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节 会馆

  “会馆附近有人吗?”
  “还看不出来。”
  “康先生有消息吗?”
  “没有。”
  “康先生现在应该到上海了。林权助说他已密电天津上海的日本负责人照顾康先生,他叫我放心。他今天早上来过,伊藤博文来,他太忙,现在出去了。”
  “林公使说他太忙,一切先由我招待,请不要见怪。”平山周补充说。
  “我们感谢他还来不及,怎么还见怪?”梁启超说。
  “这次也真巧,伊藤博文伊藤公正好在北京,伊藤公佩服各位、表示要救各位,林公使人同此心,在他们领导下的我们,更心同此理,愿意为你们中国志士效劳。为免夜长梦多,我们打算就在三五天内掩护你们两位偷渡,离开中国,如果有别的志士到公使馆来,我们也愿一体相助……”平山周兴奋地说着。
  “不过,”谭嗣同冷冷地插进嘴,不大友善地盯着日本人,“我今天来,并不是要请你们帮我离开中国,虽然我很感谢你们在危难时相助。我是不打算走的。我今天来,只是有一包东西要交给梁先生带出去……”
  “可是,复生!”梁启超急着抓紧谭嗣同的肩膀,“你怎么可以留下来?留下来是无谓的牺牲、是死路一条!”
  “我当然知道。”谭嗣同坚定地说,“并且我非常赞成你走。这是一种分工合作,目标虽然一个,但每个同志站的位置,却不可能全一样。有在前面冲锋的、有在后面补给的、有出钱的、有出力的、有流血的、有流汗的,适合甲的未必适合乙,乙能做的不必乙丙两人做。我觉得今天的情形适合我留下,也必须我留下,康先生和你要走,走到外面去、走到外国去,回头来为我们的事业东山再起。”
  “唉,复生!你怎么这么固执!留下来,究竟有多少积极意义?留下来做牺牲品,又有多少用处?不行,不行,你得同我们一起走,不能这样牺牲掉!”
  “卓如,你怎么会认为牺牲没有积极意义?你记得公孙杵臼的故事,不走的人、牺牲的人,也是在做事、做积极的事;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也是在牺牲,只不过是长期的、不可知的在牺牲。所以照公孙杵臼的说法,不走的人、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是容易的;走的人、不先牺牲的人,所做的反倒比较难。公孙杵臼把两条路摆出来,自己挑了容易的,不走了、先牺牲了。我今天也想这样。我把难的留给康先生和你去做,我愿意做殉道者,给你们开路。以后路还长得很,也许由我开这个路,对你们做起来有个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就像公孙杵臼若不开路,程婴就没有好理由好起点好凭借一样。所以,我想了又想,决心我留下来。”
  “唉,你怎么能这样!公孙杵臼、程婴的时代跟我们不同,处境也不同,对象也不同,知识程度也不同,怎么能一概而论!”
  “没有不同,在大类上完全一样。我们和公孙杵臼、程婴一样,都面对了要把我们斩尽杀绝的敌人,都需要部分同志的牺牲来昭告同胞大众,用牺牲来鼓舞其他同志继续做长期的奋斗。”
  “可是,你忘了,当时公孙杵臼牺牲是为了和程婴合演苦肉计,我们现在并没有演苦肉计的必要,为什么要学他们那种时代那种知识程度的人,这是比拟不伦的啊!”
  “比拟伦的!”谭嗣同坚定地说,“我今天带来这布包,是我的那部《仁学》的稿子,对我们所争执的问题,我都研究得很清楚了。交给你处理吧。总之,我决心出来证明一些信念。而这些信念,对我们之中的一部分人,是值得以身示范的。这部《仁学》,卓如兄你是看过的。有些章节,我们还讨论过的。”
  “是啊!”梁启超说,“这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反对愚忠、反对糊里糊涂为皇帝而死。我还记得很清楚。可是今天,你却感于皇上的慧眼识人、破格录用,你决心一死,毋乃被人误会是‘死君’乎?”“就算如你所说,你决心一死,是完成了你书里所宣传的信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而你决心死于‘事’上面,但我忍不住要问你一句,除了‘死事’以外,你对其他的,有没有也同时为他一死的原因?”
  “也有,不过那不算重要——比起’死事’来,至少不算重要。”
  “我想也很重要,并且我几乎猜得出来那些原因是什么。”
  “你猜是什么?”
  “我猜错了,你别见怪。”
  “我怎么会有这种反应。”
  “我猜你除了死事以外,另外不想活的原因是——‘死——君’!”
  “什么?”
  “‘死君’!我说是‘死君’,是你要为皇上而死!你决心一死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这个!”
  “你这样说,我不怪你,但你说得太重了。你这样说,把我书里宣传的信仰置于何地?你把我看成了什么?一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绝对没有!你是我的英雄、我的好朋友,我如果认为你言行不一致,那也是认为你做的比说的还要好,你的‘行’走在你‘言’的前头,这种不一致,如果也叫不一致的话,是一种光荣的不一致。”
  “那你说我不止‘死事’,还有‘死君’,不是明明说我言行不一致?”
  “有什么不一致呢?你说‘死事’,并且你决心一死,为事而死,这件事本身有头有尾,已经很一致了,又何来不一致?如果你说‘死事’而不‘死事’,才是言行不一致,你并没这样,所以,根本就不发生不一致的问题。你本身,已经很完满的做到了‘死事’的信仰。”
  “但我书里,明明宣传着‘死事’而不‘死君’,并且两者成为对立面。如今你若说我‘死君’,纵使不算言行不一致,也有矛盾的感觉。”
  “问题发生在你认为‘死事’和‘死君’是对立面,其实这倒有讨论的余地。中国四千五百年来的皇帝,包括光绪,前后有四百二十二个,其中暴君昏君有多少、圣君明君有几人,都各有他们的账,不能一概而论。你书里说:‘……请为一大言断之曰: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看你的话,你只承认为皇帝‘死君’的,应该只是他身边佣人女人,因为他跟他们之间有私恩有私昵有私人感情,所以他们对他有愚忠有偏爱,除了这些人以外,你就认为‘绝无死君的道理’,你这样划分,是不是分得太明显了?”
  “难道不应该这样明显吗?”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