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女儿胡萍上吊自杀了，胡象头部像是遭到猛然的一击，一下子就晕眩了，他扶着路边的一棵树站住了。干校的人流水一样涌向出事地点，一个人在他面前停住，拉住他说：“老胡，走吧，我陪你过去。”胡象看到一双深表同情的眼睛，他摇了摇头，缓缓移动着粗胖的身体，穿过烈日向人群涌动的地方走去。脑子里懵懵懂懂中掠过的一个念头是：当初自己为什么让女儿一起来干校？这等于把女儿送到了死亡的巢穴。
不时有人在跑动时碰撞到他，偶尔也会有人停下来同情地招呼一句，伸手搀扶他，他一概摇摇头。在这个时刻他不想有人陪伴，他独自蹒跚地朝前走着，像是被潮水冲动的一块笨石头，滞涩地在河床里滚动着。他随着人流来到干校军宣队指挥部，这是一座高高的青砖围墙围起来的四方院落，围墙上张着电网，过去曾是一所监狱，现在成了干校的核心部分，军宣队指挥部在里面，各种专案组在里面，还有一部分干校学员住在里面。院子里早已拥满了人，胡象像头失了嗅觉的猪一样，在涌动的人群中懵懵懂懂朝前走着，人群的流向告诉他出事地点在什么地方。
他终于在人群的宽让下挤到最前面，女儿躺在一扇破门板上，脖子上还留着被割断的上吊绳，那是用床单撕成的布条拧成的。女儿黑褐色的头发还栩栩如生地弯曲着，那张从来是白里透红的面孔现在苍白得可怕，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珠凸起着，直愣愣地看着天空，似乎想在高高的远方寻找什么，嘴张着，舌头半吐不吐地伸出来，似乎仍在困难地喘息着。她身上穿着短袖白衬衫，灰蓝布裤子，赤着脚，大概是将她从房梁上放下来时重重地摔在了地上，一条腿像是折断的假肢，生硬地翘着，脚掌上满是灰土。她躺在一个房间的门口，这房间过去是监狱的牢房，几十天来，也充当着牢房，囚禁着女儿。在席卷全国的清查“５。１６”反革命分子的运动中，这个上千人的干校也揪出了近二百名“５。１６”反革命分子，胡萍成为清查的重点对象之一。作为造反派头头的呼昌盛正在北清大学设在江西的干校中挨整，那边转来许多十分过硬的材料。几十天来，胡萍遭到连番的审讯和逼供，常常在深夜听到她凄厉的喊叫。看见女儿裸露的手臂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也看见她敞开的衣领下胸脯上有些紫色的伤痕。
围观的人越来越拥挤，像是饿疯的羊群挤向一堆青草。拱动中，夏日里阳光的暴晒，人体的热汗，使得眼前的空气一缕一缕弯卷起来，像是水底长出的茂密水草，随着一串串上升的水泡向上舞动着。专案组的几个成员大声叫嚷着，喝令人们散开，一个上宽下窄梯形脸的男人瞪着一双乌黑的大眼，五指张开漫天挥舞着嚷道：“不许围观，各回各的连队去。”
五六个人奋力将密集围观的人群向外推。死人的事从来是天下最大的事，有了这件事，围观的人们都有了不在乎秩序的胆量，院子里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地拥挤着，包围圈被压缩得越来越小。最后，站在第一排的人不得不向后用脊背抵抗着压力，因为人潮再压过来，他们就要踩到死者的身上了。后面的人因为看不见，有些人就爬到了前边人的肩膀上，还有的人爬到了停放在院子里的拖拉机挂斗车上，有的人靠墙支着铁锹，踩在上面摇摇欲坠地围观着。
人群的外围突然响起了严厉的呵斥声，人们像羊群挨了鞭子一样，迅速退缩着分开一条路。军宣队负责人纪政委穿着一身军装，在几个人的簇拥下威严地走到人圈中间。他背着手冷静地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胡萍，又威严地扫视一下包围圈的第一排人，抬起手一一指点了他们一下，他们就有些诚惶诚恐地用力往后退着。纪政委扬起一张下巴很大的长方脸，虎起眼睛，又隔着第一排人一言不发地指点了一下第二排人，第二排人也开始往后退缩着。
他又指了指人群中一些还在往前挤动的脸，拥挤的人群开始纷纷后退，退出一块较宽大的空地。纪政委背着手扫视一下四周，看着胡象说道：“你老婆呢？”胡象还没做出回答，人群中挤过来一个人，说道：“纪政委，我在这儿呢。”胡象的妻子林秀芹披头散发气喘吁吁地挤进了人圈。纪政委指了指躺在地上的胡萍，对夫妇俩严肃地说道：“胡萍是畏罪自杀，她是典型的‘５。１６’分子，你们要有正确认识，要和她划清界限。”胡象觉得耳朵里塞进了两个大蛤蟆一样，“哇哇哇”地再也听不清下面的话了，只知道纪政委很魁梧地站在那里，一手背在身后，一手环指人群，似乎在让各连队连长召集自己的队伍，人群中似乎响起了各种吆喝声，人们开始纷纷扰扰地撤退。
妻子林秀芹在干校也算一名积极分子，当着排长，这时，东一头西一头地撞来撞去，被人吆喝着，随着人群撤退了。临走，又直愣愣地看了女儿好几眼，拖着目光混杂在人群中离开了院子。胡象觉得自己像一个竖起来的碾子，笨笨地立在那里，听着纪政委的一番训导，看着专案组的人忙来忙去。女儿被抬回那间黑洞洞的牢房，隐隐约约听见门板哐当响了一下，放在了砖炕上。大概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纪政委挥了挥手，又有两个人拿着一块并不干净的白床单进去，将女儿的尸体罩了起来。塞在他耳朵里的两个蛤蟆时有时无，他断断续续地听到：要对尸体拍照，要把照片归档，然后再火化，要预先和火化厂联系。听到纪政委沉稳果断的声音：“要在干校各连队展开对顽固不化、畏罪自杀的‘５。１６’分子胡萍的大批判，各专案组不但不能手软，要进一步加强清查、审讯的火力。”最后，纪政委一挥手，扬起折叠的肥下巴，瞪着一双炯炯有神的虎眼说道：“林副主席讲了，不把清查‘５。１６’分子的运动搞到底，势不罢休，这也要刮十二级台风。”
胡象终于挪动了自己，像立久的石碾子在泥地中立出圆形印子一样，他觉得自己也在这里留下了一对挺深的脚印。当他往监狱大门外走时，觉得自己又像沉甸甸的麻袋，被笨重地挪动着。
他又喝酒了，是和历史研究所、文学研究所一群人一起喝的，酒是在附近农村的小卖部里买的，下酒菜就是几把花生米，喝酒的地点是一间小土房。干校在河北大沙河边上散散漫漫地盘踞了很大一块地。在这块地里，除了废弃的监狱作为干校的校舍外，还搭了一排排土房。土房是用干打垒的方法夯起的土墙，房顶上苫着瓦，一排排土房里住着干校的上千男女。有好几间土房已经成了干校学员暗地里喝酒聊天的地方，用他们的话讲，就是“黑酒窝”。天气十分炎热，太阳早已把土房晒透，四面的土墙都热烘烘的，房里像一个烤炉。
窗开着，挂上一块花布小窗帘，门开着，挂上一块白布小门帘，为的是遮人耳目。贴左墙两张床，贴右墙两张床，中间加一个破木桌，六七个人拿着吃饭的饭碗和喝水的大搪瓷缸喝酒，一斤白干匀到这些老大的家伙里，刚刚淹了底。花生米摊在桌上，你捡一粒，我捡一粒，丢在嘴里嚼着，拿起碗或搪瓷缸相互碰一碰，闷闷地喝上一口。门不大，窗也不大，外面亮亮的，屋里黑黑的，胡象觉得一股酒热均匀地从喉咙、食道、胃口漾向全身，再从脊背、后脖颈、头顶、额头与面孔冒出来，化成一片热汗，接着又从胸脯漾出来，在这里也化成一片热汗。六七个人都冒了汗，蒸发在小土房里，和酒味酿在一起，成了一股难解难分的酒汗味。
胡象喝着酒，觉出自己的目光直直的，像两根平行的金属棍一样随着头部缓缓地转动着。他的脸黑黑胖胖地悬在空中，短短的板寸头老老实实地蒸发着头油味，粗粗的脖子麻木地支着头颅，肩背在不到两年的干校生活中已经有些驼了，周围几个人一边喝着酒一边宽慰着他。历史所的一位副所长是广东人，眼睛有神，但嘴很难看，这时左一句右一句地絮叨着：“凡事想开点吧。”他再也说不出更有力的安慰话，胡象也听不进去更有力的安慰话，他知道，再想不开的事情，放到人心里，也就放下了。就像一潭水中扔下几块多棱多角的巨石，潭水淹不了它，也融化不了它，只能听任它在其中峥嵘兀立着，不知过了多少年头，水来水往，怪石才渐渐被消蚀，失了棱角，隐在水面下安稳了。脸黑得像铁匠的文学研究所副所长这时撂下酒碗，盘腿坐在床上，斜倚着枕头，醉眼惺忪地想着远一点的事，他说：“什么时候回北京，应该把剩下的一批书籍也当废纸卖掉，那起码也能换七八斤白酒。”他稍稍有些遗憾地拍着大腿说道：“早该卖了，放到最后，可能一分钱也到不了自己手里。”
阳光晃晃的白门帘外忽然出现了一个人，看不见脸，却看见门帘下一双穿着女式搭襻布鞋的脚，裤腿较短，露着一段苍白的脚脖，紧跟着听到一声严厉的询问：“胡象在不在？”
胡象无声地叹了口气，放下了酒碗，是林秀芹的声音。屋里的几个人看了看他，朝门外说：“不在。”林秀芹在门帘外说道：“酒味我都闻见了。”屋里人相互看了看，有人回答：“我们是在喝酒，胡象没有过来。”林秀芹在门外高声叫道：“胡象。”屋里人面面相觑，没了主意。又听见林秀芹说道：“你们穿好衣服，我进来了。”门帘撩开了，林秀芹一手拿着一卷大字报纸，一手拿着一个被墨汁染得里外漆黑的搪瓷缸进来了，搪瓷缸里插了一支毛笔。
胡象早已将碗中的酒一口喝干，将碗撂到了窗台上，这时就趴在那里，一粒一粒地叼着花生米。林秀芹板着一张爬满皱纹的脸呵斥道：“你又钻到黑酒窝里来喝酒。”人们都把酒端在手中，桌上一片空荡，六七张嘴同时说：“老胡今天没喝。”林秀芹瞟了丈夫一眼，说：“看他那张脸，红得像猪肝似的，就已经交待了。”胡象垂着眼目光朦胧地吃着一粒粒花生米，林秀芹将大字报纸往桌上一放，将装着墨汁的搪瓷缸伸到胡象面前，说道：“写一张大字报，宣布和胡萍划清界限。”胡象眯起眼斜瞟了一下妻子，冷冷地看着眼前，一言不发。
林秀芹又将墨汁缸搡在桌上，说：“写吧，以咱俩的名义。”一屋子男人都将酒碗放在大腿上，看看林秀芹，又看看胡象，胡象还是一言不发。林秀芹说：“你写不写？”胡象压抑不住了，愤然一拍桌子，瞪起眼说道：“不写。”桌上的墨汁缸颠得当当响，花生米也都跳了起来，有人伸手将花生米扫到手掌中，林秀芹说：“好，你不写，我一个人写。”她拿起大字报纸和墨汁缸转身就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扭过身来看着胡象，说：“纪政委说了，你今天不表态，明天就开支部大会，开除你的党籍。”胡象一下有些蔫头耷脸了。林秀芹问：“胡象，你写还是不写？”胡象目光朦胧，一言不发。林秀芹走过来，将大字报纸和墨汁缸又放到桌上，转身走到门口，停住步看着胡象说：“我那儿还有毛笔，我先代表我个人写了，你写不写，自己考虑。”她一撩门帘走了。
下午，干校各连队奉军宣队之命召开批判顽固不化的反革命“５。１６”分子胡萍大会，胡象推说自己血压高，头晕，没有去开会。他一个人默坐良久，铺开大字报纸，拿起毛笔写下了《和胡萍划清界限的声明》。他被单位公认为书法家，这时拿着毛笔一笔一笔写下这些字时，觉得古人的话真不错：“刀笔吏”，笔就是刀，女儿死了，要让他做父亲的一刀一刀肢解女儿的尸体。声明的最后，自然是“将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的口号。签完胡象的名，他将毛笔投入墨汁缸中，墨汁飞溅出来，让他想到“投笔从戎”
四个字。他现在“投笔”能从什么呢？什么也从不了。
估计快散会了，他趟着滚热的空气，迎着傍晚的太阳来到了大沙河边。大沙河宽宽的河滩蜿蜿蜒蜒地伸向夕阳下沉的地方，河滩两边是泥土，是沙滩，是鹅卵石，中间是一道不宽不窄的流水，河对岸成熟的小麦在夕阳的斜照下覆盖在缓缓起伏的宽阔土地上。他找了一棵弯弯的柳树，在树荫下的一块大青石上坐下来。青石还存着日晒，有些烫屁股，烫着烫着，也就坐住了。看着太阳一点点沉下地平线，身后的一片玉米地一尺多高，绿得很单薄地在贫瘠的土地上晃荡着。太阳沉得更深了，西边天空不再耀眼了，大沙河两岸黄黄绿绿的庄稼显出一点安静。静着静着，天就暗了下来，他背靠着大柳树，成了黑苍苍树干的一部分。
当太阳在天空留下的遗产消耗怠尽之后，黑暗便像乌云一样落满了大地。一片黑暗中，金黄色的麦子和绿色的玉米地都成了深浅不同的黑灰色，只有大沙河的河水闪着片片微光。
身后传来踏滚石头的轻微脚步声，朦胧中看见一男一女从身边走过，他们前后张望了一下，就沿着缓缓下坡的河滩走下去。走了几步，又站住，两个人的背影在天空中成了一幅剪影。
听见女的说：“咱们还用过河吗？”又听见男的说：“当然要过，在这儿不安全。”女的又左右张望着说：“这儿不会来人的。”男的说：“怎么不会来人？干校里像咱们这样的有好几十对呢！”女的说：“万一撞见他们怎么办？”男的说：“互相躲着呗。”看见男的牵着女的踏响着石子走下去。离水近了，鹅卵石更多了，踏滚石头的声音也更多了，看见他们弯腰脱鞋，将裤子挽到了大腿根，手拉手哗哗地趟着水向河对岸走去。天空中一牙微弱的月亮照着两个黑黑的人影，远远看见两个人影弯下腰，可能正在穿鞋，又影影绰绰看见他们沿着河滩的上坡向前走着，偶尔踏滚石头的声音传来，让你辨别出此岸与彼岸的距离。两个人影上了岸，听到远远地趟动麦浪的声音，在一抹暗灰色的麦浪上面，隐隐约约跳动着两个极稀薄的黑影。最后，趟动麦浪的声音听不见了，跳动的黑影也消失了。
胡象木然地坐在黑暗中，这一男一女不是夫妻，却各有夫妻。男的叫赵本，女的叫李艳梅，两个人都是自己在干校的邻居。看见这偷情的一幕，他为自己感到悲哀。女儿死了，他悲痛，然而，活着的人们还在寻找着各自的快活。身后远远传来几声凄厉的惨叫，他凝神谛听着，朝那里看去，几点灯火闪烁着，正是小监狱的方向，今晚不知又会突击审查谁？
一个干校，一二百人被关起来隔离审查，剩下的人还顾得上去滚麦地。他不禁摇了摇头，却并不明白自己摇头的含义。女儿死了，自己还坐在河边活着，还要用笔肢解女儿，人活到这个地步，还能说什么呢？
很晚很晚他才回到宿地。林秀芹看见他的第一眼就说：“我以为你也自绝于人民了呢。
你再不回来，我都要报告军宣队了。“胡象什么也没说，拿起脸盆去找水洗涮。等他洗完回来，就只有睡觉了。这是一间孤立的大房子，原是村里的临时库房，白灰墙，青瓦顶，现在住着干校的三家人，他们住在中间，左右各一家，之间只用草席墙隔开。草席墙只有一人多高，离”人“字形房顶还有很大距离，所以，只是隔开了视觉，并没有隔开听觉。三家人住在里面，一年多来已经无法做到”家丑不可外扬“了，有时碰到一起也会相互笑着揶揄：”咱们三家是大杂烩，烩到一起了。“每家倒是都有一盏自己的电灯，都有一扇自己的门。
当胡象回到自己的房间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女儿的床空了。房间左面顶后墙是自己的床，右面顶后墙是妻子的床，右面靠门口的是女儿的床，从此，女儿的床就只有象征的意义了。他躺下，拉灭了灯。林秀芹在黑暗中问了一句：“这么晚你去哪儿了？”他不耐烦地回答：“哪儿也没去。”他仰望着黑暗的房顶，左右两间房都亮着灯，灯光照亮着共有的房顶，映得中间这间房也有些微亮，草席墙也丝丝缕缕地透着光，听见左右两家邻居都在压低声音说话。右边那家是女的在问：“你今天晚上去哪儿了？到处找不到你。”听见刚才黑暗中过河的赵山支支吾吾回答：“我去找纪政委谈话了。”女的问：“纪政委就和你谈这么晚？”赵山说：“你不信，明天去问他。”女的说了一声：“我吃多了。”啪地一声把灯拉灭了。左边那一间房是男的在问：“你今天晚上哪儿去了？”听见女的反问：“你去哪了？”
男的说：“我在小陈他们屋打牌来的。”听见刚才趟河滚麦地的李艳梅挺厉害地说：“我到处找你找不到，你还来问我去哪儿了？”这回是男的涎着脸说：“好了好了，就算我问多了。”
接着，啪地一声也把灯拉灭了。黑暗中，三家六口人都在呼吸同一个房顶下的空气。
胡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林秀芹像拉笛一样打起了呼噜，那呼噜搞得他更加无法入眠，他索性盘腿在床上坐起来。窗外有一点月光射进来，照亮了打呼噜的人，一张惨白多皱的面孔压着蓬乱的头发辛苦异常地躺在那里，丑陋地张着嘴呼吸着，发出一阵一阵的呼噜声。那呼噜也打得十分辛苦，常常像是一口痰卡在嗓子里一样，很困难地喘着，紧接着就是一声尖利的拉笛声，她想必又在今天的批判会上激昂慷慨地发言了。想到这里，胡象不由得生出一丝极为轻蔑的厌恶，甚至有了希望妻子死掉的念头。他知道自己不该有这种仇恨，便穿上裤子，趿拉上鞋，站了起来。他用手拨弄了一下林秀芹的头，说道：“别打呼噜了，弄得左邻右舍没法睡。”妻子像受惊了一样，哆嗦了一下，翻过身去。胡象拿起一把扇子，拉门走到了外面。
不知是月光还是星光照着黑茫茫的大地，干校的一排排土房齐齐地排在黑夜中，他轻轻摇着扇子在一排排土房前缓缓走过。已经是后半夜了，每间房子都开着门，挂着门帘，求着通风，有的房子里已经鼾声一片，有的房子里还在窃窃私语。走过一个“黑酒窝”门口，他站住谛听着一阵。十几个“黑酒窝”走过去了，他听到了一些言语，却都让他感到失望；只有两三个“黑酒窝”中的低语似乎和他心中正在生长的怀疑与仇恨相共鸣。他知道自己这样深更半夜地走来走去是件让人怀疑的事情，而他手中的这把扇子多少有消除怀疑的作用：他热，他睡不着，他死了女儿，神经有些受刺激。他像一头灰头灰脑的笨猪，立起两条后腿在月光下懵懵懂懂地走着，人一像猪那样笨，就不容易引起怀疑了。
在最后一个“黑酒窝”门口他站的时间最长，里面四个男人的声音在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与政治有关的话，夹杂着南来北往的小道消息。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不惹人注意的幽灵一样站在黑夜中，忽然感到有种阴森的气氛逼近他的后背，就像在噩梦中因为恐怖而翻不过身来一样，他一时也觉得自己动不了身。后面那阴森的事物还寂静地逼迫着他的后背，他使出全身力量转过自己笨重的身躯，迎面，纪政委领着几个身穿军装和便衣的人威严地站在他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