,廖承志将何先生当年的几个女弟子请到北京,给她们提供良好的条件,以撰写关于何先生的回忆文字,你去姑妈她们下榻的招待所看望姑妈,并帮助姑妈整理写出的文稿,结果你发现姑妈和那几位同辈老太太有些行为真是滑稽透顶……
    ……廖承志专门派了一辆小轿车,供她们必要时使用,但在食堂同桌进餐时,你便也许会听到她们一个在说:“我今天坐公共汽车去看了侄女儿,我可不要特殊化!”另一个则说:“让晚辈到这里来看我吧,我要抓紧回忆录的写作,我可没有往外跑的时间!”而再一位,比如说姑妈,便会冷笑着以“后来居上”的口气说:“看来看去有什么意思?新社会讲究什么虚礼!我侄儿来这里不是为了看我跟我扯什么闲篇,他是作家,来是为了帮我给文章润色!”……她们拒不用那车,令年轻的司机大惑不解,而她们又争先恐后地给那司机送礼品,一位送了一条香烟,另一位就送了一包糖果,还在餐桌上顺便大讲吸烟有害的道理,而第三位,又恰恰是姑妈,她送给司机的是一本新版的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还用说什么呢?她微笑着,面有荣获冠军之色。
    ……那也许是几个蛰居多年的老太婆的最后一轮革命竞赛,回忆录稿子终于都弄完编妥,廖承志请她们共进晚餐,席间廖承志说:“各位在当地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可写份材料给我,我想当地有关部门都会重视,都可妥善解决……”
    其中一位其实已经递了一份材料给他的秘书,提出来希望调一个外地的儿子到身边来,听见这话却赶忙说:“其实各级组织对我们都关怀得无微不至的,真不好再给添什么麻烦……”
    另一位心里想写还没有写,她是想解决一个地点问题,把她从现在的偏僻处调到一个购买生活日用品更方便的地方,但一听这话反而扬声说:“没困难没困难,就是有小小的困难,我们直接跟当地的同志说说就行了……”
    姑妈则挺直腰板,微笑着,近乎高傲地宣布:“我一切都好,没有任何困难!”
    姑妈就确实没给秘书留下任何材料,回南京去了,依然住她那没有厕所的平房,依然去那简陋肮脏的公厕大小便。
    月明表姐她们一群子女知道后都生姑妈的气。最小的表妹“文革”插队期间到县里一家工厂当了会计,始终调不回南京,月明表姐就出头对姑妈说:“您自己不想解决住房问题倒也罢了,您怎么就不替毛妹着想呢?您写个材料请廖公批一下,她不就回南京了吗?”姑妈却吼了起来:“你们不要坏我名节!”
    可姑妈的名节又究竟何在呢?她当年不是国民党军官阔太太吗?……月明表姐就私下里以姑妈的名义给有关部门写了材料,要求调小表妹回南京照顾老人,要求换一处可保上厕所不出危险的住房。有关部门接到材料后极为重视,并没有廖公的批示,他们也立即派人来找姑妈调查,亏得那天月明表姐恰好出差南京暂住姑妈那里,而姑妈下楼散步买菜去了,月明表姐便带着来人去看那公共厕所,又详细介绍小表妹的情况……姑妈回家以后,月明便将好消息告诉了姑妈,她本以为姑妈会感到欣慰,谁知姑妈将手中菜篮一摔,指着月明表姐鼻子说:“好呀!你干的好事!你是一只黑手!我不认你了!你给我走!……”
    ……你和月明表姐对面而坐,皱眉探讨:姑妈这是一种什么心理机制?……这与你爸爸当年拒绝请求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样,他们都想扮演社会并未派定他们而且扮演了也不予承认的角色……
    但小表妹还是调回了南京,姑妈终于也搬进了有卫生间的单元房……那时候香姑姑已经去了美国,月明表姐去看姑妈的时候提到香姑姑,告诉姑妈人家一家子全去美国过快活的日子了,姑妈便板起脸说:“她是什么东西?!你以后少跟我提起她!”又说:“中国人就该在中国过,为什么要往外国跑?!”总算没有再骂月明表姐是“黑手”,但“黑手”的外号,已在兄弟姐妹间叫开,你后来也是一见二表姐田月明便忍俊不禁:“好呀,黑手来了!”
    ……后来廖承志去世了。再后来姑妈也去世了。革命的史书上当然要留下廖承志的名字,却绝不会出现姑妈。
    姑妈的在天之灵,会具有怎样的一种自我感觉呢?
    11
    “怄死人了!”
    小哥又在抱怨。是一种甜蜜的抱怨。在亲朋面前他动不动就要这样抱怨:“怄人哟!真正怄死人也!”
    为你写了那么多小说而其中却始终没有他的影子而怄,为二表妹田月明没给他写去的长信回复一个字而怄,为大哥的遗孤你们的亲侄子吼吼到成都跑生意却没有去看望他而怄,为当年的老同学、戏友,当今文坛走红的评论家何康新出了一本《正本文谈》而没有寄赠他而怄,甚至为他提前一个半月就给美国的香姑姑寄去了圣诞卡而对方直到中国这边的春节过完仍毫无回应而怄……总之,至少每个星期小哥总会遇上一两件怄人的事。于是他便写信给未必是那直接怄了他的人倾诉情怀:“你看怄人不怄人?真正怄死人也!”
    你曾经心下暗想,小哥这种心态也许在成家立业以后便可消失,那时候他就该铭心刻骨地认识到,各门各户是各门各户,各人是各人,人走茶凉是人间常态,见面热络便足慰平生,何必无端地那样怄来怄去?
    但小哥却年届花甲,依旧童稚做派,令人哭笑不得。
    小哥成家虽经历了坎坷,最后倒也功德圆满。
    那是在“文革”后期,小哥已然40出头,却仍单身。北京的老同学、戏友、外号“袖珍美男子”的鲁羽,便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鲁羽当时在一个化工厂,那女子是化验室的化验员,她的丈夫因工厂中的恶性事故不幸身亡,守寡已两年有余;那女子虽有一儿一女,负担颇重,但好在娘家母亲还在。原来婆家的公婆也尚康健,都能照应那两个后代,因而处境还不是十分狼狈。鲁羽将小哥引去同那女子相见后,双方的印象居然都很好,一个暑假过去,双方便拍板订婚,不仅那女子和她母亲认可了小哥,带到原来的公婆家去,那一对老人居然也欣然接纳,小哥便也父母相称,且对那小儿小女,甚是爱怜。一双小儿女,对小哥也居然依偎嬉戏如父,小哥暂回湖南时,你去车站送行,惊讶地发现月台上早有老少三辈数口人在那里依依惜别。你冷眼旁观那位小嫂,虽说身高似乎有点超常,骨架也比一般女性为大,且眉粗发茂,面赤唇肥,略输妩媚,稍逊风骚,但伊并不在乎小哥在外省工作且调京不易,也就难能可贵;你又知道伊要坚持过了年寒假小哥再来时,方双双去登记结婚并同偕连理,是她不忍在亡夫惨死三周年忌日前独享新欢,这说明伊是个情义兼顾的巾帼豪杰,更令人无比钦佩!小哥戏台上唱了那么多回花轿洞房的曲文,这下总算好戏成真……
    过了年,放了寒假,小哥满面春风地进了京;新娘子有现成的住房,大家帮助使之焕然一新,欢声笑语中将他们送入了洞房,这时你不由得想起小哥在戏台上唱过的《春闺梦》中的几句“南梆子”:
    被纠缠陡想起婚时情景,
    算当初曾经得几晌温存;
    我不免去安排罗衾绣枕,
    ——莫辜负好春宵一刻千金……
    ……谁曾想刚过元宵节,小哥忽然灰头土脸地出现在你那小小的住房中,当时妻恰好带着儿子回娘家了,二哥恰好出差在北京住在你处,你们见小哥那个模样大大地吃了一惊。
    “怎么啦?蜜月里就兴吵架呀?”二哥不由得问。
    “是她生病啦?要不是孩子病啦?”你便猜度。
    小哥只是坐在那里皱眉摇头。
    “你不要结了婚还总是往戏友那里跑,更不要把你那些个戏友什么詹德娟呀范玉娥呀招到你们那里去聚会,又拉又唱的,还净是些风月戏文……”二哥教训起小哥来。
    “你别胡批乱评,”你对二哥说,“现在哪来的风月戏文?现在要唱只能唱‘样板戏’,‘样板戏’里夫妻都不能同时出台,吴清华和洪常青也都不带讲恋爱的;旧戏谁敢亮开喉咙唱?……依我想,一定是小哥惹小嫂生了大气……”
    “为什么呀?”二哥便追问,“你怎么就赌气跑出来了呢?夫妻吵架最忌讳跺脚摔门一跑,要吵就不如吵个透彻,吵够了,累了,最后两个人一起做饭、洗衣服,气自然慢慢就消了……我们都有这个经验!”
    你便搭腔:“对对对……吵就吵嘛,你跑什么呢?再说我看小嫂脾气很好,你干吗跟她吵呢?”
    小哥总不说话坐在那里死眉瞪眼的。他很少如此,以往他遇上不顺心的事总一摆手说:“怄人哟!你们说怄人不怄人呢?真正怄死人也!”接着他便会把那怄人的事讲出来。可这回……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嘛?”二哥和你跟他嚷了起来。
    他才嗫嚅地说:“她……她要跟我离婚!”
    你吃了一惊:“怎么会?你们蜜月都没度完!”
    二哥却哑然失笑:“我当怎么回事,原来如此——哎呀,夫妻对吵,这种气话总是冲口而出的!那七舅舅和七舅母一年到头都是这样的话:‘离婚!’‘好嘛,离就离!’‘走嘛!’‘走呀!’……几十年过去,他们离了个鬼!我跟锡梅还不是一样,吵起来她比我凶多了,还不是气极了什么伤感情的话都敢说,‘我们离婚!这就离!马上离!’这类话都嚷出来过,其实家家门背后窗户里夫妻间都有过这种话,亏你还唱过戏,连这么个家常便饭都吞不下!我当什么了不起哩,嗤——嚷了句要离婚!……”
    小哥却嘴角往下撇得好厉害,还抖动着,抬眼望一下你们,眼泡子里噙满泪水,他扬起声音申冤般地说:“她真要跟我离婚!要跟我去街道办事处办理手续……她说她……”说到这句说不下去了,两行泪水挂了下来……
    “这就怪了!”二哥瞪着他,愣了半晌,又和你对了个眼,方猜到点上,“你们——性生活失调?”
    小哥的脸肿胀起来,如猪肝色,他用大巴掌把眼泪一抹,忽然脖子一梗,决斗似的说:“我也要跟她离!她说她受不了,我、我也受不了!”
    ……原来那女子有着超常的性欲,小哥开初并非阳痿,却实在招架不住,头两晚败下阵来之后,从第三晚便再不能举,而那女子便急得又抓又挠又骂又啐……小哥便跟她讲可以养一养补一补练一练以待将来,她便说:“我找你来图个什么?要是不图我一个人过得好好的干吗非把你找来?这样的毛病一下子哪儿好得了?说实话你就是好了,你头两天那个样儿我也不满意……”后来气平了一点,又说:“你人是个好人可我不能这么窝窝囊囊地跟你过,得快刀斩乱麻,赶快离婚,离了你也好我也好,你再找不找是你的事,我不能再耽搁了,我得找个真顶用的……”
    于是小哥没过完那蜜月就跟那女子离了。那也不能称之为蜜月,对于小哥来说那甚至是恐怖之月。
    后来小哥从湖南县里的中学调到了成都的大学任教。那自然已是“四人帮”垮台之后,又进入可以引吭高歌地唱《玉堂春》或《锁麟囊》的日子。再后来他评上了副教授。50岁的时候小哥二度结婚,这回的小嫂是个售货员,48岁的老闺女,介绍人安排他们两个头一回单独叙谈时,小哥就把自己的生理状况,向她和盘托出了,而对方也坦率地告诉他,从小就淡薄性欲,现在更简直毫无所求,只希望找个能相互照应体贴的伴侣安安静静地过一种居家生活。这样他们就果然建立起了一个温馨舒适的小家庭。小嫂在家里操持一切家务而乐在其中,小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而心安理得,小嫂工余饭后的乐趣,便是看哪怕是最枯燥最拙劣的电视节目,嗑着瓜子可以一直看到“明天再见”的字幕出现,而小哥课余饭后,则照例迷他的京剧程腔,并且常常离家外出去会他的戏友和串各门亲戚,两人在爱好上互不干涉和平共处,既无争吵亦无探讨,倒也构成一种独特的家庭景观。
    在成都小哥常去的自然是二哥家。暑天大热,小哥去了见二哥赤膊自己也便赤膊,弄得二嫂在里间屋简直走不出来,二哥便只好穿上圆领衫,小哥还没弄明白那意思还赤膊,二哥便爽性跟他明说那样为什么不妥,小哥虽把短袖衬衫穿上了,却嘟起个嘴说:“锡梅又不是外人,小时候我们不是都在一处耍的吗?”
    后来小哥再去不再赤膊,却又往往他一进门便笑嘻嘻地宣布:“莫忙,后头还有一位……”乃至跟在他身后走进的那人露面,二哥和二嫂又都并不认识,小哥便会眉飞色舞地介绍说:“咦,你们怎么连他(或她)都认不出来?”二哥二嫂面面相觑,他这时便得意地宣布,或是:“完了!你们从他眉眼上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一湖姑妈的老二嘛,咱们的一个乖表弟啊!”又或是:“我不是早跟你们说过的吗?这就是童二娘的三姑娘童凤英啊!……”
    蒋一湖姑妈是父亲的从从堂姐妹,就是说她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跟你们父亲的父亲的父亲的父亲是亲兄弟,而以往蒋一湖一家和你父母一家又并没有多深的来往,可是小哥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遇见了蒋一湖的老二,论起来是血缘亲,便高兴得双脚蹦,不仅自己从此来往甚密,而且又领到二哥家来,觉得该“乖表弟”也理所当然应该从此成为二哥二嫂家的常客……
    至于所谓童二娘的三姑娘童凤英,那就连血缘关系也无,只不过当年小哥流落湖南时童二娘一家给予过他一些温暖,他之不忘恩情与之保持联系自属必然,但他偏又要将这一层关系类推到二哥二嫂处……
    他不但带些这样的三亲四友到二哥二嫂家,还动不动就坐下来让二哥二嫂开客饭,往往那被领来的人不好意思谢辞了要走,他便马上跳起来拉人家胳膊扳人家肩膀一迭声地说:“哪个说不吃饭就走的哟!快坐下快坐下莫客气莫客气,这就是自己的家嘛!来来来,我们继续摆龙门阵……”
    二嫂便不得不去厨房烧制客饭,菜不够,便唤女儿蒋红或儿子蒋凯下楼去买,蒋红便一定撅嘴蒋凯便一定顿脚,到头来往往是二哥御驾亲征,采买回来小哥也并不帮助洗拆烹制,只是坐在客厅里同那乖表弟或童凤英之类的摆谈,谈到兴浓处便咯咯咯地笑,拍巴掌,捶沙发……
    后来二嫂便向二哥发了火,起誓再不招待这类莫名其妙的来客,二哥便不得不单独向小哥讲明,不但二嫂受不了他也觉得烦,二哥对他说:“你的朋友你认得亲你自己跟他们玩去,最好在你家招待,我们主要是没那么多时间好浪费!”小哥听了好惊诧好伤心好委屈,他眨着一双大金鱼眼说:“咦,怎么光是我的亲戚,大家都是亲呀!我不是住在郊区那么个KaKa里交通不方便吗,我还怕招待他们费钱吗?你弟妹又不是不会烧菜,只怕比锡梅烧得还好,那天锡梅蒸的那碗梅菜扣肉就咸得要命嘛!……”
    后来小哥倒是不怎么往二哥二嫂家带人了,但他自己却丝毫不减与亲友们来往的热情,调回成都结婚后不到一年的时间,他就由甲及乙由乙牵丙由丙涉丁地挖掘出了一大堆伯伯叔叔舅舅姑妈娘娘堂姐堂弟表兄表妹和重庆蜀香中学同届不同班或北京大学同系不同届的老同学……一个休假日,他往往早上赶往一家中午赶往一家晚上又赶往一家,人家对他冷淡他浑然不觉,人家跟他敷衍他只当热情,人家对他有三分热情,他能感动得浑身发抖,他兴奋,他快乐,他心里觉得很充实,生活因而显得闪烁着七彩的光晕……
    他常将他与众亲友的来往写信报告给你,详细地告诉你谁谁谁是妈妈家的比那八娘还要亲一层的娘娘,她的大女儿酷爱文学,听说你这小表哥是作家高兴疯了,他已将你地址告诉了那可爱的小表妹,她会马上给你寄去她写的三个短篇小说,“别人的小说你不指点不推荐我不管,小表妹的小说你要也不指点不推荐我就要骂你‘真正薄幸’!”又或者听说你出了一本新书,便开出一列长长的名单,都是他的老同学老同事老邻居之类,要你给他们寄书,还在这样的话下面划上重重的圆圈:“你一定要签上你的名盖上你的印尽早寄到!”倒仿佛你每本书一出,身边必然撂着几百本白来的书,而且邮局可以完全免费地为你服务似的……到头来你不得不写信给他告诉他请他不要把自己联络的亲友统统批发给你,因为你不需要,而且就是有那个联络之心也绝无那个联络之力……
    他不能批发便改为零售,比如写一封长信说他的某个北大同窗现在是省里有名的电视剧编剧,这个人实在不俗,希望你一定一定(两个“一定”下都加双圈)把你新的小说集火速寄去,那人那天说他愿改编你的小说将之搬上荧屏,他已应允将你小说集送去供那人择其善者而改之云云,毕竟他是你小哥,你不好驳他的面子便将那签名本寄去了,寄去了你也就忘了,但他真当成一桩大事,就一连来好几封信,一封信说他连去了那人家里三次,三次都撞了锁。“真怄人!”另一封信说他终于把小说给了那人,一周后去问,人家说实在手头的事太多,所以还没看你的书,他劝你“莫怄”;再一封信说他又去了,那人还是忙还没看,但让他转告你有了时间一定看一定改,因此他开列出那人详细地址让你直接与那人通信,“进行愉快的合作”……
    小哥啊小哥,他就怎么一点也参不透最最简单的人情世故呢?
    小哥就那样生存着,从一个亲友家到另一个亲友家,从“怄死人了”到终于“不怄”又转而再“怄”……
    他最近的一封信里讲到他的老同学老戏友现在“红得发紫”的“大评论家”何康到成都参加一个什么什么会,他跑去找了那何康,见面就“骂他薄幸!真正怄死人也!”因为他三年里写了十几封信去何康都不回,而且何康怎么不评论你的作品呢?那何康明明知道你是他的老弟,应该“不看僧面看佛面”嘛!他就拗着何康要何康答应写篇捧你那本新长篇的文章,并告诉你何康已点头应允……你读完那信只能摇头一笑。即便小哥不清楚那何康近几年来在文坛上文品人品都大跌,有“吹火筒棍子随风百变”的恶名,他也应该长个心眼儿先探探口气衡衡深浅再提及你和你的作品啊!眼看年届花甲了,还如此缺心眼儿,“怄人不怄人哟”,唉!
    12
    6年前头一回去香港,是先飞到广州,再从那里坐穗港直通车进入香港。在广州停留几天,除了与当地的文学界联络外,很重要的一个目的,是见见亡故的大哥留下的一女一子。大嫂已经改嫁,虽然见到也还亲热,你还叫她大嫂她还叫你小弟,但你内心里总觉得她毕竟是“抱琵琶另上了别船”,所以已无多少情感可言。侄女侄儿就不一样了,想起来他们都是蒋家的血脉,便有一种深重的骨肉之情。
    侄女蒋唱已然结婚,在郊区的一所中学教数学。她同侄女婿抱着小侄孙先到东方宾馆来看你。你便招待他们吃西餐。唱唱说她在广州这么多年还从未吃过西餐。这话让你更生爱怜之情。唱唱越来越像奶奶,你望着唱唱便不由得想起妈妈,想起家藏的私人照相簿里的那些已经发黄的旧照片上的青年时代的妈妈,一层泪水便模糊了你的双眼……
    吃西餐时唱唱说他们两口子一时都没找到弟弟吼吼。你本是按唱唱的地址跟她联系让她把吼吼叫上一块儿到东方宾馆来见面的。吼吼怎么会找不到?原来吼吼中学毕业后先考上了中国大酒店当保卫,中国大酒店就在东方宾馆隔壁,是一个最豪华的合资大饭店,穿上那保卫的制服就像外国的军官一样,神气非凡,吼吼一度也很高兴;但后来就发现无论是在大堂当侍应生或在客房当清洁工,也都比当保卫强——因为都有小费,一个月的小费合起来往往有工资的两倍多,当保卫却绝对拿不到小费——旅客见到保卫人员避之而不及呢,焉会反倒迎上去给小费?真有来给的你也不敢接,那人必是别有用心……总之吼吼干了一段就辞职了,辞职了又不愿回家和后父同住,便在朋友家里借宿,这个朋友家里几天,那个朋友家里几天,又跟朋友合伙做生意,前些时是从天津那边弄来半车皮的雪梨,结果批不出去,只好自己摆摊零售,也卖不大动,边卖边烂,不断削价,最后血本无归……但吼吼又已经借钱承租了自由市场里的一个摊位,打算搞服装买卖,这几天想是跑货源去了,所以找不见他……你听了这些情况就更怜惜吼吼,没了父亲的孩子!难为你年纪轻轻的就跑到社会上混……

《四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