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节 同志

  “好,复生,我的字是卓如,卓文君的卓、司马相如的如。我们虽不是同门,却是同志了。”
  “其实,我们精神上是同门。我私淑康先生,愿意奉康先生为师。我早就看过康先生的著作,他的《新学伪经考》在四年前出版时,我就见过翻刻的和石印的本子,虽然康先生的书被查禁了,可是他的思想却深入人心,他能用那么大的学问,写成专书,推翻两千年来的成案,真是气魄非凡,古今所无。对这样伟大的知识分子,我甘愿做他的学生。卓如兄,如蒙康先生不弃,请你务必先婉达此意。”谭嗣同诚恳地说。
  “我一定照办。我想,康先生如收到你这位好任侠、尚剑术、走遍大江南北、塞外东西的豪杰人物,一定高兴极了。”
  “奇怪,卓如兄,你对我的身世,好像了如指掌。”谭嗣同把头一歪,斜看着。
  梁启超微笑着,“我比复生兄小了七岁,我生在广东新会南乡的熊子岛,那地方是广东沿海的渔村,很穷苦,我祖父、父亲虽都考上过秀才,但是要吃饭,还是得自己种田才成。我十二岁考上秀才后,还下田呢。我出身普通人家,没有云游四海的机缘,人也文绉绉的,所以非常羡慕你复生兄能够驰骋中原与大漠,结交四海英豪。听说你从北京起,十二岁以来,甘肃、陕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浙江、台湾,你都去过,察视风土、物色豪杰,真不简单。”
  “台湾我没去过。去台湾的是我二哥谭嗣襄,襄阳的襄。他被台湾巡抚刘铭传看中,叫他在台南服务,结果六年前,三十三岁年纪,死在台南府蓬壶书院。我差一点去了台湾,本来我要去台湾迎灵的,结果到了上海,唐景崧打电报来,叫我在上海等,我就没去成。”
  “唉,没去成也好,”梁启超说,“台湾在今年交接给日本了。唉,台湾是伤心之地!”
  “真是伤心之地!我们中国人为了建设台湾,花了多少心血、多少人命,我二哥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割给了日本,此仇非报不可!此土非光复不可!诚如你卓如兄所说,我走遍了大江南北、塞外东西,在书本上学问我不如你,但在行动上的历练,我却自负得不做第二人想。你知道吗?我虽是世家子弟,但绝非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公子哥儿,相反的,人间甘苦,我倒深尝了不少。我十二岁时在北京大疫中被传染,昏迷了三天三夜,才活回来,我的字‘复生’,就是这么来的。五天之间,我们全家死了三位,母亲、大哥、二姐,全死了。我死里逃生,十三岁父亲到甘肃上任,我回到湖南老家。十四岁去甘肃,又碰到河南、陕西大凶年,赤地千里,随我去甘肃的,路上一死就十多个。我在甘肃,最喜欢出塞探险打猎。可是,碰到西北风时,就好看了,西北风吹起来,真是飞沙走石,那石块打在身上,就好像中了强弩一样。当然冬天下雪就好一点,但下雪有下雪的可怕。有一次在河西,我和一名骑兵迷了路,七天七夜,走了一千六百里,都没有人烟。脱险回来的时候,屁股上髀肉狼藉,裤裆上都是血。当然,在西北也有悲歌慷慨的一面,夜里在沙上搭起帐棚,把羊血杂雪而食,或痛饮、或豪赌、或舞剑、或击技、或弹琵琶、或听号角,那种豪迈与萧条的交汇之感,真是读万卷中所无。尤其,当你置身于古战场中,感觉千百年前,胡人牧马、汉将拓边、尝覆三军、边声四起的气氛,你真会有苍茫之感。你的心胸会开廓无比,但那种开廓,是悲凉的、是流离的、是‘地阔天长,不知归路’的,你感觉到千军万马在你眼前走过,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可是,突然间,一切全停了、全都静止了,所有的千军万马,都一刹间变成一片尘埃与尸骨,天地为愁、草木含悲,百年为之销声、千年为之孤寂。这时候,你仿佛是人间唯一的活人,在行经鬼蜮,不是你生吊古战场,而是古战场把你活活死祭……有了那种人生历练以后,卓如兄,我发现我已不再重视一己的余生,那时候我只有十八岁,可是,我心苍茫,俨然已是八十。十三年来,我沉潜学问,尤其西学与佛学,对人生的观点,已愈发成熟,如今我三十一岁了,感到冲决网罗,献身报国,就在今朝。因此从上海赶来,追随康先生,希望大家一块儿做点大事。这次来京,在路上写了‘感怀四律’,正好有誊稿在身边,特此奉呈卓如兄。我的一生心事,全在这四首律诗中了,务请不吝指教。”
  梁启超接过了诗稿。这时,法源寺的一个和尚走了进来,向两人合十顶礼。两人回了礼,走出大雄宝殿,为时已近中午。梁启超说:
  “你们浏阳会馆在北半截胡同南口路西,在南口有一家坐东朝西的饭馆叫广和居,是个谈天的好地方。复生兄北来,我就在今天为你洗洗尘。那家饭馆很特别,它是一家知识分子常聚会的所在,一般市侩商贾倒不敢去那儿。这,就是北京城的味道。在北京城里,有些地方不失为干净土,水准摆在那里,风雅人去的地方,附庸风雅的人,也会望而却步。北京城以外的地方,就不敢说了。”
  谭嗣同接受了这一邀请。两人携手走出法源寺。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