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终日处在半昏迷状态中，自从去年《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后，他就知道自己在政治上完全无望了，人是精神的动物，精神一旦崩溃，生命也就迅速衰朽了。
正是秋天，眼前萧条阴暗，房间里的空气似乎越来越稀薄，恍恍惚惚中他知道自己正躺在床上，鼻孔里插着鼻饲管，这股冰冷而又麻木的感觉时时在告诉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濒临死亡。手臂上扎着静脉注射器，这麻木憋胀的感觉也不断地告诉他，最后一点生命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当一阵又一阵浓痰涌上喉咙，憋闷和痛苦就是最直接的了，他像溺水的人一样挣扎着衰弱的身体。吸痰器插入口中，一阵稀里哗啦的吮吸声，口腔似乎不那么堵塞了，吸痰器的吸头还在口腔扫描着，听见液体与气体混合着冲进吸管的声音。医护人员动作粗糙了些，吸管将口腔和舌头划出一丝丝疼痛，这种疼痛相比之下倒是好忍受的，至少显示着生命还存在。眼前晃动着两三个医护人员，白帽子白大褂，说不上是善良还是不善良的面孔。对于他这个“叛徒、内奸、工贼、”“中国最大的走资派”，一切医学上的人道主义都可以取消。早在一两年前，有些医护人员就一边辱骂着一边给他打针，打针的动作又粗又重，极猛的注射造成的剧痛曾使他的臀部像被撕裂一样。
周围的人似乎在嘀嘀咕咕商量着什么，他听任自己的生命衰弱地浮荡在床上，鼻饲管憋胀麻木的感觉还在晕晕乎乎地给着他维持生命的感觉。大概是周围环境的活动引起了他一丝注意，他将眼睁开一线，朦朦胧胧地看着身边发生的事情。一个女护士将一张报纸摁在墙上，然后，拿一根棉签蘸着另一个医护人员举着的一瓶紫药水，在报纸上写了一行挺大的字，他们把报纸拿到他的眼前，他目光一扫，看清了这几个紫光闪闪的大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装作没有反应，把头转到了右侧，报纸也移到了右侧，挡着他的目光，他又将脸转到左侧，他没有看见这行字，他不要看。
房间里又是一片轻声的嘀咕，一个人向自己俯下身来，敦厚的长方脸，有些凸起的大眼睛，稍有些肥厚的下巴，他要和自己说什么，刘少奇知道，这是自己原来的卫士长。他闭上眼，耳边响起了卫士长敦厚的声音，他在念报纸上那行字：“中央决定把你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那声音似乎在安慰他，表明中央很关心他，他闭着眼不做任何表示，他已经大概知道将会对他做出怎样的安排。他是无力反抗这个安排的，只不过从医学上需要他衰弱的生命配合这个安排，才能够完成转移。
在阴暗的秋光中开始了对他的转移，那多少有点像过去战争年代对伤员的转移。他听之任之地躺着，知道自己的生命正在一点点衰朽。长期的糖尿病和多种疾病的折磨早已使他失去了自理能力，没有人为他清洗身体，没有人为他更换衣服，他浑身上下肮脏不堪，那种湿粘的感觉、恶臭的气味无时不刻地浸泡着他并未麻木的感觉。医护人员每次走到床边进行必要的医疗操作时，他都能看到他们脸上压抑不住的嫌恶，倘若可能的话，他们一定会尽可能快地完成护理，以便匆匆离去。现在，他麻木不仁地听任着这些处理。自己恶臭的衣服被一件一件解除了，身体被包裹在一个白色的床单里，又包上了一条棉被，被子外面又裹上一条床单，像躺在美国兵的睡袋里一样。粘臭的衣服剥去以后，躺在这个比较干净的包裹中，倒觉出一点清爽，清爽的床单也让他觉出自己浑身上下的肮脏与湿粘。他知道自己早已完全失去了提出要求的资格，倘若王光美能够在身边，她一定会为自己浑身上下做一次擦拭和清洗，再换上一身干净的内衣，就是死，也要死得尊严，死个舒服。
他被搬到担架上，又被抬进救护车里，几个熟悉的面孔在身边很严厉地出现，是“刘少奇专案组”的人员在监护着一切，救护车里还有一两个护士和自己原来的卫士长。跑了很长一段路，他被抬出救护车，他微微转动着眼睛，看清这是飞机场。他被抬进早已等候的飞机后舱，飞机很快起飞了，身体飘悠悠地如上天堂一样。这段飞行颇像是一段梦境。
记得自己很小的时候曾经坐过一次船，船很小，江很宽，天黑黑的，对岸的灯光稀稀寥寥。
船开了以后，他觉得黑夜中的天地、江水和岸边的灯光都在旋转，在恍恍惚惚的旋转中，他好像睡着了，那个旋转的夜景就成了他一生难以忘怀的梦境。此刻，他闭上眼，又觉得黑暗中的世界像梦一样旋转着。飞机降落了，落地时的震动和颠簸使他从旋转的梦中多少醒来，他被抬下了飞机。夜晚的机场一片黑暗，装点着冷冷清清的、神奇古怪的灯光，当他被抬着往前走时，黑夜中的景象又很优美地旋转起来，一直走下去会很舒服，外面的空气很新鲜。然而，他很快就被抬上一辆救护车，听见从北京跟随来的人与这里的人在交接着什么，随后，救护车呼啸着开出了机场。大概是卫士长趴在他耳边轻声告诉他：“这是河南开封。”
等他再被抬出救护车时，看到自己被抬到一个四四方方的院子里。所谓院子，就是四面都是三层楼的楼房，包围出一块像监狱一样阴暗而又闭塞的空间。在朦胧的路灯光中，他似乎看到了密布的电网。他闭上眼，灯光电网便在眼前扑朔迷离地旋转起来，他像一只可怜的小飞虫落进一张巨大的蜘蛛网中。他已经被“交接”完了，北京来的人都不见了，再出现的是一些新的面孔。看到很多军人在院子里活动，他被严密看守着抬进了四座小矮楼中的一座，拐了几个弯，进了一层楼的一套阴暗的房间里，房间是里外间，他被放在了里间屋的床上。他懵懵懂懂地想到，这其实并不是战争年代转移伤员，而是在转移一个重要的敌军俘虏。想到这个“敌军俘虏”身患重病，给转移带来如此大的麻烦，他多少生出一丝自嘲的微笑，那微笑在灵魂飘荡的世界中像片微弱的曙光，照亮了黑暗的地平线。地平线所包围的大地也是黑暗的，只朦胧知道那里起伏着千山万岭，也知道自己曾经在千山万岭中跋涉过，现在都看不清了，大地是黑暗的，天空却亮得有些晃眼。毛泽东戴着一顶灰蓝色的八路军帽高高矗立在天空中，这是“独一无二”的形象。
天气越来越寒冷了，房间里十分阴暗，窗外的天空他基本上看不见，厚厚的窗帘终日紧闭着，头顶上惨白的日光灯倒是日夜亮着，照着他这个清白无辜的生命。他觉得自己的生命汁液在逐步耗干，身体越来越干燥、轻飘，像一段被烘干的树木渐渐失去了弹性，四肢和身体越来越僵硬。他不禁想到一个木匠的言语，那还是在延安窑洞前看一个木匠为窑洞做门窗，木匠一边刨着木头一边讲着木料在做门窗家具前都要被烘烤，自己当时背着手站在阳光下，笑眯眯地问道：“为什么？”木匠指着身边的一棵小树说道：“木头不烤都有性子。”说着，他站起来，用手将小树弯过来，一松手，小树又弹了回去，木匠说：“这就是树的性子。”木匠又拿起手里正刨的一段木料说道：“这块木头已经烤过了，没了性子，它也就不会弯曲了，硬要弯它，它就会断。”当时，他就悟出了性子就是生命的标志，活树有性子，被烤过的死木便没了性子。现在，自己正在被烘烤，身体正在逐渐失去性子，终有一天会轻飘飘地升入天国。
他知道自己正在走向死亡，但他已经没有信心阻挡这个趋势，就像他没有信心阻挡那将他打倒的政治大潮一样，生命的责任心只是使他每天还在极力记住今天是几月几日。１９６９年的１１月开始了，屋里更加寒冷，按照国家的取暖规定，１１月１５日以后才会有暖气。自己的生命是不是可以坚持到１１月１５日，他此刻并不多想，他只是默默地观察着自己最后的生命。他知道自己开始浑身发冷，接着又浑身发热，然后冷热交加，进入了半昏迷状态，耳边听到医护人员在试完体温后说道：“摄氏３９度７……摄氏３９度８……
摄氏４０度……“他在烧热中晕晕乎乎地飘荡着，真实的感觉是，这种高烧的晕乎状态其实是十分幸福的，它多少有点像在一只暖暖的船上被太阳晒着，飘游着，也多少有点像躺在白云堆里被太阳晒着，飘荡着。他这时还发现，死并不是很可怕的，当一个人真正接近死亡时，反而会觉得那是一个令人轻松的去向。一生都在奔跑，实在跑累了，支持不住了，往死亡的铺位上一躺，把自己交待出去，未尝不是一种解脱。一辈子说解放，到头来发现死亡是最彻底的解放。
在一片烫热的晕乎中，听到周围有人在说：“好像是肺炎。”又听见有人说：“也不能完全确诊。”又听见有人说：“要不要送医院？”又听见有人说：“不准许送医院。”停顿了一会儿，听见有人说：“就眼前的这个条件，尽量治疗吧。”浑身的疼痛在一片高热的昏迷中变得麻木之后，灵魂多少有点游离于身体之外。他知道自己的身体还在高烧不止，也隐约知道现在已经是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１日深夜，他的生命正在做最后的表现。生命常常是很执着的，总是挣扎着要生存下来，哪怕到了这种时候，还在做着消耗性的坚持。他知道自己的身体已经高烧摄氏４０度以上，也隐约听到护士在说：“瞳孔已经失去了光反应。”
他知道自己正张着嘴，困难地喘着气，房间里的几个医护人员在无可奈何地忙碌着，他异常清醒地观察着自己生命的最后演变。已经熬到了１１月１２日凌晨６时４０分，医护人员不得不发出了病危通知。他不禁有些讽刺地微笑了，这个通知发的不算晚，但又已经很晚了。５分钟以后，灵魂进一步解脱，自己轻轻飘离了身体，让心脏停止了跳动。“他”决定不再承受身躯的任何痛苦，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全部活动终结。当“他”浮浮荡荡在天花板上观看自己死亡的场景时，多少对这几个守护在自己身边的医护人员生出一丝善意的感激，因为“他”曾听到他们说：“人已病危，能否让他的亲属来见最后一面？”“他”也看到所有在场的人，包括一两个比较负责的人都面面相觑，不敢做出任何决定，对于这个“特大的战俘”，他们只有看管的权力。
“他”还在半空中飘浮着，“他”在观看自己身体的最后结果，毕竟“他”在这个身体中寄宿了七十一年，永别了，难免产生一丝眷恋。这个身体早已被烘干，失去了性子，干枯地躺在那里。“他”看到自己的身体被人抬到楼外廊檐下，几个人走过来端着照相机前后左右地拍照，这显然是一个必要的程序，要向革命的“最高司令部”汇报他这个“头号战犯”
的死亡。现在应该是１１月１３日的凌晨了，“他”看见跟随过自己几十年的卫士长面色阴暗地出现了，卫士长听着一群人对他简单介绍了情况，便蹲下身来。自己的遗体上早已盖上了白床单，卫士长将白床单掀开，露出自己的头，白发太长了，胡子也太长了，眼睛、嘴和鼻子都变形了，看着这副苦难的面貌，“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怜悯。过去的七十一年真是太执着了，太辛苦了。看见卫士长用剪子剪短自己的白发，又用刮胡刀轻轻刮去自己的胡子，用手轻轻捏着将自己的嘴、鼻子和眼睛稍微捏正。自己的面孔已经冰凉，“他”
能觉出卫士长那肥厚的手指头的潮湿和温热。对于自己的身体在离开这个世界前还能受到一个生命的善意触摸，“他”不禁有些感动。虽然“他”此刻浮荡在空中，早已超脱了下面的尘世，然而，那千丝万缕的眷恋却尚未完全割断。看见自己的身体被套上了一身干净的衣服，脚上又穿了一双皮鞋，衣服不是自己的，皮鞋倒是自己穿过的，看到自己的身体直挺挺地躺在担架上，“他”为自己生命的最后表现感到满意。
现在该是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４日深夜１２时了，他终于没有熬到来暖气的这一天。
“他”看到自己的遗体被一块白床单从头到脚裹得严严的，然后，被抬上一辆吉普车拉走了，“他”盘旋在空中，像直升飞机一样跟随着这辆吉普车。寒冬中的开封一片黑暗，稀疏而冷清的路灯光照着颠簸狂奔的吉普车。“他”非常不满地看到，由于吉普车太小，自己的两只脚露在了车厢外面，随着车的颠簸，两只脚硬挺地颠动着，仿佛是一截完全失了性子的干木料。已经是１１月１５日零点，从理论上讲，此刻中国北方所有的城市都可以开始生火取暖了，而他却被拉进一个特殊的生火取暖的地方：火化场。不知什么时候空中下起了蒙蒙细雨，雨中还飘起了零星雪花，这也许是天地对共和国主席的逝世表示的哀悼。当他在雨雪霏霏的天地中盘旋时，感到大自然的哀悼其实比人间的哀悼更悲壮。
广袤的华北平原被雨雪与黑暗笼罩着，火化场也一片黑暗，只有为数不多的几盏灯特别刺眼地在黑暗中亮着。看见有几十个军人将火化场全部封锁戒严，一些人拿着喷雾器喷洒着消毒药水，当吉普车开进火化场时，火化场所有的人都戴着口罩及手套，如临大敌。“他”
俯瞰着眼前的一切，不禁露出一丝宽容的微笑。“他”知道火化场已接到通知，要紧急火化一个最危险的烈性传染病人，所有的人都爱惜生命，所有的人都惧怕传染。“他”看着自己硬梆梆的遗体被推进了火化炉，当火化炉的铁门关闭后，“他”透过铁壁看到了里面熊熊的火焰。
知道自己的遗体已经变成灰烬，“他”悬在半空中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好像一个被线牵着的风筝终于断线了，可以随风自由飘去了。在无边的寒冷黑暗中，“他”远远地看了一眼自己身体火化后留下的灰烬，它们被装进了一个极为普通的骨灰盒。骨灰盒自然没人认领，暂时寄存在火化场，“他”盘旋着俯瞰了一下，在《寄存证》上填写着这样几行字：“骨灰编号：１２３；申请寄存人姓名：刘原；与亡人关系：父子；死亡人姓名：刘卫黄；年龄：７１；性别：男。”刘原是“他”活在世上的一个儿子，刘卫黄自然是“他”的代用名。其实，刘卫黄也好，刘少奇也好，不过都是符号，现在，生命已经结束了，符号又有什么好讲究的呢？
“他”像一只自由的风筝，高高地飘到空中，遥遥俯瞰着雨雪霏霏的黑暗世界。对这个世界，“他”已经超脱了，只不过对自己的妻子、孩子还有一丝难以割舍的眷恋。由于这丝眷恋，他还会在去天国之前盘旋一段岁月，观看这个人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