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逃是一道深渊，在路上是一道深渊。女人是一道深渊，男人是一道深渊。故乡是一道深渊，异地是一道深渊。路的尽头是一道永远的深渊。
那一年我从N城出发，先到武汉，从武汉坐船经三峡到重庆，乘火车到成都，从成都到峨眉县，上峨眉山，之后从成都到贵阳，从贵阳到六盘水，再搭货车到云南文山，经麻栗坡、富宁到百色，从百色回N城。
这是我此生的一次壮举。
我独自一人，自始至终。我意识到，再也没有比一个年轻女人独自到一个遥远陌生的地方去更危险、更需要勇气的了。一次又一次地从严肃和不太严肃的报纸上看到，一些女研究生和女大学生在并不偏僻的地方被人轻而易举地就拐卖到农村给人当老婆的消息，甚至在省会，独身的年轻女子走出火车站，守候在站前的人贩子一眼就会把她们认出来，人贩子们在拐卖生涯中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如簧巧舌，他们热情地把单身女子骗上了一辆据说是开往国营旅馆的车。这车驶离了热闹的市区，它呼呼地开，越来越快，越开路越黑，单身女子感到了异样，汽车就像行进中的黑洞，她莫名其妙地掉了进去。她喊道：我要下车！但她没有听见自己的声音，她竭力想看清楚同坐在车厢里的拐骗者，她看不清那人的脸，只感到有一道阴险的目光像猫一样蹲在那里。很久才有一辆汽车迎面开过来，独身女子借着车灯的光亮看到角落里的女人长着一张可疑的狐狸脸，在她看到她的一瞬间，狐狸脸把手伸了过来，这是一只跟她的脸一样大的手。这手朝独自出行的女子做着一个古怪的手势，如同一个凶兆悬挂在暧昧的车厢里。
她们来到一个奇怪的地方，周围没有树，四处长着同一形状的石山，此地的石山一律高大、肉色、形似圆柱、顶呈半球状。独身出行的女子从汽车里出来，她听见一声阴险的咳嗽声，身后的汽车和狐狸脸顷刻之间就消失不见了。
受过大学教育的女子竭力要从此地的地貌特征弄清自己身在何处，这林立的石山使她最先想起“石林”这个词，但这整齐划一的肉色圆柱状否定了石林的可能。独身出行的女子回忆各种科教片、风光片、异国翻译的电视剧、明信片等等，她越来越搞不清楚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地方。这时她听见一个老女人的声音说：这是真的，不信你掐掐自己的手。满脸皱纹的女人说完这话后同样消失不见了。天上的云开始迅速聚拢，成为一个巨大的女人的嘴唇，鲜红的颜色在天上散发着魅人的肉感，在这唇形的云后面，是依然纯蓝的天空。肉柱形的石山中有一个最高最大的石柱，它在越来越低的唇形之中显得充满动感，它们越来越接近，伴随着一声荡人心魄的叫喊，她看见肉柱的石山进入了鲜红的唇形云之中，她感到有一阵热气从那朵云的处所散发出来。
与此同时，她发现了火把，它们像是在肉柱形的石山藏匿已久，那一声荡人心魄的叫喊如同一道号令，它们瞬间之内就从藏匿的石山后面走了出来。它们闪闪烁烁地跳动，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近。她环视周围，看到火把已围成了一个圆圈。她听见那个老女人的声音说：你再也跑不掉了。
四面的火把发出嗡嗡的声音，那是男人的、雄性的声响，如同肉形圆柱山一样同属一个体系。他们稳稳地走向她，火把上蒸发着黑烟，一种强烈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这些气味穿过她的身体，使她感到了威胁。很快她就看到了火把后面的眼睛，这些眼睛既像男人又像狼，它们与火把合谋剥光了她身上的衣服，她的风衣、衬衫、乳罩，像大小不等的鸟儿在她头顶的空中盲目地乱飞。
环圈中有一个火把走了出来，火把后面的脸老而丑，他把火把放近她长及腰际的长发，头发地烧起来，发出浓烈的焦油味，那男人说：我来救你。他用手在她的头上一捋，火苗立即沿着他的手走进了她的身体。他的身体随即鼓胀坚硬起来，他把她放倒在地，用他的身体挤压她，进入她。无数火把在周围燃烧，发出耀眼的亮光。她感到她身上的水分被火把的亮光迅速蒸发，她越来越轻、越来越干、越来越薄、越来越透明。她又轻又薄又透明地升上了天空，她恐怖地看到自己的身形张开着像风筝一样悬浮在她躺着的上空，就像在某部恐怖的科幻片中所看到的那样，被囚禁在二维的平面里，永不能返回。
这是一个想像还是一个噩梦？
在那次漫长而曲折的单身旅途中，这个噩梦般的意象不时地从我的心里升起，升到我的眼前和头顶，弥漫成一种莫测的气息，使我越发感到，这是一个真实的危险，这个真实的危险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它就像一个无法预测的陷阱，隐藏在脚下将要到达的每一寸草丛下。
我越是害怕它它就越有诱惑力，危险从来就是美女，就是美女蛇，它的力量在看不见的地方，极大地激起着我们生命的知觉。
那一年，在长江的江轮上，事情轻而易举地就发生了，那几乎是我自己招来的。在前半截旅途中，我好大喜功，每逢有跟我搭话的人，不管男女老少，我总抢着告诉人家，我独自一人自费漫游。我把自己看成了一个奇女子，我希望别人也这样看我，我希望当我说出“只身一人”这个伟大而英勇的字眼时，别人会惊呼一声：你真了不起！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就幻想着长大以后拥有一份有声有色的冒险生涯，B镇平淡的日子和漫长的午后和夜晚给我提供了充足的养料，我一次次想像着英雄的业绩和伟大的成就。为了锻炼自己的意志和勇气，我无师自通地训练自己，我强迫自己从两米高的平台上往下跳，把手伸到极烫的水中坚持尽可能长的时间。
大学快毕业的时候我就作好了计划，我决定终身不结婚，摒弃一切物质享受，我将过最简朴的生活，把钱省下来作路费，游历全中国。
我怀着这个隐秘的理想分配到了N城图书馆，一报到我就领到了一个月的工资，我除了交伙食费、买书及日常开支，剩下的钱就全存起来。大学毕业的当年，我就开始实行我的计划。我利用探亲假的时间，开始时国家规定的单身职工探亲假是十二天，后来改为二十天，就是给我回B镇看望父母的。我一年到头不回家，甚至在春节这样的专门用来合家团圆的节日也不回去，我有时会连着两三个春节不回家。我给母亲写信说，我要利用过节这段完整的时间读书写作，总而言之要想有所成就要有所牺牲。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借口，我用它来掩盖我对故乡、家庭和亲情的冷漠。
在很长的时间里，我对家、母亲、故乡这样的字眼毫不动心，我甚至不能理解别人思乡文章的深情厚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如此冷漠，到底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长成的。在我的心目中，学校永远比家庭好，我最不喜欢星期天，最怕放假，在这些不需要到学校去的日子里，我总是感到十分难熬。学校是我的自由世界，而家庭却是牢狱。这种与别人相反的感觉是怎样得来的呢？我常常幻想着有一所永远没有星期天、永远没有寒暑假的学校，幻想着一个人一辈子永远在校读书。后来我知道每个人高中毕业都要去农村，这使我有点失望，但一想到去农村就可以离开家庭，我很快又高兴起来。我天生能适应艰苦的环境，能过清苦的日子，当然这并不等于说，现在我乐意回到插队的日子，插队的两年多时间没有给我留下太多的痕迹，如果我不说，别人会想不到这段经历，我从来不说也从来不写插队的生活，我从来认为，那是我当时的最好去处。
我曾经说过，我小时候十分害怕我的母亲，只要她在房间里我就不进去，如果我在房间里她进来了，我就连忙溜出来。这种害怕既不是畏惧，也没有导致仇恨，而是一种十分奇怪的不自在的感觉。我从不主动跟母亲说话，除了要钱，她跟我说话我也不太搭理，我直到三十岁才开始懂事，知道要爱母亲，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真是太亏了。我在写信或说话中总是避免“妈”这个字眼，觉得说不出口似的。我想起插队第二年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母亲从B镇骑车三小时到生产队看我，看到她我迟疑了一下，说：来了。母亲很不高兴，她说你连妈都不叫一声，有你这样的吗，光干巴巴地说“来了”。
我害怕母亲一定不是因为她对我粗暴，她是一个懂得科学育儿（这是她的本行）和能够严格要求子女的母亲，她只是不宠孩子，要让孩子艰苦朴素。现在想来，她没有任何地方值得我害怕，相反，她完全尽到了一个母亲应尽的一切责任。我小时候经常发高烧，在那些全身灼热的夜晚，我母亲总是彻夜不眠，她用酒精棉球一遍遍地擦我的额头，给我物理降温，酒精的芬芳弥漫在那些夜晚，它总是带着我母亲在孤独的黑夜中无助的脸庞出现在我的回忆中。我父亲在我三岁的时候就已去世，我长到十岁的时候，母亲就总是跟我说：什么事情都没人可商量。我想像在那些我发烧的夜晚，母亲一个独身女人，是如何六神无主、心急如焚地等待天亮。我猜想母亲当年拖了六年才再婚，一定是为了我，我父亲去世的那年她才二十四岁，她一直到三十岁才再婚，在她二十四岁到三十岁的美丽岁月里，曾经有一个姓杨的叔叔经常到我家里来，后来他不见了，听母亲的同事说杨叔叔的家庭成分是地主，母亲怕影响我的前途。我想这是真的。我还想起来，母亲再婚的时候确实跟我说过，她说你继父成分好，以后不会影响你的前途。她又说：家里还是要有个男人，这么多年，凡事没人可商量。当时我不懂这些，我只有十岁，我想：要人商量干什么？一切自己决定好了。
那一年是一九六九年，是备战的年月，城镇人口一律疏散，她跟继父商量的结果就是将我和弟弟送回另一个县的农村老家。我当时想，还不如不商量的好。他们叫来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让她把我和弟弟接回下乡，我们经过地区所在县玉林时，在姐姐的同学家吃了两顿饭，其中有一顿是十分好吃的炒米粉。那里还有一台织布机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奇怪的机器。在逛大街时我母亲给我姐姐的五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被小偷偷走了，我姐姐首先想到的是千万不要把丢钱的事告诉妈。她找了熟人，让我们坐上了开往家乡县城的解放牌大卡车，那车汽油味很重，我吐得天翻地覆才到靠近老家的一个小镇。然后我们步行二十几里回到老家，开始了每顿吃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的日子。
那是我失学的日子，想起这段日子我心痛欲裂。起初我不知道我将失学了，我以为仅仅只是因为备战，母亲让我回老家暂时躲一躲，很快就会把我接回家的。在农村的叔叔家一安顿下来，我立即给母亲写信，信发出之后几天，我便每天到大队部等回信，我每天都去，但每天都是白等。我等了快一个月，母亲的信还是没有来，这时姐姐说：多米，你不要再等了，你妈既然结婚了，你就在老家过吧，叔叔是好心人，不会嫌你的。这番话使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我隐约感到，我也许回不了B镇母亲的身边了。
回老家的日子是暑假的日子，秋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就开学了，开学的日子永远是我的节日，我总是在开学之前的两三天就兴奋起来，心情轻松愉快，在那个四年级开始的学期，我在老家的山上割草打柴，没有人想到我应该上学。我母亲没有来看我，也没有给我写信，现在想来，她当初也许是下了决心把我们放在老家了，她想她已经尽到了责任，一个人靠三十几元工资拉扯了两个孩子六年之久，她已经问心无愧了，林家的人有义务把林家的后代拉扯成人。在那段日子里，我一有空就跑到大队的学校张望，我远远地站在教室的后面，看着那些衣衫破旧的农村孩子在上课。我内心充满了艳羡、焦虑和茫然，跟现在“希望工程”所要挽救的失学儿童毫无二致，唯一不同的只是他们是贫穷落后地区的农村孩子，我不是，我母亲是国家干部、医务工作者。
我站在老家的陌生土地上，听着陌生的孩子们读书的声音，心里充满了悲伤和绝望，我想我是最优秀的学生啊，我怎么就不能上学。我这样想着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我的老师和同学，我的算术老师会走到我的书桌前，把我提前许多天（有时是学期刚到一半我就把整个课本的算题做完了）做出的算题抄到他的课本上，他会认为我算出的都是对的。二十多年过去，老师写信来，仍说我是他所教过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命运有时真是十分古怪，如果不是后来母亲又把我接回身边上学，我很可能在叔叔家长到十六岁就嫁人了事。每当我想到这个可能的结局时就心惊胆颤，全身冰凉。每当我陷入绝境的时候，那个可能的命运常常像一张饥瘦的黄脸在我面前晃动，它提醒我，我现在的一切都是赚了的，我应该满足。
至今我感谢我的小叔叔，他能在他四个孩子之外收留我们姐弟，使我们吃上他的孩子也吃的很稀的稀粥和很咸的咸菜（那是一种用萝卜加大量生盐熬煮几天几夜，直到把萝卜煮到发黑的地步才能完成，放在缸里，名称叫“萝卜腩”的一种咸菜）。叔叔让我上山打柴是理所当然的，他认为我既然已经十岁了就不能白吃饭；他不让我上学，也是理所当然的，他想既然我母亲都想不到让我上学他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呢？
所以我一点都不怨恨他。我在老家的日子里，听不懂他们说的客家话，没有书看也没有电影看（过年的时候二十多里地外放映《地道战》，令老家人激动不已）。老家的日子使我沉默、孤僻和绝望。
那些日子我没有想念母亲，我入神地想念的是我的同班女同学，我跟她们算不上很要好，但我想念她们。我入神地想念她们的外号、吵架的声音、难听的粗话，她们所有的恶劣行为在我的面前如繁花般灿烂和明亮，就像并不是我真正经历过的，而是一个梦境或天堂，我与她们真正是隔了千山万水，永远不能再相见了。我怀着永别的心情给她们写了一封信。回信很快就来了，信封胀鼓鼓的，写着我的名字，这是我生平收到的第一封信，我激动不已地拆了封，里面是大小不同的五六张纸，是五六个同学写来的，她们每人抄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那是当年的习惯，写作文和写信都要先抄语录。她们不知道要给我怎样的鼓励才好，她们便抄道：“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写了庄严的语录，才是她们各自寥寥数语的信，“文革”中念书的四年级学生，除了抄语录以外就表达不出别的意思了，她们的信空洞无物，甚至千篇一律，但我如获至宝地捧着它们，就像捧着最精彩的故事，它们像火焰一样一朵一朵地在我的头顶开放，成为我的节日。我无数次地读过它们之后我平静地想：她们虽然还在念书，但她们不如我。
从秋天到冬天，荒凉而无望。春天到来的时候，学校又要开学了。我的同父异母的姐姐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多米是个聪明过人的孩子，她举例说，她唱过的歌，不管有多复杂，多长，只要唱了一遍，多米就能一字不拉地唱出来。起先她以为我学过，后来发现确实不是，这使她十分吃惊。因此她希望母亲能重视我培养我。我的姐姐是地区高中的高材生，既聪明又善良，只是生不逢时成了回乡知青，与她相比，我的命运好多了。现在想起她，我就看见她一个人站在一片匕首般锋利的菠萝地里，她的裤腿全是湿漉漉的露水，她用凄清的音调唱着毛泽东诗词《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首歌连同她那凄凉的唱法成为我在老家的日子里的背景音乐。姐姐告诫我，高中毕业后一定要插队，千万不要回乡，否则就会成为宗族斗争的牺牲品。
不知是姐姐的信起到了作用，还是母亲又想起了自己的孩子，春天到来的时候她的信和汇款来了，姐姐重新带领我和弟弟上路，先步行到一个小镇，然后乘车到县城，从县城换车到地区，地区换车到B镇所在的县。
到家没几天，学校就开学了，我怀着重获新生的心情跑到学校报名。跨进学校门口，我一眼看到大厅正中贴着四年级报名处的地方正站着器重我的算术老师。他看到我眼睛一亮，说：林多米，上学期你回老家去了？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他在报名册上飞快地写下我的名字，然后微笑着看我说：这回你要补课了。这时又来了一个女同学要报名，女同学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老师忘了怎么写，又重复一次，这个场面使我感到自信。一上课，老师就说要复习上学期的内容，第一节课先出一些小数除法的题给大家算算，看掌握得怎么样。这正是我缺的课，我一点都不知道怎样除小数，我失去了那种老师一出完题我的得数也出来一半的优势，我只能问我的同桌。小数点移动的方法一经从她口中道出，我立即觉得这是我心中谙熟已久的方法，我对之毫不生疏，我熟练地写起了竖式，竖式的一横和一撇就像我的亲人使我感到万分熟悉和亲切，我安静地进入了状态。算术老师写完黑板后马上走到我桌边，他看到我会了。他走开之后我感到失学的难关过去了。
我知道，在这部小说中，我往失学的岔路上走得太远了，据说这是典型的女性写法，视点散漫、随遇而安。让我回到母亲和故乡的话题上。
我母亲肯定是一名好母亲，除了这次目的不明的失学（我不能问母亲，只能问我的姐姐，但我首先要找到她，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她的消息了），我再也想不出她有什么不好了，她把我这样一个反常的、冷漠的、从来没给她带来过温情的孩子养大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碰上别人早就不要我了。直到我十八岁，母亲还帮我洗烂脚。那时我在农村插队，双脚每天浸泡在太阳蒸晒得发烫的水田里，脚面很快就长满了水泡，紧接着水泡就变成了脓泡，脚也肿了，人也开始发烧，于是只好回家治脚。母亲领我打针吃药，早晚两次用一种黄药水替我洗脚，她用一块纱布轻轻按在我的烂脚上，把我隐藏着脓汁的疤痕彻底捣掉，她把我的烂脚捧起来举到鼻子跟前仔细察看，这是一个令我终生难忘的场面。另一个场景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母亲送我到地区所在地玉林，在那里换乘火车去遥远的W市，我轻松地就上了车，在车上我满脑子想的是我是本县的第二名，这个第二名是我轻而易举就拿到的，我将到大城市去了，我将跟所有的人一试高低，我豪情满怀，丝毫想不到要跟母亲说一句告别的话，我的心里还来不及产生脉脉温情和惜别之感，我连看都没有看站在站台上的母亲一眼，我只注意车厢上几个也是要到W市上学的女生，她们说着流利的普通话（军分区大院的？），使我有些自惭形秽，同时我又想，别看你普通话说得不错，未必我就不如你，我暗暗地跟那素不相识的人斗上了气，忘记了我的母亲站在站台眼巴巴地望着我。
她挤在人堆中，踮着脚尖。
火车动了一下，慢慢开了，车厢里的人全都涌到窗口跟送别的亲人挥手告别，这时我才想到向站台望一望，我看到母亲慌乱而笨拙地朝我挥手（这是一个她十分陌生的动作，她可能是模仿了旁边的人），她的脸奇怪地扭曲着，给我一种想哭的印象，她声音变形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看见她追着火车跑了几步很快就不见了。我受到了强烈的震动，这是我第一次受到震撼。我想我的母亲在站台的人群中一定悲喜交集，她想她的女儿考上名牌大学了，从此就会有好的前途和好的工作，她全部的苦就都有了回报，她想起她曾经骂过我长大以后找不着饭吃，想不到还有考大学这一新政策，她反复说要感谢党中央。
我对我母亲的感情回忆总是这两个固定的场景，这对于一个女儿，尤其是一个三岁丧父的女儿实在太少了。我不知道我是否给过母亲什么光荣，让她因自己的女儿自豪。也许只有十九岁去电影厂的那件事以及考上大学这两件事，但前者那光荣的峰巅很快就演化为一个深渊，这个深渊给她造成的惊悸许多年都没有消散，直到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多年，每次我回家或她来N城，她总要找一个我心情好的合适时刻，谨慎而心事重重地说一句话，这句话是：你不要再写诗了。这句话总是盘桓在她的心中，我想她肯定听到了许多难听的话，她从不告诉我，这所有难听的话哺育出了这样一个茁壮的念头，这个念头生了根，拂之不去。因此我想，无论我现在写了多少小说出了多少漂亮的书（这些东西对我是个极大的安慰），它们都不能给我的母亲带来光荣。这肯定不是她所期待的，当年我考大学的时候弃理改文，她一定感到了失望，她从来没有说过希望我以后干什么，现在我回想起她看医学院来实习的学生的目光，我想她最希望的就是让我读医学院，将来做一名医生。医生是一个有用的职业，作家有什么用呢？毫无用处。
她肯定是这样想的。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一个女儿真是亏透了，小时候我从不跟她亲热，不跟她说话，把家只看做客栈（这是她的原话）。长大离家后也很少给她写信，有时半年才写一封，所有的信几乎都像电报一样简短无味，最长的信也从未超过两页纸。我在过年的时候总是想不到要回家看看母亲，总是要她写信来提醒，我也极少给母亲买过东西。我现在想来想去，只想出来曾经给她买过一双鞋，除此以外就再也没有了。继父多次提醒我给母亲配一副老花眼镜，我总是忘了这件事，我也极少给母亲寄钱，我自私地想：家里已经没有负担了，母亲又领两份工资，我还是留着钱给自己买电脑吧。
我想，母亲养我这样的女儿有什么用呢？我的婚姻也总是不能使她满意，我的生活总是在动荡之中，我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固定，我在N城的家三年了也没能搬妥。我这样的女儿真是一点儿用处都没有，白白地让母亲操心。
我对家乡也是如此，在W城与N城，我从来不想念家乡，我不参加同乡会，不认老乡，不说家乡话。多年后，当我来到遥远的北京，回一次家真的是很不容易了。从B镇到N城，只需七个小时的火车、一个小时的汽车，同时N城除了是城市，它的树木花草、饮食人文、地理气候与B镇相去不远，它使我觉得这就是家乡，同在一个省里，怎么不是家乡呢？既然身在家乡还有什么需要强调的呢？完全可以无所谓。只有到了北京，到了这样一个完全北方的地方，这里的一切都不同，广大而寒冷，周围是永远也学不会的卷舌音。在这里，B镇被远远地隔断，一年一年地不回去而变得越来越不真实，越来越像前世了，只有这时，家乡这个字眼，才连同一条河、一个船厂、一个码头、一条灰色的街，以及由于回忆而变得明亮和美好的鸡蛋花来到我怀念的视野中，我所有与家乡有关的文字，几乎都是这个时候写作的。
但在当时，在我只身漫游的八十年代，这种怀念还远远未到，它们像一些珍贵的人性的水滴远远地停留在云层里，要等到下一个十年才能降落到我身上，滋润我远在异乡的身躯。
让我接着本章的开头，叙述我的路途。在那次遍及西南几省的漫游（这个词我一直觉得用得不太准确，漫，这个字令人联想到神仙般的轻松从容，想起一蹬脚就能腾云驾雾的形式）之前我还去过两个地方，一是远在北方的京城，一是离N城不远的北海。这耗去了我大学毕业后前两年的积蓄和当年的探亲假。
第一要去的地方是北京，这是一个深入我的骨髓、流淌在我的血液里的念头，它不用我思考和选择，只要我活着我就要到那里。很早我就认为，我的目的地在北京，不管那地方多么远、多么难以到达、多么寒冷、多么虚幻，我反正就是要去。不知这个念头是否跟我在幼年时曾和B镇唯一的一家北京人做邻居有关，在六十年代的南方边陲小镇，北京的确远得到了天上，凡人根本去不了，幻想到这个去不了的地方是我最大的快乐。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没有给一个想入非非的女孩提供任何机会，到我插队的时候，我想只要我日后有一份工作，我一定把工资省下来先到北京看看。因此我到图书馆工作的第一年，三月份上班，九月份就拎着我的破旅行袋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我半年的积蓄只够来回的车票钱，我便住到在邮电学院工作的我的女同学的宿舍里。我一住就是十天，我一点都不懂事，既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又不会说一句感谢之类的话，甚至也想不到跟她谈谈心。当时她刚刚离婚，有一个远在异地的情人，她靠所爱的人的来信度日，如果在星期五她收不到情人的信，就会过不去周末。她该死的情人有妻子，从不提离婚的事情，我的同学只好满足于每星期收到他的信，她最大的奢望就是能跟他在同一个城市生活，能够看得见他，为此她准备放弃北京调到那个遥远的外省城市。
这些都是听别的同学说的，我从没问过她，虽然我的女同学也未必希望跟我谈心来获得安慰，但我对她缺乏感情却又要住在她的宿舍里（她有什么义务呢？），实在太糟糕了。回首往事，使我万分愧疚。在京逗留的最后两天，女同学说她的亲戚要来了，让我住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去，一个男同学正当着一个班的班主任，他为我安排了铺位，另一个女同学从家里给我拿来了铺盖，于是我就高高兴兴地到北大住下来了，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自己给同学们带来了什么麻烦，想不到这是一种同窗的深情厚意。此生我是欠定他们的情了。现在我跟他们在同一座城市里，却一直没有来往；我的孤僻、冷漠和心理障碍就像一片大海，阻断了我和他们。
跟我有过交往而心胸宽容的人从来不说我自私，他们说，因为我小时候独立生活的经历，使我不习惯想到别人。我乐于接受这样的说法。
我在北京逛了十二天，每天早出晚归，只吃面包和白开水，一个人去了八达岭、故宫、天坛等地方，觉得北京的天特别蓝特别透，空气特别好，看到了成片的金黄的树叶和红色的叶子，这在N城是难以想像的。之后我便兴冲冲地回去了。
第二年我去北海。大海如同北京，也是我的夙愿。北海是离N城最近的海，它没有花我太多的钱和时间。在北海最大的壮举是在沙滩上过了一夜，当时的北海还没有开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被炒得这样发热的一天，听说现在沙滩上满是伴泳女郎，要进去得花上许多钱。那时它只是一个临海的荒凉的小城，可以说得上是荒无人烟，我整日在荒滩上乱走，后来来了几个美术学院的学生，我注意到他们说要到沙滩上露宿，于是我尾随其后，在沙滩上他们目力可达的地方铺了几张报纸过了一夜。十分平淡毫无刺激，第二天我便离开北海回B镇，提前结束了这次梦寐以求的大海之行。
这两次平淡无奇的旅行没有动摇我的信心，我深信某些事情正在前面等着我，它有着变幻莫测的面孔，幽深而神秘，它的一双眼睛穿越层层空间在未来的时间里盯着我。我深信，有某个契约让我出门远行，这个契约说：你要只身一人，走到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去，那里必须没有你的亲人熟人，你将经历艰难与危险，在那以后，你将获得一种能力。
在大学毕业后的某一年，我带上全部的财产一百四十元就动身了。我所到的第一站是有熟人的地方：武汉。在武汉的码头上，一切都很正常。一个美丽的女人来送人，她大概有三十多岁，穿着一件黑色风衣，她吸引了所有的人的目光，人们情不自禁地要看她而不是看那些年轻的女孩，上了船的人纷纷到甲板上去，他们装做看风景实际上是看这个女人。然后船就开动了，那个女人消失得十分奇怪，人们刚刚回过神她就踪影全无了，令人惆怅不已。我想她也许是钻进某辆轿车吱的一下开走了。
总之这个女人使许多男人和一个女孩（就是我）惊叹不已，江轮在长江里浩荡而行，她美丽的倩影在男人们的头脑里就如同在江里的水一样，很快就流走不见了，只在那个女孩的古怪头脑里留下印象。
船开后不久我就随意走动，也许我的行为带有单身出游的印记，一下就被辨认了出来。一个闲转着的年轻男人（实际上并不太年轻，只是我缺乏判断力）跟我搭话，我看他穿着船上服务员的白色外套，我想假如他是一个坏人，找他的单位领导也是很容易的。
我装出一副见过世面、身手不凡的样子和他聊起来。事隔多年，我回想起这次经历，我觉得当时之所以心甘情愿地上当和上了当仍然不受伤害，仍然能继续漫长的旅途，这一切都归结于我良好的自我感觉。在那次旅途中，我总是提醒自己，我是一个真正的奇女子，不同凡响，一切事情均不在话下。
我不同凡响地告诉这个人我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我强调说此行我只有一个人，开始时我并没有特别注意他的相貌，我总是不容易记住男性的相貌（相反，女人的容貌总是在我的记忆中长存），直到那人说他长得像日本电影《追捕》里的矢村警长时，我才注意到他的长相，他的确长得很英俊，他的五官和脸型在男人中是少有地出众，尤其是他的嘴唇和下巴，简直有点像电影明星。他一定以为我被他的长相迷住了，要不然一个女大学生凭什么对一个江轮上的服务员说出自己的名字呢！除此之外再也没有别的解释了。
矢村凭着对自己相貌的高度自信，我则出于渴望冒险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个故事自始至终阴错阳差。
矢村也许真不能算一个坏人，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他的真名实姓和家庭背景，在我失踪之后，我的同学把我的情况报告了单位的保卫科，组织出面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他的家人，这使我的同学大惑不解，说这个人要骗人怎么还把真名和父亲家地址告诉你，让人一找就找着了。
回顾这个事件，矢村对我说假话的只有他的年龄和他已经结了婚的事实，事发之后他的妻子到我的同学家来找我，我面容憔悴地靠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她一看见我就放了心。她剪着短发，长得清秀，但穿着打扮很普通，她放了心地说：我年轻的时候比你要漂亮，你到我这样的年龄连我还不如呢，只不过你是大学生，我是工人，但我跟他都过了十年了，都有两个孩子了。你也真有眼力，他说他二十七岁你就信了，他都三十七岁了。
她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紧盯着我问：你们下馆子了没有？我说：下了。她又问：是谁出的钱？我犹豫了一下说：有时是他，有时是我。
她更加放心了，同时自豪地说：他这个人我知道的，如果你们有事，他肯定不会让你拿钱的。她的声音使我听起来有一种隔离感，虽然她就在我的对面，但她的话音却像隔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弯曲着才能到达我的耳朵。我听着这弯曲的声音（其实她是不自信的），心里想：真相是多么容易被隐瞒啊！只要你坚决不说，只要不说就什么也没有发生，只要不说就什么都不曾存在。只要你自己坚信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谁（连你自己在内）又能找到证据呢？
我不知道我当时是否这样想了。我既疲劳又混乱，没有任何记忆又时时被记忆所占据，在这两相相抵中是一片混沌的空白。
我麻木地躺在同学家的沙发上，听见门响，听见有人走近我，听见同学的声音在门口说：多米，单位保卫科的同志想跟你谈谈。声音消失，门口的光随之消遁。一个又瘦又长的女人像女巫一样降落在我的面前，她用密探的声调对我说：你不要害怕，把一切发生过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会替你保密，并且替你惩罚坏人。我虚弱地躺在沙发上，我固执地不说一个字，为了表示我的决心，我自始至终不与她探寻的目光对视，我有时闭目养神，有时看着她以外的空间的某一点。她一遍遍地问：你们在北碚是怎么住的？怎么去了那么久？她一遍遍地问：没有发生意外吧？到底发生意外了没有？她一字一句地问：发生了吗？发生了？还是没发生？
我想只要我不回答她的问题，问过一遍之后她就会没趣地走开，但她执著得要命，每一句问话都坚定而自信，在整整一个上午，这种坚定而自信的讨厌话音在房间里塞得满满的，我用巨大的漠视抗衡它们，搞得精疲力竭。
之后我昏睡了一个下午。在黄昏的时候来了一个美丽的女人，她的声音在昏暗的室内像真正的月光，清澈而柔和。美丽的女人有时不用看，周围的空气就能传导一种魅力。也许我刚刚睡过一大觉，对美的感觉特别灵敏，我的对着门口方向的那半边脸颊感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来自美丽女人的光芒，我不由自主地仰望她，我发现她就是那个在武汉码头送别的引人注目的神秘的女人，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时至今日，我还是不能证实她们是不是同一个人，发型、脸型、身材都相像，是不是就是同一个人呢？也许我过于一厢情愿，把两个人看成了同一个人。后来我想到一定要问问矢村，但一直没有机会。我跟矢村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火车站，他在那里等我，就这一点而言，他还是一个有心有肺的人。车站里乱糟糟的，我的同学把我送到那里，他们互相发现之后就仇视地对望着，我对他们说：你们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可以。我想既然我一个人走了这么远，还有一大半的路要自己走，这一站没有人送又算什么呢？
果然他们就都走了。
我只听矢村说过他有一个小姑姑，但她实际上并不是她的亲姑姑，跟他的年龄相比，她显得过于年轻。在船上的时候，他说这个小姑姑实际上是他父亲的情人，他父亲是部队的高级干部，身边女人不断，她们像流水一样流来，又像流水一样流走，只有这个女人在他父亲身边留了下来，成了他的小姑姑。小姑姑一直没有结婚，在他们家，行使着外交夫人的职权，凡是碰到棘手的事情，总是由美丽的小姑姑去处理，一切便总是迎刃而解。
她像月光一样降临到我躺着的暗淡屋子里，她说：我是他的小姑姑。
我坐起身。我的表现使我感到自己正如一个好色的顽童，对富有魅力的女人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臣服。她问：你有多大了？我说：二十四岁。她说：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又是大学毕业生，对自己的行为有能力负责了。她问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说：我要写小说，要体验生活。她说：你可以慢慢在生活中观察，不必写什么就要做什么，这你大概也知道。她说话的语气使我感到她才是真正的女作家，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如同一个毫不掩饰的崇拜者，我觉得她的话字字珠玑，闪着亮光，从她的淡香漫射的体内滴落到这光线幽暗的屋子里，她的牙齿白而细小，她的嘴唇红艳如玫瑰。
她说：我们老三喜欢女孩子，但他不坏，不会强迫别人干什么事情，这点我清楚，他从来不仗着自己是谁的儿子就干坏事。她的声音忽然像一个母亲，游离了一开始时处理事件的口气，她说：我们全家都不喜欢他现在的妻子，但是没有办法啊，他们都有两个孩子了。孩子这样的字眼像某种蓓蕾，使她的脸上掠过一点落寞和迟暮的影子。美丽的女人总是没有孩子的，这是她们的缺陷，又是她们的完美。她们是一种孤零零的美，与别人没有关系。
在整个过程中，矢村轻而易举地就诱骗了我，每一次质的突破都势如破竹，没有受到更多的阻力。他一定以为是他英俊的外貌和他的家庭背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只有我才明白，有两样东西更重要：一是我的英雄主义（想冒险，自以为是奇女子，敢于进入任何可怕事件），一是我的软弱无依。正是这两样相反的东西，把我引到了北碚。
我该怎样叙述这个事件呢？
轮船与长江（湄公河与渡船），英俊的船员与年轻的女大学生，不用添加任何东西，只用这仅有的四个词，就能构成一个足够浪漫的故事。但我从未用浪漫的温情、美好的回忆来想念过这个事件。我从未想到过它，一切都变味了，保卫科的干部、他的妻子、小姑姑以及我的同学，他们纷纭而至，使这个故事变成了一起受骗失身的事件，这个事件以受害者的沉默而告终。
我的同学在火车站里对我说：我不会对别人说起这件事，但你千万不要一个人出来旅游了，你赶快回去，不要再往前走了，实在太危险。我当时年轻，心里想道：什么都不能阻止我。但他躲闪和怜悯的目光给了我一种致命的心理暗示，使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悲惨的受害者。我越来越害怕回忆，我精神紧张，担心矢村会来信，担心他本人会来（他曾说过要来N城看我，我信以为真地等了许久），在我对所有往事的回忆中，每次走到这个事件的边缘，我就会紧张地折返，仿佛一旦推开此门，就会看到一个血腥的强暴场面。
（我太容易接受暗示，一经暗示就受到强大的控制，把无变成有，把有变成无，把真正发生过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把从未发生过的事件回忆得历历在目。）
事实上，这件事情平淡无奇，没有太多戏剧性和浪漫色彩，我之所以对之念念不忘，只是因为这个事件跟我的初夜联系在一起。
那是多么混乱的日子，多米！
多米在陌生的船舱里，她听说江轮要在半夜两点的时候经过著名的葛洲坝，她信任地对周围的人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呢？我肯定睡着了，看不到了。矢村顺理成章地保证，半夜两点，他一定把她叫醒。
半夜两点，序幕拉开，多米一脚踏进了这个幽闭的黑夜，脱离了惯常的秩序。她站在船舷上，看坝里的水一点点涨高，和上游持平，矢村试探性地揽了揽她的腰，她糊里糊涂地就让他揽着了。她要让自己看到，自己多么关注于水位的上涨、对这一宏伟的图景有着巨大的激情，一只男人的手算得了什么呢！简直是区区小事。水位正在涨高，不同凡响，男人的手（正在她的腰上，犹豫而不自然、不舒服），并不重要。
男人的手忽然松开，同时她的脸被他捧住，热乎乎的气息直抵她的嘴唇。他吻她，吻的动作娴熟有力，荡人心魄，结束的时候他用了一个吸吮的动作，使对方的嘴唇洁净干爽，没有一点点口水残留，令人十分舒服。（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这是唯一可以回味的地方。）
她傻傻地站着，一时竟反应不过来，在这愣神之间男人便以为与她达成了某种默契，他重新揽住她的腰，他的手贴切、自然、放松、亲切，就像游子回到了自己的家。
她发现她再也不能挽回这个局面了，她已经慢了半拍，她应该在一开始就拒绝或惊叫，她没有办法在接受了吻（尽管是被动的，但当时她并没有挣扎，而是一动不动）半分钟之后再惊叫，她甚至不好退一步生他的气。
她一开始就莫名其妙地服从了他。
在生活中，她还没有过服从别人的机会，这个年轻的女孩三岁就失去了生身的父亲，继父在很久以后才出现，她从小自由，她已经害怕了这个广阔无边的东西，她需要一种服从。这是隐藏在深处的东西，一种抛掉意志的愿望深深藏在这个女孩的体内，一有机会就会溜出来。女孩自己却以为是另一些东西：浪漫、了解生活、英雄主义。
因此当男船员在说他的非凡的父亲（一位大军区的高层领导）时，女大学生不动声色地听他说完，之后她问他：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男船员问：什么人？
间谍。女大学生说。
（间谍是我的另一件华美的大衣，只要我想让自己胆识不凡，我就会迅速穿上它。）
间谍这个词使男船员愣了一下，之后他问：
你要搞什么情报呢？
这个直接切中要点的问题同样使女大学生愣了一下，从来没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使间谍这个词站到了严肃的游戏和模拟的真实之间。（女大学生后来想，男船员也许当时正暗自发笑，心想这么傻的女孩竟说自己是间谍。）
女大学生说：我要军事情报。她想到了男船员的家庭背景。
男船员问：你要军事情报干什么用呢？
她严肃地说：我不能告诉你。
船员端详着她的脸，他说：我可以帮助你。
女大学生像电影里的我党地下工作者一样庄严地对视着男船员。男船员说:那次我父亲正在地下室里开会，我闯了进去，一眼看到一幅跟墙一样大的地图（一切都像是电影）。
他停下来，看到了女大学生亮晶晶的眼睛，这眼睛在说：我要的就是这个。他大着胆用手碰了一下她的Rx房。她身上一颤，但脸上却是一副关注于崇高事业的神色。
他又问：你要知道些什么？
她漫无目的：什么都要。
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关系在船上过了三天，到达万县的时候停船几个小时，他便带她进城看电影。在一个普通的影院，电影已经开映一小会儿了，门口仍有稀稀拉拉的人在进场。男船员买了票，跟女孩在黑暗中摸索着找位子，他牵着她的手，牵手这个姿势在黑暗中又一次暗示了一种亲密的关系。
坐下来不久，他便在她腿上摸索，她厌恶地皱着眉头，他于是说：这电影我也不爱看，我教给你一个办法，你不要去看电影里的故事，看所有电影，要学人家怎样打扮、穿衣，女人就是要学这个。
女大学生竟然没有从这话里听出极端的男权意识，她甚至觉得这话新奇极了，她从来想不到有人是这样看电影的。十几年的学校教育使她一看电影就考虑影片的主题、人物的性格等等，看人家穿衣打扮的看法使她大惑不解。
散场之后他提出请她吃糖水鸡蛋，在这个莫名其妙地来到的地方，这个深不可测的夜，秋风渐起，热气蒸腾的糖水鸡蛋使她感到温情弥漫。
第二天，两人继续谈话。船员问大学生：你多大了？
二十四岁。
船员马上反应说：我二十七岁。正好比你大三岁。他盯着女大学生说：你看我长得怎么样？我身体很好，我会使你生儿子的，我事先吃点儿人参，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怎么样？生下的儿子肯定又壮又聪明，小时候我来养，长大了跟你读书。
他又问女大学生到了重庆是一个人玩还是有伴，女大学生如实答道：一个人。
于是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了，男船员说：那我陪你玩，我有假期，我会使你过得很幸福的。
男船员用了幸福这样一个书面语言，显得有些生硬，这点生硬使这个被用得烂熟的词变得有些陌生，正如电影的另一种看法一样，让多米感到新鲜，使她感到，也许有着另一种她从来不知道的幸福。
男船员刚刚完成将一个姑娘诱拐到岸上的全部准备，船就到岸了。多米的同学负责地到码头上来接她，男船员跟她约好，第二天一早领她到温泉去。
他们找到一家旅馆，他让她在一旁看着两个简单的挎包，他去服务台办手续，似乎手续办得不顺利，他只好让她把工作证拿过来。她走过去，看到他用臂肘压着一张纸，这纸的下端是一个淡红的公章，上面写着他的单位的名称，多米不知道这就是空白介绍信，她更不知道、也压根儿不会想到，那上面证明他跟她是夫妻关系。
她竭力想要看清楚这张盖着公章的纸写着什么，她用手推他的肘臂，但他死死压着不动，他对她说：你到那边等着吧。
她跟他走到一个房间跟前，门一开，她一眼就看到了里面的双人床，这房间的幽闭以及床单被罩的俗艳色彩使它看上去十足一个小市民的洞房，这完全不是多米所期待的地方，她本来以为会住上大学里的集体宿舍，男女生各一幢楼（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有这毫不沾边的想法），没想到却碰上了一张罩着大红床罩的双人床！
她心情恶劣地坐在沙发上，男人解释说：这就是最好的房间了，价格最贵的。
多米说：我不是说这个。她生气地问：你只开了一个房间吗？
男人看看她，说：登记的时候我说咱们是夫妻。
多米气得一动不动，看起来有点像无动于衷，后来她觉得需要有所表示时，就一脚踢翻了茶几底下的字纸篓。
这个动作又慢了半拍，男人再也不担心了，他曾经害怕她嚷出去，那是一个联防治安如火如荼的时代，男人虽为偷情老手也不免心惊胆颤。
多米说：我不能跟你住一个屋。
男人响应说：不能！
你另外找地方！多米说。
男人老实地回应道：我另外找地方。
多米说：你要发誓。
男人说：好！我发誓。
多米想了想，说：你要跪下来发誓。
男人毫不犹豫，咚的一声就跪在了地板上。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在粉红色的房间里，对着一位年轻的姑娘下跪，这只有在电影里才能看到的场面真实地出现在多米面前，使这个耳目闭塞、不谙世事的女孩感到了一种触目惊心的诗意，她将这个下跪的男人看了又看，看了个够，那男人跪着一动不动使她感到了满足。
然后她放心地到卫生间洗脸去了。
他们在外面吃了晚饭，男人说多米在路上晕车，应该早点儿休息，于是他们一吃完了就回到了房间里。
男人帮多米脱了鞋，他捏捏多米的脚，说：你真瘦。然后让她躺在床上，多米觉得累极了，她想她可以好好睡一觉了。
她闭上眼睛，听见男人走进了卫生间，但是男人很快就出来了，他带着湿漉漉的水的气味靠到了她的枕头上，多米睁开眼睛斜他一眼：你。
男人说：我靠在旁边跟你讲讲话。
多米说：我累了。
男人说：天还没黑呢，讲讲话就不累了。
多米说：走开！
男人不作声，他扳过她的脸就吻起来，这吻销魂蚀骨，使多米全身酥软。
很轻的风从窗口潜入，掠过多米的身上，她感到了一阵凉意，这使她悚然一惊，她发现身上衣服的扣子已经被男人完全解开了。
事情已经完全不可挽回，男人的全部动作迅猛、有力、简捷、娴熟，像真正高级的艺术一样没有半点儿拖泥带水，比那个山上碰到的稚嫩的强暴者强了一千倍。
她对那男人说：我还是处女。
男人说：你是处女？
她无辜地望着他，认真地说：是。
男人说：不可能！
多米说：我真的是处女。
男人说：不可能，我听说插过队的人绝大多数都不是处女。
多米着急起来，说：可我是，我从来没有跟男人睡过觉。
男人顾不上听她的申辩，他的身体就像一个炽热而黑暗的巨大洞穴，一下就把她吞没了。她来不及绝望就被吞没了。又像一个深渊，她事先不知道她已经站到了深渊的边缘，男人说，我们再往前走一步，不会掉下去的，但话还没说完人就掉下去了。
天完全黑了下来，没有开灯，房间就像真正的洞穴或深渊一样黑暗。多米恢复了感觉，她感到某种异物充塞在自己的身体里，这是一种类似于木质一样的异物，又硬又涩，它毫无理由地停留在她的身体里。
一阵剧痛滞留在多米的体内，只要男人一动，这痛就会增加，就像有火，在身体的某个地方烧烤着，火辣辣地痛。疼痛就像一种厚厚的粗布，把其他细腻的知觉统统遮盖住了。即使在后来的几天，疼痛逐渐减轻，她也没有获得丝毫快感。
无休无止的疼痛挤压着她，她体内的液汁潮水般地退去，她的身体就像干涩粗糙的沙滩，两个人的身体干涩地磨擦着，使她难以忍受。
她又累又疼又绝望，总算等到了结束，她听到那男人说：你确实是处女。她闭着眼睛想：但现在又有什么意义呢？
她怀着身上的疼痛睡着了。半夜的时候他把她弄醒了，又一次要她，她说：我疼极了。但她一点儿力气都没有，她无法阻止那男人再一次进入她的身体里。辣痛的感觉重新升起，她开始意识到，她毫不被怜惜，她身上的这个男人丝毫不在乎她的意愿，他是一个恶棍和色狼，她竟眼睁睁地就让他践踏了自己的初夜。
耻辱和悲愤使她哭了起来，第一声抽泣就像一根鞭子，一旦抽落，万马奔腾，她充满了绝望地嚎哭起来，哭声在黑夜中撕心裂肺。男人只得提前结束了。
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陌生的房间，一个陌生的男人，多米跟它们度过了自己的初夜。这个初夜像一道阴影，永远笼罩了多米日后的岁月。
一九三八年，萧红与萧军分手，与端木到了武汉，她怀着萧军的孩子，常常到读书生活出版社的书库找舒群，她一来到舒群的住处，就把脚上的鞋子一踢，栽倒在床上，一躺就是一天，心情很苦闷。当时武汉的情况很紧张，日本侵略军的战线向西延伸，窗外时时传来刺耳的空袭警报，空中经常出现狂吼怪叫的日军轰炸机，萧红只好拖着沉重的身体到处躲避。在这种局面下，大批文化人仓促向四川转移。萧红也坐船到了重庆。萧红分娩前夕，端木把她送到江津白朗家，她在白朗家住了两个月，生下一个没有生命的死婴（肖凤《萧红传》）。
多米从重庆到成都，中途在江津下了车，这是她在看地图时忽然冒出来的想法，这个想法冒出来不久，火车就到江津了，她跳下车，坐上江轮到县城里去。
她在一个招待所找到了住处，那是一个双人间，一个床位三块八，同室住了一个身材长相都很清秀的姑娘，多米奇怪地想要知道她的年龄，她不懈地追问她，后来问急了，那姑娘便说她三十岁。
第二天多米就到街上找那所萧红生下一个死孩子的房子，她转了几条街之后很容易就找到了，房子门口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说明文字，但是没有辟为陈列馆。里面住着人家，一个退休老太太模样的人正坐在门里，双眼警惕地看着多米，把多米打算闯进去看看的愿望彻底打消了。
但她不甘心就此走开，她像一个负有重任的人那样从各种不同的角度看这房子，她退到屋前的青石板去看。她想：一个天才女作家就在这间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二十四岁成名，三十一岁夭折，有专门研究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她的纪念馆和她的名字命名的街道，但她却在这个小镇的屋子里生了一个死孩子，她死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她生了一个死孩子的屋子却挂了一块牌子，供人参观。
多米盯着那牌子看了又看，觉得它就是那个死孩子。
这是一个路标，还是一个暗示？
一个早逝的天才女作家和她的死婴，横亘在多米的漫漫路途上，这里的隐喻也许要到多年以后才能破译。
多米准备离开的时候看到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大城市装束，很有文化的样子，他正站在多米身后看那牌子，多米一转身就看到了他，他及时地看了多米一眼，两人目光对视的时候，几乎同时点了点头，于是他们便说起话来。
年轻男人说他是《四川日报》记者，川大中文系毕业的，刚分去，他说他当天下午就要赶五点多钟的火车回成都。多米一听，高兴地叫了起来：我也是的！她立即拉开随身背的挎包，翻出火车票让那男人看，她说：你看，我昨天坐的正是这趟车啊！
记者高兴地说：我们正好同路。他们像两个大学里的男生和女生，开始谈起了文学和人生，多米发现，她所敬仰的一个女作家就是他的同班同学，她毕业后自愿援藏，不久前因为翻车牺牲在藏北的一条冰河里，多米为此还写了一首悼诗，当她听说她曾跟他同班时，激动得声音都变了。她缠着记者，反复追问这位葬身冰河的女作家当年的音容笑貌、生活细节，以及关于她扎头发用橡皮筋还是发带的问题，多米把记者逼了半天。好在记者是个极其善良的人，他只是无奈地说：多米，你真像一个考古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们中午在街头的一个面铺吃了担担面，之后他们又聊了好大一会儿才各自回住地收拾东西退房结账。
他们约好时间在江边码头等候，但是渡轮在他们到达之前刚刚上完人，他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渡轮慢吞吞地走了一个来回。
这一耽误就坏了事，当他们看着手表赶到小火车站的时候，别人告诉他们说，那趟车五分钟前刚刚开走。仅仅五分钟！多米懊丧极了，这是她此行的第一个突发性事件，她马上想到，她的票作废了，她又要在这里呆上一天一夜，这是一件多么麻烦的事！多米越想越烦，记者却到售票处打听了消息来，他告诉多米，当晚九点还有一趟去成都的慢车。一听说不用在这里过夜，多米立即又振作起来了。
多米问：那我还要重新买票吗？记者说：不用，我有记者证，到时我跟他们说说。多米便真正放松了起来，她想：上帝真是公平啊！给你一件坏事，又随手补给你一件好事，车误是误了，却给你一个不错的伙伴。她看了看四处的荒地和田野，暮色无声地袭来，除了车站有灯，八面一片苍茫，秋风从看不见的江那边凉嗖嗖地过来，多米想，要是只有我一个人，该是多么凄凉！
多米一碰到麻烦就想逃避，一逃避就总是逃到男人那里，逃到男人那里的结果是出现更大的麻烦，她便只有承受这更大的麻烦，似乎她不明白这点。
多米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她有时不怕一切，比如不怕如此漫长艰苦的只身独行，有时却又怕一个很小的事情，比如独自去温泉、独自留在孤零零的火车站过夜。她常常以为自己经过了磨炼已经很坚强，事实上她是天生的柔弱，弱到了骨子里，一切训练都无济于事。
在后来的日子里，多米曾听几个不同的男人对她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多米，你是一个非常纯粹的女性，非常女性。
她不十分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多年之后有一个博学、聪明、外号叫康德的男人对多米说，她应该学习西方的女权主义，使自己的作品强悍一些。他凝视着多米虽过而立之年却仍然显得十分年轻的脸庞（这超越年龄的年轻也许正是她内心的“纯粹的女性”所赋予的），沉吟了一会儿又说：不过多米，你最好只在作品中强悍，不是在生活中，女人一强悍就不美了。
（美与强悍，到底什么更重要呢？）
多米反驳男人说：你说的美只是男人眼中的美，女权主义者对此会不屑一顾的。
同时她却在心里想，一个女人是否漂亮，男人女人的目光大致是差不了多少的，如玛丽莲·梦露，她也是很喜欢的。
让我们再回到车站，那个男人并没有给多米制造麻烦，他是一个有文化的、温和善良的、既尊重女人又老实本分的男人，他跟多米分食了一些他带的饼干，然后在候车室里等到了九点。他们在极其拥挤吵闹的慢车里熬了一夜，凌晨五点多的时候到了成都。由于人太多，出口处只好敞开围栏，让人流涌出。没有验票，多米一直担心的情况没有出现，她轻松地走出车站，她没有车票，她第一次混票成功了。
记者把她领到《四川日报》自己的办公室，他给她打水洗脸，又打了早饭，吃完之后她就礼貌地告辞了。
这个温和的男人姓刘，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
我再次面临着找住处的问题，因为刚刚吃过早餐，我心情愉快，此外我还有另一个愉快的理由，我出发的时候办公室的同事好心地为我写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到成都后找成都图书馆的馆长安排住处，他是我同事的大学同学。
我走在路上，幻想着这个馆长如同那个记者一样热情友好，我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将住在他的家里，先洗一个热水澡，然后美美地睡上一觉。
但我扑了一个空。
馆长不在，而且，更重要的是，我站在别人的办公室门口时，我忽然发现自己跟他们毫无关系，别人没有任何理由要照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他们有好几个人，他们看了她的介绍信后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多米沮丧地站在门口。但是她听到其中的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你去帮她找找住的地方吧。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立即站了起来，其他人纷纷安慰多米说：他去帮你想办法，你跟他去吧。
多米立即就放下了心。男人说：你跟我来吧。她跟在他身后，她想：这是一个好人。好人问她累不累，多米马上老实地说她刚下火车，累极了，真想睡一觉。好人就说，让她先到他家歇一会儿，他去联系住处。
好人的家十分狭窄，只放得下一张大床和一张桌子。多米看到舒适平整的床顿感亲切，好人刚刚说完:你就在这床上睡一觉吧，多米立马就把鞋脱了。
快到中午的时候好人把多米领到文化厅招待所，四人间，一个铺三块。有了着落，又睡了觉，多米精神好起来，便想起问好人的名字，好人说他叫林森木，很好记。
十年过去，所有萍水相逢的名字我全都忘记了，包括初夜的矢村，矢村是一个虚构的外号，我最后也未能把它用熟。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我轻易就能想起，不知他现在是否还在老地方，我也弄不清我当初去的是省图书馆还是市图书馆，我希望图书馆的前同行们有读了这篇小说的，请转告林森木好人，有一个当年只身漫游的女孩，曾经得到他的照顾，她至今仍然记得他的名字。
我记得这个名字还跟我的一段假设有关。这要涉及到另一个男人。
我到招待所的当天中午就到处打听洗热水澡的办法，有人告诉我可以用几瓶开水在洗脸间洗，于是我又到处找开水，当我终于知道需要自己到值班室用电炉一壶壶烧时，据说又停电了，我怀疑是那个值班的瘦女人故意关的闸。正沮丧着，坐在值班室里看报纸的一个男人说他可以为我提供两壶开水，我这就可以跟他去拿。
我当时虽然觉得这个男人在什么地方不对劲，让人感到不放心，但洗热水澡的迫切愿望压倒了一切，我当时认为那种不放心不是别的，只是不放心他说话不算数。
于是我尾随他到四楼他的房间，正好在我三楼的房间的头顶。我拿了开水扭头就走，他在后面追着说：一会别忘了还给我开水瓶啊！
就是这个男人，后来我想起来他最使我不安的地方是他的眼睛，那里面有一种非常狠的像狼一样的目光，这目光使人害怕。这是我在后来的日子里找到的一种比喻，当时我只是觉得不安，他不像林森木那样给我一种天然的安全感，使我一到他家就敢在他家的床上睡觉，这个狼眼男人使我总是如坐针毡，我总是想从他的房间逃跑，但他的话题又总是把我留住。
狼眼男人说他五十岁了。
同时他说他身体很好，我看到他在那个秋天的早晨里穿了一件短袖衫，他像日后的健美表演一样捏紧拳头使肌肉隆起，他还炫耀说他的皮肤没有皱纹。第二天一早，他在我去值班室找开水的时候在门口的自来水龙头下光着膀子冲冷水澡，我看见他举着一盆冷水哗的一下罩头罩脑地冲下去，他发红的皮肤上立即升上一层白色的水汽，把初秋的清晨衬托得冷嗖嗖的。
这使我害怕。
狼眼男人冲完冷水之后也到值班室打开水。
他说他从前是一个演员，是省剧团的头一号。他的五官的确很好，是坚毅有力的那种，有雕塑感。他说他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四川西部农村，在那里放牛，后来又到当地的商店当售货员，直到一九七九年才改正，现在厅里还没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合适的房子，他在招待所住了快四年了。
我隐约感到，一个长期住招待所的独身男人是危险的，但我不会说谎，仍然老实地回答他的问题，我说我是独自一个人来旅游，要上峨眉山，在成都没有任何熟人。
他显得很高兴。他的高兴让我害怕。
第二天我去峨眉县，三天之后返回成都仍然住进这个招待所，我不知道别的去处，而且我奇怪地认为，虽然有一个狼眼男人，但我住过了一夜的地方毕竟有一种熟悉的安全感，我把狼眼男人当成了我的熟人。
狼眼男人说他什么事都没有，时间极多，他可以陪我。这时我的依赖性再次走了出来，一脚踏在了旧的脚印上面，成语叫做“重蹈覆辙”。他陪我到一些就近的游览点四处看看，有一次他带我到了一个公园，我们在一个微雕陈列室看完微雕现场表演之后一直往公园深处走。
我突然发现狼眼男人把我带到了一个僻静的深处，四周是树丛，十分安静，我向四面看看，竟没有看到一个别的人。当时正是下午三四点，秋天的太阳凄切地悬在头顶，恐怖像一种无可抵挡的流体顷刻弥漫在了每一棵树丛后面，我感到手心在出汗，内心一片冰凉，我靠近狼眼男人的那边身体紧张极了。
我站在这块无人的空地中间一动不动，我恐怖地想着：这下完了，周围一个人都没有。我脑子里胡乱地选择着：是扭头就跑，还是大喊救命？我的双脚却一点儿都动不了。
突然狼眼男人抓住了我的手，他说我看看你的手。他的手像铁做的，把我的手腕抓得很痛。
他把我的手认真地看了一会儿，说：
多米，你的手不像女人的手。
我深感意外，问：为什么？
你一定练过拳的，是不是？他说。这是一句解救的话，一句立即改变了我的地位的话，把我从内心深处的弱女子变成了我自以为的奇女子。
我答说：练过。
我说的虽然是谎话，但我虽没练过拳，却练过剑，心里有些底气。
他说：你看，我猜对了吧。他又问：你练了几年？我说：有两三年。他问：能打吗？我说：有些手生，不过也能打一点儿。
这样的对答使我彻底放松了。我放松地说：我们走吧。我便走出了险境。
但后来狼眼男人说了一句别的话，使我怀疑我并不是因为我的手像练过拳的手而获救的。
在回去的路上男人突然说：那个林什么，就是图书馆的那个老头，对你还挺负责的。
我说：什么？
男人说：昨晚他还来看你。
我忽然觉得，是这个叫林森木的人救了我，这个想法使我此时眼里饱含着眼泪。我想，在成都，我是一个熟人也没有啊，我孤零零地浮在空气中，假如我消失了（我马上想到N城的公园深处的无名女尸，或车站里无人认领的行李袋，罪行和血腥，像深渊一样张着大口），谁也不会知道，谁都不会有责任，谁都不会有关系。但是有一个林森木来看我，如果我失踪了他就会知道，狼眼男人一定想到了这一点。
前一天的晚上，狼眼男人把我叫到他房间聊天，约八九点的时候，林森木到狼眼男人的房间找我来了，我奇怪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他没有坐（我没有想到应该把他让到我的房间坐坐），他站在门口跟我说：你一个人，我不放心，来看看你，有什么事情你就找我，如果没有什么事情我就走了。
我一时想不起来有什么事，也不知道该说些别的话，他略站了一会儿就走了。
又隔了两天，到我准备走的那个晚上，林森木又来看我一次。那也是一个我感到危机四伏的时刻，我现在想，林森木怎么能这样不失时机地到来呢，他就像是上帝派来的。
那天晚上狼眼男人说他可以给我看看他年轻时候的剧照，这使我感到很好奇，于是我又到他房间去了。
他说他的剧照是他姐姐保存下来的，他手头的早就烧掉了，他边说边找钥匙，翻箱倒柜地拿出一个塑料皮笔记本，从里面抽出两张巴掌大的黑白照片，画面很单调，动作和表情又都很夸张，让我觉得不自然，我本来期待着看到像外国电影剧照那样的照片，我失望地催他再拿别的来看，他说再也没有了。
我失望之极。
他向我讲解剧照，说一张是《江姐》里的甫志高，一张是《洪湖赤卫队》里的副官。我对这两个人物都兴趣不大。
他又问我能不能认出这剧照里的人就是他本人，我说能认出。
他便高兴了起来。我说我要回去睡觉了，明天上午还要赶火车。他想想说：你可能饿了，我给你冲杯牛奶。
我似乎觉得的确有点儿饿了。他冲好牛奶给我，我接过来很快就喝掉了。又稍坐了一会儿，我觉得困极了，又像头有些晕，我尽力支持着，却觉得有些站不起来。这时我听见狼眼男人的声音在我身后远远地问：
你怎么了？
我说:我困了。但我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狼眼男人的声音说:我扶你躺下来。
我说:不，我要回我房间。我一点儿都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这时我听见门口响了几下，狼眼男人一时站着不动，门又响了几下，狼眼男人开了门，林森木进来看见我，说：你明天要走，我来看看你。
这个新到的刺激使我清醒了一些，我说我困得很，我正要下去。我出了门，林森木送我到门口便回去了。
我对这件事的记忆比较模糊，觉得就像是在梦里，我搞不清楚我到底是喝了狼眼男人的牛奶还是做了一个梦。现在追忆起来，有许多事情都是模糊不清的，像夜晚的水流，在梦中变化，永远没有一个清晰的形状，只有林森木这个名字，像水中的礁石，出现在我的记忆中，坚硬、闪亮。
我曾经跟不同的人谈到我只身走上峨眉山的经历，这样下面这段叙述就有些陈旧了，为了本章的完整，我还要将这讲过的故事再讲一遍，以往的多次讲述都是口头的，我应该写下来。
当时天已经凉了，旅游车都停开了，形势很不利，是一副去不成的态势。我想无论如何我都要上山，上山的念头成了我那时的一个信念，我想既然那么远的路我都过来了，冷些怕什么呢，人少怕什么呢。我潜意识中把这次上山当成了我整个人生的隐喻，我毫无理由地坚信：只要我能登上金顶，我的一生就是成功的，不然就是失败的。
我把上金顶上升到了这样一个境界，一切审美的心情，观光看风景的心情统统消隐了。当时我发着烧，天上飘着不小的雨，我没有带任何雨具，淋着雨一步一步往山上走，雨飘进眼睛里，四周水蒙蒙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清楚。我的衣服全湿透了，身上发烧的热量把湿衣服蒸腾出一层白色的水汽，我全身裹在这层水汽中一步一步往山上走，我一步都不敢停，我知道，只要我一停下来，就再也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走下去了。从我身边经过的大多数人都拄着拐棍，所有的女性无一例外都是男伴帮她们背着包，拖着她们上去的。只有我是一个人，背着自己的东西，全身湿漉漉地往上走。我觉得自己英勇极了。
我走了整整一天，晚上天黑的时候上到了金顶。这是我的一个很大的胜利，我开始从大学时代的低潮走出来，一夜之间，我的性格变得开朗了，同时，就是这一夜之间，我的字体也变了，这是令我十分奇怪的一件事。我工作之后，我的字体沿袭了大学时代的瘦、软、犹豫，看起来十分难看，但我下山后，中间没有经过任何过渡，一写出来就遒劲、挺拔，一去猥琐之气，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认识和不认识我的人都说我的字像出自男性之手。
（当然，十年过去，我再没有力气和勇气重复当年的旅途，我的字体也渐渐失去了某种气质。）
以上的事情我已经说过多次，它们都是事实，但是中间还有一些重要的人我还没有提到。让我从头再来。
我到成都火车站打听开往峨眉县的旅游列车，别人告诉我，因为天气转冷，这趟列车已经停开了。我不甘心，又打听到有慢车同样可到峨眉县，于是我便上了慢车。
开车大概个把小时后，我发现隔了过道的同一排座位上一个年轻的男孩翻出了一本书在看。他在三人座位最靠走道的一侧，他的右边是另外两个人，阳光照进他的右边，他正好是一道阴影。我突然看到他看的书是诗，这使我有一种亲人久别重逢的感觉，我在想像中拨开陌生的人群，朝我熟悉的身影走去，我问他，读的是谁的诗？他说是莱蒙托夫。
这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就像《国际歌》的旋律一样，一经说出，立即连空气都充满了同志般的微笑。
读诗的男孩使我信任，我告诉他我是如何一个人来到这里，又将一个人到哪里去。
读诗的男孩毫不辜负我，他马上叫起来，哎呀！他说，我们早点儿认识就好了，我刚刚休完假，假期已经用光了，不然我一定陪你上峨眉山。
他说他是蛾眉县境内一家国家兵工厂的工人，工资和假期都很多，只是工厂保密，叫什么三七一或六五九，他郑重地写在我的本子上，我没能记住这组数字，他说他姓李，叫李华荣，是不是这个名字我没有太大的把握。一问年龄，他才二十岁，这太让我高兴了，年轻的男孩总是比上了年纪的男人更富有诗意，除了他的年龄，还有他的面容，红唇皓齿，像花朵一样，浓密的黑发，让人想起“蓬勃”、“茁壮”这样的好词。
这是我漫漫长途的一道阳光，明媚、坦荡，像火车的节奏一样，把遥远而美好的东西送到你的脚下。在我的一生中，这样的好男孩我遇到的太少了。我能想起来的，连这小李在内，一共只有两个。
红唇男孩。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来，那另一个红唇男孩竟也姓李，也叫李华荣，现在我有些怀疑前面那个李华荣名字的真实性，有可能我把后面这个男孩的名字提前想出来了，让我再想一下，确实，这两个男孩都姓李，他们甚至长得很像。
他们是上帝派来的吗？
他们是同一个人吗？
他们中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影子吗？
让我插进第二个男孩的故事，这个故事比峨眉男孩的故事还要简单，但他的确是我在一段灰暗日子里的一道光亮。
那是我漫游大西南之后的许多年，大概六七年吧，那时候我已经三十岁了，刚刚经历了一次十分投入又十分失败的恋爱，这在下面我将要说到，总之失恋使我身心俱伤，我看上去十分苍老疲惫，为了拯救自己，我再次独自出来旅游。我先到北京，后到上海，我毫无目的地在这两座城市中乱窜，找我认识或不认识的人瞎聊天。
那天我去浦东找陈村，我在电话里问清楚了楼号门牌，结果却在一片相同的楼群里迷了路，正要找人打听的时候迎面来了一个红唇男孩。他惊讶地说：原来陈村就住在我们这一带呀！他接过我手头的地址说：我领你去找。我在上海的日子里，红唇男孩常常来看我，他给我打电话，只要我不出门他就来陪我，有时我出门不认路，他就赶过来为我领路，我要上街买衣服他也来领我去，他叫我“林姐”，跟那个峨眉男孩的叫法一模一样。上海这个红唇男孩是大学三年级学生，也是二十岁。他说他喜欢写小说。以后要将他的小说寄给我看。
后来我回N城去了，没有收到他寄来的小说，他像一道阴影一样消失了。
让我们再回到峨眉山。
二十岁的男孩因为假期已满不能送我上山，但他决定把我送到山脚。
到了峨眉县，男孩帮我找地方安顿下来。晚饭后他从家里带来了他姐姐的一件毛衣和一件毛背心，即使是山下，也已经秋意很深了，他还找来了几个跟他同样大的男孩跟我谈诗。第二天一早他又很负责地来叫醒我，陪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到山脚，下了车，他四处看看，觉得不放心，又陪我走了几里地，直到他看到了两男两女的一伙游人，问清楚人家是两对新婚旅游的夫妇，又将我托给人家关照，懂事的男孩才放心下山。
好男孩今又在何方？
愿上帝格外宠爱他，给他一个最好的女孩，让他过最好的日子。
从此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下山后我按照约定就地将他姐姐的衣服寄到他的秘密工厂，在县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离开了。我一直等他到N城来，至今没有等到。
我跟着两对蜜月夫妻上山，我发现他们步履轻盈、行动敏捷，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地质队的，这使我大惊失色，我想我最好还是重新搭伴，但我前瞻后顾，总没看到有合适的团伙，这团伙要有男有女，人数不多不少，若只一对夫妻，自然不能厚颜无耻地挤进去。
我便跟着这两对地质队员，以最快的速度一天爬上了金顶。他们都是好心人，拉远了就等我一下，在洗象池他们还替我拍照，这照片在几个月后如数寄到我手里，还是放大的。
我们在夜色浓重的金顶发着抖摸到了气象站的房子，那里有棉大衣、炉火和热水，管房子的人说，你们有没有夫妻，可以住在一起的。两个新娘纷纷说：不消了，不消了，她一个人会害怕，我们三个人住在一起好了。
一个接一个地烫脚，又摸着黑手拉手去上厕所，然后上床，被子像铁一样又冷又硬，把租来的棉大衣压上还全身发冷，像在南极一样。
第二天没有太阳，阴沉沉雾蒙蒙的，我站在悬崖边的铁链旁边留了一个影，是山上的摄影服务社照的，这是我在金顶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画面上弥漫着浓浓的雾，我穿着一件深色衣服，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紧紧抓着黑色的铁链。
这是一张奇特的照片，我把它放大，加印了好几张，它是我生命中到达的一个顶峰。
从成都到贵阳，印象最深的是一头剖成两半的猪。在半夜的时候，从窗口爬上来一群农民，他们把半边开了膛的猪搁在座位前的小茶几上，这只猪有半只嘴，一只耳朵，一只紧闭着的眼，半边身体和一条完整的尾巴，它头朝车窗平放着，像一具全身赤裸的尸体。死猪头正好对着我，血的腥气和生肉的气味不可抵挡地罩着我，使我感到又恐怖又恶心。我既没有办法弄开这头猪，又不可能离开这个位置，过道里已经满是人，我的座位靠背上也被一个老女人坐上了，她的屁股正好顶着我的头，空气十分污浊，令人要晕过去。
这一夜像一个真正的噩梦，扛着半只猪上车的农民们甚至带着杀猪刀，在黑暗中，快速行驶的列车呼啸着，雪亮刺眼的刀刃闪闪发光。有一个抽烟的人把燃着的火柴捅到猪皮上，发出一阵焦糊的气味。
一切都令人不安。
这种不安一直延续到了贵阳街头，我发现街上的行人出奇地少，少得根本不像一个省会，同时每个行人都行色匆匆，像是急着办什么事，我站在街边看了好一会儿，没有发现一个闲聊的人。
我糊糊涂涂地感到饿了，找到一家半开半闭的铺面，竟说不营业，一直找到第三家，才吃上一碗面。我想起来打听此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店主说，正在流行一种病，这种病介于霍乱与鼠疫之间，吓得大家都不敢上街。
我大惊。
我想我必须赶快逃跑，我体质弱，又经过了长途跋涉，一旦染上这种怪病，必死无疑。
于是我立马又回到火车站售票厅，室内乱纷纷的，听到有人说开往都匀方向的列车封掉了，有说不开了的，有说只准上不准下的，有说上下都不准的，还有一个人说，就像电影《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全封闭，不开窗，从这边发车，经过都匀不停，直达终点，但会不会像《卡桑德拉大桥》那样，在某一个秘密的地方被炸掉，那很难说。
众说纷纭。
但我已经弄明白，关键的地方是都匀，那是这种怪病的发源地，也是病人最多最严重的地方。
但都匀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地方，它对我是一个不相干的地方。只有当我看了地图之后，才发现，都匀是我去往柳州的必经之路，我准备从柳州返回N城的，这样我不得不改变我的计划了。
我从随身带的袖珍交通册上重新选择了我的路线，我决定往都匀相反的方向走，到六盘水，然后坐汽车到云南境内的文山地区，再从富宁到百色，回N城。
这个决定改变了我的正常路线，我隐隐有些兴奋，我想这也许是一个神秘的改变，奇异的事情就要来临了，它们将沿着这条意外的线路芬芳地逸出，如同一些花朵，沿着这意外的枝条，渐次绽开。
到六盘水的时间是夜晚，我恍惚走出车站，出站口空无一人，我奇怪怎么会没有人从这里出站，刚才跟我擦肩而过的那些人此刻都到哪里去了呢？我回过头去看他们，我看到四处一片寂静，火车在瞬间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车站的灯奇怪地发出一种介于青黄与棕绿之间的光，像文物的色泽一样，就像陈年的光散落到了这个地方，陈旧、阴柔、慵懒、恍恍惚惚。车站里的窗口能看见一些人影，但这些人木然不动，既像一些人形道具，又像一些平面上的影像，我竭力想要看到他们的背后，但我总是看不到。
检票口没有人，只有一盏散发着青黄光线的灯，我看见自己的影子在这层神秘的灯光下拖着奇怪而长的阴影。
我步履轻盈，有一种浮动感，我肩上挎着的背包似乎也有了浮动感，我被一股气流所裹挟，恍惚之中就来到了车站前的空地上。
有一辆卡车停在那里，车门敞开着。我看见开车的人戴着一只像灯光那种青黄色的口罩，他转向我，把口罩摘下，我一下子认出了他，我说：原来是你啊！
他说：是我。
他是我多年前一个老同学，他的面容使我感到十分亲切和安全，但我无论如何也叫不出他的名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仍然叫不出他的名字，常常是在我睡觉的时候，他的名字浮到了我的眼前，但我一旦醒来，他的名字就沉下去了，有时候我很有把握地要喊出他的名字了，但我一开口，他的名字随即消遁。
我只好叫他“你”，在我的叙述中，叫他开车人。
开车人说：你上来吧。我问：你怎么会在这里呢？他诡秘一笑，说：我知道你要来，我已经等了有一会儿。我问：你要到哪里去呢？他说：你不是要去文山吗？我正是要去那里。我看到他的卡车后厢用厚厚的帆布篷严严实实地罩着，他说里面装的是盐。
我坐进车头位子，他从黑暗中抓出一只青黄色的口罩让我戴上。我说我不戴，他说都要戴上的，这是一个规矩。我又问他这口罩为什么用这种奇怪的颜色，他说：都是这样的。就好像我问他口罩为什么是白色的一样。
我戴上口罩，立即感到一种潮乎乎的气息沿着我的口鼻迅速蔓延到了我的全身，这气味有点像下雨时灰尘的气味，同时有一些可以分辨出来的香气弥漫其间，这种香气我觉得有些熟悉，它的陈旧的幽闭感使我感到我正在进入一个陌生的、与正常的事物不能连接的维度。这种怪异的香气又像另一种载体把我载往时间的深处。
自上车后，开车人就几乎不开口了。我从车窗看到我们的车行走在崇山峻岭之中，我们有时在山顶，有时在山脚，有时在山腰，上坡和下坡是明显的，但我发现，我在车里却感觉不到这一点，我觉得，我所坐的车是在一个十分平直的平面上行驶，这平面平到没有凹凸和石头，我甚至感觉不到它的磨擦力。卡车就像是腾空而行的飞船，腾空而又贴近地面，呈匀速飞行状态。
有时路过小镇，能看见房屋和人，都像那个奇怪的车站那样，笼罩了一种青黄的光，它们静止不动，模糊不清，像是隔了一层极薄但又无法穿越的帷幔。我闻到陈年的气息越来越浓重。
我们穿过了一大片异常妖娆、艳红无比的花田，后来我知道那就是神秘的罂粟花，青黄的光线隐去，明亮的太阳的白光从敞开的青天之上直抵罂粟花的花瓣，呈现着自古到今、亘古长存的姿势。罂粟花的红在薄如蝉翼的花瓣上，有跃动、飘浮、闪烁之感，像火焰；红土高原的红色却沉厚得无法穿透，它是一切红色的母体，一切的红色，都是它随处散布的精灵和儿女，它红得无边无际，天老地荒，在阳光下，灿烂而苍凉。
我们在红土高原上走了很久，路上全是艳红硕大的木棉花，它们像肥硕的雨滴一样飘落，在红土蓝天的背影中划出优美的弧线，我在极度的静谧中，听见花朵落地时的叭嗒声。
车子停下来，我小心翼翼地问开车人，我们到了什么地方？他同时说了三个地名：文山、马关、麻粟坡。这虽然是一种莫名其妙的回答，但确是我在地图上找出来，准备去的地方，于是我不再苛求，就下了车。
我让开车人把我领到一个可以住宿的地方。我们在镇子上行走。我看到，此地虽然偏僻，但从房屋看来，却是一个曾经十分繁华热闹的重镇。我依稀看到，各色人等塞满了十字路口、酒馆、米行、集市，有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戴着瓜皮帽的财主，手执棍杖的地绅、商人、小贩、拉车者、穿着绸缎的太太、穿着白衣黑裙的小姐，小家碧玉、农家女、老人和孩子。盐、药材、八角、桂皮、木炭、土布、织机、农具、种子、动物的皮毛、干辣椒、生姜、花生、黄豆、白菜、萝卜，等等，它们在空中和地上穿梭不已，从一些人手到另一些人的手，或者到土里，或者到火里，或者在人的身体中消失。它们是斑斓的一片，在那种奇怪而陈旧的光线的照耀下，渐次消退。
所以我走在街道上时，它们已经全然消隐了，它们的影像悄然远去，消隐到背景之中，我所到达的街道，空无一人。
空无一人是一个我喜欢的词，这个词意味着静谧、肃穆、隔绝、神秘。这是我心爱的空间，我笔下的女人总是在这样一个被我扫清了闹声和人流的空间出现，她美丽的面容就要浮现出来了。
开车人把我领到一座红色的宅楼跟前，这宅楼雍容大方，品格典雅，我在N城及家乡的广大地区均没有见过如此建筑，它那幽深神秘带着往昔岁月的影子使我感到一种隐约的召唤，这座楼或许就像那辆卡车，等候我多时了，我此生中注定要来到这里，命定地在经历了初夜和曲折、经历了西南最有名的山峰后，乘坐一辆奇怪的卡车，在布满往昔时光的日子里，来到这里。
我想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切都是必然。为什么在那一年会有一场霍乱，就是为了阻挡我一无所获地返回N城，为了让我偏离正常轨道，来到这座楼跟前。
这样我就看见了她——一个穿着旧时代旗袍的女人站在大天井里，一层薄薄的雾状颗粒悬浮在我面前，折射着青黄色的光线，使她的身影不太清晰，像是被某种难以言说的帷幔阻隔着。
这个女人是我在十年之后所写的小说《回廊之椅》中出现的人物，在她尚未到达我的笔尖之前，我跟她相遇了。
在那篇十年后才出现的小说中，我作为一个外乡人来到这里，我在这幢红楼中遇到的是另一个女人，是她的使女七叶，全部有关这个女人的故事，都是七叶的叙说，我始终没有见到她本人，我所见到的只是她的照片，全身坐像，黑白两色。我在小说中写道：“照片中的女人穿着四十年代流行于上海的开衩很高的旗袍，腰身婀娜，面容明艳。这明艳像一束永恒的光，自顶至踵笼罩着朱凉的青春岁月，使她光彩照人地坐在她的照片中，穿越半个世纪的时光向我凝视。”
朱凉，当我在黄色光线映照着的红楼天井中看到她的背影，她的名字就像两颗晶莹透亮的水晶在浮光中飘然而至。她正像她日后将在她的照片中出现的那样，面容明艳，美丽无比。
她站在天井的夹竹桃树下，我将要走近她的时候她转过身来，我看到的就是我将在十年后看到的那个照片里的朱凉。她说：多米，我知道你要来。她的声音像从时间的深处逸出，带着穿越时间产生的气流摩擦声。我说我不认识你，她说：我们有缘分，隔世也能认识的。
她说你跟我来，她的裙裾拂动，散发出一种阴凉的气息。我跟在她身后，穿过空无一人的天井和回廊，走进一间看样子是客厅的房间，里面既黑又大，我只能看到朱凉的衣角在我面前隐隐飘动。正厅的屏风后面有一窄小的通道，穿过通道就到了后园。
我看到模糊的红墙之中的一块平缓的坡地，靠围墙放着一些大水缸，夹竹桃参差立着。我在这个陌生的后园中寻找早已消失了的往日影像，我看到朱凉的使女七叶在土改到来之前的某一个时刻出现在这个后园，那个隐秘的木门就在靠近楼墙的一只大缸的背后，我用手一推，木门轻易就被推开了。我弯腰从木门进去，发现里面是一个夹墙，有一张桌子那么宽，一种我熟悉的气味从夹墙的深处散发出来。我看到七叶把朱凉送到这个幽闭的夹墙，她们在这里消失。
十年之后我笔下的朱凉神秘失踪，我本人则进入一个可怕的梦境，我摸索着往夹墙深处走，我全身紧张，手心出汗，陈年的香气从夹墙的深处漫出，我隐约看到前面坐着一个女人，我大声喊七叶，没有人回答我。那个女人像没听见一样一动不动，我壮着胆往前走近，那女人低着头，我看不清她的脸，只看见她穿着一件民国时期的旧式旗袍，这旗袍使我想起了七叶枕边的那照片，我想这个肯定是朱凉无疑，我轻轻叫了一声，她还是没有抬头，我壮着胆伸出手碰她一下，指尖上悚然感到一阵僵硬冰冷，我吓得转身就跑，忙乱中撞到了一个什么机关，这个人形标本僵硬地抬起了脖子，发出一声类似于女人叹息那样的声音。
在小说中我以一声恐怖的尖叫返回现实，我在旅馆的黑暗中看到，七叶苍老的面容、梦中朱凉的人形标本、妖艳的夹竹桃、阴森的夹墙，它们像一些冰凉陈旧的叶片从空中俯向我，带着已逝岁月的气味和游丝，构成另一个真假难辨的空间，这个空间越来越真实，使我难逃其中。
我便让自己搭上了一辆运盐的货车离开了此地。
但这些都是后来的事情，在当时，在我第一次到达这幢红楼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就是说，我返回现实的方式有所不同，并不是从梦境的缠绕中以尖叫的力量返回现实，而是以另一种形式。
当时朱凉领我走上楼，我看到每层楼梯的拐弯处都有一个奇怪的小木门，我不知道它们是干什么用的。朱凉的脚步轻盈如飘，我听不见它们的声响。
我们走上三楼的时候我看到了那只放在廊椅上的茶杯，那只青瓷茶杯孤零零地在暗红色的廊椅上，一只杯盖斜盖着，那种我已经习惯了的青黄色光线照着它。有一种年深日久之感。
朱凉领我穿过回廊走进她的房间，一种我所熟悉的薰草的香气从里面漫出来，室内光线幽暗，那种让人不安的黄色光线未能进入其中。我发现这个房间比从外面看的要大得多，大得有些不真实。我坐在一张宽大的太师椅里，看到那张我后来在小说中提到的缎子丝棉被，被面是上好的底，上面是猩红艳丽的玉兰，看上去质感像水一样，又软又滑。
房间各处摆着一些核桃大的小香炉，朱凉在香炉上插上一小根干草辫，她点着它们，灰色婀娜的烟开始在房间里飘动，香草的气味渐渐充满了室内。这时我才看到，这个房间四面都是镜子，它的三面都是镶在墙里的大镜子，一面墙上是各式各样的大小镜子，连床头的木板、床的内侧都镶有镜子。
这使我心有所感。
朱凉说：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地方，你迟早要到这里来，你以后还要到这里来的。
我有些疑惑。朱凉又说：你可以从这里出去，然后你将经历一场愚蠢的恋爱和一场单调乏味的婚姻。你经历过这些事件之后，你还将来到这里。
我问：我怎么才能出去呢？
你面对这面最大的镜子，闭上眼睛，在意念中想像你的身体穿过这面镜子，你要坚持这个意念，不能有任何杂念，直到我给你点的干草全部燃尽，朱凉说。
朱凉连同她的话音像烟一样消失了，我独自坐在这间满是镜子的奇怪房间里，看到自己的身影在四面的镜子里虚幻地浮动着。
我闭上了眼睛，穿镜而过的意念在眼前明晰地浮现。
我听到鼎沸的人声，董文华的《十五的月亮》正在喇叭里唱着，满街都是军人，我奇怪他们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后来我看到“文山州百货公司”的牌子，想起这是对越战争的前线，有一阵没有仗打了，军人们放心地在街上溜达。
有几个军人主动跟我打招呼，并立即就跟我攀上了老乡，他们说晚上有全总文工团的慰问演出，他们可以把我带进场，我想起我已经很久没有看演出了，就答应了他们。
第二天我跟部队的卡车去百色，从百色回到N城。
十年以后，我果然像朱凉所预言的那样再次来到这个地方，我找到那幢红楼，一个年迈的守门人告诉我，朱凉是五十年前这幢宅楼的主人章孟达的姨太太，她上过洋学堂，是这一带有名的美人，但她五十年前就死了。
我知道朱凉肯定在那间神秘的满是镜子的房间里等我，但她匆忙中忘记了告诉我返回的方法，我只有在那层黄色的光线之外，凝望囚禁在时间深处的影像了。
我到后园看了一下，那几棵夹桃竹还在，正开着妖艳无比的桃色花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