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性”

  世界上,任何专家都犯一个毛病,就是自己这一行最重要,人类没有他这一行,就完了。事实上,他这一行虽非不重要,但没重要到他所说的那种程度、那种比例。但专家绝对不肯这样想,他只肯吹牛,不知道他在牛角尖里。历史家也是专家,也自不例外。但历史这一行纵面横面比较宽,见识多一点。所以,历史家吹牛的时候,位置从牛角尖朝下移,在牛角里。中国历史家的专家作品很可怜,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竟大都是“相圻书”、是“帝王家谱”、是“统治者起居注”,却不是民族的活动史。换句话说,这种专家的毛病,横批八字可尽——眼有牛角,目无全牛。历史本是全牛,专家既无法看这么全,只好视而不见,只看他们牛角里的。所以,在他们的作品中,他们只会唯来唯会,“唯物史观”也、“唯心史观”也、“唯帝王将相史观”也……唯个没完。一不唯,他们就泄了气。但一唯,就会过分扩大了他唯的,缩小或根本抹杀了他不唯的,结果牛是吹了,历史真相却还坐牛车。我愿举一个没有被唯的例子,一段根本被抹杀了的历史。
  在《易经)的“序卦”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
  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有男女,然后有夫妇;
  有夫妇,然后有父子;
  有父子,然后有君臣;
  有君臣,然后有上下;
  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措)。这是一篇很简单的演绎,从“条件述辞”(conditionalstate-ment)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一项,在我们老祖宗的眼睛里,究竟占着怎样重要的地位——它是“天地”、“万物”以下,最被我们老祖宗重视的一环。它的地位,不但远在“父子”、“君臣”、“上下”、“礼义”之上,甚至还是产生这些抽象名词的必要条件。
  在同一部《易经)的“系辞”下传里,又有一段看来跟上段有点矛盾的文字,简直把“男女”的地位,超过“万物”以上去了。原文是:
  天地姻愠,万物化醇;
  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又明明是说,“男女”的“构精”,构成了“万物”的“化生”。跃地”虽像麻缕(细)棉絮(组)般的附着在一起,可是“万物”在这种附着的状态下,只是醇醇重重的而已,并不能化而为一种生命体。只有在“男女构精”的条件下,才能把“万物”赋予生命。~这种对“男女”关系的热烈颂赞,是我们两千多年前,老祖宗的真知灼见,也是见诸文书记载的最早史料。
  除了这种文书的记载以外,还有更早的,那是实物的遗留。这种实物,最足以表示我们老祖宗的早期性观念是一个价么样子,在陈仁涛的检匾论古初集》(页六,图初一、①九)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什么什么崇拜(phallicism)的图片,那在河南安阳侯家庄发现的“五男根”——一条上面刻着三角绳纹鏊餐的、青铜文化风格的石做男人生殖器。看过以后,我们可以恍然大悟: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民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民族~样,也不例外的崇拜过这个玩艺儿,甚至崇拜得别有天地呢!少文书的记载和实物的证据,都证明了老祖宗们对“男女”问题早有认识,并且这种认识,从某些角度看来,甚至比今天的某些人还来得开明正确。至少老祖宗们没有把“男女”之事看做卑恶不洁。相反的,他们要把“男女”捧在“父子”、“君臣”之上,敬重膜拜,顶礼有加!古史中,最能代表性观念开通的例子,莫过于做国策》韩策中,秦国宣太后的一段话。宣太后对韩国来求救的使臣尚靳说:
  妄事先王也,先王以其髀加妾之身,妾困不支也;尽置其身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今位韩,兵不众粮不多,则不足以救韩。夫救韩之危,日费千金,独不可使妾少有利焉?这段对外国大臣现身说法,公开描写性交姿式的文字,不了解当时性观念的开通程度,自然看了要大惊小怪。无怪乎清朝的王士侦,在他的《池北偶谈》卷二十一“谈异”里,在“秦宣太后晏子语”条下,要叹气说:
  此等淫亵语,出于妇人之口,入于使者之耳;载于国史之笔,皆大奇!其实,若了解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这是毫不足奇的。
  又如《左传》宣公九年(纪元前六百年)这段记载: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皆〕通于夏姬。皆衷其相服,以戏于朝(按:此处在《谷梁传》中记为“或农其衣,或衷其儒”,以相戏于朝)。泄冶谏日:“公卿宣淫,民无效焉。且闻不令,君其纳之。”公日:“吾能改吴!”公告二子,二子请杀之。公弗禁,遂杀泄冶。这种不分君臣,一块儿把大家共有的情妇的内衣,在庙堂上相互炫耀、大开玩笑的做法,不但呈露了“礼义之邦”、“守礼谨严”的真相,并且十是反证了当时性观念开通的程度。
  性观念的开通,原本是一种动物性的自然现象的流变,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洒脱”得很的。他们当时缺乏下列这一套观念:
  一、他们缺乏性的嫉妒的观念。
  二、他们缺乏贞操观念。
  三、他们缺乏羞耻观念。
  四、他们缺乏亲父子的观念。
  五、他们缺乏“罗曼蒂克恋爱”(romanticlove)观念。
  这五项重要的特征,我们在古代的文书和实物里,可以找到许多证据。这些证据,可以为我们描绘出一种景象——一种性开放的景象……在这种性开放的景象里,我们可以看到老祖宗们如何在生殖器崇拜、如何重视阴阳的理论、如何公然宣淫、如何“男女杂游、不媒不娉”、如何血族相好、如何私通野合、如何同性恋和鸡好、如何性变态、如何写《素女经》、《洞玄子》如何因“性”的因素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影响到部分中国民族的历史。’仔细研究中国民族的历史,会令人惊讶的发现,由于性的.因素,直接影响了历史、改写了历史的,例证又多,又层出不穷。夏桀是以“荧惑女宠”妹喜亡了国的,商纣是以“荧惑女庞”姐己亡了国的,性的原因使人亡国,不能说不重要。赵婴.的私通,引出赵氏孤儿;齐庄公的私通,引出臣斌其君,性的原因造成政变,不能说不重要。吕不韦的奇货可居,祸延秦皇显榜;吕后的人彘奇妒,祸延刘家命脉;唐高宗的倒扒一及,祸延,武后临朝;杨贵妃的顺水人情,祸延安史之乱,性的原因闹出君权争夺,不能说不重要。白登的美女图片,可以使匈奴不打汉家;汉家的美女自卑,可以使汉家要打匈奴;昭君出塞,香妃入关,—一都牵动战争和平大计,性的原因,不能说不重要。齐襄公乱伦,出来了母忘在营;陈后主好色,出来了井底游魂;慕容熙的跳步送亡妻,出来了回不去;花蕊夫人的被劫入宫,出来了送子张仙;咸丰的天地一家春,出来了祸国殃民四十七年的西太后……
  这样随手写来,好像大可“唯性史观”一下了。其实我并不这样想。做为一个“非唯主义者”,我不承认“唯性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如同我不承认“唯物史观”或“唯心史观”或“唯什么什么史观”可用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一样。因此,我看这类事,也只是就中国历史现象中,可从“性”的观点来观察的为限。有均衡感的人,当然该知道,除了这种性的观点与对象的历史以外,还有许许多多“性以外的”丢人历史和光辉历史。
  在中国许多“肯定‘性’的”(pro-sexual)历史现象以外,另有一种“反对‘性’的”(anti-sexual)历史现象,这种现象的表现是对“性”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它的发生,约有四种原因:
  一、对“性”生神秘与恐俱:老祖宗们缺乏生产知识,他们对异性相交而产生的结果,感到神秘,也感到恐惧。
  二对“性”的疲乏:“性的疲乏”(Sexualfatigue)是由性满足后或过度后而生的现象,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一种反动——对性感到憎恶或厌倦,走向节欲或弃世绝欲的信仰。
  三、嫉妒心和占有心:在古代,女人只是男人财产的一部分。由于对产业的占有心,引发嫉妒心,再配合家庭、子女等观念,慢慢建构出许许多多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四、精神因素:由于有人不能满足现状,要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来弥补尘世上的空虚,因而有“禁欲主义”(asceticism)或类似禁欲主义的思想产生。于是,不得不宣扬“性”的罪状,夸大或栽诬有关“性”的一切。
  上面四种原因,构成了“反对‘性”’的条件,因而老祖宗们开始说明什么是“唯禽兽无礼,故父子聚扈”了,什么是“防隔内外,禁止淫佚”了,什么是“妇道”、“女诫”了,什么是“男女不通衣裳”了,什么是“富贵不能淫”了,什么是“坐怀不乱”、“秉烛通宵”了,什么“去势”、“幽闭”了,什么是“绝房事”的好处了
  这些“反对‘性’的”历史现象,跟前面所说的“肯定‘性的”历史现象一样,同样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一环,并且也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历史。
  从历史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上,“反对‘性’的”现象,至少在表面上占了上风,所以规律、约束,乃至压抑“性”的理论与事实,总是层不出穷。而经典、政府、理学、教条、迷信、教育。舆论等所层层使出来的劲儿,大都是在“解淫剂”(antiaphro-disiacs)上面下功夫,在这种层层“解淫”之下,善于掩耳盗铃的人们,总以为“没有‘性’的问题”“中国是礼义之邦”!流风所及,一涉到“性”的问题,大家就立刻摆下面孔,道貌岸然的扶口不言,或声色俱厉的发出道德的谴责。因此,“性”的问题,终于沦为一个“地下的”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居然千百年不见天日,怎么能不发霉呢?;正因为“性”的问题,被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乃至压抑。劫以,我们的中华民族,才有了数不尽的“性”的“发霉”现象:从娈童到“御女车”,从“萤幸”到“蝶幸”,从“肉台盘”到“肉屏风“、“肉双六”、“肉吐壶”,从人狗交到奸尸案,从缠小脚到丐恋。从老年癫狂到性戾换,从贞节牌坊到“冒耻求种”,从花旋风到壮阳药,从自阉到阔人……试问哪一件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试问有哪一件我们敢说:“这不是我们中华民族干的事?”
  我们的历史书,传统写法总是一派忠贞、英烈、圣贤、豪杰的历史,搭配上贰臣、叛逆、奸佞、巧宦的活动,交织成历来的众生相。但是,受过现代方法训练的人,他们不能承认这种“春秋之笔”、“忠奸之判”能够解释整个历史现象,也不承认单靠一些相杀相砍的政治史、耀武扬威的军事史、仁义道德的思想史、四通八达的交通史等等就能了解过去。有现代方法认训练的人,他们尝试用新的方向和角度、新的辅助科学(像性心理学、行为病理学、记号学、行为科学、团体动力学、统计学等等)来解释历史现象,来从夹缝中透视历史。在这种新的方法的光照之下,以前所视为神奇的,如今可能化为朽腐了;过去所看做朽腐的,现在可能又化为神奇了;过去当做不重要的或忽视的,现在我们要“无隐之不搜”了;过去当做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现在我们不再“见笑于大方之家”了。
  有了上面所说的种种认识,我们必然发现:“性”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何等被有意忽略的大题目!我们必然关切:我们老祖宗们的“性”生活,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他们的“性”行为,怎样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环?我们必然提出:“性”的因素,对中华民族的部分历史,究竟影响到什么程度?
  能够满足这些声音的,很显然的,起码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责任。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始终在“回避”(?)这个重大的研究主题,我们不能在这个主题上做一次“科际整合”的示范,也不能在乌烟瘴气的“性”的暗流里做一次学理的澄清,为小百姓和大官人做点指示迷津的依据……这些因‘旧避”而生的缺憾,十足证明了我们在真理面前的萎缩,证明了我们在寻求真理上面的无能和胆怯。这篇文字的用意,是尝试用现代的方法,提出一些确定的解释和“解释草案”(explanationsketch),求出历史上中国“性”生活的真相和可能的真相,至少我提供的,是一种可供讨论的合理怀疑,也许值得专家和学者的评判。
  在现代方法的妙用下,历史万象虽多,其实不乏理路可寻。例如真的专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易经)中的“威卦”等卦是描写性交姿式的;《诗经》“寨裳”里说的“且”字是男人生一殖器八周礼)中“地官”里“令会男女”、“奔者不禁”的话是一种“交配季”(matingseason)、一种“节期杂交”(feastpromlscu-ity);(老子)中的“元扎”是女人生殖器;《论语)中孔夫子骂女人的缘故是因为他离过婚;伶玄《赵飞燕外传》中的汉成帝有“足恋”;常遽《华阳国志》中的关云长背离曹操是因为他吃醋;徐应秋《玉芝堂谈荟》中“女子男饰”里的六朝女子娄逞是性戾换;柳宗元《柳河东集)中“河间传”是写唐朝一个女人的花旋风;徐士鸾的《宋艳)中“残暴”里记宋朝的王继勋是一种虐恋(虐待狂);陶宗仪《辍耕录)中“奇遇”一篇是写元朝人性爱的白日梦;明朝张岱《琅环文集》中“鲁云谷传”是描写洁癖;清朝薛福成《唐*笔记)中“入相奇缘”里写和坤“对影谈笑”是一种影恋……所有的大量历史文化,都禁不得真正专家的一双法网,用这种法眼来“复兴中华文化”,才够资格,否则只是口号。关于这类性质的写作,在西方很多。性质近的像泰勒(G.RattrayTalor)的“SexinHistory”(一九五三伦敦Thames&Hudson版)就是一例。西方过去,在基督教的禁欲主义笼罩下,对性的禁忌,跟历史上的中国,真可说是老兄老弟。可是他们在近几十年的努力之下,终于摆脱了传统上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终于使他们逐步走上一个开放的社会,建立一种“约定俗成”的性道德。培养了风俗、修正了法律,使他们的青年男女,又恢复了在“伊甸园”里没吃苹果前的歌唱。
  反观我们中国,相对起来,我们不得不惭愧我们还是一个老大的闭锁社会。对“性”的不合理的规律、约束与压抑,还是这个闭锁社会的主要闭锁项目之一。从电影检查到出版管制,从教条宣扬到性教育的空白,从警察的冲动到道德家阳屡以后的阴谋,已经把我们的“性”空气搅得极不清洁。在这些不清洁的空气里,我们呼吸到的,是禁忌、是妈妈跟在屁股后面的恋爱、是买卖式的婚姻、是手铐式的离婚、是情杀与毁容。是通好的残忍惩罚、是电影接吻的禁止、是情书的火葬与公布、是春药广告、是春牛横行、是廉价的初夜权、是文坛的新鸳鸯蝴蝶派、是姨太太第一号第二号、是婚姻法律的莫名其妙。是灵肉分裂、是衣服暴露的管制、是政府纵容的公娼、是私娼的七折优待、是节育的反对、是李敖这类先知式专题讨论的完全缺乏……所谓“礼义之邦”的“国情不同”,以及所谓“有伤风化”的管制法令等等,都不足作为上述这些“性空气不清洁”的护符,一切的护符,都更会增助我们耻辱的标记——那跟西方文明社会比起来,“性水准低落”的耻辱标记。
  漫无心肝的中国知识分子,漫无心肝的日子太久了,实在应该认清自己,振作一下,洗洗这些耻辱的标记。

《独白下的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