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节 流行的革命

  听完李十力的这番话,康有为沉思不语。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望着院中的丁香,别有所思。半晌过后,他转过身,直视着李十力:
  “戊戌前后以来,快三十年了。三十年前,我做的,不是你们流行的革命,而是改良。但在西太后那些人眼中,其实与革命也差不了多少。革命就是我们那一代的所谓造反。造反也不过杀头。但我们没造反,还不是杀了头。后来谭嗣同他们死了,你们都相信改良是一条死路,都相信只有革命才成,如今一革不成,又要再革,再革真能成功吗?我老了,我看不到了。我看到的,只是改良也不成、革命也不成。但我仍相信改良,虽然改良的基础——两百六十八年的清朝培养的基础,已经被摧毁得七零八落,但是,鲁莽灭裂的救国方法,还是很可疑的,至少那种代价是惨痛的、是我们付不起的。并且,人民的信仰和信念,人民的价值观念,不是一朝一夕硬造起来的。清朝天下造了两百六十八年,才有了那么点规模,你们想在短短的十几年或几十年里造出天堂来吗?我真的不敢相信!只怕造到头来,造到千万人头落地,造到人心已死,那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
  “康先生的话,我能明白。”李十力慢慢地说,“但是,我们又有什么选择?我们的处境,就好像我小时候在家乡逃难,任何可以聊慰饥渴的,我们都要去追求、都要去采行、都要去拼命。我们不敢说我们今天信的主义,一定可行;但是我们清楚知道昨天的法子,一定不可行。因此我们一定要去试一试。”
  “国家大事,”康有为打断他的话,“岂可以尝试出之?试出麻烦,谁负责?”
  “我们负责。就好像二十八年前,你们负责一样。你们当年岂不也是试一试?”
  “我们是试一试,但我们试验失败了,流的只是我们自己的血。人民是草木不惊的。可是你们呢,你们流的,是人民的血。值得吗?”
  “流血是难免的,值不值得要看从哪个角度看。即使你们只流自己的血,志士仁人的血也是血。现在看来,你们二十八年前的试一试,是否值得,也不无可疑。其实你们的试一试,在大前提上,就全错了。你们以为说动光绪皇帝,得君便可行道,其实,即使光绪皇帝有心变法又怎样?那么大的集团中,觉悟的只有他那一个人,一个人又能怎样?你别忘了,他们是一个大集团,一个靠着压迫别人的不平等与保护自己的特权共生着、互利着的大集团。整个大集团不能改变,一个人的觉悟,闹到头来,只是一场悲剧而已。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坏事,坏事对大集团有好处,虽然不合正义,他会得到拥护;可是,一个人带着一个大集团做好事,好事对大集团有坏处,虽然合乎正义,他会得到反对。西太后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坏事的前者,光绪皇帝正代表着带着大集团做好事的后者,结果呢,光绪皇帝到头来会发现他代表不了大集团,大集团僵在那儿纹风不动,他只代表了他自己!想做理想主义者吗?好的,但理想主义者是低低在下的人做的,不是高高在上的人做的。高高在上的人只能继续同流合污,带头共谋大集团的私利,不这样干,却想更上层楼,到头来会发现,没人同你上楼,你想下楼,梯子也给偷跑了。
  “你康先生精通经史,但你没注意到,我们中国政体是一个最缺少变法弹性的政体,中国的政治有一个底色,那就是当政集团,当政的不只是个人而是一个集团,这个集团也有特色,特色也许是家族、也许是宦官、也许是士大夫、也许是满洲人,不管是哪一种,都是集团,不只是个人。集团中任何一两个人的觉悟,如果只是个人,都没有用,这个个人甚至是集团的头子也不行,除非整个集团变色,但整个集团变色谈何容易?既得利益与保守观念早就封杀了这种可能。
  “你康先生方法的行不通,毛病就出在你忽视了中国政治中这种集团特色,忽略了满洲人的集团特色,你犯了中国变法政治家王安石的老毛病,以为只要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就可以变法了。你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你想跳过皇帝下面百姓上面那个中间集团而想和平转变,这是很不可想象的。和平的转变不能靠一两个觉悟的个人立竿见影,你必须得先改变那个集团,但集团又十九不见棺材不流泪,所以谈变法,简直走不通。
  “王安石变法,上面说动了皇帝一个人,下面有利于全体百姓,可是在朝的士大夫集团反对他,大臣文彦博向皇帝说过一句话,文彦博说皇上你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百姓治天下。这话说得一针见血。想改革,你想越级跳,跳不成的。甚至最上层的大官支持你改革,可是下层通不过,也行不通。最好的例子是满洲人道光皇帝要禁鸦片烟。道光不是坏皇帝,他俭朴,朝服破了要人补,不换新的,他连唱戏都不准,禁止一切浮华。鸦片烟危害中国人,人人知道,道光要禁烟,最上层的大官也都没话说,可是下层因为有利可图,你就再禁也禁不住。道光初年鸦片进口不到六千箱,十几年下来进口超过七倍,四万多箱,为什么?中国官商有利可图,上下包庇。你皇帝再威风,也行不了新政。”
  “照你这么说,你又怎么解释俄国呢?俄国在彼得大帝时代,岂不也是高高在上的人带头吗?可是俄国人却成功了。”康有为不服气。
  “不错,可是彼得大帝与光绪皇帝的处境完全不同。彼得大帝虽然也是幼年登基,但是他只碰到大他十五岁的同父异母姐姐的七年摄政,而不是像光绪皇帝那样碰到大他三十六岁的大姨妈的四十七年专权。这是不能比的。反正,总归一句话;中国是一个最难变法的民族,能在中国搞变法,纵是大英雄豪杰也没办法。所以,为中国计,绝不要走改良的路,改良是此路不通的,我们要用霹雳手段去革命,提醒中国人:当一个政权从根烂掉的时候,它不能谈改良,当它肯改的时候,都太迟了。就如一个人在被逼得没法的时候才肯做好事,可是那时候做,十次有九次,都太迟了。我们不要相信这种政权会改良,我们要革命!只有革命,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照你把革命说得这么神奇、这么包医百病,”康有为夷然说着,“那么,照你说来,你对我们过去的作为,一笔抹杀了?”
  “也不是。你们是我们的先行者。没有你们,哪有我们。改良失败的终点,其实正是革命成功的起点。你们证明了改良此路不通。能用几个人的死,证明了一条国家大事的路走不通,这是多么幸运、这是多大的功德?也许有一天,我们千万人头落地,才能证明此路不通,那时候,我们真愧对你们、愧对人民、愧对中国了。”

《北京法源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