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获脱去上衣，露出筋肉暴绽的身体，对诸葛亮垂泪道：“七擒七纵，自古以来不曾有。我的子子孙孙都感谢丞相的再生之恩，与内地人民友好相处。”
周恩来望着胡志明和凯山·丰威汉，深情他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中国是你们抗美斗争的可靠后方。”
下半夜时，段苏权被妻子催促，不得不熄灭台灯。
他循着以往的习惯，像部队里的连长查铺一般巡查一遍熟睡中的孩子们。洣华、洣恒、洣毅、洣平、洣石、洣晶，他的子女的名字都有一个“洣”。他不忘自己的家乡，不忘养育他的那条洣江，也不忘洣江畔先人为了镇压江水泛滥而铸造的千斤铁犀。
茶陵是千百红军将士的故乡，这里应该出人材。因为我们的祖宗就葬在这里。
史称炎帝教民耕农，尝百草，发明医药。《路史》载：谈帝）“崩葬长沙茶乡之尾，是曰茶陵。”据古碑记载：宋太祖登极，遍访古陵不得。忽梦一神指点，才于茶乡觅见帝陵……陵侧有“洗花池”，传为炎帝采洗草药之处。四周古木掩翳，洣水环流，岸畔有石若龙首、龙爪，称“尤脑石”。
将军认为自己与“洣”有世代之缘。就在洣江畔，他14岁便造反“闹红”．参加共产党，担任了共青团茶陵县委书记。18岁时，已经是中共黔东特委书记兼独立师政治委员……“老段啊，你就是1934年在川贵高原那一仗开始走了背运。”
“唉，你本来有上将的希望，中将的资本，可你只扛了个少将的肩牌。”……这是一些老战友在授衔时对他说的话。是的，川贵高原上那一仗，他身负重伤，脱队一年。直到找回部队他的伤还不曾好彻底。后悔吗？毕竟，他的独立师掩护了大部队的战略转移……何况，更多的战友早已长眠在祖国的土地上！他向往昔日的战斗生活。现在，那种生活已经在向他召唤了，他的心思飞到了印度支那的丛林中……“我们跟老挝确实是亲兄弟，我们湖南人跟老挝还要亲一层呢。”他躺在床上朝妻子喃哺。这些天，他把自己关在中央军委办公厅的一间房子里，整日埋头于有关老挝问题的材料堆中。即使回家，也不肯放松一点。读《通史》，读《老挝史》。他知道。不懂历史就搞不了政治，搞不好工作……云南地区居住着被称做蛮族的许多部落。对这个“蛮”字，将军是很反感的。那显然是汉族统治阶级歧视南方各少数民族的谬称。但历史上已形成了这种称谓，也只好先这样叫下去。
将军的反感还有一个原因。他家乡的那片土地，在2000多年前曾经叫做楚国。中原各国认为只有自己文明，懂礼仪。将楚国也曾称力南蛮。
不过，云南地区各族聚居，名号繁杂，新唐书说“群蛮种类，多不可记”确也是实在的情形。到了战国时，楚成王派遣大将庄矫率军进入云南地区。由于归路断绝，庄骄便以滇池为中心建立起地方数千里的滇国。子孙相继为滇王。
庄矫带来了楚文化，他所统大军自然都是楚人，与当地居民融和，形成白蛮。白蛮的经济文化部比较先进，接近汉族水平。生产以农业为主。哪些居住在山地，以畜牧为业的蛮族被称为乌蛮。白蛮乌蛮人口较多，蛮族社会基本由他们构成。汉武帝灭滇国，置益州郡。此后历朝增设郡县，汉族人逐渐增加。内地有变乱时，更有大批流民逃来避难，融合于蛮族中。特别是白蛮，语言文字都与汉族相同或相似，并自称本是华人。乌蛮受白蛮文化影响，社会也有很大进步。
居住洱海周围的蛮族有6个大部落，部落首长号称诏。
因而有6诏之称。6诏也可以理解为6国。周汉时期；后主刘禅派渚葛亮车大军南征。在6个诏主中有个叫孟获的，他同弟弟孟优依靠天险组织了顽强的斗争。孟是乌蛮大姓，孟获是乌蛮豪酋，极有影响的诏主。诸葛亮采纳马谡“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正确意见，同孟获先后进行了7次大战役，每次都打败盂获，将他捉住后，又放他回去，让他重整兵马再决胜负。
这便是《三国渲义》中“七擒盂获”那一为家喻户晓的故事。、“经过7次战役之后，诸葛亮再次释放盂获，让他来战。
孟获不肯战了。他脱开上衣，露出筋肉暴绽的强健的身体。
对诸葛亮垂泪道：“七擒七纵，自古以来不曾有。我的子子孙孙都感谢丞相的再生之恩，与内地人民友好相处。”
对于这位勇敢倔强的诏主盂获，泰族历史称之为崩黑，他的沼是6诏中最南边一个，叫做南诏。到了唐朝，6诏中只有南诏始终依附唐帝国，与唐友善，因而得到唐的支持。
唐玄宗帮助孟获的后代们展开兼并其他5诏的战争，封南诏沼主皮逻阁为云南王。这位皮逻阁也就是老挝等国家史书中记裁的坤博拢他是盂获的后裔。
皮逻阁统一洱海地区后，建立南诏国，并开始向外扩展领土。从老挝史书中可以看到，皮逻阁（即坤博隆）曾经建立芒滕这个城市，后来越南人把它改名为奠边府，并且在1954年由于奠边府战役而成为闻名世界的城市。
公元746年，皮逻阁建大理城，并将大理定为国都。在泰国和老挝的史书里，大理府被称为昂赛。随着南诏国版图的不断扩大，加之热带密林，交通不便，为了有效地管理国家，国王皮逻阁便派遣自己的儿子随带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批迁居的男人女人去王国的各个地区。并在战略要地建立城镇。
据说皮逻阁生有几十个子女，但老挝等国家的史书说他只有7个儿子。这大概是因为这7个儿子比较出名。与印度支那各国有密切的血肉关系吧。
长子阁逻凤（老挝史书称他坤洛）在继承南诏国王位前，曾被派往琅勃拉邦，打败那里的佧族人，建立了琅勃拉邦玉国。阁逻凤的儿子坤萨瓦后来做了琅勃拉邦王。世代相传，直传至今日老挝的国王西萨旺·瓦达纳。也就是说，老挝国王是南诏国王皮逻阁的嫡系后代。
皮逻阁的第二个儿子坤法兰被派至太和，也就是后来的大理。
第三个儿子叫楚松，他到了楚拉尼，首都设在河内。他所统治的全部领土西双楚泰（即12侯地之意）中，后来只有一个省在老挝，真他部分在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第四个儿子陶坎丰亲王（老挝史称赛丰）带10万男女建立了景线城。这位景线亲玉就是现代泰国的祖先。他18岁登上景线王位，在位102年，直活到120岁才去世。
第五个儿子陶因亲王被派到罗斛，就是现在泰国的大城。
第六个儿子陶空亲王被派到甘蒙，就是现在老挝的他曲城。
第七个儿子切壮亲王被派到川圹。现在老挝川圹的王族家系便裔出于划壮。老挝独立后，切壮亲王的嫡系后代赛坎亲王仍以川圹省长的名义统治这个地区。
可见，南扫国在公元902年亡国之前，早已分支出去几个王国。川圹这样的小亲王不算，重要的是琅勃拉邦亲王和景线亲王。他们一个是现代老挝王系的祖先，另一个是泰国的祖先。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云南等地区。
现在的老挝约有300万人口，由3个族系的许多民族和部落所组成。每个民族有自己的文化色彩和特征，这使老挝民族的文化基础更加丰富多采，但也使民族工作更重要，更复杂。这3个族系是：印度尼西亚族系，也就是被南诏国王阁逻凤打败了的佧族。他们是这里的土著，可以上溯至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在老挝他们又被通称为老听族。没有单独的文字，多住于山上，下会织布，刀耕火种，比较落后。
泰老族系，在老挝被统称为老龙族。是在南诏前后由中国南部的云南、贵州逐渐南迁来，把当地土著人老听族挤上山去，自己定居在琅勃拉邦至占巴塞一带的湄公河两岸。在老挝历史的发展中，他们逐渐表现为老挝民族的主体，其文化也可以看作是老挝各民族文化的代表、汉藏族系，包括汉族、苗族、瑶族等民族，在老挝一般称为老松族。他们是于18世纪从中国南方迁移来，许多风俗习惯同华南少数民族相似。他们的生产程度高于老听族，低于老龙族。
老挝民族与中华民族历史渊源根深，有着传统友谊。老挝虽然是东南亚内陆的一个小国，但却与3种不同政治和社会制度的5个国家和地区相毗邻：北部和东北部与社会主义的中国接壤；西部与东南部与泰国和越南南方接坝；南部和西北部与中立国家束埔寨和缅甸接壤。凡有战略眼光的政治家，都不会不关注老挝。
美国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已故国务卿杜勒斯在国会演讲说：“（老挝）是美国全球战略的关键位置。”
美国原总统艾森豪威尔在1957年8月17日《纽约时报）载文宣称。老挝是东南亚的“瓶塞”，“如果这个瓶塞被拔掉，共产主义运动就会扩展到东南亚其他国家。这整个地区就要落人共产党的手里。”“失去老挝就会失去整个印度支那，东南亚的各种战略物质就将全部失去。”
美国总统肯尼迪讲得更明确：“如果老挝不是插进美国心脏的一把匕首，也是通向东南亚的大门！”
“担子很重哟！”段苏权越想越难于人睡。他是个富于使命感、责任感的人。几十年戎马生涯又使他对战火和硝烟有一种特殊感情。他的心已经飞到老挝，睡不着，索性轻手轻脚溜下床，溜入办公室，继续研读材料，准备明天，不，应该是今天。他看一眼腕上的表，已是凌晨3点。他要准备在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上的发言。
看着材料和笔记，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使在眼前轮次闪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老挝工作组组长杨成武上将以他那特有的稳重步子缓缓走向墙边，不慌不忙拉开帘布，几乎不用寻找便指出了地图上那一点：“苏权同志，你们就是到这里，桑怒。以你为组长的这个工作组是属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派出的相当于大使级的秘蜜机构。”
他很咬重“秘密”两个字。这当然与工作组所处环境及工作性质有关系。
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上将坐在他那宽大的办公桌后，望着段苏权。温文尔雅，一派儒将风度。这位诗伺歌赋无所不能的将军说话也是抑扬顿挫，像诵读一首政治斗争诗：“老挝工作决定的环节，还是发展人民党武装的力量。
过去那里的主要问题是没有阶级分析，没有充分发动群众。
没有形成打歼灭战的意识……”
总是激情洋溢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站在北京火车站贵宾候车室的厅中，一改他那轻松幽默、妙趣横生的说话习惯，换了严峻的神色，目光炯炯如电，字字像吐铅弹一样掷地有声：“苏联对老挝问题，表面上是支持富马的，实际上也是支持富马的，采取压巴特寮的态度。我们表面上是支持富马的，但实际上是支持寮方革命力量的。寮方应该自力更生。
虽然越、中是可靠的支持者，也不是依靠。对敦上校和坎温这些中立力量要尽量利用，但也要防止他们叛变……”老挝又叫寮国。巴特寮就是老挝爱国战线及其武装力量。
在广东从化那座舒适的温泉宾馆，凯山·丰威汉推开双手，两眼一眨不眨地望住中国那位魁梧英俊的总参谋长，用抱怨的语气说：“苏联对我们有意见。尽管美国和富米集团破坏了日内瓦协议和三方协议，苏联却下采取强硬，坚决态度。中、越态度严正，都发了声明，而苏联却若无其事。美国和富米、富马弄清苏联的这种态度后，对我们也变得更加嚣张，更加强硬了。总之，苏联的态度是，老挝的中立应该是‘奥地利式的中立’，并且以富马、贡勒为主。为此，他要我们一让再让，甚至不惜削弱我们的力量。我们请求一些援助，只要求一些吃的，穿的，他们也不给。”
罗瑞卿点点头，表示理解和同情。他将手指在扶手上轻磕一下，说：”最近我看到一份电报，波兰的同志提出，苏发怒冯亲王发表的声明中，提美帝提得太多了，对美刺激大。估计这是苏联授意他提出的。”：凯山·丰威汉用力点头：“这种例子很多。比如我们曾准备打查尔平原的一个县，苏联大使知道后就出来阻止。美国诬蔑越南出兵老挝，苏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去责问越南。”
下午，温泉宾馆的小会议室里，又坐满一批出类拔萃的人物。有中国的周恩来、陈毅、罗瑞卿等同志；有越南的胡志明、黄文欢、陈文荣等同志；有老挝的凯山·丰威汉等同志。3个兄弟党的领导共同会谈老挝问题。越南党内有些同志有建立印支联邦的思想，对此周恩来心中有数、中国党的领导人心中都有数。所以有时交往很艰难。这一次不然，胡志明和黄文欢都是与中国同志、中国人民有着极深厚的友谊和感情的。胡志明主席逝世前。讲的一直是中国话。这是人们都知道的。黄文欢这位越南劳动党的刨始人之一，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越南大肆反华之后，为了同党内那些反华势力作斗争。至今仍住在北京。
谈话气氛亲切随便。周恩来无须讲任何多余的礼节性语言，开口便进入题目：“凯山介绍老挝情况的前三次记录我都看过了，今天上午谈的，他们也向我报告了。”
胡志明微有歉意地笑笑：“记录我还没来得及看。”
周恩来望着凯山·丰威汉，脸上带者友好关切的微笑：“凯山同志这次搞得很累。但是，我还不知足。还想请教一些问题。胡主席和越南的同志们对老挝的情况比我们熟悉很多，我们离得远，对于情况不大熟悉。今天，我们谈两个钟头。”
胡志明伸出食指：“实际上只有1个钟头，因为还要翻译。”
周恩来的目光在胡志明和凯山·丰威汉的脸孔上缓缓移动、停留，带了一种春光的明媚，那是内心感情的自然流露，说：“我们是同志加兄弟，中国是你们抗美斗争的可靠后方。”他略一停顿，胡志明和凯山的心中显然都涌动着胞波情谊，轻轻点头。周恩来深吸口气，肩膀有些起伏，而后恢复了交谈的口吻：“我还想了解老挝的阶级状况、经济政策、生产情况和民族政策等等。我们以谈话的方式，一问一答，越南同志知道的也可以告诉我们。黄文欢同志是专管老挝问题的，你是老挝问题专家，采取这种方式，你们看好不好？”
胡志明和黄文欢频频点头。年轻的凯山·丰威汉底气十足地应了声：“好！”
一辛宫春副总理刚在沙发上霭匹，便吸燃一支“中华”香烟。他烟庞大／手指熏得焦黄。一股淡淡的轻烟在西前弥漫开，目光几烟雾中亲切地望着段苏权：。在东北地区工作时。
他与段苏权就很熟悉。他没有架子，谦虚谨慎，有高度的修养。说话声音不高。却很有力量：“苏权同志，你们到老挝去，首先要进行社会调查。那里的问题是缺乏阶级分析，缺乏阶级斗争的观点。有没有地主阶级？没有地主总有奴隶主，有奴隶吧？根据他们的报告来看，可以肯定老挝是有阶级分化的，阶级斗争也是尖锐的。否则就无法解释老挝何以有这么多右派头子和土匪头子！”
段苏权一边记录，一边轻轻点头。
“不搞阶级分析，就无法确定革命的对象；依靠谁？团结谁？孤立和打击谁？毛主席首先就是搞社会调查，解决革命的这一首要问题。有了阶级分析，才有可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发动群众，建党建军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有可能坚持自力更生，以及形成拳头打歼灭战！”
李富春阅历广，经验丰富。他有军队工作经验：北伐战争时，他便担任了国民革命军第6军的党代表，配合军长程潜将军为北伐做出重要贡献。红军时期，他曾担任过总政治部副主任，又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他还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在中央苏区时，他担任江西省委书记，是根据地建设的模范。在延安他担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配合陈云同志抓党的建设和干部工作；建国后又在中财委任副主任，有经济建设的经验。老同志们都称他为全才。
李富春工作勤奋细致，善于抓重点、抓本质、抓要害。
对于老挝革命，他紧紧抓住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对段苏权提出要求和希望：“老挝有的同志认为老挝不存在阶级，要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老挝日前进行的是民族解放战争，民族矛盾是第一位，民主改革是第二位。但民主改革是进行革命战争的基础，这一条不能不看到。你们要深入下去，抓住一两个村子进行充分的调查，提出意见。但是决定政策要告老挝同志，这是一个原则……”段苏权点头：“革命最终还是靠自己。”
“你去老挝，”李富春续燃一支烟，加重语气：“不要只知老挝，甚至只知桑怒。这是国际一盘棋。”李富春做个手势：“所以，要有战略头脑，要有极强的政策观念。”
这几句活有分量，那一刻似乎有颗地球仪在将军脑子里旋转起来。他想到“瓶塞”，想到“大门”。想到“东南亚”。
想到“两种制度”两大阵营”，想到“日内瓦协议”，想到国际政治斗争……这种高屋建瓴的指示，甚至要在几年的实践中去体验、摸索、领会。
段苏权就坐在办公室里终夜思考这些问题……三座门——位于景山附近的一个普通地名。若没有青砖墙围拱起的那座院落，它将是北京千万个地名中毫不起眼的一处。即使居住多年的“老北京”，也可能面对问路人茫然不知所在。但是，当指挥着世界上最为宠大的一支军队的中央军委办公厅设进这所院落后，“三座门”便以无法计数的频率被连续输入各国军事情报机关的电脑。
夕阳西下，余晖缥缈。军委办公厅一间铺设紫红地毯的小会议室里，转圈摆满沙发，坐了总参谋部和外交部等党、政、军要害部门的有关负责同志。
老挝问题中央小组会议正在进行。
副总参谋长杨成武上将听过一般情况讨论，将茶杯放于茶几，身体向沙发靠背仰去，转脸望住段苏权：“苏权同志，这是一场大戏，要成龙配套。你也是个唱主角的，下面是不是请你谈谈想法？”
段苏权一直在静听默想。熟悉他的老同志都说：苏权这个人，年轻时候是个闯将，血性、激动、“闻声而起、敢冲敢拼敢于冒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进入壮年之后，那种血性和冲动便转换成一种深思熟虑、冷静持重的成熟的美。
他缓缓掀起限皮，不慌不忙望一眼副总参谋长。
这位副总参谋长方额阔脸，体态结实匀称，可说是一表人材。素以“勇冠三军”而闻名。二万五千里长征，无论大渡河还是腊子口，都留下了他的印痕。他又有非凡的记忆力。十几年后，当美国人为了写《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而来中国采访时，对这位将军的记忆力叹为观止。他可以说清行军的路线甚至每一个地名；他可以说清时间甚至当时的具体时刻；他可以说清参战双方的部队甚至所有重要的当事者姓名。都是亲身经历。而且立于风口浪尖。也难怪人称他是“活地图”，“活字典”。
杨得志、杨勇、杨成武，并称“三杨”，曾是全军全国人民熟知的我军三员虎将。
抗日战争中，杨成武担任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以战功卓著而深得聂荣臻元帅的喜爱。他又能写文章，又博览群书，特别是历史和地理知识丰富，被战友誉为“文韬武略，精明强悍”。就连骁勇善战又桀傲不驯的黄永胜提起这位一分区司令员，也不无三分敬服七分嫉妒，对他新调来的一位团长说：“他妈的，杨成武能打，有办法。一分区就是他说了算。咱们三分区不行，我说了不算，三分区政委王平说了算。”
段苏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曾与杨成武同在晋察冀工作，彼此相交已久，心心相映。这次秘密出使老挝，设在总参的中央老挝问题工作小组又有这位老战友、老上级参加，对以后开展工作，无疑是一个有利条件。
“1962年日内瓦会议之后，越南军队撤出老挝。在美国压力下，中立派开始分化。富马、贡勒等倒向右派。土匪猖獗，内地被分割。看趋势，富马在琅勃拉邦、万象是培·萨纳尼空，富米是沙湾纳吉，文翁是占巴塞。为了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根据中央指示，有五个问题必须解决。”段苏权开始发言。
“一条条讲。”外交部副部长姬鹏飞抓了一支笔，点头示意。
“第一，关于拳头的问题。军队是建制分散还是逐步形成主力，形成拳头？是保持统一战线式的军队还是从内容上根本改造旧军队，逐步建立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级武装制？”
与会者有的静听，有的点头附和。有的匆匆记录。
“第二，根据地问题，他们过去是打到哪里，那里就是根据地。军队走了，根据地就没了，不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
杨成武点头插话：“主席谈到老挝问题时，也讲了五条：建党、建军、根据地建设、少数民族和自力更生。精神是一致的。”他主持总参工作15年，各方面情况都很熟。
“第三，打歼灭战的问题。现在是打跑就算赢，不懂得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老挝来的同志有介绍，打仗不打人，双方朝天放。打死人是误伤。枪声大的就赢了，枪声小的就撤了。撤回去组织力量再来比。这不行。”有工作人员嘟哝。
有人无声地笑。有人解释：“这种情况虽然有，不是主流。同外国侵略者作战就英勇得很，他们有长期抗法武装斗争的传统和基矗”“把群众发动起来，建党建政建设巩固的根据地，才可能形成拳头打歼灭战。”段苏权继续讲下去：“还有自力更生问题。外援是必要的，但要受到交通条件、敌人封锁破坏等客观条件限制。依赖思想不能有，说到底还得自己解放自己，这条还得跟老挝同志讲解清楚。”
姬鹏飞朝烟缸里磕磕烟灰，慢条斯埋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如果打游击，连粮食问题自己也解决不了，怎么能行？”
装备部部长咳一声嗓子，接过话来讲：“主席曾指示，哪里搞革命就向哪里援助。总理根据主席这一思想，明确了四点：一、援助是为了支援受援国家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二、援助要促使其自力更生，不要使对方养成依赖思想……”会议室里静了许多。段苏权在那一刻想了许多。
做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思想家，毛主席坚持国际主义精神无疑是对的。但做为中国政府的“当家人”，周恩来不能不更实际，想得更全面更具体些。国家也有自己的团难。
一次，周恩来同一位受援国的领导人经过艰苦谈判，说定了3亿元的援款。受援国已经很满意，当毛泽东接见时，听说给3亿，便讲：“太少了，我们随便扫扫仓库底子也够了。”
就这么一句话。援额便翻了番。
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很手紧的。中国还很穷，搞起这点家底子不容易。必须有求实的精神。在援外问题上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嘴紧手紧，极其珍惜中国人民靠艰苦创业积聚的财富。比如，有次老挝提出增援2000支枪，邓小平在掌握实际情况后，认为1000支足够，便卡下1000支。又比如，老挝方面提出援建一条公路，邓小平根据斗争实际及我们国家的情况将这个请求推后了。
这种实事求是为中国人民负责的态度在后来发生的“文化大革命”中却成了邓小平的“罪状”，因此而受到批判和指责。康生在1967年8月23日钩鱼台8号楼里召开的一次援老工作会议上说：“我总觉得对老挝（援助）卡得太紧。
是过去邓小平的思想流毒。”“对老援助要积极、适用。过去邓小平插了一手，卡得很紧。他们反帝就要积极支持……”在8月15日还曾讲：“邓小平对老挝援助是形左实右……要2000多支步枪只给1000多。过去这个账算在彭绍辉头上，实际上是雷英夫……”实际情况如何呢？
对于军队不足3万的寮国战斗部队，从1960年到1966年，中国给予的无偿援助总金额达5656万元。这还不含给富马的673万元（是在富马倒向右派集团前提供的）。
一位参加过抗美援老，当年在老挝参战两年，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后勤部副部长的龚利军，他在回顾与老挝人民共同战斗的许多美好往事和友谊时，也不无遗憾他讲过这样几件事：老挝军人和我们关系非常亲密友好，但也有件事挺让我不解。就是他们有个习惯，受打枪玩。动不动就朝天朝山朝树上打几梭子过瘾，比小孩放鞭炮还随便。当年咱们抗日打老蒋，别说放空枪玩了，就是见了敌人也下许乱开枪呀。就那么几颗子弹，不打则已，打出去就得咬住肉。三颗子弹没消灭一个敌人那是要受批的呀。三颗子弹打出去能有缴获。
赚回更多枪和子弹才是好样的，不然军队怎么发展怎么继续打仗？唉，他们来得容易，枪支子弹就不当回事。
咱们援助老挝的都是南京产的“跃进”牌卡车，这种车适应南方的复杂气象和地理环境。我们去接老挝客人，开小车他们不高兴，以为瞧不起人。要大车。开卡车去接，他们高兴了。大车比小车威风“高级”。站在大卡车上威风凛凛很开心。不过，他们从来不修车。一辆新车送到手，开上就跑。开到出了毛病，车发动不起来或轮子坏了，不管大毛病小毛病，就地一扔再要辆新的开。
1968年我们援建老挝，修公路。使用的都是国内最先进的机器。有的甚至国内重点工程求都求不来。成本好高啊，用10元的票子铺路面，铺满了都铺不完。单说沥青吧。
我们国内有的是，但阿尔巴尼亚有困难，沥青卖不出去，积压，经济有困难。我们发扬国际主义精神，自己沥青再便宜也不用。买了阿尔巴尼亚的沥青，用飞机运到老挝来筑路，解决了阿尔巴尼亚的困难，也支援了老挝。我们中国人民对世界人民是做出了可贵的牺牲和贡献的……我参观过老挝村里县里的商店，除了当地的食品特产，几乎所有日用商品都是中国援助提供的。
一阵饮茶声之后，总参装备部部长放下茶杯，继续会议发言：“我们的对外军援分为三类：一类被援助国家，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有。甚至我军尚未配置的装备也先给他们；二类被援助国家也是有求必应，根据我们的可能；三类被援助国家则要看看他们的具体政治动向……策略性很强。”
段苏权问：“老挝地处前沿，看来属一类数？”
装备部长没有回答，合起笔记本，郑重说：“不过，中央要求驻外军事代表；第一，口要紧，要体谅国内困难，不要随便答复对方要求；更不要替对方搞大方案，要留有余地。第二，拟定的方案必须切实可行。第三，对受援国军需装备的消耗定额。维修保养能力要心中有数……”段苏权放下记录笔，继续自己的发言，从具体形势分析，讲坚持“持久战”的问题：“如果根据地建设和武装斗争搞得好，国际形势又朝着有利于老挝革命的方向发展，斗争过程可能相对短些，否则将要拖长。无论出现什么形势，甚至爆发世界大战，老挝都必须独立地坚持长期的根据地斗争。”
姬鹏飞轻轻点头：“斗争是长期的。老挝根据地建设差，过去注意发动群众和政权建设不移。”
副总参谋长做个手势：“你们先调查研究，情况熟悉后。
争取能帮助他们打歼灭战，帮助他们发动群众和建党建军。”
杨成武喝口茶，对他的老战友一笑：“不要指望一帆凤顺，要让人家接受意见，首先要同人家搞好关系，让人家感到是同志式的。”
一文一武交替作指示。姬鹏飞接着说：“我们驻万象使馆的斗争，除服从我国的外交方针外，还应该配合根据地的斗争。”
杨成武强调：“桑怒工作组不是由外交部派出的驻外使馆，但是按独立使馆的待遇。”他将两只手一按一抬：“一个是公开的，一个是秘密的。”
姬鹏飞笑着指指段苏权：“你们要知道的情况。使馆不一定都需要知道。使馆需要的情况，你们都要知道哟。”
段苏权轻轻聚拢双眉，肩上似乎又增了几分压力。等待他的不是外文场合通常所有的香槟咖啡，觞筹交错，而是一场艰苦、复杂、秘密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