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奶就不做美国人

  请大家看一张照片,中间的就是邓小平,他左边的就是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李政道,右边的李远哲也是诺贝尔奖的得主。李远哲因为是台湾省人,所以在台湾就特别地给予重视,也被解释为台湾人多么优秀,因为出了诺贝尔奖的得主。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是很不要脸的。为什么呢?大家看记录,诺贝尔化学奖得奖名单里面1986年写得清清楚楚,三个人得的,联合起来得了化学奖。你看,第二名是李远哲,下面写得清清楚楚——American。美国人哪,不是台湾,是美国人。也不是所谓中华民国人,美国人李远哲,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你不能解释成台湾人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不能这样解释的。同样的,凡是入了美国国籍的,你只能说他是华裔,不能说他是中国人或是台湾人,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错误的,并且很不客气地说是不要脸,因为当时的确是美国人得了这个奖。
  李远哲后来回了台湾,放弃了美国国籍。为什么放弃呢?因为台湾所谓的中华民国政府,给他做“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就相当于祖国的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很高的薪水给他,他愿意做,所以呢就放弃了美国国籍。他跟我同岁,比我小一点点。这位老兄啊有奶就是娘,本来是日本人,后来做了中国人,后来做了美国人,后来又做了中国人,就这么个家伙啊。
  是日本人不能怪他,因为当时他出生的时候,台湾在日本人统治之下。可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他是日本人统治之下“国语家庭”的成员。什么叫做“国语家庭”的成员啊?就是有一批不要脸的台湾人,他们说我们要说国语,就是说日本话,我们说日本话读日本书,把祖宗牌位烧掉换日本祖宗,叫做“国语家庭”。就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特别跟日本人接近的这些不要脸的台湾人的家庭,叫做国语家庭。现在问题出在哪里?李远哲从美国回来做中央研究院院长的时候,他跟记者有一段谈话。这段谈话没人能懂,只有我李敖懂,我念给大家听。他说:“在读书玩耍之余,在我因环境冲击,而极度早熟的心灵中,却已澎湃着改善社会、拯救民族的情操。记得在五六年级时,每次拿到父母亲所给的压岁钱,便跑到书店去买书,当时的《开明少年》月刊,对我心智的启蒙助益匪浅。我仍然清楚记得,上面所登过的一篇名叫《蓝色的毛毯》的文章,内容描写沙皇时代俄国农民的受压迫,俄国革命的经历,以及其后社会改革的种种理想。这篇文章和我当时的心灵颇相契合,也使我相信国家民族自尊的丧失只是暂时的,社会的改善仍然是有希望的。”
  李远哲提出《开明少年》月刊的一篇文章,叫做《蓝色的毛毯》,他没有再解释这段话,记者们记录下来发表了。大家都看到了,看过就看过了,没有深究。对我李敖而言意义不一样,因为李远哲跟我同岁的,他比我小一点,大家看这就是《开明少年》月刊,日期是三十七年,就是1948年1月16号出版的,开明书店印行的第三十一期。这本书就在这里,这么旧了我一直保存到现在。换句话说呢,从1948年我就保存,我从上海把它带来,大家知道我多么厉害吗?
  大家看看文章《蓝色的毛毯》,一个苏联的泰伊克的传说,小俞译述,就是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什么故事呢?我才能够感觉出来李远哲的心态。俄国在沙皇时代,对农民很不好,农夫很穷。有地主恶霸把一个农夫的一块蓝颜色的毛毯抢走了,这个农夫就怀念他的毛毯,就很难过,并且很气愤,觉得这个政府太坏了,我也不耕田了,跑到山里面去了,到深山里面去活。有一天,他听到山脚下面锣鼓喧天,人声鼎沸,他很好奇,从山上下来看。有些人就看到他,说“就是他”,大家就冲过来。他吓得跑啊,没用,大家就把他抓住了,说“就是他”,然后说“拿来拿来”。什么东西呀?猛然就传过来——蓝颜色的毛毯,就是当年被地主恶霸抢走的毛毯,拿出来还给他。他很奇怪:这些人怎么把毛毯给他抢回来啦?那些人告诉他,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是共产党,我们成功了,沙皇被我们推翻了,地主恶霸被我们打倒了,抢你毛毯的人也被我们给逮到了,毛毯要回来了,我们还给你。这个农夫抱着毛毯,感谢共产党,就哭了。可是,他的哭是两个原因的:第一,毛毯又重新回来了,地主恶霸给消灭了;第二,他觉得很惭愧,为什么在打倒沙皇,打倒地主恶霸的过程中,我这个农民是个逃兵?我是个孬种,我是懦夫,我跑到山里面去了,我没有参与。
  大家懂我的故事了吗?开始懂得李远哲了吗?当我们在台湾前仆后继跟蒋介石的独裁政权,跟国民党这个伪政府斗争的时候,李远哲在哪里?他跑掉了,他跑到了美国。我们承认他在学术上面,在化学这个领域里面有他的成就——当然也是他运气好,因为跟对了老师。大家都知道,这种奖得不得非常重要,他跟对了老师,跟着得了化学奖。可是,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当我们在台湾争取自由,争取消灭独裁政权这样的过程里面,他是一个逃兵。在我们把这个独裁政权打得鼻青脸肿的时候,最后,他回来,放弃了美国国籍,来换取当台湾一个大官,就是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个职务是不能给外国人做的,所以,他只好放弃美国的国籍,这就是李远哲。
  当李远哲跟记者们谈到他小学的时候看过这本《开明少年》,并且特别印象深的就是那一篇《蓝色的毛毯》的时候,我想,李远哲自己也找不到这本书了。这本书在台湾只有我有,或者说在整个的中国恐怕都不多。为什么呢?因为在1949年以后,开明书店也不见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年左派刊物,他们多么会搞宣传,会使一个小学生,像李远哲,看到一篇文章,能够记得一辈子,甚至对他影响一辈子。不能说没有影响,因为李远哲就这个念头,一念之间使他觉得,虽然他在外国功成名就,可是对自己的国家,对自己的故乡,他没有尽到力量,所以他回来了。这个《蓝色的毛毯》的情节还在发酵,虽然害死了我们——什么原因呢?因为李远哲是个混蛋,在化学那一行里面,他是巨人,可是在其他方面,他是侏儒。可是,他发现他自己似乎什么都懂,他要补偿他过去对国家、对故乡的亏欠。完蛋了,他觉得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什么都插一脚。中央研究院做院长,台湾整个教育改革他做龙头,九二一大地震捐款怎么分配他管,什么都插一脚,什么都搞得乱七八糟,害死人。为什么呢?立刻被小人包围。他不能辨别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就如同不能辨别他自己也是小人。可是,他忘了,把台湾搞得一团糊涂乱,尤其害到了小学生,小学生的教育程度整个低下来了,就是因为他们这些书呆子要搞什么教育改革,这是个混蛋。
  他写文章说,我们不要管政治,不可以参与政治,他老兄自己却参与政治,自己管,不要脸极了。可是,我认为,即使李远哲这样子乱搞,这样子不晓得自己是老几,我必须说,他在内心深处,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有一个声音在掐他。那个什么声音在心里掐他一把?那一个声音就是《开明少年》的这一篇《蓝色的毛毯》,这个声音在掐他,使他以为他应该有所回馈,回馈自己的祖国,回馈自己的家乡。虽然,他做事不得其道,不得其法,可是,我们必须说,他这一念之间是源远流长,在当年一家左派刊物里面的一篇文章影响他的一生。
  我在这里讲给大家,当年的左派刊物把国民党的宣传品打得落花流水,会宣传,讲究技巧。今天,我在我的节目里面,一连多次,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传退步了,宣传没有以前好了,说的好多话别人不信了,并且起了反作用了,这就是宣传上的退步。
  往往一个人跟你讲一句话,你会记一辈子,一篇文章会影响你一辈子。大家想想看,当年神童梁启超他拜康有为做老师的时候,康有为连续跟他讲了一天的话,梁启超听了以后,觉得他过去念的书念错了,他的一生都改变了。而他们师徒两个人合作,到后来我们都知道的戊戌变法,都可以看出来康梁师生的关系。梁启超可以受一个人的一席话的影响,改变他的一生,各位你们可以想想看,很多事情可以改变你的一生。
  你要问我李敖看了什么什么书后,最喜欢哪一个人,最佩服哪一个人,我说:我要最佩服的,我就照镜子。什么原因呢?因为没有一个单一的书对我有这种影响。可能一本书里面一行字影响我一辈子,或者一张图片影响我一辈子,并不是整本书都这样。可是,有这种书出现的时候,有这照片出来的时候,有这一行字出现的时候,我觉得很庆幸,我居然找到能够影响我一生的一些真理。这就是《开明少年》当时的一个特色。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另外一个,就在李远哲以前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吴大猷博士,他是刚才在邓小平身边的李政道的老师。他在临死以前跟他的义女讲的一段话好有趣,我念给大家听。住进加护病房期间,吴吟之(吴大猷的干女儿)说,他(吴大猷)最遗憾的是不能看李敖的节目。他不是欣赏李敖这个人,而是喜欢看他骂人,好像是帮他(吴大猷)骂人,很痛快。他生病以后住进加护病房,临死以前觉得看不到李敖的电视节目了,深以为恨,引为遗恨。你就知道我的电视节目多么有影响力了,虽然没有预期的效果,因为:吴大猷不是欣赏李敖的这个人,而是喜欢看李敖骂人。他为什么不欣赏我这个人啊?因为他们没有我有骨气,他们无法了解我。吴大猷是跟着蒋介石走的一个学者,就好像李远哲是跟着陈水扁走的一个学者。他们虽然做了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可是,他们比起过去那种有风骨的中央研究院的院长,像蔡元培先生,像胡适先生,他们都差得太远了。所以,在吴大猷先生的眼里,李敖的节目那么好看,那么样骂人等于替他骂出来,可是,用骂人两个字给李敖来定位,太小看我了,把我看得太小了。我们是宣传真理,用证据、用口才,还有一些表演来宣传真理,这怎么叫骂人?当然,你可以这样概括地说,可是,从真正的深层的角度来看,有这种本领的人,这个人是了不起的圣人。我哪里是骂人的人,我人格高人一等,勇敢、智慧、仁慈,高人一等。当吴大猷不欣赏李敖这个人的时候,他可以说有眼无珠。吴大猷现在死了,如果地下有知,他会后悔他有这种感觉。

《李敖有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