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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终于还是说出了心底那一点多年陈旧的委屈。虽然没能大声。只是呢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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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经易门扑通一下这么跪在跟自己同龄的谭宗三面前时,很自然地,所有在场的人都镇住了。没有经历过,也想象不出这个场面。更想不到的是,反应最强烈的恰恰是被脆的谭宗三。霎时间内,他的心像脱了轨的火车冲进摆满了吃食百货摊的广场,连续的碰撞爆炸溅落飞舞飘散。腿脚酥软了。五脏六腑往上翻。胸闷得一点气都透不过来。脸色跟着就发青发灰。脑子里轰轰地涌起通红滚烫的糊状东西。手自动地去找支撑物。身子自然也就颤颤地依靠在就近的那张桌子边上了。完全是一派最典型的虚脱症状。头,当然很晕,并且睁不开眼睛。
    “宗三……”存伯吓坏了,便慌慌地叫出。
    谭宗三听到存伯这一声喊叫,心里明白,但睁不开眼。也说不出话。头依然晕得厉害。当务之急是别在众人面前倒下,不能让更多的人发现自己突然异常了。他知道这症状会很快过去。过去以后,一切又会正常。正常得就像是从来也没有过什么不正常、也不可能不正常似的。关键是要熬过这几分钟。于是他挣扎着用极低哑又极严厉的声调说了句:“不要叫。”尔后借周存伯手上的一股力,腰间慢慢一努,终于背转过身去。给所有在场人的印象,似乎只是不忍心去看跪下的经易门而已。
    一个漫长的片刻过后,那梦魇般突然降临的爆发渐渐平息。脑子也清静下来。重要的是,眼睛能睁开了。于是他竭力控制住那随后便肯定要到来的对自己的厌恶和失望,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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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起那满树的桃花。当然还有麦田。还有那种真正意义上的“青团”。那是将正在灌浆的青麦粒轻轻搓下,蒸熟,捏成团,嚼得满嘴生香,再粘在牙缝里;那是一种轻飘飘而又糯搭搭的香味。再张开双臂,走进那湿漉漉的油菜田。油菜田边上,就长着那两棵并不高大的桃树……
    每次这样发作后,谭宗三都会一动不动地躺在藤榻上,用整个晚上的时间来责备自己。从回想“桃花”开始。回想他和经易门最初的那些愉快和不愉快。所有的。
    那年他十二岁。(十三岁差三个月?)父亲带他一道回乡下上坟。住在大娘娘(大姑姑)小娘娘(小姑姑)家。大娘娘小娘娘都嫁给了县城里的生意人。大娘娘的男人在县城南市梢开了一爿木行。木行门前必有条大河。河里淌满了滑溜溜的木排。木行后身必有个木场。木场上木头堆放得像迷宫里的城堡。大娘娘小娘娘实在太喜欢这个长得清秀而又聪明的小侄子,便提出要留他再多住一段日子;并为他在县中办妥了借读手续。谭宗三自己也愿意留下来再住些日子。他喜欢麦田。麦田里有长得几乎跟他一般高的麦子,代表一片湿润。麦田里还总能听到一声声低微而悠远的鹁鸪鸟叫,代表遥远的起伏和空旷的轻淡。他还喜欢长时间地在县城那些老旧的街筒子里转游,长时间地站在邮政局门口那个老旧的铸铁邮筒边上,看雨水慢慢侵蚀翘裂。县城里发信的人少。他能在很长的时间里,等那几个很少的人,看他们怎么往邮筒里小心翼翼地投进他们给远方的寄托。从寄信人雨中弯曲的背影上,他想象这些信絮叨而平淡。想象它们将去上海、伦敦、马德里。想象大娘娘小娘娘过去也是这样啪哒啪哒踩着雨水,走过光滑而并不规则的石卵子街面,到这里来给分布在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谭家人发信。尔后他寻找街角肉铺里的刀斧声。注视大团大团的蒸汽从糕团店的屋檐下阵雾般向上扑腾。偶尔地,也会悄悄地想念一下上海。为此他根本不去那个已答应他去借读的县中上课。因此大娘娘指着他鼻子说,侬要不去上课,就给我回上海!他跺着脚说,我要去上课,就不留在侬这里了!情况立即汇报到上海。谭老先生立即下令派人去把这“孽畜”给我弄回来。便派去了经易门。准确点说,不是“派”的,是经易门主动请缨的。他说,“三叔”(小时候他这样称呼谭宗三)难得去一趟乡下,马上把他叫回来,他会不开心。他说由他去陪陪“三叔”,或许能让“三叔”一方面开开心心在乡下过完这个春天,一方面又不荒废了学业,让乡下的“大姑婆”“小姑婆”省心,让上海的谭家人放心。那时候的经易门也只有十二三岁,但讲出话来,跟大人一样。他从小就有这个特点。八九岁时,他就习惯独自一人背着双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想各种各样的问题。独自一人打棋谱。叫谭老先生和谭老老先生欢喜得不行。
    谭宗三后来多次说过,他“怕”这位同龄人。这感觉的产生,大概就是从这一次开始的。但是说实在的,经易门那次并没有给谭宗三带去任何责备和规劝。他那么一个懂事的人,怎么会那么做?到大娘娘家后,他只是替宗三整理书包。熨烫校服。补做作业。第二天一早,毕恭毕敬地站在谭宗三的房门前,等候他起床。谭宗三当然照旧不去上课。经易门也没跟他执拗,由他去了老街。中午时分,谭宗三转游回家吃饭,四处不见经易门,进了堂屋,才见他毕恭毕敬地跪在家主牌位桌前的青砖地上,身下连个草蒲团都没垫。头上还顶了一根“家法”棍。谭宗三高兴了,转身问大娘娘,哈哈,这个乖巧鬼也会做错事的?他做错啥事了?大娘娘说,他啥也没做错。谭宗三问,他什么都没做错,侬为啥要罚他下跪?大娘娘说,我没罚他,是他自己在罚自己。谭宗三大惑,问,他有神经病,自己罚自己?大娘娘说,他说他没有做好谭家老先生要他做的事。谭宗三问,老先生要他做啥事了?大娘娘说,老先生要他来管好侬,让侬天天去读书。谭宗三一听,不高兴了,上前踢踢经易门,说,我的事,侬不要管。侬也管不了。不要这么一本三正经。起来起来,吃饭去。但经易门只当没听见似的,不动。谭宗三火了,说,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的事要侬管?经易门还是不动。谭宗三无奈,只得说,好好好好,侬喜欢跪就跪,跪到天黑,跪到老死,跪出侬魂灵头来,也不管我啥事!说着,自管自去吃饭了。他以为经易门再跪一会儿,忍不住了,自会起来的,下午便自管自又去县政府后身的大草塘边看鱼鹰捉鱼/但没想到,经易门这家伙真一跪不起。到谭宗三晚上回家找饭吃时还跪着。已经连着三顿饭没吃的他,脸色开始不断灰白。家法棍在头上直晃动。谭宗三看着,又心疼又气恼,冲过去叫喊,侬这到底是跟啥人过不去?经易门晃动着仍是不作声。谭宗三一气之下,甩手便进了自己的房间,连晚饭都没吃便蒙上被子装睡。只听外头一片窸窣。大娘娘全家的人都围着经易门在轻轻地劝说,还给他端来泡饭皮蛋酱乳腐咸瓜条。经易门却只是闭目嘤嘤啜泣,只是不说话,也不肯吃,更不肯起身。又过了一会儿,大娘娘家那个十四岁的大女儿开始陪着抽泣起来。再过一会儿,那个十一岁的小女儿也开始陪着抽泣。又一会儿,那个三十六岁的女佣在一旁撩起围裙开始不断擦眼泪擤鼻涕。这时大娘娘那个二十二岁的儿子再也忍不住了,便走进房,弯下腰,小心翼翼地对谭宗三说,他是为侬受罚的。侬是不是……去劝劝他……哪怕劝他吃一口薄汤汤的泡饭粥也好……他已经为侬跪了十几个钟头了啊!为我?为我?啥人要他为我?!谭宗三猛地掀开被子,叫喊着从床上跳起来,冲到经易门身边,用力推了他一把叫道,啥人叫侬管我的事的?我要侬管?要侬管?这一推不要紧,已经连续跪了十几个钟头、又连着几顿粒米滴水未进的经易门,头一晕,便通地一声倒在铁板一样生硬的青砖地上,并磕到在铁梨木的条案腿上。立时三刻,那鲜血就从磕破的口子里涌出。他那半个瘦脸马上被血糊满。大娘娘一声尖叫,带起了在场所有女人一片尖叫。从未见过这么多鲜血的谭宗三,便一下给吓蒙了,竟冲上去抱住经易门的头,拿双手捂住血口子,哭着大叫,去请医生呀。快去请医生呀。经易门居然从谭宗三怀里挣脱出,匍伏着,连连东倒西歪地(实在支持不住了)给谭宗三一边磕头,一边哭求,三叔……三叔……我求求侬了……侬是我祖宗。侬一定要好好去读书……我求求侬了……求求侬了……
    那声音的惨历。那眼泪的真诚。那血的尖锐。那苍白的洞染。的确地震海啸般袭来。谭宗三不由自主地也扑通一声跪了下来,想伸出双手去制止疯子一般继续在磕头的经易门,但被血粘糊住的双手,竟然让他感到腥腥的张扬不开,更不敢有稍微的动弹。由于离经易门非常近,他不得不看到那血继续腥腥地往下流。不得不看清,在被血糊住后,他的眼睛又如何地绝望地睁开。哀求。血流到嘴里,又被那急切哀求的气口嘶嘶喷出。然后又越过上嘴唇,喷溅到另一半脸上。那半边曾经是非常清净的,但现在却分明有红的细线和红的小虫在蠕动……当经易门再一次努力睁开被血糊住的眼睛来向他哀求时,他头一晕,眼前一黑,便人事不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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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谭宗三就去上学了。他没有勇气再对抗经易门的“下跪”。他终于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人。他痛恨这种发现。但又不能不发现。以后,经易门多次向他下跪。用下跪来求他遵守谭家的规矩。后来又发生过一起“桃花事件”。从那以后便彻底改变了他对经易门的看法,(如果原来有什么既定的看法的话)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桃花事件”发生在两年后的一个春天。那年一开春,谭宗三一反往常,不仅主动提出愿意替父回乡上坟。而且还再三保证在乡下期间,按部就班去县中上课,决不耽误一天学业。谭老先生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但事实毕竟是事实。谭老先生随即把宗三叫进书房,翻开《龙文鞭影》,从“诲尔童蒙”讲起,一连讲了两个小时。宗三那天也怪了,居然笔直地坐了两小时,听得十分地仔细。认真。高兴得谭老先生一回到夫人房中,就连连抚掌道,皇天不负我谭家人……皇天不负我谭家人啊……马上吩咐热水伺候,洗澡;又陪夫人去佛堂做晚课,尔后高高兴兴地换了睡衣,准备舒舒服服睡一个安稳觉。没想老妈子来敲门,说,经老先生带着儿子经易门,有急事求见,在小客厅等着哩。谭老先生一听,不高兴了。他最讨厌别人这时候拿什么“急事”来打扰。他讲究起居规律。重视睡前平静。他认为一次好的睡眠,胜过十瓶艾罗补脑汁和十瓶赫力维他。而睡前的平静,则是保证获取好睡眠的基本条件。这是他从美国一本叫《全体阐微》(奥士哥著)的医书里看到的。他跟经家父子宣传过这些主张。他两也是表示过赞同的。今天晚上是怎么了?
    经老先生是被经易门急急忙忙地拖来的。傍晚时分经易门才得知老先生答应谭宗三“独自”“替父回乡上坟”,而且已经派人替他买好明天一早的船票(那时候谭家还没有自备的小火轮常年地来往于南京武昌芜湖镇江)。他着急。因为他非常清楚,谭宗三此次主动请缨去乡下,真正的目的根本不是代父尽“孝”,“追思祖宗”。纯粹为了一个女人。县中里一位教唱歌的女教员。
    “哪个女人?县中里那个教唱歌的?瞎三话四!”谭老先生在睡衣外加了件缎子滚边的睡袍,耸了耸他很寿相的长眉梢,驳斥。这个“女教员”他认识。非但认识,而且还可以说“熟识”。头两年回乡跟县碾米厂谈生意,不止一次请她吃过饭。跳过舞。县政府办的舞会。在府学小礼堂的楼上。很精巧的一个小厅。四周有一圈朱漆木栏杆。栏杆后头放有一张张小型的八仙桌。八仙桌上点着一支支蜡烛。玻璃果盘里放着广柑。玫瑰香葡萄。花生牛轧糖。本县新研制出品的高粱抬糖则是必供的特产。当然还有‘糊绿”(本县名茶)。叫来伴舞的还有县“绍兴大班”挂头牌二牌的花旦、青衣、刀马旦或别的什么“旦”。但实际上,她们并不会跳华尔兹,也不会跳狐步探戈。只会在一旁捂着嘴傻笑。或抱着你的胳膊瞎转圈。县里那几位上了年纪的科长就喜欢这样让她们瞎抱着瞎转圈。谭老先生(那时他还不老。也就四十岁左右吧。)能跳非常好的狐步和探戈。有两双非常好的意大利皮鞋。但他更多的时间却总是跟她在一起做“烛光座谈”。包括后来的几天,他请她到街里“最有历史的”“末上青酒家”“座谈”。“‘末上青’。好。这三个字源出《花间集》唐乾符元年进士牛峤、牛僧儒之孙的‘解冻风来未上青’。雅致。非常雅致。”每次去吃饭,他每次都要这么文绉绉地向她诠释一遍这店名。她每次都默默地听着,默默微笑。或者就动用她那根纤细的手指,蘸了茶水,在雅座间大理石面的餐桌上,默写同一首词的后两句:“无端袅娜临官路,舞送行人过一生。”他俯身看罢,接着连声赞扬:“好。好一个‘舞送行人过一生’。雅致。非常雅致。”但后来他再没有邀请她“座谈”,因为突然间得到确切消息,她执意要嫁给县天主教堂的一个神父。把一个不大不小的县城闹得沸沸扬扬。众说纷纭。真可谓骤然间风起萍末。后来到底嫁了还是没嫁,不得而知。他也没打听。不想再打听。一想到居然死活要嫁给一个白白胖胖的神父,谭老先生心里就不舒服。(特别让谭老先生不舒服的是,这位神父的年龄居然比他还要大。)但不管后来到底是嫁了还是没嫁,有一点他觉得是绝对有把握的,她绝不可能和他的儿子“搅和”在一起。不说其他,只说年龄,(他没有问过她的年龄,但估计来看,再年轻也有二十四五。)而宗三当时“一塌刮子”才十四五岁。搞啥搞嘛!
    但经易门坚持说,他没有瞎三话四。这两年,宗三回乡下,都是他陪的。而且从头陪到底。从去陪到回。真正是“全程陪同”。真正是没有谁能比他更了解宗三的底细了。但谭老先生还是不信。于是经易门只得对父亲说,有几句话我只能单独跟老先生讲,只好委屈侬,到外头稍等一会儿。经老先生当时非常尴尬,被儿子“请”出门,居然还当着谭老先生的面。这还了得?!他立刻虎下脸,刚要训斥,却被谭老先生制止。谭老先生一直很赏识经易门的“少年老成”。他甚至常在人前感叹,可惜我谭家没生出这样的儿子。对待经易门,他往往优渥有加。于是他朝经老先生挥了挥手,打发他到外头去“吃香烟”。
    看着父亲悻悻地走出小客厅,经易门内心自是不无歉疚。但他很快驱散了由此而产生的瞬间的恍惚,马上走过去,关严门,这才回到座位上,对谭老先生说,老先生,我只讲一桩事,侬就可以断定,三叔跟这个女人关系已经有多少深了。有一次,大概是去年的这个时候,这个女教员送过一张照片给侬。是啃?
    “瞎三话四!”老先生长长的眉梢又一次耸起。但这一次,脸却立时红涨。
    女教员的确送过一张照片给这位四十岁的老先生。这件事办得真的很隐秘。首先,是她主动提出要送一张照片给他“做纪念”。而且,当时在场的也只有他们两人,别无他人。照片又是密封在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送过来的。肯定没有被任何人拆封过。后来听说她一定要嫁给那个神父,他便把它翻找出来,立即撕得很碎,并扔进火塘里烧掉。全过程真的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可能泄露?特别是怎么可能让经易门知道?这……太不可思议了。简直不可思议。
    “老先生,今天晚上我居然都不怕得罪我阿爸,连他也请了出去,侬就可以放心,我绝对会帮侬保守这桩秘密的。我知道这种事不好到外面去瞎讲的。我也知道这桩事肯定是那女人不正经,想吃牢侬老先生,将来敲侬一记竹杠。侬恐怕还不晓得,这张照片一开始那女人是交给二叔带过来的……”
    “我讲过了。没有啥照片!”谭老先生再次涨红了脸叫道。
    “……照片交到三叔手里,他还嘻嘻哈哈地让我看。他本来要按那女人的吩咐亲手交把侬。是我劝他,不要面对面的交。因为……那样……我想你们两个将来都会蛮尴尬的……”说到这里,经易门略略地停顿了一下。打量一下老先生的反应。这时,老先生他不再反驳,但也不顺应,只是瞪出一对疑虑的眼睛,捉摸着这个小小年纪的经易门,此刻真实用意究竟何在。
    “……牛皮纸信封是我帮他重新又封起来的。信封上收件人姓名,是我仿照那女人留在照片背后的笔迹描上去的。也是我交给大娘娘家的那个张妈,让她一定亲手交到侬手里,并对侬讲,这是学堂里一位女先生送过来的。阿是有这样的事?”
    沉默。
    “我也搞不懂,这女人既然要跟老先生侬亲近,为啥又偏偏把这种见不得人的事做在二叔当面。真是老恶毒的……”
    “不要再跟我谈她!”谭老先生闷闷地喝斥。
    经易门立即根识相地停止叙述,保持了几分钟的缄默后,才轻轻说道:
    “她经常叫三叔到她房间里去。只要她一叫,三叔就去。”
    “侬为啥不早讲?”
    “我本来以为侬不会再让他去乡下了。这桩事也就到此了结了。”
    “侬马上叫人去把这小赤佬的船票给我退了。”
    “退船票,总要讲个理由……”
    “讲啥理由?没有啥理由好讲。退!”
    “三叔的脾气,侬也不是不晓得。吵起来,拆天拆地。”
    “这次,我让他吵。看他怎么吵!”
    “万一他要把照片的事吵出来……”
    “那……侬讲怎么办?”
    “老先生只要再多买一张船票,让我跟三叔一道去,就可以了。我保证善了这桩事,让老先生放心满意。”
    谭老先生不作声了,又沉吟了好大一会儿,这才让经易门把经老先生叫进来,让他立即派人连夜想办法去搞船票,再搞一张明天一早的船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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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无论是作为过来人的谭老先生,还是作为新发笋尖的经易门,都把那位女教员和谭宗三之间的关系想“龌龊”了。谭宗三喜欢这位女教员,首先是因为她比县中和县城里所有的女教员都多一件束腰的短呢大衣。多一双短统的马靴。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穿短统马靴的女人。束腰短呢大衣在上海看见过,而且不少。但在这县城里确实没有。在这里呆了一两个月,眼睛里过来过去,都是穿灰布棉袍和靛蓝土布褂子的,骤然间看到一个“束腰短呢大衣”,外加一双短统马靴,他真的感到很亲切。很振奋。后来问清,她是县中的音乐教员。这一点对鼓舞推动他天天去县中跟班就读,应该说是起了相当作用。但不是唯一的。进了县中,他又看到,有好些教员都像她一样,也曾在上海读过书,教过书,(虽然不一定拥有短呢大衣。)至于在南京、苏州、无锡。常熟等地奋斗过,后因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无奈地(被迫地)迁徙回此地谋生的,那就更多了。拿他们和自己家人、和自己家在上海的那些朋友们比,他们并非不优秀。他开始同情这些由于各种各样偶然的不偶然的复杂的和简单的原因而不得不留在这偏僻的县城里谋生的教员。利用课余时间跟他们来往。他们也没真把他当作本校的学生看待。在他面前一点都不摆“先生”架子。他们之间便真正接近起来。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她。
    对于她,他看见她经常独自在学校操场旁边的小河边徜徉。那里有烟霭般的晨雾。有遍地的芦笋,踩在短统的小马靴下,一定会吱吱作响。他看见她常常望着低洼的地平线发呆。那里常常只有一些云团,两三座低矮的茅屋。一两棵老树。有时空旷得什么也没有。更多的早晨他看见她高高地举起一只手,连手、连半边身子、再连那半边脸都紧贴在一棵老杨树上。闭起眼睛,一动不动地站着。那种显现万般痛苦的无奈。一站就是半个小时或四十分钟。后来他才知道,她这是在“练功”,是跟城郊道观里的一位老道士学的。但在当时,(以至搞清楚原因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在灰暗的晨雾中,看到她那么的无侬无靠,那么的孤独。他的确于心不忍。他总觉得她是在向“上苍”作某种哀求。她所谓的“练功”,只是一种托词。她需要帮助。她值得怜悯。他曾勇敢地走过去,告诫她,下小雨了,该回去了。后来她常常当着那位白胖胖的神父的面,笑着跟他回忆道,你当时那口气真像个贴心的“小丈夫”。他红起脸这样辩解:当时真的落雨了嘛。
    至于照片的事,说起来更无聊。她一开始应诺和“谭老先生”来往,真的只是因为觉得不便拒绝。看起来老先生挺热心,也挺有趣。当然她也有一点“功利小人”的动机:想到自己这么一个年轻弱女子,要在这么一个县城里坚持谋生下去,并非易事。有这么一个来自大上海的关系,兴许在某一天的某一时刻,能用来为自己解救万一也难说。后来,“解困”的事尚未发生,却渐渐觉出,“老先生”其实并不真有趣。后来又觉出,他的热心也有点叫人受不了。因为他总想管束她,教导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她之所以还是忍受了,首先是看在“小宗三”的面子上。这时她和“小宗三”已有所来往。她很喜欢这个内心比较纤细敏感、又略有点腼腆的富家子弟。再说“老先生”对她也没什么非礼的举止。再说,他的确很会点菜。谈吐也不俗。出手又不吝啬。作为朋友,的确是交得的。但也就到此为止。她的的确确再没打算允诺他别的。不可能。至于送照片,这更是一个大的误解。在谭老先生和经易门看来,女人给人送照片,似乎就是“答应跟人睡觉”的前兆。其实大谬不然。他两少有在谭家门外接触女人的经验。而谭家门里的女人原先就生在长在跟谭家大致相似的“人文境圈”里,又经同一模式调教,自小习惯按同一模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久久地,她们又误导谭家多数的男人,比如像谭老先生和经易门那样的,以为天下女人都如此。这些年,他们虽然也知道外头的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孩,变化大。但的确体会不到这变化之宏巨精细和广博深刻。他们不知道,当时不只是在上海,就是在许多中小城镇,尤其江南一带,二十岁左右的女孩都时兴模仿好莱坞明星,给人送“签名照片”。有点零花钱,就喜欢进照相馆。没事的时候,就在家练习签名。一种斜行的字体。有的还能把自己地道的中文名字签出英文字母的味道,真进入了“胜境”或“化境”。这样的爱好她也有。照片添印几十张。赠送几十人。这次有一点不同,她特地精心安排让谭宗三送照片。用意就在想让“老先生”明白,这只是一次朋友间的问候。绝非恋人间传递信物。否则怎么可能交由你儿子经办?你怎么不仔细想想?!
    谭宗三对照片几乎没产生任何异样的感觉。只是经易门拿过去一看,心却卜卜乱跳。呆想了几秒钟。确定当务之急,要维护老先生的声誉,不能让第三个人再看到这照片,再知晓这件事。他马上说,这件事你就别管了,怎么加包装、怎么送给老先生,统统交给我来办。谭宗三正不愿做这种杂务事,就随手把照片交给经易门。经易门收下照片,又特意问了一句,侬让其他人看过这照片(口伐)?谭宗三说,我神经病,拿别人的照片出去“卖样”(招摇)?经易门忙说,这就好。这就好。
    隔几天,谭宗三收到发自县中的一封信。发信的不是这位女教员。发信人告诉他,她被送进医院抢救了,因为“失恋”。事情是:那个“本堂神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决定跟她中断这段恋情。她觉得已没必要再在这县里待下去,便愤然递交了辞职书,准备离去。出行前,大概由于想不通,连着几个晚上没得好好休息,神志已恍惚;上船时,不小心一脚踩空,掉进江里。经捞出,慌慌地用土办法做一番初步处理,急送县里条件最好的正德医院。这是一家二十年前由一个叫马轩仁的德国传教士办的教会医院。它的名誉院长一职,恰恰由那位本堂神父担着。而需救治的恰恰又是这么一位病家。院方考虑到,万一救治不好,别有用心的人会说是他们故意不治,引出许多麻烦。于是,迟疑半天,居然任由她躺在急救间外的走廊里,关起门慎重商量了一小时零九分钟(这期间,他们急电请示了教区主教,又派人去县府面示,还特地找到那位本堂神父协商。)这才决定给予收治。由于耽误了时间,大脑受到不可挽回的损伤。虽说把命保住了,但神志却再恢复不到以前那样清敏。据说总要这么迟钝下去了。于是学校里的许多同仁、同学,纷纷联合起来,要求医院给予赔偿。他们想,不管最后能拿到多少赔偿金,对于她今后必然会变得十分艰难的生活,总是一点保障。一个安慰。院方居然迟迟不给答复。县府方面也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迟迟不出头主持公道。校园里于是越加沸扬,已有五六天没法上课了。但发信的人并没有说邀促谭宗三立即赶去参与其事。谭宗三却执意要去。
    适谭宗三经易门赶到,局面很令人意外地(僵硬地)平静了下来。事情是这样的:县里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在一个晚上突然派人把女教员秘密接走。藏在哪里,至今查找不到。县里也不承认是他们“带”走了、并又“藏”起了女教员。两天后,几个闹事最积极的学生的家长突然来到学校,连说带逼带“绑架”,把这几个学生一一搞回乡里。嗓门最响的几个教员也顿时哑巴了。人们茫然。气忿。气忿的不是医院居然会出医疗事故。问题在于出了事故,总不能把医院和有关方面的面子看得比病人的后半生更要紧。但道理归道理。人们还是只能沉默。学生和教员又回到教室里。但没人讲课。也没人听课。一片安静。大家从窗户里远远地看着那位女教员空关的宿舍。看看她被“带”走前晾在走廊里铁丝上的那件束腰短呢大衣和那双短统马靴。还有一双只有到夏天了才会使用的木拖板。似乎在等待什么。
    第二天或第三天,一大早,人们突然发现,有人在这位女教员的住处,不论屋里屋外,放满了桃花。一枝一枝的,从地上铺到床上。真是忽然间一片孤霞。一层醉云。似青廓落英。满目红尘。消息传出,先是住校的学生、然后是不住校的、再后来县城里县城外的各色人等把“现场”围了个水泄不通纷纷纭纭。人们依然不说话,只是去四乡摘来桃花往女教员房前房后摆放。不多时,附近三乡五邻的桃园居然全被攀折一空。而且还有向周边外乡扩大的趋势。让人特别恼火的是,有人居然把那件束腰短呢大衣和短统马靴连同一大把桃花放到了教堂的神龛面前。还有些不怀好意的,趁机砸开女教员的门锁,取了女教员的内衣,裹上桃花,捆绑在一些店家的招牌上起哄。招惹得一些地痞二流子纷纷出动。一些有身分的学生家长也开始向县教育局县党部及学校方面郑重提出交涉。县政府急了。一方面派军警包围了现场,收集起所有的桃花木拖板,连同短呢大衣短统马靴和那些条中长花布衬裤,都被堆放在学校储藏室门外小操场上,浇上制皂作坊用剩的下脚油,点火,焚烧,让风猎猎吹响。同时他们又认定这件事是县中学生起的头。并和那位女教员有关。他们要校董们立即查个水落石出。控制住局面。两头受气的校董们便去提问那个女教员。被“禁闭”在某位校董私家花园里的女教员正被严重的失眠和头痛症折磨得衰弱不堪。她拼命解释,后来的事根本与她无关,也不可能有关。但校董们还是咬定了要她提供有关线索。真让头痛欲裂的她,欲哭无泪。到第四天大早,萎靡不振的她果然交出了一份名单,还怯怯地声明,如果觉得不满意,还可以拟出第二份或第三份。只希望能立刻替她到药房里买几片阿司匹林止住头痛。于是,当天下午,列入第一份名单的学生全部被张榜开除。更多的人惶惶。震惊。特别是那些平日里唱歌不及格、又年年拖欠学杂费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更是惶惶不安。
    谭宗三这时坐不住了。第一束桃花是他送的。整个事情是他挑起的,是他把短呢大衣和短统马靴加上一束桃花送到神龛前的。他觉得他有责任站出来说明真相,承担责任,以免更多的学生遭无故开除。这时他并不知道那位女教员已基本丧失了自制力。他还想去责问她,为什么要把事情都推诿到那些无辜的学生身上。但经易门不让他去。经易门说,侬替侬阿爸想过没有。谭宗三说,想啥想?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跟阿爸哈关系?经易门说,侬阿爸在县里刚投资搞了两个新式碾米厂。眼红他的人不少。包括县里一些头头脑脑的人都想“捉他一记扳头”(找一个岔子),从碾米厂里榨出点好处。侬这样做,不是正好趁了他们的心,送一记扳头让他们捉,让他们敲侬阿爸竹杠吗?谭宗三说,我已经讲过了,我跟我阿爸,桥归桥路归路,根本不搭界。从我身上根本捉不着我阿爸的扳头。经易门吃惊地站起,连声问,哪能捉不着?哪能会捉不着?宗三啊宗三,不是我要讲侬,侬真该醒醒了。
    好,我醒醒。谭宗三冷笑着,继续向门口走去。经易门大叫一声三叔、我的三叔……扑通一声再一次跪倒在谭宗三面前。侬不能为了这样一个女人就毁了侬自己毁了这个谭家。三代人啊。侬还只有十五岁。侬的日子还早了呀。侬这样做,叫我怎么去向老先生交代?他膝行着趋前,一把拉住谭宗三,连连喊道,侬讲这女人有啥好?有啥好?有啥好?连神父都不肯要她呀。她哪一点值得侬拿自己的一辈子来跟她做交换?三叔啊三叔……侬听我一句……喊到这里,他突然又向前一扑,对着高高的硬本做的〔]槛,通通通地连连磕起响头来。七八下之后,开始流血。又磕七八下,血开始糊住他眼睑和颧面,同时也染红那平滑的门槛。大娘娘家的人都吓坏了,都拥过去劝他。他只是不听,只是叫道,三叔……二叔……谭家有今朝不容易啊。侬听我一句……侬听我一句……侬一定要听我一句……
    谭宗。最后没能跨出那门槛去。
    他没勇气跨过那血……
    那嘶喊……
    那与他同一年来到这世上的一片浓稠的“阴影”……
    还有自己的软弱。
    当天下午,他便坐船回上海了。一路上,他脸冲着里厢,一直木木地躺着。经易门用灰布条裹住额头上的伤口,一直恳切地守坐在他身旁。还特地叫船上的茶房为谭宗三沏来一壶冰片茉莉。他就端着那壶冰片茉莉,守候在谭宗三床位前,等着谭宗三消气,等着跟他作充分的善后交谈。但整整七个半小时的航程里,谭宗三始终没转过脸来,没跟他说一句话。后来的日子里,他们之间便少有知心贴己的话可说。发展到最后,打照面时,只要能绕道走的,谭宗三一定绕道走;不能绕道的,就只当没看见,一低头,照直地走过,也不肯轻易招呼经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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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软弱。世界上最可恨、最难救治的痼疾,便是这“我们自己的软弱”。
    从那次离开以后,谭宗三再没去过乡下。虽然他后来得知,那些因他而无故被开除的学生,在一些人有力的斡旋下,在这一年秋天,又逐一地被招进邻县的初师(初等师范)就读。那位女教员休养数月后,智能也获得一定程度的恢复,基本上能自理生活,由县教育公所提供了一个文印收发的职位,做了一段日子,凑齐一份盘缠,便回四川的外婆家继续将养。那位原本就是震旦医科毕业、后来才改学神学的神父,索性辞去神职,去了六十里外一个叫乐丰的大镇,做了那里一家教会医院的院长,并很快娶了镇上一户酱园坊的“老姑娘”。那“老姑娘”果然“厚积又厚发”,到年底便为他生了一对白白胖胖的双胞胎。他就此在永丰镇长待下去了。面对这一切皆大欢喜的变化,谭宗三虽然也渐渐淡忘了那县中操场边细雨檬漾的桃树和那件灰旧的束腰短呢大衣,但他依然不安。最使他不安的是,说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十七岁?十八岁?)自己不管做什么,在做以前总要掂量掂量,这样做,经易门会不会高兴会不会同意。他觉得太奇怪了。太不可思议了。经易门算个啥?他不同意又怎么样?他不高兴又能怎么样?!!我还要受他管。看他的脸色行事?笑话!真是笑话!!他毅然决然地向房门口走去。也真的走出了房门。但未等走到楼梯口,他的步幅便会减小,步频便会减慢,他心里一定会再次翻腾起来。然后停下脚步。犹豫。如果楼下传来走路声,他一定会觉得是经易门来了。而且越听越像越像越听。人就定在那儿了。脸色马上涨得通红。心跳也骤然加快。脑子里会翻出一连串的顾虑:我这样做,阿爸会高兴(口伐)?大娘舅小娘舅会高兴(口伐)?雪俦会高兴(口伐)?经老先生呢,他会高兴(口伐)?家里的事情已经够乱的了,我为什么还要惹他们不高兴呢?为什么还要得罪这些人呢?再说阿娘这几天身体也不好,为三姐的婚事,又在跟别人呕气,脚背肿得跟高桩馒头一样,连吃了十四五帖中药,也不见起色……等等等等。可能发生的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统统搅在一道。一定要这样折腾过十几分钟,才会慢慢平息。等到平息,人便萎顿,心境便沮丧,已经打不起一点精神再去做任何事情了。已经什么也不想做了。
    到后来,即使跟一般账房先生(到学校就是跟老师同学)说话,自己居然也控制不住地总要先打量一下对方的脸色。总想知道,自己说的这句话,会不会惹得对方不高兴或不愿意。总要千方百计搞清,对方到底在哪一点上不高兴,不满意?
    哪一点?
    哪两点?
    哪三点……
    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到底是怎么回事!!

《木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