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失去大陆，在美国的反共右派分子鼓噪下，杜鲁门也替蒋背上“失去中国”的黑锅。但杜鲁门是不服气的，当毛泽东宣布建国之后，他于一九五Ｏ年一月四日白宫记者招待会上，明确宣布不再介入中国内战，不再给在台湾的蒋介石任何军援，甚至将自台湾撤侨，显然是要放弃蒋介石了。
事实上，根据美国的情报与判断，在中共即将展开的庞大攻势，台湾是无法保得住的。美国虽不愿见台湾赤化，但是大势已去，无可奈何花落去，至少杜鲁门政府已准备接受无可逆转的事实，承认新中国也势所必至。蒋介石对此心知肚明，他有一封五月二十八日给胡适的信（亲笔函藏胡适纪念馆），从内容看应是一九五Ｏ年，他最关切的不是美国物资援助，而是希望美国不要承认中共，希望胡适与顾维钧“大使”在这一方面努力。可见此刻连蒋介石都怕美国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
……二战后，朝鲜自日本独立，由美、苏两霸权以三十八度线分割南北韩，犹如汉界楚河，金日成的越界立即使老美认为是共产势力的南进，认为金日成不过是“唐老鸭”，斯大林才是迪斯尼（ＷａｌｔｅｒＤｉｓｎｅｙ）。杜鲁门不仅断然出兵，而且为了阻止共产主义在亚洲的扩张，派第七舰队巡逻台湾海峡。这一下子，老美又介入中国内战了，激怒中共抗美，抗美之不足，接着援朝，最后在朝鲜半岛上大打特打起来，北京与华府成为死敌，关系恶化二十年之久，更不能谈承认的问题了。
此一转机是蒋介石事前不曾料到的，诚如他的驻韩“大使”邵毓麟所说：“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使韩回忆录》），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的言外之意，亦认为若非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势必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Ｓｔａｕｒｔ，FiF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７３—２７５）不过，在一线转机真正到来之前，尚有一番惊险。当彭德怀统率的中国志愿军逼使美军仓皇南撤，使美军遭遇到“史无前例”的惨败时，联合国曾有请中共停战，然后把台澎交给中共的提议，但毛泽东不肯于和议开始之前停战，最后攻势受阻，形成拉锯战，不分上下，自然不会再把台湾送上门去，蒋介石在台湾才真正有了“安全保障”。
不过，蒋介石并不以受到美国的保护而满足，更希望美国卷入反共的世界大战，以帮助他反攻大陆，复国雪耻。所以朝鲜战争一爆发，他就表示可派出三个精锐师参战，以便参与反共战争。蒋愿意出兵，不惜牺牲，而别人居然不要。帮南韩作战的联军主要是美军，但也有一些别国军队，如英国已承认中共，当然不肯与蒋介石的军队并肩作战。不过，最主要的是杜鲁门根本不予考虑。当问起他是否仔细考虑过蒋介石派兵朝鲜的问题，杜说：
仔细个屁。他的军队会有什么用？那些军队从来不曾能够他妈的打好仗。我们给他价值三亿五千万的军备，结果他的五百万人向北平与南京之间的三十万共军投降。然后共军用这些装备把蒋介石及其徒众赶出中国。我告诉你，“他从来就不像个样子”。（Ｈｅｎｅｖｅｒｗａｓａｎｙｄａｍｎｇｏｏｄ．）（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Ｐ．２８２—２８３）
可见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杜鲁门对华政策虽有所改变，但对蒋之鄙夷不屑却依然如故。美国军方派麦克阿瑟到台湾告诉蒋，用他的军队“不适合”。这位高傲自大的麦帅应该把这一消息带到，然而在蒋面前真正说了些什么，只有他们二人与上帝知道。麦离台后，蒋的发言人却说蒋麦二氏意见完全一致。这个一致，显然是麦帅虽也不要蒋出兵朝鲜，却鼓励蒋反攻大陆。这是有违杜鲁门的政策的，所以杜鲁门特别派哈里曼（ＡｖｅｒｅｌｌＨａｒｄｍａｎ）去东京找麦克阿瑟谈，告诫蒋有以台湾为跳板反攻大陆的渴望。麦说并无意让蒋把美国拖入国共内战，更重申服从总统命令乃军人的天职，但不久麦又声言说要鼓励蒋介石。杜命令麦撤销声明，但声明已经传播。等到中共跨过鸭绿江，右派政客公开支持麦克阿瑟鼓励蒋反攻的论调，麦也一再擅作主张要求动用蒋军，还要轰炸东北，扩大战争。（参阅Ｍｉｌｌｅｒ，ＰｌａｉｎＳｐｅａｋｉｎｇ，Cｈ．２４）不过，蒋介石所盼望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正是杜鲁门极力要避免的，遂不顾任何政治后果，炒了麦克阿瑟的鱿鱼。
一九五二年的美国大选，艾森豪威尔（Ｄｗｉｇｈｔ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r）将军当选总统，使反共的共和党东山再起，新总统于一九五三年二月的国会咨文中，说明不再限制蒋介石对中国大陆的军事活动，而艾森豪威尔的国务卿杜勒斯（ＪｏｈｎＦ．Ｄｕｌｌｅｓ）更是冷战时期的反共健将，对反共的蒋介石特具好感，独裁不独裁、民主不民主，也就无所谓了。此一发展卒有一九五四年底的《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为蒋介石提供军事上的保护伞，同时也拴住蒋，不准他随便反攻大陆，把美国卷入。（参阅Ｋｉｒｋｅｎｄａｌｌ，ＡＧｌｏｂａｌＰｏｗｅｒ，Ｐ．１０４）总之，老美又来帮蒋介石的忙了，到六十年代为止，又提供了四十余亿美援；到七十年代底为止，一贯承认蒋“政府”为“惟一合法的中国政府”。蒋介石在台湾终于安定了下来，在全球冷战对抗的夹缝里安定了下来，享受他一生中少有的长期安定。
安定固然，但并不安分。他知道老美最气他用人惟私，认为是失去大陆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撤退到台湾之后，为了赢得老美的青睐，一方面把老美不喜欢的ＣＣ头子陈立夫充了军，我们从司徒雷登拍给国务院的电文可知，他一再向蒋建议陈立夫离华赴美考察政党政治，并曾要求“解散ＣＣ派”（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ｃｃｃｌｉｑｕｅ）（见Ｒｅａ＆Ｂｒｅｗｅｒｅｄ．，ｔｈｅ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Ａｍｂａｓｓａｄｏｒ，Ｐ．１３１，１３７，２８８），另一方面起用了吴国桢当省主席，孙立人当陆军总司令，以示用人惟才、惟公，并表示民主开明。就是由老美自己来选任此文武两要职，亦非吴、孙二人莫属。但是老美帮定蒋之后，吴、孙二人原对外作用已小，而对内的问题立即浮上台面。民主开明、有才有能并不有利于权力的掌握，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文一武建立了声望与权势，即使动摇不了他自己的地位，必将成为儿子经国走向权力之路的拦路虎。处置吴、孙，于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即已开始酝酿，岂偶然哉。知道事件的根源，有助于明白事件的表象。
吴国桢是湖北佬，生于一九Ｏ三年，清华出身，一九二六年获得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博士，翌年回国做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当大陆局势逆转，逃难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员不知凡几，而吴国桢官运仍然亨通，当上了“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台湾省“主席”，显因合乎老美的论才标准。但是这一任省“主席”干下来，却跟国民党党中央结了梁子，最后终以辞职闻。在他辞职前，一会儿请病假、一会儿递辞呈，已经暗潮汹涌，这一暗潮内幕，我们至今不清楚，大概政见之争者少，权力斗争者多。
吴国桢虽然丢掉了“省主席”，但是一官匏系，仍旧保留了“政务委员”。他不想干，前后五次请辞，可是都不为蒋介石所准，显因剩余价值未失，他也就不再坚持，只是愿到美国一行。因为只是不快，并没闹僵，他的美国之行就被批准了。吴国桢带着老婆去美国后，一开始尚没说什么，不料台北这方面发生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蒙混舞弊，不尽职守”案，王世杰被撤职，有贪污之说，牵连到吴国桢。吴国桢正在美国坐冷板凳，愈坐愈不是滋味，心有未甘，乃写好启事稿，寄到台北各报辟谣。台北各报不敢登，送呈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其昀；张其昀也不敢登，送呈蒋介石；蒋介石看了，说不必登了。吴国桢再由他在台北的父亲出面，再送稿到台北各报，请求刊登，各报一律拒登，吴国桢火了，在美国亮了一手，逼蒋介石登，蒋介石无奈，勉强登在一九五四年二月七日《中央日报》上。启事是一月十五日的日期，可是拖了二十三天才登出，蒋介石以为可息事宁人，但太迟了，吴国桢已在二月七日同一天，发表了指摘国民党的话，十六日又继之以再。不过这种批评，尚称空洞，如“不民主”、“过于专权”，以及“若干人士竟认为与共产主义作战，必须采用共产主义的方法”等等，说来说去，尚不落实证，不料国民党中ＣＣ派要做秀，也为了不甘让吴国桢这样神气的辟谣，乃决定予以制裁，方式是由吴国桢在南开的老同学“立法院院长”张道藩出面，在“立法院”开刀。二月二十六日，张道藩以“立法委员”身份提出质询，二十七日即见报。可是吴国桢厉害，当天就加以反击，二十七日有芝加哥合众社电及二十八日有纽约中央社电。同一天，吴国桢又扩大战场，发出致国民代表大会函一件，其中指责蒋政府之“一党专政”、“军队党化”、“特务横行”、“人权无保障”、“言论不自由”、“思想控制”等等，并建议“国民大会”查明国民党经费来源、取消军中党组织、限制特务机关权力、追究抑制言论自由的责任、撤销青年救国团等等，无不针对蒋氏父子而来。这封信，经“国民大会”秘书处根据主席团决议，在三月十日分发给每位国大代表，全信语气，显而易见已经不若《吴国桢启事》那样客气了。
吴国桢发出这封信后，台北的国民党还不知厉害，张道藩在三月四日召开记者招待会，大揭吴国桢疮疤，可是效果适得其反。《自由中国》第十卷第六期有朱启葆《吴国桢事件发展中的平议》，评论张道藩之笨，可是，张道藩之笨，是国民党之笨，国民党之笨，是蒋介石之笨，是一笨不可收拾的。蒋介石在吴国桢的反击下，像是日正当中走在马路中间的一只鸭子，头昏脑涨，笨态百出。最后发现张道藩式政客不足以御奸，于是祭出曲学阿世的知识分子来，大家来做秀，这就是所谓大学教授联名驳斥吴国桢事件。联名是三月十七日见报的，首先是国立台湾大学毛子水、沈刚伯等七十五名教授出场。接着是师范大学（当时叫“台湾省立师范学院”）黄君璧、郭廷以等五十九名教授出场。蒋介石统治下知识分子的没有个性，在这两封联名文件里，已经昭然若揭。知识分子们不知拉自己的野屎，反倒忙着给国民党擦屁股，口口声声替国民党回护，还怀疑吴国桢的品格。大学教授们怪吴国桢在台湾不讲话，在美国才讲话，但是照国民党的体制，吴国桢能讲话吗？敢讲话吗？自己做不到的事，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至于所谓台湾言论自由“都可畅所欲言”、有“集会结社自由”，以及为政工制度、救国团制度回护等话，自然都是曲学阿世之笔，高等知识分子如此护航，所得结果，只是另一场笨戏而已。
在三月十七日的同一天，蒋介石颁布命令如下：
据行政院呈，“本院政务委员吴国桢于去年五月借病请假美赴，托故不归，自本年二月以来，竟连续散播荒诞言论，多方诋毁政府，企图淆乱国际视听，破坏反攻复国大计，拟请予以撤职处分。另据各方报告，该员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多有违法与渎职之处，自应一并依法查明究办。请鉴核明令示遵”等情。查该吴国桢历任政府高职官史，负重要要责者二十余年，乃出国甫及数月即背叛国家诬蔑政府，妄图分化国军，离间人民与政府及侨胞与祖国之关系，居心叵测，罪迹显著，应即将所任行政院政务委员一职，予以撤免，以振纲纪。至所报该吴国桢前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违法与渎职情事，并应依法彻查究办。此令。
在老头子说话的同一天，国民大会通过临时动议“请政府撤职查办吴国桢案”，第二天国民党《中央日报》说：“该案系一审查委员会提出之审查报告所列三件提案合并讨论之结果。三件提案是：一、章慎言等二十一人提：吴国桢身为现任官吏，在美竟公然发表荒谬言论，诋毁政府，迹近叛国，应予严厉制裁案。二、方念谐等三十四人提：建议政府对诬蔑政府之现任政务委员吴国桢，立予撤职查办以振纲纪案。三、向大蕃等三十二人提：行政院政务委员吴国桢诋毁政府，有损国誉，影响反攻复国前途。至深且巨，建议政府将该员迅即吊销护照，勒令回国依法处办，如违即予明令撤职通缉归案，以维国纪而正官常案。经第一审查委员会就上述三案合并审查，提出审查意见三点：一、查吴国桢系借口政见不同，在国外散播流言，掩饰其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种种不法行为，送请政府明令撤免其政务委员职务。二、请政府彻查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主席任内之各种不法行为，依法究办。三、请政府饬令吴国桢迅即回国听候查办。昨晨会中，讨论该案时，经全场代表一致无异议通过。”四月一日，国民党“对外秘密，列入交代”的《中央》半月刊上，已登出中央委员会党纪处分代电，全文是：
各级党部：查党员吴国桢在美发表荒谬言论，肆意诋毁本党及政府，违反党纪，经中央决议：“吴国桢开除党籍，并交从政主管同志依法查办。”除分电外，即希一体知照，为要。中央委员会纪印。
尽管蒋介石在台湾声讨吴国桢，撤职他、彻查他、究办他、开除他，并要他“你给我回来”，可是吴国桢哪里在乎，他在三天后（三月二十日），又发信给国民党中央社纽约分社，原信如下：
敬启者：
查日来贵社在台湾及海外各处，散播台湾方面有组织的对桢之恶意宣传，兹谨将桢于本日上蒋总统函一件，抄送贵社，即请贵社转送总社及各分社，各办事处照样发表。如贵社不允照办，则当依法控诉，要求赔偿名誉损失二百万元美金（以华侨一千三百万及台湾八百五十万人计，本应超过此数，姑从宽以二百万元计算）。桢得此款后，除诉讼必需费用外，余款四分之三将归还美国政府，其余四分之一则捐由在美侨胞，共同组织基金保管委员会，作为救济流亡中国知识青年之用，桢绝不取分文。此函并限于本月二十五日以前答复。否则即进行法律手续，此致
中央社纽约办事处（“中华民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转交）
吴国桢启三月二十日
吴国桢这种一个人对一个集团的大缠斗，就这样一波又一波的展开着。最后，吴国桢拿出撒手锏，他说你们逼我，我可真要举出实证来了。于是，他亮了一手，公布了一点国民党党中央要他作恶的手迹与密件，像一颗原子弹似的，从天空上丢了下来。这下子蒋介石寒了，知道娄子给捅大了。原来吴国桢手里藏有秘密武器。吴国桢是惹不起的。于是台北方面一声令下，全部挞伐一夕停止，宋美龄秘密赶赴美国见吴国桢，费尽了口舌，才摆平了吴国桢事件。最后，吴国桢的儿子也被准许离开台湾了。
蒋介石整不了吴国桢，无奈之余，只好央胡适出面，跟吴国桢做另一层次的论辩。于是吴国桢和胡适在美国打开了笔仗。八月三日，胡适给吴国桢信，颇多曲学阿世之笔，其中为蒋介石做打手的痕迹已极明显。以胡适的职位，他从何看得到“二百六十九件判决书”？又从何看得到吴国桢的“亲笔签名”？这当然是国民党提供材料的。以胡适对国民党组织的了解，他当然知道吴国桢对安全系统的力量是有限的、是挂名的、是画行的，当时“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保安司令部司令”，只是名为“司令”，实权绝不在“主席”手中，胡适明明知道，又何能苛责于吴国桢？说吴国桢是“一个道义的懦夫”。这对吴国桢是不公平的，因为跟蒋介石走的、做官的，又有哪一个不是“道义的懦夫”？不是这种“懦夫”，又何来高官可做？胡适如此倒因为果，殷海光就责问过胡适，说吴国桢说的，都是真话，都是我们想说的话，为什么胡先生要如此为国民党护航？殷海光说，胡适晚年变成一个大乡愿，至少在吴国桢事件上，胡适真的是乡愿。
吴国桢是高级知识分子，跟着蒋介石下面做官，进入国民党权力核心，扶同为恶，同流合污，坏事自然有份。当他已经不在其位后，开始窝里反，反得实在有心机，我们可以视他有“赎罪”心态。蒋介石及其国民党低估了窝里反的人对它的伤害。吴国桢虽未被打倒，但形同放逐，蒋介石多少还是有点收获，为儿子经国除去了一个心腹之患。
吴国桢事件发生之后，紧接着的是孙立人事件。孙将军是国民党集团中最杰出的将领，学历之深，无人可及；练兵之精，无人可及；战功之高，无人可及；身上弹孔之多，无人可及；国际性声誉之隆，也无人可及。他从小感受到外侮，立志要雪耻，清华、普渡两名校毕业之后，投笔从戎。自美国弗吉尼亚军校学成，回国后南征北讨，脱颖而出，但受制于蒋介石的嫡系，一再被黄埔军头排挤。蒋介石落魄到台湾之后，为争取美援，打出孙立人牌，然而当鸟尽弓藏之时，便以冤案软禁孙立人。
能够洞悉蒋介石性格的人，便知孙案伏机极早，早到孙立人的出身。孙既非黄埔又比黄埔杰出，已注定了他被排挤、被嫉妒的“原罪”。再加上他的国际声望，赢得美国名将史迪威、艾森豪威尔、巴顿、麦克阿瑟等的礼遇与敬重，更令忌才多疑的蒋介石不安与猜忌。一旦情况稍稳，就把良将拉下马来。拉下马要靠罪名，于是冤案出矣。
孙立人军事素养深厚，技高一筹，印缅作战，出奇兵、打硬仗，反攻缅北时，得“东方隆美尔”的美誉，获英国皇家奖章，成为世界级的名将，战后被邀赴欧洲战场巡视，蒋介石麾下无人可望项背。国共内战，孙立人在东北打得顺利，忽遭黄埔排挤，最后被送到台湾训练新兵，让黄埔军头去立功，孰知立功不成，反而惨败，纷纷撤退来台。孙立人在台内有新兵，外有美国支持，“要枪给枪、要钱给钱”，一如韩信，他有“反”的大好机会，而由于忠于蒋介石之一念而不“反”，忠于上级，也如韩信。孙立人“戴震主之威，挟不赏之功”，令上级不安，也如韩信；他“时至不行，反受其殃”，弄得“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人告公反”，也如韩信。至于看不起其他将军，韩信“生乃与?眼樊?演哙等为伍”，孙立人“生乃与黄埔系军头等为伍”，更是一如韩信了。所不同的是，韩信的下场是身首异处、家夷三族；孙立人只是身囚台中、冤气难伸，家属奉陪，卖“将军花”维生而已。
一九九四年二月台北《新新闻》周刊第三六一、三六二合刊本，以醒目的标题，长篇报道所谓“孙立人案的大发现”、“ＣＩＡ机密档案惊人揭露”、“独家报道美国中情局最新解密档案”，认为“在美政客、将领鼓吹下，孙立人答应与美发动兵变”云云，好像是落实了孙立人的兵变。其实，所谓“最新解密档案”，美国学者早已利用了；所谓“独家报道”的主要论述，实自一九九Ｏ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康明思（ＢｒｕｃｅＣｕｍｉｎｇｓ）著《韩战的起源》（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一书下卷，有关孙立人部分抄译而来。这些解密的档案不过显示美方单方面的意愿，腊斯克有一度想驱蒋之后，把台湾置于麦帅控制之下（见Ｓｃｈａｌｌｅｒ，ＤｏｕｇｌａｓＭａｃＡｒｔｈｕｒＰ．１７９）迟至一九五Ｏ年六月十九日，美国国务院的文件犹谓：
美国应该经由最可信赖的私人密使告诉孙立人，假如他愿意搞政变以便置台岛于其军事控制之下，美国政府准备为他提供必需的军事援助与意见。（译自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s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Ｐ．５０８）
朝鲜战争于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一爆发美国已转而又支持蒋介石，至战争发生前夕的六月十九日，美方仍在单方面示意、仍用假设语气，并无孙立人正面回应的迹象。孙立人之所以一再被美方一厢情愿地看中，诚如康明思所说，“由于孙曾在弗吉尼亚军校受训以及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Vｏｌ．２．Ｐ．５３４）之故，当年美国驻台北“代办”斯特朗（ＲｏｂｅｒｔＳｔｒｏｎｇ）曾告诉康明思，前美驻台北领事克伦茨（ＫｅｎｎｅｔｈＫｒｅｎｔｚ）于一九四九年年底与孙立人接触并告诉他，假如同意控制“国民政府”，美方将全力支持他，但是“孙断然拒绝如此做”（Ｓｕｎｆｌａｔｅｌｙｒｅｆｕｓｅｄｔｏｄｏｓｏ．）。（见同书，页五三四，参阅页八七二，注八十五）其他档案资料中所谓孙立人的“正面反应”，不过是“据报”、“传闻”或“假设性方案”之类，惟一较为具体的所谓证据是根据腊斯克（DeanRusk）的回忆：
一九五Ｏ年六月初，腊斯克收到一封秘密又亲自交来的台湾卫戍司令孙立人将军所写的便笺……孙有一惊人的建议：他将要领导兵变逐蒋。此一兵变的含义不明，但孙要求美国的支持，至少默认。假如孙取得权力，他将中止政府中的贪污，亦会比蒋介石之对付共产党更具弹性。此事需要总统来决定。腊斯克销毁了孙氏便笺以防止可能的泄密，因知若蒋发现，孙会被处死。然后他去见艾奇逊，艾答应与杜鲁门商谈此事。然而当总统做出决定之前，北朝鲜进攻南韩。此一变局很可能挽救了蒋政权，因为此后蒋介石获得美国进一步的支持。（见Ｓｃｈｏｅｎｂａｕｍ.ＷａｇｉｎｇPｅａｃｅａｎｄＷａｒ.Ｐ．２０９）
这一段话破绽累累，且不论孙立人既有人传话（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竟然会写一便笺留下痕迹与把柄，已不可思议。腊斯克既谓此事由总统决定，竟然不让总统杜鲁门以及国务卿艾奇逊看秘笺，就径自销毁，更不可思议。试想阴谋密件有几件不涉及人命，如果孙立人不怕死留下把柄，腊斯克又何爱乎孙将军之一命？亦有违常情。再说腊斯克于六月初得孙秘笺，而国务院文件显示迟至六月十九日，尚在试图告诉孙立人美方意图，试探孙立人是否愿意，正可破腊斯克之谰言。美方看中孙立人及其示意既可确定，而腊斯克反谓孙有求于美方，岂其然哉？美方倒蒋意图甚明，又一再向孙示意，即使由孙说出，亦不至于令腊斯克感到“吃惊”（ｓｔａｒｔｌｉｎｇ），已露马脚。康明思到底是一有见识的学者，立即怀疑“腊斯克有嫁祸于孙之意图”（Ｒｕｓｋｍａｙｗｉｓｈｔｏｐｌａｃｅｔｈｅｏｎ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ｕｑｏｎＳｕｎ）（见Ｃｕｍｉｎｇｓ.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ＫｏｒｅａｎＷａｒ.Ｐ．５３７），以卸华府的责任。然而仍有一些学者继续驰骋想象，以事出有因，遽下论断，甚至说，孙立人已着手兵变，蒋介石调刘安琪自海南岛回师制止。当蒋责问孙，孙谓乃中共挑拨，蒋接受之，而孙遂放弃其计划云云（ＭｃＧｌｏｔｈｌｅ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Ｗａｎｅｓ，Ｐ．１０５），何异信口开河？《新新闻》周刊虽也注意到康明思的怀疑，却仍然肯定确有此一秘笺，顺流而下还要妄改腊斯克收到秘笺的时间为六月下旬而非六月初（见该刊，页二十九、三十），还要侈言“以本刊抽丝剥茧、爬梳核实，终于发掘到历史真相，拨开长达四十年的政治迷雾”。（同上，页十八）剥了什么茧？爬了什么梳？档案虽然解密，竟不会解读，孙立人何辜。
其实，蒋介石未撤退到台湾之前，美国早已想放弃他，认为再多给美援亦无济于事，所以一再要求他让贤，或完全授权给有能力的人。美国人当面向蒋一再提及这些，并不是什么秘密。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固然由于徐蚌失利，美国的压力也是主要原因。美国人看上孙立人亦非秘密，事实上无论就军事素养、能力以及战功而言，国民党将领中实无出其右者，并非仅仅是曾经留美之故。真正的历史真相是，孙立人虽然满腹牢骚，瞧不起黄埔，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但因一念之差仍然效忠蒋介石。孙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间有足够的时间与条件联美倒蒋，更何况李宗仁也想除蒋。蒋当时虽幕后操纵，毕竟是下了野，失去了名分，既有美国的全力支持，里应外合，于蒋亡命之际倒之，实易如反掌。萧公权教授曾说过，他于一九四九年秋天离台赴美前，因与孙立人乃清华旧友，过从甚密，孙于周末照例派吉普车来接，无话不谈。谈到牢骚处，萧戏说若有决心，愿草檄文，而孙终无决心，更无意倒蒋，故萧氏谓“孙将军有勇无谋”，无谋者，没有政治野心之谓也，亦可为孙未尝对美方有所谓正面回应的旁证。
孙立人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Ｏ年代可倒蒋而不愿倒蒋，蒋于一九五五年孙无以倒蒋时，竟以莫须有之罪名指孙欲以兵变倒蒋，实欲借故除孙耳，可谓狠者胜、善者冤也。
从历史定位看，孙立人案的种种冤情，确如岳飞案。岳飞案的成立关键是凭“众证结案，而武穆竟无服辞云”。这就是说，全凭别人的旁证咬岳飞，并没有岳飞自己承认的证据，孙立人也是“无服辞”，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的罪名是“措置别做擘划”，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明告叛乱计划”，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罪名是“指斥乘舆”，孙立人案中的罪名是“辱骂元首”，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案中的元凶赵构杀岳飞以免直捣黄龙，迎回两宫；孙案的元凶蒋介石囚禁孙立人以免妨碍太子接班，更是古今同调。最妙的，岳飞本人并没“依军法施行”，而是以“诏狱”“特赐死”；孙立人本人也没“依军法施行”，而是“另案办理”，以手令特赐在家软禁，也是古今同调。岳飞手下的张宪、岳云等都“依军法施行”；孙立人手下的郭廷亮、江云锦等也都受军法审判，也是古今同调。所不同的是，岳飞案中有罪犯“送二千里外州军编管”；台湾太小了，只好送几百里外绿岛编管了。汪荣祖有诗为证：
暮年不复旧英姿，
一死余哀感此时。
本意沙场争爱国，
岂知衙内每徇私。
伤黄泣李枉囚雪（黄氏姊妹与李鸿），
摧骨胸午夜悲（闻孙将军被囚禁后，中夜醒来搥胸悲鸣）。
难望赵秦平冤曲，
如闻怒发冲冠词。
二
秉钺专征追马班，
江南浴血气如山。
伤痕累累终无悔，
禁网深深久困闲。
百战功高罕有失，
扬威域外竟成患。
天人共鉴还清白，
又烛东窗构桧奸。
我们不难发现，真正制造冤案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蒋经国父子，原因是孙立人反对政工制度，与太子为难。世人骂秦桧而不骂宋高宗赵构，是错误的。——没有宋高宗的“旨意”和“苦心”，秦桧扳得倒岳飞吗？真正制造风波亭冤狱的，乃是“领袖”父子自己。可悲的是，岳飞案是多少年前的历史陈迹，可是孙立人案呢，却是活生生的现代版，并且还有增订版。蒋氏父子的心术，实在超过宋高宗之上多多。因为宋高宗晚年，在让位给儿子宋孝宗后一个月，就由儿子承旨下诏，把岳飞“追复原官，以礼改葬，访求其后，特予录用”，表示对岳飞的抱歉。可是蒋氏父子呢？在他们有生之年，不但使孙立人一冤到底，甚至在他们死后，未亡人们也照本宣科，不肯平反。
蒋介石败退到台湾，似应痛定思痛，不再ＣＣ、不再黄埔了，国民党也要改造了。一时之间，文有吴国桢，武有孙立人，结果仍然是权宜之计。曾几何时，这一对文武，放逐的放逐、囚禁的囚禁，而蒋政权更加“私”了，私到儿子身上去了。吴国桢说老蒋“爱权甚于爱国，爱子甚于爱民”，可称一针见血之见。其实知蒋甚稔的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亦曾指出，对蒋而言，要区分他个人以及他本国的利益，并不容易（Ｓｔａｕｒｔ，ＦｉｆｔｙＹｅａｒ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２７６），也就是说公私根本不分。蒋介石自称革命一生，到头来在小岛上建立小朝廷，传子接代，套一句殷海光的口头禅：“这教人从何说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