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古代文人曹伟写有一篇《葵亭记》，写他谪居时比较穷困，在几丈大的园中盖了一座小亭，园中别无他物，“只有葵数十根，翠茎嫩叶，动摇熏风而已，因名之曰葵亭。”有客问他为何不取松梅菊兰之类有德操寓意的美名，而偏以葵这种“软脆之物”命名。曹伟首先说正因为葵不为人所重，所以才适合于自己的处境，“以弃人而配贱物也”。然后他又说葵虽弃物，但有二德。一是“葵能向日随阳而倾，谓之忠可也。”二是“葵能卫足，谓之智可也。”而这忠与智，正是“人臣之节”也。
我读此文，首先想到了杜甫的“葵藿仰阳春”，然后就想到了“文革”时大为风光的向日葵文化。在杜甫那里，葵与藿混在一起，还具有类的性质。只是表示忠心的一个比喻，还没有赋予葵以单独的价值。到了曹伟这里，葵就独立出来，成为亭的名字，表示着一种虽被抛弃而仍然忠心不已的节操。但这里，仍透露出一种无奈，透露出这是因为做不成松梅菊兰而不得已的选择。然而到了“文革”时期，向日葵的价值却有超越松梅菊兰之势。那时最美丽的花就是向阳花，不但有大幅的宣传画，连床单桌布之类日常用品上也经常是满地向日葵。我上小学的美术课，第一课画红太阳，第二课就画向日葵。
不过，向日葵的实物，我是并不陌生的。东北地区的人爱吃瓜子，所以这种植物种得很多，连城市里也在楼前屋边到处种些。我和一些孩子夏天经常去“恭行天偷”。潜入园中，折下大花盘就跑，那时脑子里才不管他什么向阳不向阳呢。印象中那向日葵一点也不美，耷拉着脑袋，一折就断，的确是“软脆之物”。我们也知道它从早晨起就随着太阳转脖子，但是这种“仰脸相随”的形象并无什么美感，只觉得不过是任人践踏、任人攀折的贱物而已。
曹伟与杜甫，借葵之向日来表达自己的忠心，这在今天的一些正人君子看来，也许要批判为“奴性”和“暴君的帮凶”之类。但我以为，在那个时代，这恰是他们自由意志的体现，这和把自己比喻成“涧底松”、“篱边菊”、“墙角梅”具有同等的人性价值，或者说，这正是他们独立人格的表现。但若是把少数人的情趣强加到多数人的头上，则会适得其反。要人人都做向阳花，结果是人人乱扔瓜子皮。独立人格必须自己去建立，既不能赐予，也不能克隆。争取民族独立可以大家一起去斗争，若是争取自己的人格独立也跟着一大群所谓“独立知识分子”吆五喝六，并且排斥和打击那些偏偏不愿“独立”的人的话，这首先就已经丧失了独立的意义。在一个人人要做十八棵青松的时代，青松的价值已经跟瓜子差不多。那么在一个号称独立崇拜个性的时代，我们是否应该尊重那些不要个性的葵藿们，给他们一些自由的空间呢？
(此文标题为发表于《信报》时，著名批评家骆爽先生所赐。有朋友看此文后，说梵高一定会喜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