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节 解释

  梁启超在烛光下,勉强把这四首诗解释出来了,在烛影摇晃中,感到一股逼人的鬼气。“谭复生真是奇男子、奇男子。”他喃喃自语,“他的诗,沉郁哀艳,字字学道有得,这种得,全是积极的、奋发的。佛法的真义告诉我们:人相、我相、众生相既一无可取,而我们犹现身于世界者,乃由性海浑圆、众生一体、慈悲为度、无有已时之故。是故以智为体、以悲为用,不染一切、亦不舍一切。又以愿力无尽故,与其布施于将来,不如布施于现在;又以大小平等故,与其侧隐于他界,不如恻隐于最近。于是凄然出世而又浩然入世,纵横四顾,有澄清天下之志。《华严经》谈‘回向’,说以十住所得诸佛之智、十行所行出世之行,济以悲愿,处俗利生。回真向俗、回智向悲,使真俗圆融、智悲不二,而回向菩提实际。佛法的真髓、佛法的真精神,正在这里啊!这些啊,才是佛法的实际。其他那些吃斋拜佛。手写‘大悲’、手数念珠的动作啊,全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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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启超、谭嗣同碰面后四个多月,他们就先后南下了。他们觉得北京难以发展,所以到南方去做扎根的工作。“梁启超先在上海办《时务报》、开大同译书局、发起不缠足会,并且创办了女学堂。后来发现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他的儿子陈三立与手下黄遵宪、徐仁铸,都协助推行新政,有更好的发展机会,就转到湖南,做时务学堂总教习。谭嗣同也去做了老师。在时务学堂里,梁启超亲自教育四十名学生,培养下一代的救国人才。他用的是康有为在万木草堂的经验,师生打成一片,教育学生新思想、变法思想、民主思想。他每天上课四小时,课余办理校务、批答学生作文和笔记,每次批答,有的在一千字以上,忙得常常熬夜,最后累出了大病。这时候,湖南地方的守旧势力也正好检举梁启超他们,说他们非圣无法、妖言惑众,湖南巡抚也保护不了他们了,所以一一予以解聘。梁启超只好由学生扶着,登上轮船,东去上海。在学生中,有一位年纪最小的,只有十六岁,他身体瘦弱,可是灵气过人,一直在梁启超身边,替老师整理行装。他很少说话,他和梁老师从认识到相聚,只不过短短的几个月,但是,梁老师的言教与身教,却深深影响了他。梁老师先用“学约十条”开拓了学生的眼界,十条里告诉学生:“非读万国之书,则不能读一国之书。”要知道中国以外还有世界,了解世界才能为中国定位、才能了解中国,“孔子之教,非徒治一国,乃以治天下”。因此为学当“求治天下之理”。知识分子要求得此理而努力“成大丈夫”,“以大儒定大乱”,这才是读书上学的目的。那时候,中国的教育风气,都是教人把读书当敲门砖、当成考科举、谋干禄、光宗耀祖的工具,但是,梁老师却完全撇开这些,他用更高层次的目标,来期勉学生,使学生在入学起点,就进入新境界。这个十六岁的小男生,是四十个学生中最聪明的,名叫蔡艮寅,对这种新境界最为醉心。他在作文和笔记本中,长篇大论的讨论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中国的前途,梁启超除了在上面批答以外,还把大家的作文和笔记都摊开来,互相观摩讨论,在讨论中,蔡艮寅不多话,但是每次发言,都能把握重点,见人所未见,老师和同学都特别喜欢他。
  蔡艮寅出身湖南宝庆的农舍,七岁开始读书,一边读书,一边种田。夜里看书,为了节省油灯的开支,他每在有月色的时候,就尽量利用月光来伴读。他在十岁以后,就感到无书可读之苦,他到处打听有可能借书看的所在,书是借不出来的,他每每一走几十里,到有书的地方去就地借看,做成笔记,带回来研习。十二岁时候,他已经读了不少书。这时候,他拜同县的樊锥做老师。樊锥是一位思想高超、气魄雄伟的人物,在《湘报》上发表《开诚篇》和《发锢篇》,感动了蔡艮寅,也召来了湖南地方守旧势力的愤怒。最后,樊老师被驱逐出境了。蔡艮寅为樊老师整理行装,直送老师上路。那是一个阴雨的清早,樊老师背着行李,提着书袋,走出家门,蔡艮寅背着另一书袋,跟在后面,在地方守旧人士的叫嚣下,师徒二人,默默走到马车边,马车太小,老师只分到一个座位,所以东西必须堆在脚下,有的要抱在胸前。樊老师上了马车,蔡艮寅吃力的把书袋推上去,教师接过了,从书袋旁挤出头来,向学生告别。蔡艮寅小小年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师被这样赶走,他含泪点着头、伸出胳臂,迟缓地招了手、招了手。马车逐渐远去,直到在阴雨中变成了一个逐渐缩小的黑点,那手才放下来。可是,心却没放下,他浮动的心,打定主意要离开这锢人心智的地方。三年以后,他只身到了长沙,进了时务学堂。运气真好,他碰到了梁老师,一位比樊老师更光芒四射的人物。樊老师使他知道中国、梁老师却使他知道世界;樊老师使他知道家乡以外有一片天、梁老师却使他知道天外有天。可是,因缘是那么容易破碎,梁老师也遭到被驱逐的命运。如今,他又背着书袋,送梁老师上船了。
  梁老师被学生扶着,躺进了卧舱,他吃力地咳嗽着,蔡艮寅赶忙跑去找开水,一冲出舱门,跟一个人撞了满怀。抬头一看,原来是谭嗣同谭老师。谭老师扶住他肩膀,拍拍他,下了舱去。
  蔡艮寅找到开水,回来的时候,正听到梁老师对大家说的一段话:
  “……我们不能舍身救国的原因,非因此家所累,就因此身所累。我们大家要约定: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谁同意这一标准,谁就是我们的同志……”
  送行的人们点了头,谭嗣同补充说:
  “我们大家在时务学堂这段因缘,恐怕就此成为终点,但是我们的师生之情、相知之情、救国之情,却从梁先生这一标准上,有了起点。我们时务学堂的师生都是有抱负、有大抱负的。此后我们会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角度,去救我们的国家,成败利钝,虽非我们所能逆睹,但是即使不成功,梁先生所期勉的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相信我们之中,一定大有人在。在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不可知不可料的地方,我们也许会破家杀身,为今日之别,存一血证。那时候,在生死线上、在生死线外,我们不论生死,都要魂魄凭依,以不辜负时务学堂这一段交情……”
  谭嗣同从床边站起来,向梁启超抱拳而别,大家也鱼贯走出舱房,蔡艮寅走在最后一个。他转身向梁老师招手,眼中含着泪。梁老师微笑着望着他,招手叫他过去:
  “艮寅,临别无以为赠,我送你一个名字吧,艮寅的名字不好,又八卦又天干地支,不能跟你相配,改个单名,叫‘蔡锷’吧。锷是刀剑的刃,又是很高的样子,又高又锋利,正是你的前途。至于字,就叫‘松坡’吧。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有松树那种节操,再加上苏东坡那样洒脱,正是蔡锷的另一面啊!”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