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节 一个疑惑

  蔡锷点了点头。但他有一个疑惑,不能解决:
  “不过,照老师为谭老师印出的《仁学》里,明明有他‘冲决网罗’的立论,他认为欲致人类于大同,非得先‘冲决网罗’不可。他说:‘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俗学若考据若词章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学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之网罗、次冲决全球群教之网罗、终将冲决佛法之网罗。’又说:‘君以名桎臣、官以名轭民。’又说:‘君主之祸,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忍受。’又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又说:‘君亦一民也,且较之寻常之民而更为末也。民之与民,无相为死之理;本之与末,更无相为死之理。……止有‘死事’的道理,绝无‘死君’的道理。‘死君’者,宦官宫妾之为爱,匹夫匹妇之为谅也。……况又有满汉种族之见,奴役天下者乎?……由这些话看来,谭老师明明是有非君之见的、甚至有满汉之见的,但他却在得君行道的短暂机会后,做了太像太像‘死君’的悲壮行动。老师说谭老师宁肯一死的理由是多重的,其中‘死君’一重、为光绪皇帝一死的悲壮,是不是也占了重要的一重呢?甚至是唯一的一个理由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关于谭老师殉难的解释,在五花八门之中,却以这说法更令人惊心动魄了。老师以为呢?”
  梁启超坐在书桌旁,点着头,又用食指轻杵着头。他的头大大的、眼睛大大的,给人明亮睿智的感觉。在小学生蔡锷面前,明亮睿智之外,更洋溢着一股交情与默契。
  “关于‘死事’与‘死君’的问题,在谭老师最后见我一面时,我们曾讨论过。谭老师基本上,是反对清朝的、反对皇帝的。所以在他著作中,我们看到他赞扬太平天国的革命,说洪秀全、杨秀清他们‘苦于君官、铤而走险,其情良足悯焉’;又赞扬法国大革命,说‘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他的排满反帝言行,我们早在时务学堂时就感受到了。而一旦被清廷皇帝看中重用,他就‘酬圣主’式的殉死了,他前后有这样对立的转变,乍看起来,的确难以解释,而会被自然解释成他在‘死君’。但是仔细看去,我认为光绪皇帝在他眼中,已经不是狭义的‘君’了,而是广义的‘事’了,光绪象征着的是中华民族没有畛域之分,华夷共处、满汉一家;光绪象征的是变法维新、改革腐败政治的诚意;光绪象征的是自己不持盈保泰、不做自了汉、自了皇帝,而去自我牺牲救国救民;光绪象征的不是一个通常的皇帝,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真正的有理想有抱负的人……在谭老师眼中,光绪不是‘君’了,而是‘事’的象征,乃至是同大业共患难的朋友。他们之间已不是君臣,而同是伟大的中国人。正如谭老师书中所说的‘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谭老师因此患难有所不避、坐守待死,其实才正是他不肯一走了之的原因,站在‘则皆民也’的立场,他也不要单独丢下光绪在北京。当然,这也只是原因之一。刚才我说过,每种解释,其实都可以成立,你所认为的‘死君’原因,自是又加了一种。谭老师绝不是狭义的‘死君’,基本上,他是反对皇帝的。在这一点上,他死后十六年,你我又联手贯彻他的思想了。古人说:‘西方圣人,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谭老师一生三十三年的短短生命里,就是以此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为我们中国人奋斗的目标,留下了南针与血证,他现身说法,为中国人留下伟大人格的榜样,叫我们去怀念、长想。这也正是他跟我们的因缘……”梁启超说着,泪光已经闪出来了。
  蔡锷点了点头,“老师说得对,眼看就是千千万万中国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眼看袁世凯就当上皇帝了,这成什么话!全世界看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中国人全是没骨气没人格的了,这怎么行?”
  “有你我在,就不让人把中国人看扁!”梁启超接过去,用力地说,“你我就分头努力去。事情成功,什么地位都不要,回头做我们的学问;事情失败,准备一死,既不跑租界,也不跑外国!”
  就这样的,蔡锷从梁启超家里,化装逃往日本,转到他可以影响的云南,宣告起义,反对帝制;梁启超在半个月后也伺机潜往上海,转道广西、广东,游说响应云南。在千辛万苦中、在九死一生里,最后达成了延续民国命脉的目的。可是,起义者本人,却付了相对的代价,“洪宪皇帝”袁世凯在六月羞愤而死,活了五十八岁。蔡锷在五个月后,也积劳而亡,他死在日本医院里,只活了三十五岁。
  ※※※
  在梁启超、蔡锷师生二人联手行动的同时,梁启超的老师康有为也加入了。康有为在云南起义时,一面秘密写信给蔡锷,叫他设法收复四川;一面变卖房地,以为资助。梁启超高兴他老师也参与这一行动,但是,当他发现康老师的真正目的是在打倒袁世凯后,把清廷皇帝复辟,他震惊了。在蔡锷死后,康有为以太老师的身分,写了一对挽联,内容是:
  微君之躬,今为洪宪之世矣;
  思子之故,怕闻鼓鼙之声来。
  “闻鼓鼙而思良将”,这是康有为的满腔心事。但是,他没有良将,他只是光身一人。虽然如此,他却毫不灰心,他仍要为中国设计前途。五年前,几千年有皇帝的古国,一朝不再有皇帝了。共和、共和,共和变成了时髦的口号。孙中山在南京做了临时大总统,向北京提出了和议条件,要求清朝皇帝退位,宣统皇帝退位了;北京方面,军政大权落到袁世凯的手里,经过暗盘的谈判,孙中山把总统让出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了临时大总统。中国这么大的国家,竟被革命党和老官僚这样私相授受,怎么可以呢?中国交给孙中山,固然可虑;交给袁世凯,岂不也半斤八两吗?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