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陈珺吕少刚
谁是读者最多的当代作家？
这个问题问过许多人，也许答案各异；但是不可避免的，一定有许多人会把票投给通俗小说，投给金庸。
三十一岁完成自己的第一本武侠小说，三十五岁创办自己的报纸，一支笔写武侠，开创江湖，纵横天下，一支笔纵论时局，享誉香江，少年游侠，中年游艺，老年游仙，为文可以风行一世，为商可以富比陶朱，为政可以参国论要，金庸一生的传奇，可谓多姿多彩之至，文人数千年的梦想，似乎全部在金庸身上实现，而这样的金庸，也显得更加神秘而让人难以把握。有人称他为大侠宗师，有人却以为他也不过是个凡夫俗子——
金庸，到底为何许人也？
金庸1924年2月6日生于浙江海宁县袁花镇，生肖为鼠，星座是水瓶座。据说这样的人思维敏捷，具有清晰的洞察力与超群的想象力，而足不停步地追求理想，最适宜成为新闻记者、政治家与文人。这固然也不过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然而金庸其后的一生，似乎正印证了这样的说法。
海宁本非繁荣大城，据金庸本人说，“海宁在清朝时属杭州府，是个海滨小县，只以海潮出名”。然而此地却当得人杰地灵四字，于景观上，东临江海，西南则依杭嘉湖平原，土地富庶，风光明媚，更拥有汹涌澎湃，雄伟磅礴的海宁潮，年年8月，大批游客聚集海宁，观赏江海相激而生的滚滚怒潮，金庸曾提过，他小时候做童子军，曾在海宁乾隆皇帝所造的石塘边露营，半夜里瞧着滚滚怒潮汹涌而来。
而他所见之怒潮，又是怎生景象？这点我们可在金庸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略窥端倪。
“这时潮声愈响，两人话声渐被掩没，只见远处一条白线，在月光下缓缓移来。蓦然间寒意迫人，白线越移越近，声若雷震，大潮有如玉城雪岭，天际而来，声势雄伟已极。潮水越近，声音越响，真以百万大军冲锋，于金鼓齐鸣中一往直前。”
而接下来乾隆皇帝的侍卫白振为乾隆取扇，勇斗怒潮的精彩段落，则穷尽作家想象描绘之力，更是雄奇神异之至。有人论金庸笔下最出色的景色描写，推海宁潮为第一，也要拜这少年经验所赐。
而小小海宁一地，于人文上，也是名士辈出，学风鼎盛。晚清以来，局势动荡，旧学新知，传承交流，更是人才济济：文有王国维，理有李善兰。金庸的近亲蒋百里、徐志摩，皆是现代史上的名人。
然而或许是由于江南土地富饶，风致秀丽，而海宁倚江依海，士气和煦，所孕育的俊杰，也多是多思多虑，深沉忧郁的性格。金庸曾说：“近代的著名人物有王国维、蒋百里、徐志摩等，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陈家洛身上，或许也有一点这几个人的影子。但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
这样的性格带着中国传统士大夫和文人的清高孤傲，带着他们的忧思冷寂，带着他们的沉静和平。后来金庸笔风转变，所写主人公以慷慨悲歌、豪杰英爽的北地壮士为主，然而江南的明丽秀雅，江南名士的淡静悲哀，却也时不时地在作品中出现。
而诞生金庸的海宁查氏，也并非凡门，称得上是当地望族，代代书香。查氏先祖源出于芈（ｍǐ），乃楚人之后，史称“名宦均文苑，代代有清官”。至明清之时尤盛，查氏宗祠有康熙皇帝曾亲笔题封：“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金庸祖上最著名的文人，一是明清之际的著名史学家查继佐。查继佐（1601—1676年），字伊璜。明亡后改名左尹，字非人，别号东山钓史。他是崇祯举人，明亡后回乡讲学著书，沈起《查东山年谱》说他有“全集一百二十册，约八千余页”，而惟《罪惟录》、《鲁春秋》、《东山国语》、《钓业》数种传世。
二是康熙、雍正年间的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是清代著名诗人，因才受康熙帝赏识，曾入值内廷，有“烟波钓徒查翰林”之称。他的诗作宗法宋诗，“诗风宏丽稳惬，亦有沉雄踔厉处”，亦有不少反映战争和民众苦难之作，著有《敬业堂诗集》等，为清初名家。金庸《鹿鼎记》全用查慎行《敬业堂诗集》集句为回目，既体现了他相当高的诗文造诣，也示他对先祖的景仰向往之心。查慎行与其弟嗣庭等皆入翰林，当时号称“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然而后来查嗣庭主考江西，出题“维民所止”，被雍正帝猜忌为影射他“雍正”去头，于是遂兴起一场文字大狱。查嗣庭父子死于狱中，查氏一族皆受牵连，查慎行其时已老，仍不得不率领全家进京投狱，归乡不久，也即逝世，可称封建时代文人的一起典型悲剧。
到金庸本人这一代，查氏又添辉煌，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诗人穆旦，本名查良铮（1918—1977年），乃是金庸族兄，近年被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为现代诗歌第一人。这对兄弟，文名可说是超过了祖辈。
在对金庸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中，不可不提到他的祖父查文清。
查文清是光绪丙戌进士，曾任江苏丹阳知县，因政绩加同知衔，不久发生著名的“丹阳教案”。
《天津条约》签订后，大量西方传教士拥入中国，依恃本国势力，欺压中国百姓。光绪十七年，丹阳百姓忍无可忍之下，围攻焚毁了当地教堂。查文清受命捕拿为首烧教堂的两人斩首示众以向外国教士交代，但他同情烧教堂的人民，便预先通知那两人逃走，而回报上司，则说此事是由外国教士欺压良民而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拥而上，焚毁教堂，并无为首之人。随之辞官，而为朝廷定为“革职”处分。
辞官还乡后，亲手编纂了九百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书未成而去世。
金庸说祖父对他影响有二：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
后来金庸始终怀抱“外交官”的理想，主要动机是游历世界，观光各国，但于报国建功的事业心上，亦有希望以己力捍卫国家民族的尊严之意，这不能不说与祖父的教导有密切关系。
金庸父亲查枢卿是有名乡绅，心地纯厚，对人客气而随意，在金庸当时看来，“他似乎觉得交朋友比业务成功更重要”。查枢卿受过西洋教育，对金庸相当宠爱，也很注重对他的教育。金庸曾在《圣诞节杂感》里提到这样一件轶事：
“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我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这是本极平常的小书，任何西书店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得翻来读几段。”
《圣诞述异》，亦译为《圣诞颂歌》，是狄更斯的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位冷漠无情、刻薄寡恩的守财奴在圣诞夜做了一个梦，梦见三个圣诞精灵带他游历，看到别人的温暖相爱和他自己的冷漠孤独，而终于幡然悔悟，成为一个有爱心和友善的人的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充满了狄更斯式的温情和爱，而对金庸的影响也相当大。他说：“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暖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心怀温情，宽厚待人，这样的思想，此后影响到金庸的一生。在他年少的时候，他对家中的仆役和下人便抱持着同情与友爱之心。他从他们身上第一次看到人生的不平等，看到自己之外其他许多人的命运和悲剧。他家有一位老长工，名叫和生，在查良镛小时负责接送他上学。后来金庸听他说了他的故事。他年轻时被财主少爷陷害入狱，未婚妻被夺去作了继室，他出狱后复仇刺伤那财主少爷，复又入狱，受害几死而幸为任丹阳知县的查文清所救，而查文清辞官之后，便带他回了海宁。
这一段悲剧便是金庸小说《连城诀》的原型。在他所写的武侠小说中，始终贯彻着这样对弱者的同情。后来金庸说，他认为的善良，主要还是两个字“侠气”，也就是扬善抑恶，为弱者打抱不平，这成为金庸的“侠”的基本理念。
金庸母亲是徐志摩的堂妹，金庸十三岁时她便早早去世。生母早逝令金庸很早养成独立自主的能力，但他对母亲的回忆与深情，仍时不时地在文字中流露。在《书剑恩仇录》中，写到陈家洛“回忆儿时母亲多次携他的手在此观潮，眼眶又不禁湿润起来”。这样的句子，也寄寓着他自己的身世之感。
家门世代书香，自然藏书甚多，而由于金庸的伯父、父亲、大哥都是大学毕业生，新书也不少。金庸从小与书为伍，一生好读不倦，古书、新书之外，他自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的是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游记及其所主编的《生活周报》。
据金庸回忆，他读武侠的启蒙，乃是八九岁时偶然读到的旧派武侠小说家顾名道的代表作《荒江女侠》。这部书写方玉琴为父报仇，并与同门师兄岳剑秋相偕锄奸的故事。顾名道原为言情小说家，因此《荒江女侠》既写“侠”客锄奸，又写男女剑侠之间的“情”，为言情武侠小说开山之作。这样曲折的剧情描写，丰富的情感张力，对童年金庸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而伸张正义、维护弱小，正贴合了他从小以来的梦想。此后，金庸到处搜寻古今中外的武侠作品，如《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和白羽的作品，都在他记忆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37年，抗战爆发，金庸平静的少年生活就此结束，不得不随所在中学辗转迁徙。岁月动荡，求学不可谓不艰苦，然而金庸凭借天赋与努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英语、国文更是出色，写得一手好文章。从小学到中学，他每年成绩都是班上第一名。
初中三年级时，金庸做了他一生中第一件大事——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作《给投考初中者》，是金庸与另外两位同学，根据自身报考初中的经验，“只是搜集了当时许多学校的招考试题，加以分析解答，同时用一种易于翻查的方式来编辑”，来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考试答题获得高分。
这大概是这一类型的书在中国的首例，因此大受欢迎，十分畅销，金庸与那两位同学，也获利匪浅，其时，他年仅十五岁。从这一件事中，已能发现他日后在办《明报》过程中，赖以大显身手的过人才华和敏锐的市场感受力。而武侠小说的成功，也不能说不与这“洞悉读者心理的直觉能力”有密切的关系。
1941年，金庸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读书。当时学校有一个任学生自由编写的壁报，金庸因在壁报上写了一篇《阿丽丝漫游记》，以乱喷毒汁，大言吓人的眼镜蛇形象讽刺严厉苛刻的训导主任沈乃昌，遭学校开除，被迫转学。
日后看去，这可说是金庸少年时一次挑战师长、反抗压力的不凡之行，甚至被赞誉为打抱不平、反抗强权的“侠客”行径。而这种“不怕重大压力而在文学中畅所欲言”的品格，于他后来独立办报事业，也堪称一个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在当时却使他遭受到一生中的一个大挫折。金庸回忆说：“给学校开除，不但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连吃饭、住宿的生活也发生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生死系于一线的大难”。
幸而有原校长张印通先生，虽然由于训导主任是国民党员，权力凌驾于校长之上，未能为金庸请得较轻处分，但他深惜金庸之才，便努力帮他转学。在张校长与旧同学好友余兆文的帮助下，金庸得以转入衢州中学。金庸对张校长这段恩情始终难忘，数十年后犹对人提起；1994年张校长的纪念铜像在当地揭幕，金庸亲自为之书写碑额。
中学毕业后，金庸没有忘记他童年的梦想，选择了中央政治学校的外交系，希望将来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之地，而外交系出来的学生也多被派为外交官，本可实现金庸的理想。经历高中一场风波，金庸锋芒有所收敛，打算一心向学，尽力做到少闻政治多读书，第一年便获得全校第一的优异成绩。然而，不久他竟又惹出一桩麻烦。
当时校内国民党学生特务横行霸道，学校对此纵容包庇，不加理会。一日，金庸看到这些学生特务又在校园中殴打其他同学，终于忍无可忍，打抱不平，向学校投诉这些学生，并进而对校方也加以指责，“态度极其恶劣”。与壁报事件不同，这次金庸或许已从“只是少年时代的一股冲动，没有考虑到严重后果的鲁莽行为”变为有意识地反抗。不过结果相似：他又一次被勒令退学，金庸在政治学校的学习生涯，就此结束。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金庸以本名写了一篇名为《白象之恋》的小说，以新文学的形式写泰国华侨的生活，获得重庆市政府征文比赛的二等奖，这或许是查良镛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作品。
又一次行侠受挫之后，金庸只好借表兄，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的蒋复聪的关系，到中央图书馆谋得一份闲职。图书馆工作薪水不高，却拥有大量的安静和闲暇时间，金庸因祸得福，在此尽情饱览古今中外名著，而对于那些具有紧张曲折的剧情，精彩的打斗场面和生动鲜明的英雄人物形象的浪漫主义名作，如英文的司各特作品《撒克逊劫后英雄传》，大仲马的《侠隐记》、《基度山恩仇记》等，他更是情有独钟。后来他说，“我年轻时最爱读的三部书是《水浒传》、《三国演义》以及法国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及其续集。”他将同情之心给予小人物和弱者，但是仰慕和关注的目光，却更多地落在那些建功立业、行侠仗义的英雄们身上。
抗战胜利后，金庸随家人一同返乡。然而此刻的他，希望的不是回归童年平静安适的生活，而是开始人生中的冒险与开拓。于是不久之后，他便到了杭州，到《东南日报》找到一份担任外勤记者的工作，金庸数十年报人生涯，从此开始。
他接下这份工作的原因，是“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但是，金庸并不以在这个小城市的一名新闻记者为满足，而更希望去上海发展。依然怀抱外交官之梦，工作不到一年，他即辞职前往上海，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
但是，政局混乱，无论是学法或从政，希望都变得非常渺茫，学校许多学生，未曾修满便不得不提前毕业，金庸也不得不为未来另做打算。此时，正好出现了一个机会。
1946年秋天，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而应聘者多至三千人，竞争率至于1000∶1。经过笔试和面试，金庸最终脱颖而出。
1948年，《大公报》香港版复刊，金庸被派往香港。许多人都认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从此，开始了金庸“身无半文走香江”的传奇。
后来的许多传记，都把这件事当作金庸一生命运的转折点：从此，金庸扎根在香港的土地上，开始他身为报业巨子和通俗武侠小说家的传奇生涯——当时局势动荡，这两支笔只有在香港这一片相对平静独立的小小地域，方能大显身手。
不过他被派往香港，这件事相当偶然：据说当时报社预备派去的是另一个人，只是那个人当时刚刚结婚，不愿远离，才由金庸临时代往。联想到大陆此后数十年间风云变幻，连金庸自己也不免感叹，当年若他留在上海，命运就将完全不同。
人生充满了这样的转变和偶然，本就毫不奇怪；而金庸终于成功，乃至可以以一种闲适态度，回想议论过往的种种机缘，而当时的困窘尴尬，数十年后看来，也成为平添趣味的逸事。
据说当时他登上开往香港的飞机后，才发现自己竟然身无一文，顿时失色。幸而邻座是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见他窘态，问起缘故，借了他十块港币，才使金庸渡过难关。四十五年后功成回望，当年困窘已不复存，而代之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立业香江乐太平”的志得意满之心。然而当时，香港尚非后来光彩闪耀的“东方明珠”，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与上海相比甚至给金庸“有点到了乡下地方的感觉”。他也只把香港当作自己人生的一个小小中转站，尚无在此长期扎根，开基立业的目标。对于涉足政界，成为能够周游天下，舌战列国的外交官，他仍然抱有强烈的向往。当时他在《大公报》做的是电讯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版的工作，业余翻译他所深深崇拜的汤因比博士的著作《历史研究》。在此之外，他便有意识地运用自己所学过的外交学知识与法律知识，在报纸上撰写社评，分析论证时局时事。1949年11月，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四千余人起义脱离国民党政权，接受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导，而国共双方即就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的归属问题发生争执。而金庸根据他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题为《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的长文，阐明这些资产应归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所有。
这篇长文和金庸的一些其他政论文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发表，而为著名国际法学家梅汝璈先生读到并相当赏识。他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并亲自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的死刑，因此在国际上声望颇高，因此，虽然他是国民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盛情邀请他为外交部顾问。于是，梅汝璈先生一到北京，就立刻发电报邀请金庸到北京来协助他工作。金庸接到邀请，正中下怀，于是兴冲冲地只身北上，赴京求职。
而当时中国外交部的负责人乔冠华，在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社长时，与《大公报》交往颇深，也相当欣赏金庸的才干。金庸见过梅汝璈后，便去找乔冠华。乔冠华自然表示欢迎，但是也坦白相告，由于金庸出身地主家庭，又在国民党的政治学校接受过教育，恐怕很难被红色政权接受。而惟一的希望是先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受训，或者在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人民外交协会工作，等适当的时候争取入党，再被决定能否转入外交部工作。
这对金庸不啻一瓢冷水，顿时满腔热情化为乌有。他后来回忆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做出贡献……”
金庸此后一生，始终追求的思想独立、言论自由、个人权利得到充分保障，而性格也倾向于独往独来，我行我素，随意不羁。因此他后来也认为，未能走上从政之路，此后多年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和不受拘束的小说家”，更加适合他的个性发展和真正追求。后来他也在和池田大作的对话中说：“我对于严守纪律感到痛苦。即使作为报人，仍以多受拘束为苦，如果我做了外交官，这一生恐怕是不会感到幸福快乐的。年轻时企望做外交官，主要的动机是周游列国，现在我可以随便到世界上任何地方旅行，不受丝毫限制，更加自由自在。现在独立的从事文艺合作，作学术研究，不受管束和指挥。只凭自己良心做事，精神上痛快得多了。”
然而当时金庸并未想到这一点，只是抱着失望之情怏怏而归，而在这次失败的北上求职的过程中，金庸的第一次婚姻亦告破裂。关于这次婚姻，他人知之甚少，只知这位夫人叫杜冶芬，1947年与金庸相识，后来同赴香港，但因金庸忙于工作，冷落夫人，相处关系逐渐恶化，而这次失败的北上，正做了他们分手的催化剂。
不久后，家乡传来他父亲的死讯，对金庸又是一个沉重而悲痛的打击，直到大半年后他心境才渐渐平复。1952年，或许是想要换一个环境，金庸转到了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新晚报》隶属《大公报》，但是性质有所不同。在这个叫作《下午茶座》的副刊上，金庸为了提高报纸的受欢迎度，开始撰写一些娱乐性较强的影评专栏。金庸对于影艺本是门外汉，但是由于工作上的需要，用心阅读了大量电影与艺术的理论书，终于在相当短的时期内成为这方面的“半专家”。虽然当时他没有实践的经验，但理论方面的知识和对重要戏剧、电影的了解与认识，甚至已经超过了普通的电影和戏剧工作者。
这段经历给金庸一个很大的收获，便是他学会了“即学即用”，并以此为他主要的工作方法。他说：“不熟悉我的人以为我学问渊博、知识面极广。其实我的方法是，若有需要，立即去学，把‘不懂’变作‘稍懂’，使得自己从‘外行’转为‘半内行’。”
这段期间内，金庸不但经常以“姚馥兰”和“林欢”的笔名发表影评，并且也自己创作了一些电影剧本，如《绝代佳人》、《兰花花》等。《绝代佳人》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1957年还获得了中国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的优秀影片荣誉奖。
不但电影，这段生涯中金庸对各种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浓厚兴趣，甚至学过芭蕾舞，并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当时罗孚是《新晚报》的负责人，后来在他回忆中还有一个相当有趣的小插曲：“他（金庸）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新晚报》轻松愉快的风格，使金庸身心都得到了相当的舒展。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重要朋友：一个是《新晚报》总编辑罗孚，另一个，便是与他志趣相投，才华并称，日后也成“一代大侠”的梁羽生。梁羽生本名陈文统，广西蒙山人，小金庸一岁。他毕业于岭南大学经济系，当时也是《新晚报》副刊编辑。他与金庸都爱好下棋，闲来无事常摆局对弈，并同在《新晚报》上撰写棋话，皆十分精彩。
对弈之外，两人更有一个共同爱好，便是武侠小说。书生论武，分外兴致勃勃，如《蜀山剑侠传》、《十二金钱镖》等旧武侠作品，两人一旦谈起，都是兴致勃勃，口若悬河。此时，金庸或许还不知道，他生命中一项重要事业便要由此起步；而一代新派武侠出世，也已经呼之欲出了。
此刻金梁二人谈侠论剑，虽然兴致高昂，二人又都有文字创作的经历，却尚无操笔亲自上阵之心：新派武侠小说的“药方”已齐，但“药引”未备。到1953年，终于“引子”到来，当年香港两位拳师的一场比武，成了新派武侠出世的导火线。
这两位拳师，一个是太极派的吴公仪，另一个是白鹤派陈克夫。武无第二，两位拳师既要分出高下，便选了摆擂比武方式。然而因为当时香港禁止打擂比武这类事，而澳门不禁，擂台便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名拳师比武的消息传出，立刻引起了好热闹喜猎奇的香港人的注意，报纸传媒更是以此为新闻热点大肆宣扬。《新晚报》自然不甘落后，立刻为此出了一个“号外”，结果是“瞬间卖空”。尽管比武当场，并无报界事先渲染的紧张刺激，数分钟便分出胜负，但市民对于比武打擂，争斗胜负的爱好，却引发了《新晚报》主编罗孚的灵机一动——在报纸上开始武侠小说连载。
深知平素手下这群干将对于武侠的爱好，罗孚决定就地取材，令他们变“说”为“写”，必受读者欢迎。于是他先去找文史造诣颇深的梁羽生，梁羽生一口应从。比武第二日，《新晚报》便刊出即将连载武侠小说的预告，读者自然大感兴趣：而梁羽生果然也不负厚望，仅仅酝酿一日，《龙虎斗京华》便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日后看来，这部小说身上，仍然不脱许多旧武侠的套子，“其所用楔子、回目、笔法无一不‘旧’，甚至部分故事情节、人物亦明显套自白羽《十二金钱镖》”（叶洪生语），但是，对于当时读者来说，却令他们大大地感到耳目一新。小说中曲折的情节，生动的打斗，激烈而又悲伤的感情，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报纸销量大幅上翻。《龙虎斗京华》这一炮打响，顿时在香港报界掀起武侠热潮，梁羽生声名日隆，各大报纷纷前来约稿，分身乏术，于是，罗孚又“挖”出了金庸，邀他为《新晚报》新写武侠小说连载。
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金庸看到梁羽生一举成名，自然也不甘落后。但他之前从未写过武侠，一时不免棘手，苦思之下，决定从自己最熟悉的家乡着手，选择小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故事——乾隆身世之谜。
海宁陈氏，也是当地望族，清朝雍乾时期，尤得荣宠。于是，海宁流传有这样的传说，道是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之子，出生之时，被雍正的皇后用自己的女儿换进宫去，于是便成了清朝的“汉人皇帝”。这样的民间野史，自然完全靠不住，但是这其中的满汉血统的矛盾，权位与人伦的挣扎，却是金庸深感兴趣的话题。
在故事中引入历史上的真实人物，给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披上传奇的外衣，虚实转换之间，既令读者心理上感到亲切可信，又令读者随作者想象驰骋翱翔，金庸熟读《三国》，自然知道这种虚实之间的妙趣。
然而作为一部武侠小说，笔下虚构的人物，其发挥余地自然比历史实有其人的角色更大，也更能表达作者的独创性。于是，金庸便虚构了他的第一个主人公——书生侠客陈家洛。
在陈家洛身上，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江南陈家的儿子，他是乾隆的亲兄弟，他是反清复明组织的首领——这样互相矛盾的“复杂身份”带来了他的“复杂性格”，陈家洛在金庸小说人物系列中，固然算不得可爱，但是性格的丰富性上，却毫不逊色。
于是，故事围绕着陈家洛领导的反清复明组织“红花会”与乾隆皇帝间的矛盾冲突展开，1955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诞生了，而“金庸”这个笔名，也第一次公之于世。
有梁氏小说在前参照，《书剑恩仇录》已经基本摆脱了旧派武侠的路子，虽然仍然沿用旧体诗词回目，但是遣词造句，已经开始走西方小说和新文学的路子。
而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一部小说起，金庸的武侠中“侠情”结合的特征非常鲜明，在他的作品中，情爱给人留下的印象极其深刻，而女性人物在金庸武侠中，虽然并不具备很高的地位，却是花费大量笔墨描绘的对象。后来尽管有人批评金庸对于女性的描写过于浅薄片面，但是，不可否认，金庸笔下的女性角色，可称得上各式各样，丰富多彩，各有各自不同的魅力。
而在《书剑》中，陈家洛与两位少女的爱情悲剧，更是作品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情节。这两位女主人公，性格的各异非常典型：才干出众、个性鲜明的霍青桐，和美丽绝伦、天真纯洁的香香公主喀丝丽。在这部小说中，金庸通过陈家洛在两位少女中的抉择，写出了他个人性格悲剧；霍青桐至今仍是他笔下最受喜爱的女性之一，而香香公主虽被讥为“花瓶”、“木头”，但是，对她的“美”的描写，也令人难忘——这样完美无瑕，纯真清澈的女性形象，已开金庸小说中的女性“美”之先声。
《书剑恩仇录》1955年开始以每日一篇的速度连载，刚刚开始连载的时候，并未特别受人关注。这也是金庸武侠小说的一个特征：开局往往平平，之后大幅铺叙，渐入佳境，读者如入宝山，愈入愈奇，愈入愈妙，兴致既起，长盛不衰。一个多月后，《新晚报》洛阳纸贵，妇孺皆闻。在《书剑恩仇录》的读者中，既有高级知识分子，又有普通工人，既有八十老妪，也有总角小童。在南洋一带，《书剑恩仇录》甚至被用作说书和广播的题材。金梁并称，一时瑜亮。
这一年，金庸三十一岁。
《书剑恩仇录》的连载，从1955年一直延续到1956年，在这期间，金庸又被调回《大公报》编报纸副刊。《书剑恩仇录》走红之后，武侠小说家“金庸”名声鹊起，多家报社都向他约稿，1956年，金庸开始为《商报》撰写他的第二部长篇武侠小说《碧血剑》。
武侠小说的诞生，与商业完全联系在一起，有许多地方不能避免，例如情节走某些套路，迎合读者的口味需要，以及报纸连载造成的急就章的草率等。但是金庸此后，对待每部重要作品，都力求做到部部有突破，本本有创新，实属难能可贵。虽然《书剑恩仇录》一举走红，他却不愿因循老路，而一直试图探索出新的写作手法和表现手段。不断创新，自我突破，自我完善，金庸此后能获得如许大的成功，与他这样精益求精的精神有很大的关系。
在《碧血剑》中，金庸运用了倒叙、插叙等诸多手段，塑造了两个“不出场主角”。虽然贯穿全书的人物是袁承志、温青青这对情侣，但是，如他所说，“《碧血剑》的真正主角其实是袁崇焕，其次是金蛇郎君”。一个青史名将，一个虚构奇人，是他这部书中着力表现的人物。
《书剑》走的是野史传奇的路子，《碧血剑》中，金庸却开始试图在“正史”与“武侠”的结合上做一个突破。写袁崇焕，完全是用正史的笔法，将他当作一个历史人物来定；而写金蛇郎君，则完全是一个武侠奇人，身负绝世武功和深仇大恨，并与仇人之女发展出一段凄美的恋情，这则完全是武侠传奇中的浪漫故事了。
从结果来看，无疑是金蛇郎君比袁崇焕来得成功。金庸在历史创作方面未能如愿，深有憾焉，1975年修订《碧血剑》时，犹补写《袁崇焕评传》附在小说之后。史传文字自然不能代替小说，但是《碧血剑》却展示了金庸真正把历史的大背景融入小说故事之中，在虚构人物的一人一身之爱憎之后，隐藏着一时一代之兴亡。从《碧血剑》开始，才真正体现金庸引历史入武侠的大手笔与大气魄。修改之后，历史感尤为厚重。
当地，金庸、梁羽生和另一位武侠小说家百剑堂主，既都写武侠小说，又是同事，平时来往甚多，于是在香港武侠小说界有“文坛三剑客”之称。《大公报》一位编辑便出了一个主意，开辟一个专栏《三剑楼随笔》，请他们合写一些散文随笔性质的文字在报上发表，轮流刊载。
于是《三剑楼随笔》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
关于这个专栏的性质与定位，金庸曾在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文章《“相思曲”与小说》中做了这样的阐述：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如他所言，金庸在这个专栏里信笔挥毫，无拘无束，看似东拉西扯，其中却蕴涵着他对人生对世事的观察与思考。在轻松潇洒的文字背后，金庸透露了他的散文才华。
《三剑楼随笔》刊载三个多月后即停止，后来另有结集出版。后来梁金二人继续创作武侠小说，各开宗派，而百剑堂主则转行写政论，三人分道扬镳。但他们联手创作这桩往事，不但留下了许多质量相当高的随笔，也在文坛上留下了一桩佳话。
这个时候，随着中国国内“反右”运动的开展，《大公报》身为左派报纸，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思想控制也越来越严格。对于一生都“以多受拘束为苦”，始终重视个人自由与个性解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压力渐渐使他难以忍受。这个时候，他依靠写武侠小说和影评散文等的稿费，经济条件已经相当优越，在报纸内部的工作成绩也获得肯定，但是他始终感到与这样的管理方式格格不入。于是，他选择了辞职之路。由于之前有剧本创作和撰写影评的经验，他便进入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担任编辑。这是1957年。
这段时间内他仍沿用“林欢”的笔名，创作了《三恋》、《不要离开我》、《有女怀春》、《小鸽子姑娘》、《午夜琴声》等剧本。另外，他与程步高联手执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和胡小峰合导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都相当卖座。
而金庸传说中一段相当浪漫的情史，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据金庸当年在电影公司的同事回忆，他曾爱上一位美丽的著名女星，而是否得到佳人青睐，则说法不一。传说，这位美丽的女明星，便是当年“长城”的一号当家花旦夏梦。而后来金庸创办《明报》后，为夏梦所写的报道和评论，似乎有意无意地印证了这一点。沈西城先生的文章认为，在金庸之后的小说中的美丽女主人公，如《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身上，都可看到夏梦的影子。
情由心生，本是无可确证的事，但是在这些美丽的女性身上，却的确反映了金庸对于理想女性的倾慕，假若他果真有过全心倾慕的女子，将对于所爱的理想投射于笔下，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特别是黄蓉，容貌出众，聪颖灵动，具有丰富的性格魅力，被誉为金庸笔下众美之首，或许，也得益于这段朦朦胧胧，不为人知的感情。
虽然以电影编剧为职业，但在这段时间内，金庸的创作重心仍在武侠小说上。一方面，这种创作给他带来相当高的收入，另一方面，小试锋芒的成功使金庸也感觉到了创作的愉悦和兴奋，因此，《碧血剑》刚刚完稿，他又立刻为《新晚报》开始写另一部武侠小说《雪山飞狐》。
不停地在创作实践中寻找创新突破，是金庸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地方，也是他成为一代武侠宗师的重要原因。这一次，他把在《碧血剑》中通过人物语言的倒叙和插叙手法发挥到极至，并借鉴了《天方夜谭》中的一个故事由许多人说出的方法，与芥川龙之介小说《密林中》和黑泽明据之改编的电影《罗生门》的表现手法有同工之妙，整个故事由不同的人之口慢慢补全，而每个人又由于自身的主观原因而对故事作有不同的阐述，产生相互矛盾悖离之处。这样，一方面把故事讲得扑朔迷离、曲折摇曳，一方面每个讲故事的人自身的性情、品格，与故事中人的关系、感情，也在讲述过程中栩栩而现。这部作品表现风格深受西方文学和电影的影响，可说是金庸小说中结构最巧妙用心的一部，甚至有一个被人传诵多年的“开放性”结尾——主人公胡斐迫于误会，不得不与父亲好友、爱人之父苗人凤决战，最后一刀，砍则杀死对方，不砍则自己送命，在这个节骨眼上，金庸竟此搁笔，留下无限空间任读者想象——一时间整个香港都在议论：“胡斐那一刀，究竟砍还是不砍？”
而金庸本人对此的说法是：“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下去，我无法知道……”
对于之前之后写过无数的痛苦矛盾的金庸来说，这样的说法多少是个托辞。假如他想要给胡苗一人一个了断，无论是悲是喜，都应当会是一个读者能够接受的结局。但是他却选择这样一种写法，似乎要告诉读者，人生中总有无数次可能面临两难而又不得不抉择的困境，这个时刻，能做选择权的只有自己——胡斐那一刻面临的问题，更是“我”与“他人”的孰轻孰重的，人生的根本性矛盾之一。所以他把胡斐和苗人凤的命运留给了读者，也就给了读者更深入的思考和回味的余地。
这个时刻，大家或许还都没有想到，一部奠定金庸“武林盟主”地位，也成为新武侠奠基之作的重大作品就要诞生了。
它的名字是《射雕英雄传》。
“宋人议论未定，金兵已然渡河。”
正当读者们还在为《雪山飞狐》的魅力倾倒之时，金庸在他的“三板斧”之后，隆重祭出了他的力作——《射雕英雄传》。
这部书以南宋抗金、蒙古兴起的历史为背景，描绘了一个气势恢弘的江湖世界，“历史”与“传奇”完美结合，拥有最生动精彩的一对主角——郭靖与黄蓉，他们的个性的差异与互补始终是“金迷”念念不忘的话题；拥有最丰富鲜明的江湖人物群像——“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成为武林高手代名词和之后武侠小说竞相效仿的对象，甚至被加以再创造，发展出他们各自的历史和恩怨；甚至连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铁木真等，也栩栩如生。金庸后来写的许多作品，技巧有过于它，但是，在“创造完整的武林世界”上，《射雕英雄传》应当是奠基者。
这部百万余字的巨著，以成吉思汗般的雄伟气魄，使此前的一切武侠小说都黯然失色。金庸的武侠大宗师地位，也就此奠定。全城轰动，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曼谷的中文报纸为了抢先转载，甚至用地下电台来拍发香港当天的登载内容，这可谓是小说史上的奇闻。
著名学者夏济安先生，也非常爱看武侠小说，在金庸的武侠小说出世之前，已认为武侠小说许多人爱看，却没有人好好写过，是一门大有发展前途的文学形式。他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想法自己动笔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读到《射雕英雄传》，他就写信给朋友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借用《虬髯客传》中虬髯客见李世民的典故，将金庸称为武侠小说的“真命天子”，已是至高的评价和肯定。
时年为1958年，金庸三十四岁。
此时，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已经拥有了不可动摇的成就，但是作为报人事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金庸一生传奇的另一半：创办《明报》。
金庸在长城电影公司，尽管小有所成，但是都未造成大的影响，并不十分得志。当时“长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拍电影注重思想教育，对于一向注重率性独立的金庸来说，在这样的压力下再次感受到束缚重重，创作意图得不到发挥。据金庸后来接受采访时回忆：“后来，我所编写的剧本好几个不获通过，兴趣自然大减，到了1959年，对电影制作的方针越趋严格，有时整年间也拍不到一两部戏。”
当时金庸依靠写作武侠小说和翻译等收入，已经有相当积蓄，不愿再受固定机构限制，开始筹划自立门户。权衡之下，“干电影时工作未见顺利，自己又没有能力搞电影公司，相反地，办小型的报纸，需款不多，但给我发挥的机会较大，故转而办报”。
机缘巧合，此时他在异乡遇到了自己初中同学，当时从事印刷业务的沈宝新。谈论之下，一拍即合，金庸便邀他作合伙人，从此开始他们三十多年的合作生涯。后来金庸回忆：“和我共同创办《明报》的沈宝新先生，是我初中三年级时的同班同学。1938年开始认识，二十一年后的1959年同办《明报》，精诚合作地办了三十几年报纸，到今年已四十九年。在共同办报期间，挑拨离间的人很多，造谣生非的事常有，甚至到现在也还有。但我们互相间从不怀疑，绝无丝毫恶感。前年我因心脏病动大手术，宝新兄在医院中从手术开始到结束，一直等了八个半小时。”人生之可贵者，莫过于得良师益友，金庸与沈宝新这样根深蒂固的友谊，令他们赢得了他们的事业，也成为金庸传奇生涯的一段佳话。
在经过充分策划与准备之后，1959年5月20日，《明报》注册后在香港正式创刊，刊名请到当时香港著名书法家王植波题写，沿用至今。注册资金十万元，金庸占百分八十，沈宝新占百分二十。
最初，金庸只是打算办一份以刊行他的武侠小说为主的小说周刊，但在沈宝新建议下，改周刊为日报，而《明报》作为报纸的定位，也走严肃社评政评和轻松通俗文学兼容并包的中间路线。
而在办报的宗旨上，金庸则明确贯彻了他长期的独立知识分子理想。后来他说：“《明报》的‘明’字，取意于‘明理’、‘明辨是非’、‘明察秋毫’、‘明镜高悬’、‘清明在躬’、‘光明正大’、‘明人不做暗事’等意念，香港传媒界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在政治取向上，我们既不特别亲近共产党，也不亲近国民党，而是根据事实作正确报道，根据理性作公正判断和评论。”在《明报》当日的发刊词里，金庸即表明这张报纸要维护“公平与善良”的立场，而半个月后，他在为《明报》撰写的第一篇社评里，又这样说：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的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道战争与混乱，报道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道和平与安定，报道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
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明报》诞生了，然而创业起步，困难重重，刚起步时，编辑部不过四人而已。沈宝新管经理发行业务，金庸负责主笔和编务，潘粤生作他的助手，还有一位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后便自行离去。而报纸也不过是一张四开大的四版小报，第一版主要为时事新闻，第二版娱乐消息，第三版小说连载，第四版社会新闻。
起初，《明报》的销量并不如人意，当时不少人都认为，这份报纸维持不了多久。在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金庸和沈宝新二人苦苦支撑，甚至不惜以典当来维持。
其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每日在报馆忙到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只能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此船有个规矩，如果要即到即开，船费要三元，否则就要等到有六个人登船才开航。而当时为了省下包船费，金庸夫妇宁愿捱着冬夜寒风等人，其惨淡可想而知。
而在这种情况下，创业初期，金庸的武侠小说，便成为《明报》维持生存的基本支柱。从创刊第一日起，他就在报纸上连载他的新作《神雕侠侣》。
这个时候，金庸也开始写作社评，创刊初是两三日一篇，到当年年底达到几乎每天一篇。只是他这时的社评，篇幅既短，观点也未尖锐，因此尚不太受人注目，还没有后来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的魅力和影响。
最初几月内，金庸便忙着招兵买马，聘得几位出色人才。其中有雷炜坡，当时在《晶报》当记者，被金庸拉来做采访主任，他以柳鸣莺为笔名写的“伶星专栏”，专写明星的爱情生活等花边新闻，很受欢迎。另外《明报》早期的“招牌菜”还有简而清以简老八笔名写的马经，汪昆以“识途老狗”为笔名写的澳门狗经。
不过在初期，金庸的武侠写作，仍是报纸的主要支柱：后来倪匡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神雕侠侣》是承接《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其江湖世界也顺理成章地继承了上一部的设定；不过《射雕英雄传》的主角郭靖、黄蓉在这本书里已经年届中年退居二线，书中主要写的是前书中人物杨康之子杨过的成长，和他与小龙女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
《神雕》最大的主题是“情”，强调个人的情爱的自由和个性的解放，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情”在金庸作品中的分量较之以前加大了许多。这部书以失恋之李莫愁、武三通开始，引出层层人物，而到杨过、小龙女二人。杨过是其父母爱情悲剧的产物，而小龙女之师祖林朝英与王重阳，亦终生因爱情而痛苦。到了杨过、小龙女，由于师徒相恋，不为世俗所容，乃至重重曲折后方成眷属。这个主题是《射雕》的主题的反写；强调的是一种个人的、自我的欲望，杨过最后放弃了“大侠”的功业而和爱人隐居，是遵从了小龙女的个性和愿望，比起《射雕》所坚持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神雕》更突出一种属于女性和弱者的声音。
与此同时，《飞狐外传》也在《明报》的附属刊物《武侠与历史》上连载。这份杂志上兼顾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也连载过很多不错的作品，除金庸的《飞狐外传》外，还有他的中篇《鸳鸯刀》、古龙的中期转型代表作《绝代双骄》等。由于种种原因，它后来停刊了，颇为可惜。
同时写作两本武侠小说，是金庸最艰难的时期。这两本小说都与金庸早期作品有关，《神雕侠侣》是“后续”，而《飞狐外传》则是“补完”。在《飞狐外传》中，金庸借用他早期作品《雪山飞狐》的情节，将在那本小说中退居次位的胡斐形象补充得更丰满而完整，如果说郭靖是金庸笔下的“为国为民”的“侠”的理想的化身，胡斐则是金庸“锄强扶弱”的理想的化身。他可以为素不相识的一家三口打抱不平，不为所爱之人的求恳所动。
《神雕侠侣》告捷后，金庸开始写他的另一部小说《倚天屠龙记》。《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这三部小说按时间先后而下，有内容的延续性，因此后来被合称为“射雕三部曲”。前一部书中的人物和他们的后代在后一部书出现，而推动后一部书中主人公命运的发展，使金庸的武侠世界变得更完整而丰富。
《倚天屠龙记》的最大突破，是其中对于“正邪”的融合与思考。武侠世界中从来正邪不两立，邪不压正是武侠的根本原则。然而，金庸试图从更加人性化和更加真实的层面上，来考察“正邪”的观念和现实的矛盾，人性中善与恶的矛盾。这种正邪的辩难在他从前的作品中已经出现过，譬如亦正亦邪的人物夏雪宜、黄药师等。但是，这些人都只是“个体”，把它放到群体和社会的范围来考察，探讨正邪与人性的关系和转化，则是至《倚天》始大成。当时这样的小说，对于许多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杀人无数的金毛狮王竟与正派主角张无忌感情深厚，张无忌又当上了被认为是邪教的明教的教主，并与敌国的郡主赵敏发生恋爱，而正派的灭绝师太刚愎好杀，周芷若暗藏心机……金庸后来解释说：“在《倚天屠龙记》中，我要写的确是我对人生一种看法，想表达一个主题，说明这世界上所谓正的邪的，好的坏的，这些观念有时很难区分。……人生其实很复杂，命运跟遭遇千变万化，如果照一定的模式去描写的话，就太将人生简单化了。”
这种“正邪转化”的观念造成金庸笔下人物形象的丰富与复杂性，而在他写的所有人物形象中，也多以正邪参半的形象最有魅力——在《倚天屠龙记》里，殷素素、杨逍、赵敏这样的形象，远比正派的张翠山、张无忌父子令人喜爱而印象深刻。也许，这类在性格上不失真诚性情，有“正”的一面，而又不受世俗约束，有任性放纵的“邪”的一面的人物，其实恰恰是武侠小说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形象。他们身上，既体现了武侠小说放纵性情，超凡脱俗的魅力，又体现了武侠小说对抗法治，滥杀无制的危险。这种“危险的放纵”是武侠带给我们的一个梦，也是武侠最常遇到的一个质疑；到底武侠能够将这个梦发挥到什么地步，又需要什么底线为限制，事实上，也是武侠小说至今仍然面临着的问题。
这部作品中的女主角赵敏和周芷若，金庸以为，都是心机太深而不讨人喜欢的。不过，这部作品中描写感情最美好的地方却是男子之间的情义。张三丰的武当派成为金庸笔下最富有温情和人性的门派，也为武侠小说世界里所少见。
而后来金庸修订的时候，仍然觉得自己当时的感受太过肤浅；经历了更多年的风风雨雨后，他感伤地道：“真实人生中不是这样的。因为那时我还不明白。”
从《神雕》到《倚天》，说这几部武侠小说为《明报》打稳了基础，应不为过。但是《明报》权威性的建立，却是依靠它的社评——之后，《明报》成为华文报纸中的著名大报，金庸和他的社评起着决定性的关键影响。
1962年，正是中国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当时中国民众面临建国以来最大的生存困难，在饥饿的逼迫下，大批大陆人，特别是广东一带，采取了偷渡香港以求生的方式。当时香港居民已经有三百多万，自然承受不住如此大批偷渡者带来的压力，为了缓和越发紧张的港内经济矛盾，香港当局用强硬手段将大陆移民押运回深圳，但是仍然无法阻拦移民持续大批涌入。这便是香港历史上的“逃亡潮”事件。
在事件早期，《明报》保持着平静和观望的态度。对于与政治关系密切的问题，金庸出于小心不希望介入。随后，事情越来越大，《明报》也开始以比较客观和淡漠的态度来做少量一般报道。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采写新闻的记者们深入底层看到移民的悲惨生活时，都异常激动，要求对移民给予更强烈的关注和帮助；金庸在深思熟虑后，做出了真实报道这桩事件一切真相，并争取为移民提供帮助的决定。《明报》在这场移民潮中，为移民募捐到大批救援物资，对移民给予了大量同情与援助。
但是在态度上，《明报》则站在港府一边，金庸认为，对于整个香港的实际利益来说，大批移民的涌入，无疑是一场灾难，假如不予解决，便会给港民带来极大灾祸，因此，他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并批评大陆政府对移民潮的纵容。这便与《大公报》的左派立场产生了分歧，《大公报》也多次发表文章批评金庸与《明报》。由于这场争论关系到香港市民的切身利益，《明报》的发行量直线上升，自移民潮和笔战《大公报》之后，发行量从一万几千份上升到四万份，报纸也由小报规模扩展为两大张。
《明报》事业稳定下来，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事业也随之并进。1963年，他在《明报》上连载《天龙八部》，这是他结构最庞大，人物关系最多样而复杂的一部小说，非具有强大操控力不能为。
《天龙八部》连载期间，金庸受邀赴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并预备顺便在欧洲做一次长途旅行，而此时《天龙八部》尚在连载中，不可能长期停载，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决定找人代笔，这个人便是著名武侠、推理、科幻小说家倪匡。倪匡对金庸推崇备至，曾经说过“没有人可以代写金庸小说”。于是，金庸找到倪匡，而当时在场的还有著名作家董千里先生。
金庸当时说得很技巧：“倪匡，请你代写三四十天，不必照原来的情节，你可以去自由发展。”
倪匡自己说他当时的想法：“这等于是说：千万不可损及原著，你自管去写你自己的好了！换了别人，或许会生气。但我不会，高兴还来不及！若是连自己作品和金庸作品之间有好几百万光年距离这点都不明白，那是白痴了，幸好还算聪明，所以一点不生气，连连点头答应。”而金庸又说：“老董的文字，较洗练，简洁而有力，文字的组织能力又高，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之后再见报！”而倪匡的想法是：“这等于说：倪匡你的文字不好，虽然任由发展，还是不放心，要找人在旁监督，以防万一出毛病。换了别人，又可能会生气，但我不会。因为金庸所说是实，董千里先生文字之简炼有力，海内外共睹，能得到他的帮助，对我今后小说创作的文字运用方面，可以有很大的改进，所以欣然答应。”
于是“代写”之事，终于敲定，倪匡虽得了这个“自由发挥”权，但是自言写得也是战战兢兢，等金庸欧游归来，大概写有六万字左右，基本都控制在不影响原著进展的范围内，后来修改时，金庸为保持他本人一贯风格统一，征得倪匡同意，将这一部分完全删除。不过倪匡为人，喜出奇招，见到金庸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他说他讨厌阿紫其人，所以令她瞎眼。如此说来，倪匡代写之时，必定还是有其任性发挥的地方，而阿紫瞎眼，则是其中影响全局最大的一处了。
金庸无可奈何，也得接受，但是他自有主意，围绕阿紫眼睛，失而复得，得而再还，把她与游坦之之间的情爱纠葛写得更加动人，“凄楚、恋情、偏激、浪漫，都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竟成一个意外收获，金庸功力，可见非凡。
后来倪匡一直以此经历为得意，曾自撰一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是：“曾代金庸写小说”。其实倪匡本人，作为小说家也享有盛名，这样一副对联，只是表示他对此二人的推崇而已。
1965年，为了适应面向文化层次较高的读者的需要，金庸创办了《明报月刊》，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标榜“独立，自由，宽容”。大陆“文化大革命”期间，《明报》抓住了这个时机，发表大量报道和评论来详细讨论“文革”的走向，分析“文革”的本质，并以其准确的透视力和预测力成为“中国报道权威”。金庸也成为与左派对立的右派媒体代表，而赢得“香港第一健笔”之称。
1967年，在“左”倾思潮和“左派”势力影响下，香港的劳资纠纷逐渐扩大成为与政府和社会对抗的暴动事件，这就是香港的“六七暴动”。而金庸也成为“左派”攻击对象，不得不远走瑞士避难。然而，祸福相因，在这种冲击中，《明报》的销量也从五万份激增到八万份。
“六七”之后，香港政治经济趋于好转。金庸开始投入发展明报事业。此后金庸在《明报月刊》之外，又先后增办了《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纸杂志，后来又创办了明窗、明河、明远三家出版社，把《明报》拓展成一个报业集团。其中，《明报周刊》以娱乐周刊起家，在著名娱乐新闻采写人雷炜坡手下蒸蒸日上，成为明报集团除《明报》外赢利最高的刊物，1973年李小龙死亡事件后，已稳坐香港娱乐周刊的第一把交椅。
而《明报》手下，更是人才济济，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农妇），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李文庸（慕容公子）、董梦妮等，皆先后在金庸麾下冲锋陷阵。金庸之用人，有“才”——慧眼识珠提拔英俊；有“情”——真情相待平等共处；有“识”——眼光远大谋划全局；有“度”——宽宏大量不计小怨，尤其为人所称道。
《明报晚报》前身为《华人夜报》，20世纪60年代末创办不久后金庸便把它交给了王世瑜。据《明报》老职员说，王世瑜初入《明报》，职位只是信差。但这个信差，聪明勤勉，甚获金庸欢心，很快就由信差，升为校对，助理编辑，编辑，而到最后，更被升任《华人夜报》的总编辑，升职之快，堪称一时无二。但是由于办报宗旨遭到金庸夫人的反对，争执之下辞职，转投《新报》。当时他年少气盛，便常在报上拿金庸开玩笑，语多不敬，金庸也只是一笑了之。后来王世瑜自办《新夜报》，大赚一笔，赚钱后便卖掉报纸，举家移民加拿大。金庸听说他不办报了，立刻邀请他回来重新加盟《明报》，任《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重新收归旗下。王世瑜后来对金庸的评语是：“深懂用人之道，懂得放手让下属办事，三十多年来我从未见他辞退过一名员工，或骂过一名下属，但公司的同事对他都很尊敬。”
王世瑜外，有林三木。林三木在《明报》，起初只是资料室的小职员，得到金庸赏识而被保送到英国留学，归来立刻出任《明报晚报》的副总编辑，后来总编辑潘粤生去了新加坡《新明日报》，林三木又升任总编，恰值股市狂潮，《明报晚报》时为全港独一无二的经济报纸，于是一纸风行，销路达好几万份。林三木便打算自立山头，另开事业，最终脱离《明报》，自创《信报》，成为《明报晚报》的最大竞争对手。因此，许多人都认为林三木对于金庸，太过忘恩负义，然而，金庸却反而替林三木辩解：“人望高处，水望低流，林三木有这么好的成就，我也高兴。”
后来，在许多宴会场合，金庸都会遇到林三木，他一见林三木，一定会走过去握手，很客气地称呼他做“林先生”，而不似一般老板直呼旧职员的名字。
这段期间内，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顶峰。
在此期间，发生过一件金梁“笔战”的往事，可以说是两大武侠作家在创作基本理念上的一次碰撞。1966年1月香港《海光文艺》创刊号发表了一篇文章，《金庸梁羽生合论》，署名佟硕之（后来知为梁羽生的笔名）。这篇文章比较了金梁作品的异同，说：
“梁羽生的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随后，在分析二人各自优缺点的时候，此文对于金庸提出了以下的批评：
“武”的方面，其一，情节跌宕起伏，变化多端，固然是好事，但是有时便不免于不合理情节，而有些更是伤于人物，并非必要。（当时金庸尚未写到段誉身世之谜，故而此文将木婉清和段誉的恋爱以为果然乱伦，于是也算在其中。不过段誉身世之谜太过离奇巧合，纵然梁羽生后来知道金庸真正的安排，恐怕也不免诟病。）
其二，诗词修养不够，犯了一些平仄和史学上的毛病，如《书剑恩仇录》的回目不合古典诗文平仄，《射雕》中黄蓉的“宋代才女唱元曲”等。
其三，一些武侠技击写得太过离奇，令人不可相信，如天山童姥、六脉神剑这样的设计，已经近于神怪之道。
“侠”的方面，金庸常邪正不分，混淆大是大非。例如《无龙八部》中，金庸捧“大杀宋国忠义之士，官居契丹南院大王”的乔峰为英雄，不知为何。
“情”的方面，金庸的爱情描写较为单一，常常发生莫名其妙的多角恋爱，没有深厚的心理基础。
金庸对这批评想法如何，他自己一直没有提起，但是对于梁羽生批评他最主要的部分，也就是“邪正不分”这点上，金庸当时显然是不服气的。在《海光文艺》第四期，他写了一篇两千多字的小文《一个“讲故事的人”的自白》，虽然含蓄，却可看出是对《合论》的一个回应。在这篇文章里，我们也可看出金庸在创作武侠时的一些基本理念，他说：
“我只是一个‘讲故事人’（好比宋代的‘说话人’，近代的‘说书先生’）。我只求把故事讲得生动热闹……我自幼便爱读武侠小说，写这种小说，自己当作一种娱乐，自娱之余，复以娱人（当然也有金钱上的报酬）……
我以为小说主要是刻画一些人物，讲一个故事，描写某种环境和气氛。小说本身虽然不可避免地会表达作者的思想，但作者不必故意将人物、故事、背景去迁就某种思想和政策。
我以为武侠小说和京剧、评弹、舞蹈、音乐等等相同，主要作用是求赏心悦目，或是悦耳动听。武侠小说毕竟没有多大艺术价值，如果一定要提得高一点来说，那是求表达一种感情，刻画一种个性，描写人的生活或是生命，和政治思想、宗教意识、科学上的正误、道德上的是非等等，不必求统一或关联。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
从这篇小文里，我们可以看出金庸创作期间对于武侠的态度：对他来说，武侠小说只是一种娱乐手段，而他致力而为的，也只是提升这种作品的艺术价值而已。他想要写的，不过是“求美，求感动人”，而不愿意将它纳入教化体系而成为苦差。之后他在《天龙八部》里对于乔峰形象的塑造，正是对这个观点的一个阐明：当时梁羽生没有预料到，被他批评过的乔峰，身上的异族血统和暴烈个性，使他的个性和面临的处境更加深刻而复杂，而最终乔峰（萧峰）以杀身取义之行为，用自己的生命为宋辽换得短暂的和平，更使他的形象升华到金庸笔下当之无愧的第一大英雄之位。在乔峰的身上，契丹和汉族的混淆倒置，反倒使这个人物跨越了狭隘的民族观念，而具备了更高的意义。
《天龙八部》为陈世骧评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是金庸写“情孽”写到极致的一篇小说，也是他对于“情”的一次探讨之旅。在这部书里，充满了人性的挣扎与矛盾，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欲望和感情所困扰，而金庸用来解决的方法，则是佛法的超度和解脱——一些人物因为深受佛法熏陶而拥有心灵平静和完满人格，获得幸福圆满的结局，例如段誉、虚竹；一些人物则在忏悔中以出家或者死亡解脱。甚至，这本书里，几个最大的“恶魔”，都获得了在佛法中悔过的结局：如慕容博、萧远山、鸠摩智，甚至是星宿老怪丁春秋。
然而一方面是体悟与升华，忏悔与救赎；另一方面也是不可改变与痛苦；在无名老僧的教化之外，有两类人不能为佛法所超度：一种是如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大侠士，不能也不肯用佛法为心中的问题寻求简单的答案，最终不得不为此付出悲剧的代价；另一种是阿紫、游坦之间或慕容复这种执著于“情”或“欲”的凡人，他们宁愿选择与他们的爱情或者欲望共生，或者共灭——阿紫与游坦之选择了各自的殉情方式，而甚至最富慈悲心的段誉也放弃将慕容复接至大理的念头：“我觉得他们可怜，其实他们心中，焉知不是心满意足？”
这样纠缠转化，难判难定的爱欲之谜，使作品具有了更加深沉含蓄的意味。
20世纪60年代末期，金庸思想理念都更加趋于成熟，创作因为摆脱经济压力，自由度也更大，因此作品中便加入了更多对于人性和政治、社会、文化的思考。这个阶段他写出了他的最后两部长篇：《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两部长篇小说无论在新派武侠史或者金庸本人的创作史上，无疑都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于写作《笑傲江湖》的动机，金庸曾这样说过：“写《笑傲江湖》的那几年，‘文化大革命’夺权斗争正在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权派和造反派为了争权夺利，无所不用其极，人性的卑污集中地呈现。我每天为《明报》写社评，对政治中龌龊行径的强烈反感，自然而然地反映在每天撰写一段的武侠小说之中。”
然而，这并不是一部影射攻击性的作品，正如金庸所说，他想要做到的是“通过书中的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的若干普遍现象”。这是金庸作品中惟一不涉历史背景的一部，金庸借了这样的写法，正要阐释，这本书里所写的，不是一朝一代的兴亡离合，而是主宰中国三千多年的普遍欲望。
这是一部关于“权力”的小说，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权力”的旁观者，他对权力没有欲望，然而却置身于许多权力斗争的中心，参与了华山派、嵩山派、少林派、日月神教等许多门派的权力之争。通过他的眼睛，我们看到一幅政治旋涡中的人物长卷：贪婪者为权力欲控制而堕落为恶；弱小者为强权迫害而身家难保；上位者为欲望迷惑，失权夺权皆如一梦；边缘者为权力播弄，求离不得求存不能……而又演出灭门破家、夫妻怀恨、师友相残的悲剧。《倚天屠龙记》的正邪困惑，在此发展到极致：一旦被贪欲所控制，无沦是“正派”还是“邪教”，都无法逃脱这一人性的枷锁，左冷禅、岳不群、东方不败、任我行，无论怎样的君子掌门，英雄枭杰，都为了权力二字，成了自己欲望的可怜、可悲、可笑的牺牲品。有人说，读《笑傲》令人心冷，诚然。而令狐冲，则是在这场悲剧中，几乎惟一保持了清醒和主动的人，最终得以退出旋涡，携爱隐世。然而，这种退隐的代价，也是他失去了本来如同亲人般的师父、师母和满门师兄弟，失去了曾经深爱过的小师妹，失去了许多正派邪派的好友尊长，在令狐冲和任盈盈终成眷属、曲终奏雅的另一面，是无可奈何独善其身的悲凉。
《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之时，西贡的中文报、越文报和法文报有二十一家同时连载。南越国会中辩论之时，常有议员指责对方是“岳不群”(伪君子)或“左冷禅”(企图建立霸权者)，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而《鹿鼎记》一出，则在读者中掀起一场大骚动，甚至有许多读者写信来提出这部书是否金庸所写的疑问。金庸自己觉得：“《鹿鼎记》已经不太像武侠小说，毋宁说它是历史小说。”《鹿鼎记》最令人困惑之处，便是这本书的主人公，已经不是传统武侠小说中的大英雄大侠客，而武林在皇权和官府面前，也显得异常无力，“武侠”的英雄气概，洒脱胸怀，一下子间，仿佛被颠覆掉了。
这个主角韦小宝，用一句话概括说，是一个“市井小混混”。他经历奇特，但是本质平凡，与从前的侠客们相比，他不具备远大志向和高尚品格，人生目标非常简单：第一，生存，第二，金钱与美女。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小人物，违背一切理想原则，却符合一切现实条件。他虽然不符合武侠的国家理想，却满足了人们在阅读武侠小说中寄托的一切私人欲望：财富、美女、主宰他人的权力、成名……他虽然在“道德”上，违背了许多侠客的基本信条，却因为在“人情”一面异常周到而讨人喜欢。因此，甚至连金庸自己都难以对这个人物进行定位了。他写《韦小宝这小家伙》，既承认他身上可爱重义气一面，又强调他违反道德的一面。而他对于韦小宝的态度，恰恰体现的便是这种“道德”与“人情”的矛盾。他既称韦小宝为“这小家伙”，口气自然是异常爱护：“我写《鹿鼎记》写了五分之一，便已把韦小宝这小家伙当作了好朋友，多所纵容，颇加袒护，中国人重情不重理的坏习气发作了。”但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金庸已颇有道德教化之心，对于人性与现实之外，需不需要承担道德职能，显得动摇困惑起来了，所以又要强调：对于中国的处境，“韦小宝作风”还是少一点为妙。
作为小说家来说，金庸本不必承担笔下人物的教化功能。当年回答论难时所理直气壮地坚持的“艺术主要是求美、求感动人，其目的既非宣扬真理，也不是明辨是非”，到了他晚年，看来已经有所修正和改变。后来他封笔多年之后，号召青少年要做郭靖、令狐冲，不要做韦小宝，则更是以说教代小说，作为文化名流，这样的号召本无可厚非，但是身为人物的创造者，还要做出这样的号召，就不免显得虚弱无力，顾盼踌躇了。
这其实是武侠小说长期面临的一个质疑：武侠是不是在“诲淫诲盗”？武侠小说自出生始，是否要为其中的负面因素负责？读者接受作品中的什么，跟作者是否有关？当金庸是个商业性作者的时候，他可以完全不顾及这些，只在意自己的创作艺术；但是，当他一旦成为社会名流，被尊为武侠大宗师之时呢，他是否会改弦更张，皈依“正”途？
我们无法猜测金庸当时和如今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随着金庸的名望日重，他开始将他本来所轻视的武侠创作当作正经文学来对待，或者至少，尽管他仍对通俗小说这种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轻视，认为武伙小说本身“算不了什么”，却也在试图使“金氏武侠”成为超越于其他各家武侠小说的存在。1972年底，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然后，金庸用了十年的时间，精心修改每一部作品，逐次出版。
在武侠之外，金庸对于“历史”和“学识”非常执著。当年《金庸梁羽生合论》批评他在文史修养方面的不足，金庸当时并未正面回答，但是修订的时候，他便十分在意。《书剑恩仇录》中的回目被重新写过，而《神雕》中黄蓉唱曲的部分，虽未删除，却多加注释解说。《倚天》等作品的回目，用诗词加以重新写过，而金庸对于历史考据的癖好和为此加上的许多注释，则几乎到了令人诟病的地步，如《鹿鼎记》中，对于人物形象完全虚构的建宁公主实有其人的考证，就颇不必要。但是，另一方面，小说中的历史感的增加，对小说的艺术水平有所补益，例如《碧血剑》中加入大篇幅关于历史的思考，成为《碧血剑》的重要艺术价值所在。而李自成纵兵入都，李岩蒙冤身死之事，写得尤为沉痛，常被认为是《碧血剑》一书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
除去删掉《天龙八部》中倪匡代写的文字外，在情节和人物上，金庸也做了相当大的改动。一种是对于过于离奇的情节的删减，如《倚天屠龙记》中的“玉面火猴”，《射雕英雄传》中的“捕捉血鸟”、“蛙蛤大战”。另外一种是对于故事发展因果和人物行为的再解释和再叙述。如《书剑恩仇录》铁胆庄周仲英杀子一事，由原来的小儿周英杰受千里镜诱惑告密，周仲英为义亲手杀子，改为周英杰被激失言，周仲英一怒之下误杀亲子。旧版中这个情节，与梅里美的小说中某情节很相似，金庸或许是因为此原因才将它改去；但是这样一改，固然消减了原来的残忍可怕色彩，但是也使这个情节失去了原来的冲击力，显得颇为多余。又如《射雕英雄传》中，杨过的母亲本为捕蛇少女秦南琴，为杨康强暴生子，而杨康所爱的穆念慈则在杨康死时自杀殉情。新版则改去殉情一节，将她们二人合而为一，使情节更为紧凑，但也有人认为，却使这段情孽失去了旧版的哀婉动人的色彩。
旧版新版优劣之争，历来是永恒话题，争论不休，大家往往以各有千秋的话来调和。而论实际喜爱，则大半与感情有关，以自己第一次看到的版本先入为主。金庸在报纸上连载时的老读者，便大多钟情旧版，认为旧版率性而来，生动自然；而读到出版版本的金迷，则多钟情修订版本，觉得新版用心良苦，严谨精密。
到1982年，金庸作品集全部出齐，金庸将他十四部长篇每篇取首字，自撰一联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包含他十四部中长篇小说，依次为《飞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白马啸西风》、《鹿鼎记》、《笑傲江湖》、《书剑恩仇录》、《神雕侠侣》、《侠客行》、《倚天屠龙记》、《碧血剑》、《鸳鸯刀》，再加他惟一的一个武侠短篇《越女剑》，共十五种三十六册。此时，金庸五十八岁。
有趣的一点是，金庸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主角，为生于海宁世家的书生侠客陈家洛，最后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的主角，则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混混“反侠”韦小宝。尽管两人个性、品格、成败都完全形成鲜明对比，却都是出身于金庸所眷爱的江南，而金庸的武侠生涯，从写“书生救世”到写“玩世不恭”，也始于斯而终于斯。后来，虽然多次出现他要重拾侠笔的传闻，以及他也曾说过，有写一本历史小说的打算，但是，最终都再也未成事实。
随着《明报》事业蒸蒸日上，武侠小说风行于世，中年以后，金庸成了社会文化名流，于新闻界与文艺界皆有重要影响，也是大陆和台湾都想结交的文化朋友。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金庸数次受邀访问台湾与大陆，与政要进行会谈，并渐渐参与高层政治活动。
1973年，金庸应邀访问台湾，与蒋经国、严家淦进行会淡。当时他声称自己是以《明报》新闻记者的身份，而非《明报》社长和武侠小说家的身份。这二人都是“金庸迷”，但会谈中涉及问题，皆是关系到海峡两岸未来的重大政治问题。回港之后，金庸在《明报》上连载了他的名为《在台所见·所闻·所思》的旅行散记，记录了他在台湾的见闻，也阐发了他关于台湾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现状和未来的思考。
“文革”结束，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明报》密切关注大陆的改革政策，大量报道了改革的巨大成果，对改革开放政策和经济建设表示了支持。因此，1981年7月，金庸应邀访问大陆。
在人民大会堂，金庸与邓小平进行了长淡。邓小平作为政治家的自信、睿智，对历史和现实的清醒与明察，给金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中国政府也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会见过邓小平后，金庸偕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三十年的家乡。故人相见，自有一番感慨唏嘘。而后，金庸游览各地风光，饱赏了许多他曾在笔下描写过，却长期无缘得见的奇丽景色。在新疆天池边上，他惊喜地从维吾尔族孩子的手里，看到了他曾在小说中描写过的，陈家洛冒着生命危险为喀丝丽采来的天山雪莲，好奇之心大起，便用一块钱买了两朵，带回香港。
其后，金庸频频涉足高层政治活动。1984年，他再度应邀访问北京，与胡耀邦、胡启立、王兆国等会谈，这些党内高级领导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看到大陆的经济与民生状况都有了大幅度改善之后，《明报》对大陆的态度开始从对立向友好转化，接受中新社提供的官方报道，对大陆的感情倾向也改为褒多贬少。
在和邓小平、廖承志等人会谈之后，金庸逐渐了解到中国政府对于香港的态度，并决定通过自己和《明报》的力量，为香港回归祖国尽力，投身于香港回归祖国的事业之中。因此，1985年，中方委任金庸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并担任“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成为政制方案的主要起草者。
对于自己的正式投身政坛，金庸的解释是：“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我于1948年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得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五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中，派别林立，各执己见，争吵不休。基于他的一贯立场和“报答香港人”的愿望，金庸始终在寻求一条调和的道路，既坚持为香港六百万人谋福利，又不损害回归事业的大局。
经过多次酝酿，金庸起草的“主流方案”出世。方案协调各方意见而偏于保守，在发表时遭到激进派的批评。但是金庸坚持认为，这个方案是最适合于香港现阶段局势，能够逐步推进的协调方案，而此方案也于1989年2月21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通过。
心事既了，又由于种种原因，金庸于1989年5月20日，亦即《明报》创刊三十周年的日子，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宣布卸任《明报》社长职务。
在金庸的内心中，他对于历史上为国建大功、立大业，又能不贪权位，急流勇退的范蠡、张良，始终怀着向往效仿之情。这种由“儒”入“道”，在“兼济天下”后“独善其身”的思想，贯彻于他的武侠小说之中。
而他的宗教情怀，则是另一重推动力。1976年金庸的长子查传侠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自杀身亡，金庸在长期悲痛之后向佛法寻求解脱，从而皈依佛教。佛教所求的是轻视身外的欲望，求索精神的升华，使金庸进一步坚定了放手名利事业，毅然退隐的决心。
尽管自己希望轻松无碍，却不能将一生心血随手抛弃。退隐之前，金庸所最为挂心的，自然便是《明报》的着落。子女们全对新闻事业不感兴趣，继承家业恐不可行；从前那些老友，又出国的出国，倦世的倦世，面对着如何能保持《明报》的长期繁荣发展，金庸可谓殚精竭虑。于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他做出让《明报》企业挂牌上市的决定，减少自身对于《明报》的控制和责任；同时，他在上门求购者中精挑细选，选中了智才顾问公司的管理人于品海。金庸自述原由是：“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交往了解，我觉得于品海先生的经营管理才能令我十分佩服，正是巩固与发展明报企业的理想人才，同时他对新闻事业具有热诚，那是非常难得的性格。”1991年12月，金庸正式卖出《明报》，退隐江湖。
卸去一身重担，金庸开始圆他多年的学者之梦。1992年，金庸到英国牛津大学做访问院士半年，并荣膺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荣誉加身，但是金庸对于自己年龄和精力所限，不太可能再在学术领域真的开疆拓土的事实，也看得很清楚。回港之后，记者采访金庸在英国的感受时，问到“你这半年还有什么抱负，希望在余生中达到”时，金庸回答：“我在牛津时，是希望能够做些学术工作，但我的个性不适合，学术的基础也不好，现在才开始，已经做不成世界一流的学者了。我还是比较适宜做创作的工作，我没有积极的抱负，但求平平淡淡，生活自由自在就最好。”
不过，虽然他选择了逍遥退隐，但仍然没有不闻外事，对香港的政治十分关注。在此前的1990年2月27日，香港基本法获得最后通过。这次访问回到香港后，新任香港总督彭定康出台“政改方案”，在一些改革措施上完全违反中英之前的协议，引起了国际上的争端。金庸向彭定康劝说无效，便再次援笔撰写政论，对彭定康方案中违背实际情况的一意孤行进行了批驳。不过，金庸此时也已没有当年笔战群雄的精力和热情了，写了两篇社评表达清楚自己的观点后，他便离开香港，再次返乡。
这次回乡，他拜访了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也是20世纪30年代的著名文人章克标先生，此时金庸年垂七十，而章先生已是九十三岁的老人。师生叙谈五十多年前的往事，言笑甚欢。
就在这同一天，金庸又重游了自己的母校：袁花镇中心小学。应校长邢祖康之请，金庸为学校挥笔写下了这样几句话：“重游母校，深感当年教诲恩德。袁小旧生查良镛（金庸），1992年12月3日。”
此外，金庸决定捐款300万人民币，为自己曾读过中学的嘉兴市建造一座图书馆。
也就在这一年，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以“全世界读者最多的小说家”的评价，授予他文学博士称号。
1993年3月，金庸再次到北京，与江泽民会谈，中国的第三代领导人，给金庸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归来写有长文《北国初春有所思》，记录他在大陆的见闻，以及他关于大陆和香港未来的思考。这年4月l日，金庸宣布辞去《明报》企业董事局主席之职，改任名誉主席。从此，金庸完全退出了《明报》。
此后，金庸在中外各地游山玩水，饱览世界风光。此外，则读佛经，听音乐，下围棋。
随着金庸小说风行于世，学术界也受到了震动，开始重新估定金庸小说，乃至通俗小说整体的价值。叶洪生先生写于1992年夏的《“偷天换日”的是与非——比较金庸新、旧版〈射雕英雄传〉》中便提到，“近年来在有心人士的推动下，港、台两地甚至大陆，又掀起了所谓‘金学研究热’”，语虽含贬，事实难避。
1994年3月，北京三联书店隆重出版《金庸作品集》。
就在这一年的8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王一川教授组织策划的《20世纪中国文学大师文库·小说卷》中，把金庸列为20世纪小说大师之一，名列鲁迅、沈从文、巴金之后，位列第四，老舍、郁达夫、王蒙之前，而之前声望卓著的茅盾，竟然未曾入选。顿时，在文化界乃至新闻界，都掀起轩然大波，在报纸“金庸取代茅盾”这样耸人听闻的标题下，一时众说纷纭。在《中国青年报》为此专发的消息中，引用王一川的话说：“文坛长期不谈金庸，是不公平的。他的作品体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雅俗共赏。”时年他三十五岁，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众多声音中，要求重估金庸地位的，大多是一些不满四十岁的大学教授、副教授或博士。在他们的青年时代，他们由于好奇和兴趣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金庸小说，并为其艺术魅力所感染。这不仅仅是对金庸一人的评判变化，也是历代以来对于文学的评估标准、价值测定既有规则的反思和颠覆。
在讨论中，金庸小说在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扩大。同年10月，北京大学授予金庸名誉教授称号。在授予仪式上，金庸为北大师生作了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严家炎先生在仪式上作了题为《一场静悄悄悄的文学革命》的贺词，称：“金庸小说的出现，标志着运用中国新文学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经验改造通俗文学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但是，在金庸开始进入正统文学史的时候，争论也就随之而起。正当一批学者惊喜于文学史学作品中的新血，认为金庸作品为“沟通雅俗”提供了重大意义的时候，另一批坚持传统文化立场的文化界人士则站出来反对，宣布“拒绝金庸”。
首发炮弹是1994年12月2日《南方周末》上鄢烈山的一篇文章《拒绝金庸》。在这篇文章中，对于金庸和武侠小说最强烈的批评，就在于“武侠先天就是一种头足倒置的怪物”。他认为，武侠强调虚幻的个人力量，不符合历史真实，又鼓吹反社会意识，与现代社会的根本精神相悖，武侠小说是“精神鸦片”。
这篇文章并非无懈可击，但是却触及了武侠的根本存在价值问题：武侠作品中的武侠，到底是作为什么而存在？是“成年人的童话”，还是使人陷入梦幻的精神鸦片？或者说，这仍然是金庸曾经回答过的问题：武侠小说要不要为它的教育功能负责？文学需不需要规定基本倾向和立场？文学的“社会意义”是否仅仅依靠它的现实意义来判断？消遣文学到底有没有存在的价值？等等。
针对这篇文章，严家炎写了《答“拒绝金庸”——兼论金庸小说的文学史地位》对《拒绝金庸》的逻辑进行了反驳，另有童志刚在《今日名流》上发表《且慢拒绝金庸》，针对鄢文中说他拒绝读金庸作品的行为，建议鄢先生先去读完金庸作品和金学研究著作后再来发表高见。
沸沸扬扬的争论过后，随着学者呼叫，通俗文学越来越受关注，在文学史中占的分量越来越大。“雅”、“俗”的对立统一，也成为许多文学研究者关心的问题。而金庸作为当代通俗文学作品的成熟代表，自然被作为典型受到最高的关注。
1998年，在美国召开了金庸小说与20世纪中国文学国际学术讨论会。1999年，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评点本《金庸武侠全集》，评点者为大陆多位金庸研究专家。同年，金庸被聘任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随着“金庸热”的升温和网络的普及，世纪末终于爆发了一次涉及社会各文化层次的大论战。这场论战的起源，是著名的“痞子作家”王朔的一篇《我看金庸》。
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冲击力，是在它语气的“骂”上，并提了“四大天王、成龙电影、琼瑶电视剧和金庸小说，可称为四大俗”。而在基本论点上，实际并未超出鄢烈山的指责。但是由于王朔的名气大大超过鄢烈山，曾经也影响过一代青年，而网络的推广使大家自由、迅速地发表和交流意见成为了可能，因此，此文一出，立刻在网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两边的支持者在新浪上的“金庸客栈”和“王朔个人聊天室”中，发贴争论，硝烟滚滚。其中，许多金迷由于感到自己心爱的作者作品被侮辱谩骂，感情受到伤害，因此非常愤怒，乃至口出粗言鄙语，种种有之。王朔这篇文章本身并非是严肃的学术探讨，因此这场论争主要发生在读者之中，意气成分较重。这也可以看出，通俗小说的地位提高，不但改变了通俗文学的命运，而且也使从通俗文学出发，没有强大学术基础和文化背景，只是单纯抒发身为读者的感受的“通俗评论”，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声音。
金庸本人对此的反应，却显得比较平静，接受采访时只是泛言“王朔先生与我不会有个人恩怨，我的小说既然是文艺作品，总会有人说好，有人说差。我非常欢迎有人批评我的小说”。随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一篇短文《不虞之誉与求全之毁》，意思相近。
与本文同时刊出的，还有著名金庸研究家陈墨先生的文章《金庸小说长盛不衰值得研究》，对王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数天后，在《中华读书报》上刊登出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袁良骏的《再说雅俗——以金庸为例》，指出传统武侠小说五大弊病，在肯定金庸小说比起旧武侠的四点进步后，笔锋一转，抨击金庸小说从根本上，仍然没有脱离旧武侠的局限，仍然是一种陈腐落后的作品。
对于金庸小说的论争，由此扩大到学术界内。随后，严家炎先声撰文捍卫金庸小说的价值，而袁良骏先生则再撰文反击。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网友也参与了讨论，对论争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对于金庸小说的争论，还会长期一直延续下去。
有趣的是，对于金庸的批评，基本是对武侠小说的“整体意义”作评价，而为金庸小说正名，则重在强调金庸小说“个体”的艺术价值。随着“金学研究”的越来越深入，许多学者对于金庸的态度，也由当年的惊喜开始向反思转化，金庸小说和武侠小说到底应该被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而金庸之外的武侠作家，如古龙、温瑞安等，又应该被如何评判，金庸的创作是不是真的“超越于一般武侠小说”，是不是真的代表了“打通雅俗”的可能，而支持武侠的一方是支持“武侠小说”的生存发展，还是仅仅将“金氏武侠”送上文学史的高位，看来还是一个有无穷开拓领域的话题。
2000年11月，在北京大学召开了金庸小说国际研讨会。金庸现在担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并于2002年5月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如今，他已经招收了他的第一批博士生，并且在访谈中，透露出写一部中国通史的计划。随着央视投拍的由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映，金庸再次成为媒体的热门话题，而重新修改他作品的计划，则又引发了读者的大规模争议。看来，“隐”亦不易，年过八十的金庸，依然畅游于名与利、文与商、个人与公众、政治与艺术之间，而诸多是非功过，也只能留待后来人评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