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知无畏的王朔

    点评王朔的《我看金庸》
    蒋泥
    我说王朔的思路、心态、精神很有问题,是从价值角度上进行判断的。从这层面看,王朔的有些主张是不折不扣的流氓主张,那些让他觉得写起来很容易的思想、文化杂感与随笔,经不住辨析,对他来说干这一行是无力胜任,而远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轻而易举的。
    但我从这方面辩难他,不等于说这人不是天才,我不是这意思,他还没恶劣到这个程度。
    他的心愿是不错的,能力不逮,方向歪了,这样的心愿有时不免要助纣为虐或者好心办了坏事。
    假如——假如啊——他安分一点,明白是什么材料,明白自己只能写好小说,尽量少来点随想、不要什么领域的钱都想一个儿独赚的话,那么这个人作为作家——准确地说作为一个小说家,也还是相当胜任的、难得的,他的许多小说亦是达到了极高水准的,其天赋、天才在语言的机变、幽默和细节的感性描写上得到了最为淋漓尽致的发挥;除此而外,他的长处就不太多见了。这样,我一开始才认为王朔的天才只发展了一半,中道夭折。
    又因为小说人物的思想、意识不等于作家本人的,小说人物的形象也大于作家所自觉赋予其上的情感、思想等等的总和,具有模糊性、不确定性,由于这些,只写小说时王朔还可以、也确实遮住了“丑”,把他有关对于知识性、价值性、精神性话题的判断、认识、看法隐藏了起来,即使小说中在这方面多有谬误,但他未作辨别,对它们的态度极为“混沌”,经过文字处理以后你也能当它们是调侃,当它们是正话反说,从而一笑了之。
    何况小说究竟是小说,当不得真,它的一大价值就是博人一笑。
    所以从这一角度说,小说是遮蔽王朔“无知”(王朔的无“知”,在我的的话语系统中其实指的是无“识”;他在不少领域里的“知”不比别人差,毕竟他是“混出来”的人了,即使没吃过猪肉,听的猪叫也比一般人多得多了。)的“避孕套”,离开了“避孕套”,让他直接与本体接触,他就会“阳痿”!
    我若学习他,从纯商业的眼光看,那么,能和他站在一起不致脸红的,大概是金庸,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卖”,作品包含的世俗因素很多,能够为最广泛的大众接受。
    其间当然有分别,最大的分别在于,他们提供货物的含金量大相径庭。
    而作为小说家的王朔,来评点同样是小说家的金庸,拿王朔一个词形容,恐怕叫着“嫉妒”亦不为过。
    为什么王朔感到有点不太平衡,要重创金庸呢?
    原来他发觉读金庸的人“越来越多,评价越来越高”(《无知者无畏》,第74页),抢了他王朔的“市场”。
    这就引起他的关注,便找来金庸的书,找来那套《天龙八部》。
    “这套书是七本”,王朔是“捏着鼻子”才看完第一本的,“第二本怎么努力也看不动了”。
    大概王朔进厕所都不喜欢用鼻子呼吸,而把它捏起来。
    这一点姑且不去考证,我的疑问是,有了这点阅读,加上道听途说和电视,他就能摔开膀子,大干特干金庸啊?他行吗?
    他觉得自己行,列举的理由就是“一道菜的好坏不必全吃完才能说”(本节未标明出处者,参见《我看金庸》一文)。
    我可以理解他这个说法,毕竟他是王朔,谁也不能以为他不应该谈一谈自己的阅读感受。
    可一当你来分析这句话时,你就不能不说他是浅薄的,无知的。
    一道菜的好坏,诚然不必等到吃完才能说,但吃菜能与吃书比吗?
    好菜、坏菜吃多了都要拉肚子,好书吃多了并不至于,只要你愿意,就没有足够的时候,而“坏书”对不同的人,则有不同的说法——某人觉得“好”的,另有些觉得它“坏”;反之亦然。
    即使吃饭和吃书可比,你也要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口味、需要,有人喜欢甜,觉得辣不好,有人相反。
    至于傻瓜,他是连马粪都吃,吃起来津津有味的,你能相信他真就感觉它“好”?什么意义上的“好”?对于谁的“好”?
    别人的“好”你起码要尊敬一下吧?
    王朔们的饭量小吃不完、能为有限吃不动、口味蛮霸不愿吃……这一切属于自身的问题,他们看不清,不去反省,就说饭未做好,不知从哪儿学来的。
    不要以为王朔只不过说说而已,我们不必当真,其实他的讲话,是很有点号召力的。
    “好人”的话往往都有一大批听众。听众们倦于“说教”,在一个习于“说教”的环境里长大,对那些不主张说教、调侃说教的人的“说教”,已丧失最起码的辨别、判断力,从另一面上麻木了。
    普通人姑且不论,有一名深受王朔影响的女“作家”就这样说过:“我从来没有看过金庸的作品,原来也想买几本来弥补这个缺憾”,现在“下定决心了——我宁可相信王朔的话,不打算看金庸了!”(《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看来王朔的市场是很大的,他的同志是永不缺少的。
    在不读书、不主动读书,至多跟着宣传读点子书——在这些方面,我们的作家,也是很有些臭味相投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的脑袋不只是用来指挥嘴巴说话的,说话之先,还得将一些核心概念厘定清楚,否则你的意见就只能是你个人的见解,这样的见解,即使不是片面的,那也是逻辑上不周全、不严密的。
    王朔们的脑袋一向“简单”,他们瞧不起厘定或界定,瞧不起抽象的逻辑、知识与概念,瞧不起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根本——批评社会,张扬理想正义,抚慰弱小群体……他们瞧不起这一切,要么就说这是知识分子的“发牢骚”,毫无作用与意义,要么当它们是扯蛋。
    当然,他们最瞧不起的,还是干这些事的“知识分子”群体本身!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王朔曾这样说,“我”看人是有个尺子的,“谁读琼瑶金庸谁就叫没品位,一概看不起”。
    如果它是私下意见,那你怎样讲都行。
    现在形成文字,面对公众,已经不再代表你一个了,你就要为这样的文字担负责任,接受他人批评。
    可是,许多时候王朔意识不到这一点,不讲责任,也不接受批评。他只认金庸的大哥“金钱”,你对他谈责任,他就说你“伪善”。而且,他得罪你、污蔑你可以,你误读了他,他会对你“愤怒”,更别说对他栽赃和谩骂了!
    他甚至把人性和正义对立起来,说“金庸的小说浅薄就在于他拿正义代替人性”(《无知者无畏》,第93页)。
    正义是一个正常社会里正常人性的最低要求,一个人如果丧失了正义、是非观,那他即使再有“人性”,这种人性都是相当可疑、十分可怕的。
    金庸小说所表达的人性深度更是王朔无能望其项背的。因而,王朔对于金庸的批评既立不住又特别肤浅。
    当代大陆作家多不读书,而且以不读书为荣,谈起自己的“土”出身,不对此遗憾,反倒是感激的,最典型的就是王朔。
    他的不读金庸、瞧不起金庸,既让人觉得可笑,更让人觉得可悲。
    王朔自己意识不了这些,他最能出一口气的地方又恰恰是“幸亏没受过什么正规教育,让教本污染头脑,否则……”
    我们的教本问题确实不少,但以教本有不足,而去排斥一切真知与正规教育,强调“无知者无畏”,认同于“无知”,不当它是一桩罪过,不反思造成这种“无知”的社会、体制原因,对知识分子的反思更是不仅不予理解,相反极尽耻笑之能事,这样的人,在我看来他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无知”,一种“罪行”更深的罪恶——它的背后是愚民!
    我知道王朔是反对愚民的,但他不但是老作家,也是老“红卫兵”,他在知识问题上搅腾,打着反对愚民、反对说教的旗号,所起的作用却多半是在愚民、说教,这样的老“红卫兵”我就该诅咒他,除非他哪一天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因此,我对他的批评只限于这些错误之上,其他方面,我是尊重他的,他的许多小说我是虚心学习的。
    不过,王朔的“蔑视”教育由来已久、由来有故,早在《动物凶猛》里就交代过了。
    我可以将这种交代“认真”,虽然王朔一向不大看重这个词,因为这篇小说里的“我”,其经历和王朔本人恰好相近。
    他说:
    我感激我所处的那个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不必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我很同情现在的学生,他们即便认识到他们是在浪费青春也无计可施。我至今认为人们之所以强迫年轻人读书并以光明的前途诱惑他们,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那时我只是为了不过分丢脸才去上课。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途,这前途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我一点不想最终晋升到一个高级职务上,因为在当时的我看来,那些占据高级职务的老人们是会永生的。
    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王朔自选集》,第518-519页。)
    这基本上代表了当时王朔的某种真实的心理、想法。
    后来他没能当上四个兜的军官,并非由于觉悟了、看透了、“瞧不起”了,而是像他说的,在竞争中失败了,被“甩”出来了。
    这一切我们姑且不谈,只以“阴暗的”心态,假定这就是王朔们对于“教育”的高见,从这些话里人们能发现什么呢?
    在这里,王朔不是去反思教育失败的真正原因究竟在哪里,而是“反思”教育本身,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该对年轻人进行教育,更不该强迫年轻人读书,否则就有“诱惑”他们的可能,使他们“浪费了青春”,得不到“空前的解放”,没能像王朔们这样聪明,也没有具备王朔们功盖当世的本领!
    我觉得他王朔本人不接受教育是可以的,他的父母虽是“百姓”,但中国不就一所“国防大学”吗?父母也许没能力让他顶替、接班,放他出去当兵的本事也还是有的,确信儿子将来做军官也还是不妄的——后来他“没出息”,辜负了双亲,能怪谁呢?
    这还罢了,远为可笑的是,王朔们觉得我们把孩子们管起来,“诱惑”他们读书,原来“仅仅是为了不让他们到街头闹事”。
    我第一次明白了教育的意义,他不说我就无知了!
    幸亏他说了出来,多少人才免于无知。
    我从这句话里,也是第一次发现原来我们中国还这样发达,竟至于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全成了“街道”,孩子们一出门就是街道,不然你怎么理解那个“仅仅是”?
    这样发达的国家,难怪不必需要发展什么教育——教育有什么用啊,全做“无知”多好!
    你学什么东西最终都会忘,即使你不肯忘,每个人不都还面临一个死吗?
    死了罢了,你学习、读书有什么用呢?
    当然,也许我的确心态阴暗了,见到这些话我不会把它们当真,即使看到他的小说情节有许多地方像金庸的武侠人物那样“出格”,亦不会像他评点金庸时那样去说:
    在金庸小说中我确实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那么狭隘、粗鲁,视听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有严重障碍。差不多都不可理喻,无法无天,精神世界几乎都没有容量,只能认知眼前的一丁点儿人和事,所有的行动近乎简单的条件反射,一句话,我认不出他们是谁。读他的书我没有产生任何有关人、人群的联想,有如看一堆机器人作业,边读边问自己:这可能吗?这哥们儿写东西也太不过脑子了!一个那么大岁数的人,混了一辈子,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这么乱来?
    王朔能这样评点金庸,至于我,我确实没这个胆量。
    如果我是王朔,我也不会有这个胆量。为啥?因为假如我是王朔,我会发现我的小说中不仅让人“看到了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人”,而且还让人看到了一些人们从所未闻的话。
    上面那段有关教育的高见即连“弱智”都说不出来!
    话已这样,何况情节呢?
    可能有人不相信“我”兜自己的老底,其实你稍微有一点“阴暗”心理的话,就能发现,在我王朔的小说里,“我”这个痞子勾引起女人来,也实在太容易不过了!大街上随便碰上了怦然心动的一个,觍起脸皮上前把人家调侃几句,人家马上就和你相见恨晚了,两个人挂上了;或者,那些女孩子对“我”也太主动,太愿意找个“流氓”做朋友了,不找“流氓”就嫁不出去了。
    更为稀奇的是,这些找“流氓”的女孩子层次还挺高,大学毕业,而“我”这个“痞子”呢,又太像把她们捏出来、赋予其生命的“上帝”王朔那样了,都没接受过什么“正规教育”,差不多都还是“无业游民”。
    这样的女子,像《浮出海面》里的“我”和于晶,《动物凶猛》里的“我”和米兰、于海蓓,《痴人》里的“我”和那位自始至终不知姓名的女友等等。
    所有“痞子”,一出场大体都一个味,最小的痞子是《看上去很美》里的方枪枪,代表了王朔们的童年;后来这痞子慢慢长大,散见于他各个作品里,经历了少年期、青春期、青年期,目前可能正向着中年期奔呢。
    现实社会里的王朔,活到四十多岁的王朔,不就是这样过来的吗?从中你不是很能看出王朔们成长的身影吗——这身子只有年龄上的差异、职业上的不同,其他可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我看不出。
    如此解读后,我就可以这样批评王朔:他的小说“情节重复”“选料不新鲜,什么什么都透着一股子搁坏了的哈喇味儿。除了他,我没见一个人敢这么跟自己对付的,上一本怎么写,下一本还这么写,想必是用了心,写小说能犯的臭全犯到了”。(《我看金庸》)
    我这样批评王朔,他见了兴许又不服,那就用他自个儿揭自己兼作辩护的话讲:
    我是写自己的那类作家,俗称不大气,视野局限在个人一己之私的。我也没比谁多活一辈子,再写,还是那筐人。过去,写得太零碎,仅仅是一些侧面,也不免情势所限,忽略了很多,夸张了一些,歪曲了大部分真相。(《我的最大弱点:爱自己——而且知道自己》,《无知者无畏》第168-169页。)
    从上面的话里,我们能够看得出,王朔对自己所做的一切全理解、原谅,他也希望得到别人理解、原谅,这是他的要求、标准,正当而合理;可对于金庸的“不足”——多处的“不足”又那样想当然——他以另一套标准来要求,不予理解、原谅!
    对此,他或许并非故意,他的态度十分随便,他说过,他对金庸的批评,也是极其个人化的读后感,无意于进行人身攻击,“但我这人文风确有问题,一贯恶劣,写出来就成了杂文”。因而,“我说好说坏并不重要,本来是很随意的,没想搞成跟学术争鸣似的一本正经的东西”。(《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
    这是王朔一贯的风度、气派。
    他觉得写杂文骂骂人是可以的,胡说也是允准的,而学术的规矩多,不好骂人,不好乱说。
    因此,做“杂文”不像学术研究,不要讲究,讲究多了他就不知如何写了,随意点好,只有随意了,他才可以不负责任——在这事上他不想认真,就希望别人也不要对他认真。
    在我们那个让王朔看起来绝对不美的“传统文化”里,曾有一个条目,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文化里也有相近的内容,他们的说法叫做“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叫“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该怎样对待别人”。这个条目被认为是全人类古来共信、不证自明的“金规则”,可以用来作为我们奠定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美]斯威德勒:《全球伦理普世宣言》。参见《东方》1995年第3期。)
    以此对照,王朔所犯的错误恰恰是这个。
    他对于自己的过分理解、对于金庸的过分不理解,同样是不道德的。
    这种不道德,过去我只在《圣经》里见过,但人家是“上帝”,耶和华,至高无上,说一不二,有资格、有条件、有能力对别人用一种标准,对自己用另一种。
    王朔是什么呢?
    是人,平平凡凡的人!你的话语权有了,四处滥用,却不能像“上帝”或者专政君王那样,拥有垄断所有话语的霸权。
    没有这样的条件,就会有人站出来唱反调,骂骂王朔,让你干急。
    具体地说,王朔的小说里到底犯了些什么“臭”呢?
    他写得不错的《浮出海面》、《动物凶猛》等作品问题都已不少了,即使是那篇哄知识分子高兴、也令我心头激赏不已的小说《我是你爸爸》,往死了去抠,也不是不能怀疑:那个叫着齐怀远的女人太“骚”,不大注意女同志的庄严形象,和那个男人马林生进入情况太快。做儿子的那位则显得太成熟了,思想、观念那么复杂,“智商”之高,辩才之胜,真不像个孩子,起码不像是肉身性的存在,而是特殊材料捏起来的。
    至于《看上去很美》里的“我”方枪枪,有时就更不像个儿童啦——这孩子心理、智力发育太快,而且从小就痞里痞气的,做缺德事比二流子还老练百倍,金庸笔下的人物韦小宝在儿童时期也没有这副嘴脸。
    何以见得这孩子早熟、发育太快?
    比如,这个保育院的几岁小毛孩,对人们的“屁股”就曾发过这么一段感想:
    屁股多老实啊……那么腼腆,不爱声张,默默地为我们做好事:承担我们的重量,排泄我们的肮脏;从有限的口粮中节省出那么一大块脂肪垫在下面,使我们身上有一处容许人打又不疼的地方,走到哪儿都像给自己带着个沙发垫儿。……我对屁股充满歉意,觉得自己深深得罪了一个多么善良忠厚又谦虚谨慎的好屁股。
    我抬眼去看所有人的屁股,都严严实实包裹在结实的布片里,或扁或鼓——这一定是好东西。(《看上去很美》,第57-58页。1999年4月。)
    按理说,这种年龄的小毛孩思考问题达不到这样的深度,怪有哲理意味,王朔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孩子聪明得过了头,又特意补上一句: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屁股除了这些好处以外,还有不少,“譬如:遇到地震给压在房子底下多活几天燃烧的能量”。
    小说家王朔,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人性发展之时序呢?
    我看理由只有一个,这就是他太重视讲话了,一陷进小说创作中,嘴皮子就闲不住,兼以过日子紧巴巴,不得不言语泛滥,凑字数卖钱,或者为讲话而讲话,卖弄他的无所不知。
    若单就讲话而论,王朔所说的那些话,还的确是表现了独特的语言天赋,在这方面他多多少少也比较自负、不服旁人。因此,当他的朋友对他说金庸小说的一大特长就在于文字上有一种“速度感”时,王朔不以为然,他说那怎么能叫“速度感”(所谓速度感,我想它大概指的是金庸想象力丰富,人物像运动场上的裁判,一出来就是满场上跑,一刻闲不住的。)呢,它们“无一句不是现成的套话,三言两语就开打,用密切的动作性场面使你忽略文字,或者说文字通通作废,只是一个临摹画面的作用”。
    进而,他批评金庸的文字,说他的浙江话、广东话都入不了文字,“老金大约也是无奈……只好使死文字做文章,这就限制了他的语言资源,说是白话文,其实等同于文言文……一个作家,对汉语言文字毫无贡献,还不如去做个排字工。”
    对这些,我真有点疏懒下来了,觉得它们不值得我来批驳。可是不彻底批倒王朔的这些谬论,未来的作家也许会像王朔一样,误以为写文章、玩语言真的不必读书,只要在大街上转转,回了家就可以信口胡来、信手胡写。
    所以,我这个从不说教的人,只好硬了头皮“说教”一次,负起让王朔们极力反感的“教化民众的大任”,扯个蛋出来,并且“非要把蛋扯个大原则出来”,叫他“最恶心”一次。
    首先,作家是干什么的?他们的职责难道仅在于对汉语言要有点贡献?没贡献就不行?作家贡献的大小应以他们在语言上的成绩来排定?
    这样刨根追问下去,远古那些发明汉语言的人也就成了最好的“作家”?发明第一个字的人,就成了最优秀的作家?
    其次,金庸生于浙江,在说广东话的香港发展事业,他可能用过这两地的方言,写文章却不然。我没见过山西人就得用山西话写作,其他人同样;去国外以后,他们当然更不会用方言写作。金庸的文字既不是浙江话、广东话,也不是王朔所谓的文言文,而是十分地道地继承了明清小说的精致的白话文。
    金庸自己也表示过,他的文字是经多年努力炼出来的。
    那份清淡、古朴、典雅的书卷气和幽默,活着的大陆文人谁与比肩?
    我看难人能比!
    死去的倒有几个,一是老舍,一是钱钟书,一是林语堂——再排下去,他王朔也不在其中。
    为什么?
    不读书嘛。
    况且,语言不过是人类抒写性灵、思情的工具,越是成熟的语言,越不需要你对它们有什么新的发明,而在于你如何将它们码得好看。在这方面王朔是过关的,金庸至少没比他做得差。
    所以,仅就语言的“工具性”论金庸、王朔二者的优劣,我们说他们各有所长,但语言不只局限在工具层面上,它的主要功能在于达到认识、交流或娱乐之目的。
    从这方面看,王朔和金庸的差距,俨然一个在地,一个在天!
    金庸是讲是非、明事理的人,博古通今,读他的书我们能够正面性地提高自身对于历史、人性、社会、文化的悟性,增强进取、奋争的信心与勇气,心头总是燃烧着一点理想的光火,它温暖我们的灵魂,至情而率真,在苦难的人间世,活得更像个顶天立地的人。
    王朔的文字给我们什么呢?
    是灰色,是冷酷,是永远没有希望的荒原,是纷乱无序,是茫然无解,是为无聊而无聊的“幽默”、调侃,是玩“笑”丧志,是反理性、无是非、反道德、不信仰,是除了王朔处身的现世环境再无其他的狭隘的小天地!
    这样的天才也就成了“负面”性的!
    学过数学的人全明白,二维空间的数轴分正、负两极,正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大,负极上越远者数值越小。如果说从认识价值来看,金庸是“正极”意义上的天才的话,那么王朔就是“负极”意义上的天才,后者的天才越是充分发扬,距离人类的正确方向越远——这就是王朔们值得批评的意义所在!
    当然,金庸并非是不可批的,一旦文章发表,它就失去了其私有化身份,成为公共性资源,具有了公共性的认知价值,清理谬误,留下真知也就是批评家们责无旁贷的责任,因此任何人的文章都是可批的。我也已经对他和他的作品做过了批评,发表了,同时收进自己的书里去了,这里就没必要把它们再说一次。
    至于金庸小说里的“宣扬”暴力、滥杀无辜,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谁能将它们当真呢?
    金庸本人也不是没有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告诫道:不必过于推崇武侠,武侠只是小说的一种;年轻人要严肃紧张,个人风格不能像《笑傲江湖》里的主人公令狐冲,一味追求“潇洒”,因为学生将来要服务社会。“小学生看我的作品主要是看故事。但最好不要看。因为武侠小说是浪漫派的书,不真实。小孩子尤其不要看《鹿鼎记》。韦小宝太坏了。”(《文学报》1999年12月。)
    所以,金庸小说的阅读对象是有严格限制的,这个限制就是,你要有理智和心灵上的成熟,具备了明辨是非的能力。
    我特意将这一点拿出来说,是因为金庸的小说确能迷惑许多青少年,其时他们各方面都没有成型,悟性不到,认识偏颇,性情动摇不定,可以也经常把想象的世界当成了真实的人生,去反对秩序、反抗社会,有破坏而无建设。
    我就遇到过一位高中女生,看过电视剧《鹿鼎记》以后,对韦小宝崇拜不已,声称自己想嫁给这个“坏蛋”。
    这是受者的问题——受者的不足不能成为作者的不足。
    做文章的人考虑的只是作品本身,假定了读者像自己一样,也都是些正常的成年人。起码对于金庸来说是这样。
    如果面面俱到,什么层次的阅读、观看对象都得考虑,那我们的作家,将写不出一个字!
    因而,苛求一个干实际工作的人,可以;苛求一个作家,许多时候行不通。现实的实然,不可以推定做想象的当然、应然。
    金庸的“不足”如此,王朔自己的许多小说何尝不是如此?
    他的小说就“真”吗?“过脑子”吗?
    在这方面,他比金庸差多了!
    人家始终定位在娱乐上,王朔有时给知识分子骂急了,也会装正经,写一点不那么商业化的东西,意在说明,不是我王朔写不出,正经的我能写,就是不屑,就是想装坏,和你们知识分子捣蛋。
    他允许自己胡来,对于金庸的远不是胡来的创作,却横挑鼻子竖挑眼,从一个嬉皮笑脸的“痞子”,呱嗒一声,将脸帘子落下,刹那间变作了正经,站到我们“知识分子”这边,俨然成了个最大的“知识分子”,担起批评别人、教化大众的责任了!
    我不是说王朔不该批评,而是说你不搞批评则罢,搞批评就要定下标准,划个道儿出来,一视同仁,不要左手拿着打人的棍子,狠狠地给别人一个闷棍,右手伸出去微笑着和人家套近乎,让人觉得王朔“真诚”,王朔打了人,虽然没什么道理,但就是左手痒痒,别人得谅解,既不要计较,也不要还击,还要知道给一棍子心里头是疼你。不疼你,我平白无故为什么打你?痒痒了怎不打别人,单单只打你?
    有了对于王朔的这些认识后,我另外得交代的就是,我所说的金庸、王朔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也是从成年人的欣赏角度说的,否则这个分判得就不太严格。
    需要说的是:王朔的这些文章其“缺陷”、荒唐是极其明显的。既然这样,它们又为什么能够这样顺利地出来呢?难道我们的编辑、我们的出版社像王朔一样无知又无畏?出来以后它们还这样出人意外地畅销,这说明了什么?
    进而,为什么我们这块土地上只热中于进行无根无据的“酷评”?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只流行一些名流们时髦的胡说?难道我们真已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非得坏出个水平、档次来,大家一齐迷住了才罢?
    仔细思索,我发现这一切的背后,是“钱”这个使鬼推磨的东西在作怪。
    为了它,我们希望来一点轰动和胡说;为了它我们也可以闭了眼听任这些名流的妄说;为了它我们还应该把所有宣传媒介调动起来,对这些胡说、妄说一而再再而三地鼓吹,引来一批又一批的听众。
    而这块土壤上的听众,不少是傻呵呵的,整日做着名流梦、金钱梦的,它最不宜生长的是理性、良知、道德、热爱等等,这样,才有了那么多的造谣、信谣者。
    这是我扯出来的一个“蛋”,王朔尔等以为如何?
    不论在这件事上王朔是如何想的,对于他的许多畅销小说,我觉得王朔自己大概早已作过评价了。
    他在《我是你爸爸》中有一段可以拿来对其总评一下:那些“可读性很强的小说,任何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都能毫不费力地读懂它。但这里有什么呢?空无一物,只有精心编织的情节和经过概念规范的人物,尽管那些对话很精彩很俏皮,但没有一句是发自肺腑的。作者给了我们什么?什么也没给。至多是很吝啬地流露一点实感,其余都是矫情……布娃娃再漂亮也没有一个丑孩子嘴里的那口热乎气儿……”(《王朔自选集》第303页。)
    王朔给我们做的“布娃娃”包括《一点正经没有》、《痴人》、《千万别把我当人》、《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
    最为致命的是,从总体看,王朔小说内容、情节、人物、性格、对话上的“重复”、单一败坏了我们的口味,少数几篇做得不错的小说,其可读性因此受到影响。
    在那里,人物的世界何等狭窄,人物的心态何等相似,满世界都是些游子、“痞子”,而所有的“正经人”全被这种游子、痞子们耍了。当它们单篇出现时,尚不明显,只有全部摆在我们眼前时,这单调才一下子变得那样突出。
    这就是说,在王朔那里,再“好”的人,不知不觉都会带点痞性,他为知识分子所做的那篇小说《我是你爸爸》中,人物也没能逃开这种痞子味。那个做爸爸的马林生,对于来他书店买书的年轻女孩子的“勾引”等,就流露出这样的意味。
    难道不如此小说就不好卖?并不尽然。
    我想,主要是因为王朔的生活圈子特别有限,他是大院里的公子哥儿,对于这样的院子,我知道它仿佛就是“世外桃园”,很能把一个人局限了。
    加之他那点残缺不全的教育和对历史等等的一知半解、隔岸观花,造成了他阅历与思想方式上的狭隘、偏执;老红卫兵血统未作根本清除,进一步养成了他那种似乎满不在乎,实际上是北京小人物谋生时玩的小智慧、小伎俩之心性——但凡批别人之前,他总要先抽自己的嘴巴,以防外人打他时处于被动地位,所以,满不在乎的背后,其实是很在乎的,进而,它向我们透露在王朔的精神、意识深处并无什么宽容,他更不解现代意义上的“宽容”究为何物;后来生计上的不易又把他抛进严酷的纷争里,商人之本性日益显赫,当“作家”也是奔着钱财去的。
    所有这一切混和起来,又使王朔对于物欲过分“贪婪”,不能养成终极意义上的形而上超拔境界,一当面对自己不能认识的东西时,又不懂遮羞藏丑,像余华谈到他的时候所说的,“挺真诚”(《文学报》1999年11月11日),结果赤条条上阵,丑态百出、丢人现眼得那样理直气壮,把其他“小丑”全给比下去了——在这样的情势下,王朔像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也就免不掉了!
    有了上面的分析,依照王朔作品里表现出来的趣味、意识,若是硬性地给他划一个“阶级”成分,不妨称之为“资产阶级”——王朔意义上的“资产阶级”。
    据王朔自己讲,“中国资产阶级所能产生的艺术基本上都是腐朽的,他们可以学习最新的技术,但精神世界永远浸泡、沉醉在过去的繁华旧梦之中”,这样我们就有了像王朔那样的疑问:他们莫非都在努力证明自己是“短命的”?(《我看金庸》)
    幸好王朔的年龄还不太大,他也不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人,心灵深处的确是诚实的,见识上不去没关系,已有作品的短命亦无足叹息,今后怎样做那才是要紧的。所以我才想在这儿把郎吉努斯《论崇高》里的一段话献给他,所有的“资产”、“非资产”“阶级”无妨共勉:
    究竟人才的败坏应当归咎于天下太平呢,还是更应当归咎于那无穷无极、占住我们全部意念的战争呢,还是进一步归咎于今天兵临城下、围攻我们、蹂躏我们、霸占我们的情欲呢。要知道,金钱的贪求(这个毛病,目前我们大家都犯得很凶)和享乐的贪求,促使我们成为它们的奴隶,也可以说,把我们整个身心投入深渊。惟利是图,是一种痼疾,使人卑鄙,而但求享乐,更是一种使人极端无耻、不可救药的毛病。……人们一崇拜了自己内心速朽的、不合理的东西,而不去珍惜那不朽的东西,上述的情况,就必然会发生。他们再也不会向上看了;他们完全丧失了对于名誉的爱惜,他们生活败坏,每况愈下,直至土崩瓦解,不可收拾。他们灵魂中一切崇高的东西渐渐褪色,枯萎,以至于不值一顾。……在这样多灾多难的时代里,我们还能盼望有这么一个不偏不倚、不屈不挠、富贵不淫的批评家来批判地接受那些可以永世长存的伟大作品吗?

《醉眼看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