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现在

    以前老人六十岁以后才过生日,现在邪了,40岁,38岁就过生日。小王也过生日,侄子媳妇闹着玩,买肉,买酒,啤酒一箱,全喝光了。
    小孩过生日早上吃粑,扯粑,米发糕,起家糕,有的做米的饺子。一年难得吃上一次的是歇岸粑,做一次得八升米,一升芝麻,两斤糖,一层粉一层糖。用机器捣成粉,用布包好,蒸熟再放芝麻和糖,全家吃,只能吃一升,村里人抢着吃,八升米全吃光了。别人吃粑都是偷偷吃,他们也给我吃,用卫生纸包着送来。
    跟小王同一天生日的有个老头,是村长的爸爸。后来他儿子又当了村里的支书,姓李,老头本人是银行退休的,到他家喝酒的人特别多,乡镇的人都来,他的小儿子还在银行上班,女儿是信用社的。老头过生日,小王两个哥哥都去,他大哥是村长,二哥是组长。
    她吃斋,一般过生日,两个老人都在的,男的办,女的不办。88年她六十五岁那年给她办,兄弟四人,抓阄,小王的弟弟抓着了,第二年他二哥,第三年他大哥,最后一年是我们。
    昨晚上我打电话回家,问小王,你妈今年死得了吗?他说死不了。今年她78岁了。每家每年给她150斤米,5斤油,500斤柴,每年还给二十五块钱。
    以前过生日,没多少人给钱,自己家的每人给四捆面。里面用塑料袋捆上一块肉,一斤半。吃斋的一般人就不拿肉,但办生日的人花钱太多,亲戚也会拿点肉来,我办婆婆的生日,我姐就会拿肉来。来的人,先来的,要给人家下一碗面,放上肉,叫下肉吃。
    在正月过生日最好,人人都吃不多。有的人夏天过生日,人都饿荒了,吃得光光的,出来一盘就抢光了。大人带小孩,主人不喜欢。我不计较,但有的人小气,脸色不好看,我就不带。有的人家好说话的,我就带女儿去。大桌十个人一桌,带多少孩子都一样,添人不添菜。有时候吃喜酒,都约好了,十个人都带小孩的坐一桌。
    除了办酒席,还放两场电影。有时候是大队送的,现在叫村里。小王他大哥是村长。放一场电影一百多块钱。全是武打的,香港片,银幕就在我家门口,牵的绳子是我家的。现在不怎么喜欢看电影,窗口上放我都不看。以前放电影,很远的人都来,90、91年,来的人最多。
    五保户也过生日,侄子帮过,大队出钱。
    我们吃自来水,有一个抽水站,一个水塔,在山上。每个人出一点钱,每家都有自来水。是二组和七组共建的,抽水小屋水塔都是我们的地,后来不让七组的吃了。
    现在村里有五口井。二组的两口井不用了,七组的三口井还用,把钱退给他们。
    洗衣服是塘水,或干渠,干渠一般是割了油菜才有水,四五个月有水,水清,一人多高,大人也淹死。我家最近,我在家最爱洗衣服,坐在一块石头上,光着脚,有树荫,挺舒服。前年水最大,平了河堤。每年老历八月初几就没水了,关闸了。有的村不行,干死了。
    屋里也打井,夏天把东西放井里挂着,村里的小卖部也有冰柜。
    大门那边有塘,叫门口塘,脏,牛粪猪粪都有冲进去的。干渠旁边有一口塘,下雪天挖的,叫雪花塘,也脏,老头老太太在这里洗衣服。干净的人跑到田冲里的塘。老话说:腊八腊八,打阳叉,什么东西全洗一遍。到小鸡塘、中塘、菜疙瘩塘洗,这塘鬼多,死了一个人,水深,很清,有人不怕。
    八十年代还叫郎中,现在小孩不知道郎中是什么。我们村有一个,在乡镇医院,退休了,他儿子儿媳妇都在医院里,儿子在B超,儿媳妇在放射室。过节全都回来打牌。
    这些人以前全是木工,86年以前,那年跟亲戚学了,就全出去混。全是二三十岁的,不会修也跟着去,有一个人会,就带一个人,就都全带上了。"日本人"的五个儿子全是木工,现在修表。全是混的,学了几天,赚昧心钱,都是骗人的,没坏也说坏了,换零件。修不好就拿给真会修的人修,也有真会修的,小王大哥的女婿就真会,什么表都会。别人修不了就给他。我们村修表混的全到河南去了,在开封、安阳的商场租摊位。
    以前要跟师傅学三年,现在全是瞎来,混,自己不会还带徒弟,孩子带孩子,二十岁带十四五岁的,全到北京去了,在丰台开家俱厂。在北京容易混,在农村根本没人找这些混的人做,都找老师傅,结婚做家俱都找会做的。以前是一天五块,现在是一天二十五块。出来混的,在北京混的,一天就能挣几十块,手艺根本不行,不打眼,拿起钉子就钉。北京的活好干。
    在北京混的木工也有二十来个,就王榨。
    一头牛买来的时候就要看好不好,"敲针",就是走路互相碰,顶人叫"挑草",有的牛教不会,只会一点,就是"翻生牛"。一头牛好不好,要看走路,后脚步印要超过前脚印才好,超不过叫"越灶",不好。还要看牙齿,我不会看。
    贩牛要能说会道,把牛说成是马,把高的说成是矮的。王榨有三个人打牛鞭,小王的大哥,他什么都干,还上县城弄菜回来卖。三类苗的爸爸,还有一个年轻的,三十多岁,叫细瘌痢。
    贩药的叫大黑皮。他有一个老表,在武汉一个药厂当检验员,合格的他也说不合格,就给他拿回家,主要贩给私人门诊,马连店乡医院也来要。
    他偷偷的,税务局知道还要税。中成药,药片,康泰克,村里的人直接从他手上买药吃,比到医院便宜一点。我也买过,感冒药,治咳嗽的,康泰克。他有钱,爱赌。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治咳嗽还有一个办法,把芝麻炒热,红糖化开,把芝麻倒进去,一搅,当零食吃。
    第三种,用腊肉骨头、芝麻、芦根、红糖、棉籽油,分别炒熟,一起煮,喝水。
    第四种,用火石,在河里泡了两年以上的,在火上烧,用一块瓦烧,最好是煤火,烧热,放碗里,滋水,喝水,水是白的。小王喝了三次才好。罗姐也喜欢用这个方,一点钱都不花,她家没有煤火,她不烧煤,老到我家烧。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得看吃什么吃伤了,要是吃扯坨粑(即驴打滚)吃撑了,肚子胀,就用扯坨粑,烧一烧,冲水喝,就消了。
    要是吃皮蛋吃伤,就用皮蛋壳,烧成炭,冲水喝,就好了。皮蛋是寒性的,人体热,吃下去一激。
    外伤就用火柴头,或者用一块猪肉贴在上头,要新鲜猪肉,木匠经常切着手,都是用一片薄薄的肥猪肉贴着,很快就好了。还有就是用香炉灰,还有用吸烟的烟灰。
    用石膏煮鸭蛋,用七个青皮鸭蛋,不放盐,煮熟为止。要单数,双数不行。
    八十年代还叫郎中,现在小孩不知道郎中是什么。我们村有一个,在乡镇医院,退休了,他儿子儿媳妇都在医院里,儿子在B超,儿媳妇在放射室。过节全都回来打牌。
    这些人以前全是木工,86年以前,那年跟亲戚学了,就全出去混。全是二三十岁的,不会修也跟着去,有一个人会,就带一个人,就都全带上了。"日本人"的五个儿子全是木工,现在修表。全是混的,学了几天,赚昧心钱,都是骗人的,没坏也说坏了,换零件。修不好就拿给真会修的人修,也有真会修的,小王大哥的女婿就真会,什么表都会。别人修不了就给他。我们村修表混的全到河南去了,在开封、安阳的商场租摊位。
    以前要跟师傅学三年,现在全是瞎来,混,自己不会还带徒弟,孩子带孩子,二十岁带十四五岁的,全到北京去了,在丰台开家俱厂。在北京容易混,在农村根本没人找这些混的人做,都找老师傅,结婚做家俱都找会做的。以前是一天五块,现在是一天二十五块。出来混的,在北京混的,一天就能挣几十块,手艺根本不行,不打眼,拿起钉子就钉。北京的活好干。
    在北京混的木工也有二十来个,就王榨。
    一头牛买来的时候就要看好不好,"敲针",就是走路互相碰,顶人叫"挑草",有的牛教不会,只会一点,就是"翻生牛"。一头牛好不好,要看走路,后脚步印要超过前脚印才好,超不过叫"越灶",不好。还要看牙齿,我不会看。
    贩牛要能说会道,把牛说成是马,把高的说成是矮的。王榨有三个人打牛鞭,小王的大哥,他什么都干,还上县城弄菜回来卖。三类苗的爸爸,还有一个年轻的,三十多岁,叫细瘌痢。
    贩药的叫大黑皮。他有一个老表,在武汉一个药厂当检验员,合格的他也说不合格,就给他拿回家,主要贩给私人门诊,马连店乡医院也来要。
    他偷偷的,税务局知道还要税。中成药,药片,康泰克,村里的人直接从他手上买药吃,比到医院便宜一点。我也买过,感冒药,治咳嗽的,康泰克。他有钱,爱赌。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治咳嗽还有一个办法,把芝麻炒热,红糖化开,把芝麻倒进去,一搅,当零食吃。
    第三种,用腊肉骨头、芝麻、芦根、红糖、棉籽油,分别炒熟,一起煮,喝水。
    第四种,用火石,在河里泡了两年以上的,在火上烧,用一块瓦烧,最好是煤火,烧热,放碗里,滋水,喝水,水是白的。小王喝了三次才好。罗姐也喜欢用这个方,一点钱都不花,她家没有煤火,她不烧煤,老到我家烧。
    治咳嗽,用棉籽油,炒鸡蛋,要单个的,一个三个五个,都可以,睡前吃下,有效。先用棉籽油炒饭,颜色是黑的,先睡一会儿,等肺张开了,躺着不动,用小勺喂吃,现在棉籽油很少了,别的村有,带回一两斤,炒不了饭,用鸡蛋炒,吃两三次就好。
    得看吃什么吃伤了,要是吃扯坨粑(即驴打滚)吃撑了,肚子胀,就用扯坨粑,烧一烧,冲水喝,就消了。
    要是吃皮蛋吃伤,就用皮蛋壳,烧成炭,冲水喝,就好了。皮蛋是寒性的,人体热,吃下去一激。
    外伤就用火柴头,或者用一块猪肉贴在上头,要新鲜猪肉,木匠经常切着手,都是用一片薄薄的肥猪肉贴着,很快就好了。还有就是用香炉灰,还有用吸烟的烟灰。
    用石膏煮鸭蛋,用七个青皮鸭蛋,不放盐,煮熟为止。要单数,双数不行。
    或者也用七个青皮鸭蛋,放在童子尿里泡一夜,茶叶根炒热,跟鸭蛋一块煮。还有一种,挖野草根,叫野芥禾,洗干净晒干,炒一下,放红糖,也治牙痛。
    细铁的妈妈吃了野芥禾,不行,痛得很,来不及找童子尿,自己在自家的尿桶里舀了一大勺,吃了就好了。以后她就什么都不信,就信这个。
    治杏核,即淋巴结肿大。用七根绣花针绑在一起扎在淋巴结上,扎一次不行,要扎几次,扎一次十块钱。
    油巴,布做的,绣有花,巴掌大,沾上热油,盖在小孩子肚脐眼上,肚子疼就好了。
    我心想着,九点钟的票,八点半从家里走,可能半个小时肯定来得及。后来叔叔直催,我八点过五分就走了。坐二十四路公汽,等了一会儿,到了长安街,差不多停五分钟。我一想,这下完了,还差二十分钟就九点了。
    我进去还得找地,不像西客站,我熟,北京站我不熟,进去还得找。过了过街天桥,我就赶紧跑,跑到北京站的大厅,我就看那大屏幕,这一急,什么都看不见。我就问旁边车站里的员工,我说我九点的车在哪等,她说,上二楼。我就站在电梯上再看。到天津的,是在中央检票厅,差十三分钟九点。找不着,中央检票厅在哪儿啊。
    我一直往里头挤,挤到那里头,空的。里头也有往外挤的,也是一边走一边问,在哪,在哪。也是很急的。都快到点了。我就问:你们上哪儿啊?那些人就说:上天津,你看都九点了。我说,我也是,都找不着地儿。他们说:是啊,我们也找不着。
    这时候,我心里就不急了。我就跟着那几个人。他们到小卖部问,全都摇头,都不知道。后来看见补票的地方,站着一个员工,但围的人挺多的。就听见说:晚点了,晚点了。我问:上哪儿的,晚点了。他们说,上天津的,九点的。这时候还没来车,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走。又问那个员工,能退票吗?那人说不能退。
    这时广播里就播了:4405次列车的乘客注意了,由于列车晚点,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车,请在大厅里等候,什么时候能走再通知。
    我一想,完了。怎么办?等到什么时候,晚上能不能回来?晚上我住哪里?我站在那,坐的到处都是,全坐在地上,一堆一堆的。我就想,广播里怎么还不通知。我就到进站的地方等着。我看见有人上那补票,我问:你们补到哪?那人说:我们上天津,晚点了。我说,行,我也补去。
    也有一个女的问我,我说,上天津。她也上天津。她说你是几点的票?我说是九点的。我问你是几点的?她说是十点二十的。我说你这可能不用补吧?她说不知道。我问她这票多少钱,她说三十一。我就想,可能能多给点钱,我这买的不是十九块一张的吗。
    我就在那补票。那女的根本不用补,她的车没来呢,是对开的,从北京开往天津的。我们是过路的车。是开往哈尔滨的。
    我就补了票,就进了站。每个车跟前都站着一个列车员,我就问她,我是这个车吗?她说是。我就问:是不是每节车厢都能随便上?她说:不是,你们上十号车厢。这节车厢,是留给北京的车厢。进的时候,都问:你有座吗?你问我,我问你,都问,都说:没座。车厢是两层的,两层都能座人。放包的地方挺矮的。不用站在椅子上放。
    有个人说:要什么座啊,随便坐。就是留给北京的。
    我看到有一排椅子,只放着一个口袋,对面坐着一个小伙子。我问:这有人吗?他看着《北京青年报》,摇摇头,把口袋拿走了。我坐在窗口那。到开车还有五分钟,坐满了,这时候进来一个女孩,她拿着一张车票,找她的坐位,我们都是拿纸条,只有她一个人拿车票。她在那找,找到我们这排,刚好找到我们这排,找到中间这个小伙子,我就想,这人怎么这么倒霉!她跟那小伙子一说,小伙子也没看她的票,二话没说,拿着他的报纸,就走了。
    后来又有进来的,我就想,可别有找到我的位置上的。陆续进来的几个都是拿着纸条的,那就不怕了。
    车开了,旁边那个男的说:这个小伙子可真倒霉。他跟那女孩说:你的位置是在后边。那个女孩说:我也是第一次去天津,我不知道怎么看。为什么那个小伙子刚才没说呢?
    这女孩大学毕业几年了,宁夏的,在北京工作。对面坐的那个女孩,还在念大学呢,在南开,读的是西方经济,是研究生。这女孩看不出是大学生,她穿的衣服,领子捂得挺紧的。她说她喜欢茜茜公主那种款式,还有中国的旗袍。说她不想上学,说她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念书,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
    那个男的就说,也是。女孩说,她就是放不下她爸她妈。刚上车的时候,她就给她妈打了个电话。她说:妈,我想回家长住。她妈不同意,就听见她说:好好好,我不回,我回学校。我一看,她还是学生啊,一点都不像,就像社会上工作很久的人。
    后来我们就在那聊,南开的这个女孩说她不想读书,想出来做点生意。她有个北京的同学,有钱,那个同学投资,不要她的钱。(说到这里,我跟木珍说,这女孩肯定是骗子)那个男的就说,我看你挺像学生的。那个女孩说,不是,每个看见我的人都说我不像学生。那个男的说,你挺像学生的。女孩说:我是不是挺傻的?男的说:不是。这男的有四十多岁。女孩就说:这话我爱听。
    跟她一排的两个男孩没吭声,一句话都没说。过道那边的男孩还搭话,他们是同学,一块进来的。女孩说,还想出国呢,就是挂着她爸她妈。
    宁夏那个女孩主要跟那个四十多岁的男的聊,说北京人挺会吃的。男的就说:咳,北京人还会吃呢,你上天津看看去,看看那些好的攴馆,你看看是天津人会吃,还是北京人会吃。我心里想着吧,可能还是南方人会吃,天津人和北京人都不会吃。我心想,什么菜都凉拌,那有什么好吃的,还北京人会吃呢!
    我心里想呢,你上武汉吃吃看!说不定到了天堂呢!
    后来那个男人接着说,北京人就是油搁得多,可能以前苦了点,没有多少油水。现在生活好了,就多吃油吧。就问那个女孩,是上天津玩还是办事。女孩说:办点事。昨天打电话约的。女孩问那男人,天津中午午休吗?男人说:休息到两点。女孩说:完了。那我还得等到两点。这时候已经快到站了。男人就说,那你找一个好的餐馆,边吃边等呗。女孩说,是
    啊,是得找个好的餐馆。
    下车的时候,那男人跟女孩说,你手机响了。那女孩把耳朵贴在包上听了听,说没有响。这两人就一块下去了。
    那个南开的研究生女孩,进来的时候头发全是披着的,快到站的时候她说,这包背着特沉,她就把包里的发卡拿出来。哎呀,好多发卡!她一个劲地往上卡。她卡起来还挺好看的。她说,每次出门,她都把发卡带着,能穿的衣服都穿着。我就想,这发卡怎么会挺沉的,你带在头上还不是挺沉的。她问:哪有镜子啊?男的说,厕所里有,不过现在关了。你这不用照了,挺好看的。就是四十多岁的这个男的说的。
    后来他们就都下车了。
    我出了站,私人开面的的就上来问我到哪,我说我上杨柳青。那人就说:正好,我就是去杨柳青。顺便,我带你去,给三十块钱就行了。我说不上你的车,我不去我不去。我一直往左边走,那从就一直跟着,说二十块钱行不行,二十,行不行。我说不行,我不坐你们的车。后来他又喊了一个人来,这两人是一伙的,他也问我,上哪上哪。那个人就赶紧说,上杨柳青。后来的这人又说,正好正好,我顺道。我说我不上,我坐二十五路。
    其实我还不知道二十五路在哪呢。那人就一直跟着我,我就没理。他也就算了。
    我走到那边问警察。我说:警察同志,我打听一件事。去红旗路坐几路车?警察说:坐五十路。又问五十路在哪?他往右边指了指,说在前面。其实天津那的汽车站没北京的好,北京的写得清清楚楚的。
    走了一段,没看见车站。我想,你问路,问老一点的,也不知道车站在哪。我又问踩三轮车的,他说你上哪?我说我上红旗路,再坐车去杨柳青。他说:嘿,前面就有直接到杨柳青的,你还费那个钱。我心里挺高兴的。我说有多远,他说,不远,就在前面。他说那我送你去吧。我问,那要多少钱啊?他说就三块钱。我心想三块钱还是能接受。还不知道多远呢。
    我就坐上去了,他踩得挺快的,就一两分钟就到了。我想就这么点近啊!不过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他指点我就在那。我一看,怎么那么小!不像北京的公交车那么大。我还有点怀疑这车是不是上杨柳青的。后来就看到那车上的玻璃写着,有到杨柳青的。
    那人走了,我上去,一看,怎么只有一个开车的和一个卖票的。我问,是去杨柳青的吧,他说是。我坐下,车里没有别的人,我心里还是打鼓。想这公交车怎么跟我们县城的一样,我们县城比这还大呢。我心想,那是不是也是跟我们县城一样,得等,等人满了才能走。
    我心想,天津还是大城市呢,跟北京比,还是差远了。我又等了好一会儿,还是我一个人,我问什么时候才能走,卖票的人说,过几分钟,我们也得到点。快走的时候,才上了一个人。我说这车跟北京的真不能比。才走了一会,有人招手,他就停了,人就上来了。跟农村的车,没什么两样。我想,北京跟天津那么近,就差得那么远。
    我也跟师傅说,我到杨柳青坐175路车,我在哪里下好?到时候叫我一声。他说行。我问回来的时候这车是不是还开到天津站东。他说是。我又问了回来的时间,他说随时都有。
    就到了,刚好下了就是175站,我就等着。后来来了一个175,跟来杨柳青的车的方向是相反的。我一招手,那车也停了,上去我就问司机,这车是不是上田园,他说没有这地。我想着,可能坐反了,我就到对面等着。结果等了半个多小时,就没有一个175从那边过来。
    旁边有一个保安,我问这边有没有175,他说他不清楚。我又站着等,这时候已经两点了。我又问一个老头,老头说,我也不清楚。我又再等了一会,又来了一个老头。那老头说,好象这没有,上那边等去。我又走了一段路,那时候好象快要下大雨了,天都暗了,我想,下雨我上哪躲着去?
    来了一个人,我这么打听,我说:师傅,你是本地人吗?他说不是。我说算了。他说有什么事?我说我想坐175,他说:这就有。你一招手,他就停。来了一个车,我问是去田园吗?司机说,不是田园,是园田。我说我从来没到过这地,要是到了,你就喊我一声。他说行。
    也是一路有上的,有下的,招手就停,我心想着,他别忘了我在哪下。
    到园田了,司机就喊:园田到了!下车。我赶紧哎了一声就下了。
    我一看,哎哟,这也够荒凉的。挺大的一个畈子,也就那么几个屋在那。马路那边有一个小河,河里还有水。我就想,七筒的堂哥,叫揣子哥,他告诉我,说那个厂房的后面就是几个大的水池子,里头有鱼。我心想,莫非这地就是?车开过了,拐了一个弯,停了,就是这!我一看,也没看见"园田家具厂"的牌子。我就想,上哪找啊?这。只知道园田这地,后来我就问一个人,正好出来一个老头,我说:老师傅,向你打听个事,这家具厂在哪啊?老头说:是湖北人开的吧?我赶紧说对对对。他说你过了这小桥,顺着路边往回走,你再再到里头问就知道了。
    我谢过他,过了马路,往回走。走到那,出来一个拉板车的,我又向他打听。问他这里头是不是湖北人开的厂。他说不是,是福建人开的。他说是两夫妻吗?我说不是。他说没有湖北的呀!我说不可能,刚才一个老师傅说,这里是湖北人开的。他就说,哎呀,那我也不清楚,你进去问问看。
    我一进去呀,他那一溜房子,根本没人,都锁着。我看见那锁着,我问:家里有人吗?
    没人应,一看,哎呀,门锁着呢。这可怎么办,上哪找人去?我就上那边,右边找去。院子里有门敞着,我一看,没人。我又出来了。
    又往前走,到那儿吧,哎呀,那么大的一条狼狗,不知道拴没拴着。这一个人都没有,这可怎么办?我又回来了,怕那狗。我又到那院子里去,看有人没有。
    我又问:有人吗?后来出来一个男的,问:什么事啊?我说:打听一下,湖北人开的家家具厂在哪?那人说,往那前面走。我说前面不行,有一条大狗。他说没事。我一看,两三条狗都出来了。我说那么多狗,怎么办啊。那人说没事,这狗不咬人的。我硬着头皮往前走。那个人就在那吹口哨,两条大狼狗就到他那去了。
    最后是一条狐狸狗,它一直看着我,不走。我就硬着头皮过去,手也不敢摆。那人还说呢,木门进去那狗可咬人。我心里想,那可怎么办。
    刚好又出来一个人,我就问那人,你这里头是家具厂吗?他说:不是。我说那你知道哪是家具厂吗?他说不知道。我就在那站着,那个院子里的狗在叫,汪汪直叫。就出来一个女的,我又打听,她就用滴水话问:你找哪个咧?
    我赶紧用滴水话跟她讲。我说我来看我细伢,不晓得他在哪。她问那个老板姓么西。我说:哎呀,还不晓得。她说:那不,从电线杆那进去,找找看,试下。
    就又往回走,走到厂子里,那个院子倒是挺大的,我先上右边的一个屋子里,挺大的,没人。就听见左边的屋子里敲得响。我就上那边去。在屋子的门口,看见几个小孩在弄一块木板。十七八岁的孩子。我就用滴水话问他们:细伢,问你下。那孩子就说:问么事?我一边问一边往屋子里头看,一看就看见我那七筒了。
    他就放下手里的活出来了,也没叫妈。我就挺高兴的,没哭。我说:哎呀,细伢。我就把他的脖子挽着,他比我高一点。我就一边笑一边说:晓得我来吗?他说晓得。我说你又打电话去问的是吗?他说:哎。很老实的,他才十五岁。
    我看他,还是那么黑,瘦倒是不瘦,胖了一点。我问他吃饭吃得饱不饱。他说吃得饱。我问他早上吃什么。他说吃油果子(油条)和粑(馒头)。我问:吃烧饼了吗?他说:吃了,一点都不好吃。他那脸上,一块白的,一块黑的,一片片的,成花脸了,在家也有,没那么多。我问他:细伢,你的脸么的?他说:更是花花吧。我说:是的呀。他说他也不晓得怎么成了花花的。
    我心里想,说不定,过了一段就好了。
    我跟他进了他的屋子,挺小的一个小矮屋。小屋子就放得下两个单人床,就跟这里的厨房那么大。还放了一张小的桌子,人只能侧着身站,横着就不行了。四个人,两个人睡一张床,比细胖哥还好多了,细胖哥他们十几个人睡一个屋,还睡地上。这有床睡就不错了。我就想比上次去丰台,那些同乡那里,弟兄四个人也是住一个屋,还在那屋做饭吃饭,比那好一点。
    就带着他上小卖部,那有长途电话。他要买拖鞋,我牵着他的手,问他想不想家,他说,他不想家,一点都不想。小孩想个屁呢!他说全都是我们那的人,又不用讲普通话,都是讲滴水话,就象在家似的。
    我想,要是大家讲普通话,都不讲滴水话,他就肯定想家。
    问路的老头又出来了,他说,嘿,你找着地了?我说找着了。就买东西。我问七筒想要什么吃的,我给他买。他说他不爱吃零食,什么都不要。我就给了他两百块钱,也不知道少不少。让他想吃什么自己买去。他就挑了一双拖鞋,买了一瓶洗头的,才五块钱。最便宜的。我想肯定是大伙一块用,他说不是。我心想,他那两双皮鞋,在家定做的,挺好的,不是让人穿了吗,有一双穿了就扔了,他不在,人家就扔了。另一双让人家穿得全脱线了,那人不好意思,上杨柳青给他上线。才没几个月,最多半年,还不到,就穿破了。在家做了新鞋他还不舍得穿,给他买的新衣服,他也留几天才穿。
    还买了个耳塞,我不是给他买了一个小收音机吗?他就买一个耳塞,在那试,我们就在那聊天,全都用那个小录音机录下来了,那人按错键了。是他们自己用来试电的,不是卖的。
    就出来了,什么吃的都没跟他买。
    我跟他说,你就回去吧,我还要赶火车。他就拿着东西,要过一个马路,车开得飞快的,我说你慢点。他说不怕,没事。他走得挺远还冲我招手呢,这家伙。
    我就在那等车,后来那店里的两个女的出来就跟我聊天。说,这是你儿子啊?我说是。她们就说,哎呀,你真年轻!我说年轻个什么呀,都快四十岁了。她说你是从北京过来的呀?我说是。她说,你们两口子在北京打工啊?我说不是。我说她爸爸在家,还有一个女儿,他带着女儿在家。他说那你为什么不把你儿子弄到北京去呢?我说他这师傅挺好的。就让他师傅带着吧。她们又问师傅叫什么,我说我只知道姓潘。那两个女的就知道了,说了他的名字,我也记不住。那两个女的说,是是,他挺好的。又问我怎么进城,我说坐175。
    175就来了,一招手,它就停了。坐在车上,这车开得挺慢的,慢慢地晃到天津东站,我一下车就赶紧跑,跑到那,一看,四点五十六的,上面还写着:有。一看还有十几分钟,在那排队,买了一张,问还来得及吗。她说赶得上。我拿着票就进站,一看还没让进呢。说是还晚点了。我挺高兴的。还是挺顺的。
    也是没座。上车一看,全都有座。也是上下两层。这回我走到上层,有一个男的,头发染黄的,像鸟窝似的,只看见头发,看不见脸。
    一下我都不敢耽误,怕叔叔着急,他老怕我丢了,那么大个人,捡着有什么用?我赶紧找二十四路,已经关门了,我举一块钱,让他开门,上去以后发现,后面还有一辆。
    到家已经7点过了10分,一天没吃一口东西,只喝了水。那水还没喝完,没有家里的水好喝。
    那天去西客站接八筒,没接着。她跟强子来的。强子就是六姐的女婿,细铁的妹夫。
    打强子的手机,说他直接去公主坟那边。我就坐702直接去桥南。要是从家里走,坐地铁,就是公主坟下来,坐811或者936,到桥南,走到看单,那都是我们滴水人,在那开家具厂的,好多。强子这次带了十二个小孩和一个老人来北京,全都是在北京打工的,小孩放假了,来玩。八筒说,在车上查票,拿出一叠,列车员看了一眼,数都不数,说算了。
    强子跟我说:回去吧,回去吧,在这干麻?我说不回。
    他说那我回去跟小王说,你在这有男人了。
    七筒的师傅打电话来,说他要回家搞双抢,也让七筒回,七筒不愿意,就让我去接。我就没接,挺麻烦的。就过了一天,师傅上午走的,七筒下午就打电话来,说他没地方住,本来那房子也是租的,四个人租一间房子,一个大统铺,四个人睡。师傅把七筒送到师傅的侄子那,这是侄子他们租的房子,我觉得七筒有地睡觉就行了,吃饭可以买,哪知道他恰恰相反,饭有吃的,没地睡觉,人家四个人一个大统铺,七筒来了就五个人,根本睡不下。
    没办法呀,就得去接去。他从家俱厂到天津市里,再一个人从天津市回家俱厂,我还怕他丢了,他要是不回到家具厂,我就找不到他。他一个人还真回去了,老板娘说:哎呀,你师傅把你搁哪了?你一个人还回来了。
    接他挺顺利的,就是觉得麻烦。我说你这孩子真是的,你跟师傅回去多好,他回你也回,他来你跟着来。他回家双抢,你回去又不用你干活,我家只种了一季稻,不用双抢。他说师傅也没说让他回去,以为在他侄子那里呆十几天就行了,也觉得麻烦,要是带回去,路费两人还得五百多呢。
    七筒学木匠也没学着什么,问他学什么了,问学了锯没有?说是电锯,老板不让动,怕把手锯了。我们村有个人外号叫九个半,就是有个手指头被锯掉了。村里还有几个人也是手指被锯掉了。七筒的师傅也是,手指也锯成了两半。电钻也是,电刨可能安全一点,打眼还是自己学。
    现在这种学木匠,根本就是骗人的,就是个划线,数学好这个不难,数学不好,这个就挺难的。七筒数学很差,只会个加减法。叔叔问他学几年,他说学两年,我说他得学四年,他数学不好怎么弄啊。现在的木匠做活都是用胶水粘的,哪有像我伯那样,结结实实的,几十年不变形。不用一个钉子,全都是榫。
    我伯不同意七筒学木匠,说他学不好的,让他学油漆算了。我伯差不多是全滴水县最好的木匠,什么都能做,什么都会算。有一年在武汉,有个专家问我伯是什么大学毕业的,我伯说根本没上过学。那专家一点都不信。再复杂的东西,我伯用尺子一量,心里一算,马上就能做。所以他觉得七筒根本就不行。学不出来。
    七筒老驼着背,我说他他也伸不直。他说跟师傅送货,有时候上十几层,不能上电梯,可能也就是那点苦呗。我问他,师傅骂不骂,他说骂,哪有不骂人的师傅。

《妇女闲聊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