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大地覆了霜,干燥坚硬。西风刮过黄土高原,卷起柴草翻飞。大树醉汉一般摇晃。树枝上的几片黄叶蓦地脱了身,飘荡一段距离便滚入土沟中。
    父亲在马背上举鞭遥指:“今天就在那个村子里歇脚吧。”这是进入陕北后歇脚的第一个村子。
    我的父亲、母亲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母亲身染重病,途中住进医院。父亲一人先行,过黄河时,一路护送的瞥卫排便告辞归去。父亲只带了四名警卫员进入陕北根据地。
    那时,父亲已是被称为首长的人物。地方政权派一位二十多岁的妇女干部负责接待。这位农村妇女干部干净利落,有几分姿色。显然见过世面,待人接物大方有礼。她称父亲首长,叫四名警卫员同志。
    洗漱之后,父亲休息片刻。四名警卫员帮助那位农村妇女干部扫院挑水,向村政权了解一下周围情况及当地风土人情。天落黑时,晚饭已备好。是一桶小米稀粥,一盆酸泡菜。那小米新鲜,粥熬得烂烂呼呼,泡菜腌得酸里含辣。父亲和他的四名警卫员吃得头上冒汗,红光满面。
    泡菜转眼吃光,汤也喝掉了。常发便起身去揭墙角的腌菜缸,开了盖自己往菜盆里夹菜。刚夹出一筷子,便听门口一声娇喝。“干什么?”
    常发回头,是那位妇女干部,一脸嗔色。
    “捞点泡菜。”常发说,“不够吃。”
    “是你家的吗?”
    常发端着菜盆愣住了。
    “你们有首长、有同志,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怎么给你们规定的?”
    “可是,”常发舔舔嘴唇,“菜本来是你让吃,还问过够不够吃?”
    “这是我家的菜。不够吃你可以说,我的菜我给你们拿,你怎么能自己动手?”妇女干部认真批评。“你们有首长、有同志,这么简单的道理一也不懂吗?”
    父亲不得不出面作自我批评。妇女干部这才心满意足点点头,拿过常发手中的菜盆,自己动手夹了满满一盆泡菜。
    “先吃着,不够了再找我。”
    父亲望着妇女千部离去的身影,筷子敲敲菜盆感叹:“到底是侠北,群众觉悟扰是高,和咱们那里不一样。”
    饭罢,妇女千部来收拾碗筷,常发用一种异样的表情,朝妇女干部眨动一只眼:“我们首长夸你了。”
    父亲感觉常发的表情含了挑逗味道,脸一沉,正待给他一个严厉眼色,不料,那妇女干部脸起红,朝父亲飞一眼,手背略掩嘴唇,笑得三分羞涩,三分开心,三分感激,还有一分得意。
    我的父亲便困惑地傻呆了。
    那妇女手脚麻利,忙里忙外。工夫不大,一身清爽回到父亲屋。显然梳洗过,容光比前又增加几分。上得炕便同父亲他们聊天,随便亲热如一家人。
    只有常发不像父亲他们那样热烈,两手抱膝,一个人坐在炕角里闷头不响。可是,他显然不是局外人。每当那妇女咯咯的笑声起来时,他的身体便会同时起来一阵战栗;当他偶尔掀起眼皮,目光在那妇女身上稍触即离,脸孔便如燃起火一般红得放光。他像是期待着什么,越来越忍耐不住,晃动着身子。终于,他停下摇晃,用一种干燥沙哑、勉强装出的倦怠声音提醒:“副政委,该休息了吧?”
    “噢,可不是吗了”父亲掏出怀表望一眼,说,“铺被吧。”
    常发眼里掠过一丝狡黯的笑意,将五个背包摆开炕上,然后先帮父亲解背包铺被。
    那妇女略显惊讶地扫一眼井排摆开的五个背包,目光落在常发身上:“你们睡外厢。村里没说吗?”常发望一眼父亲,不做声。父亲已经客气地摆手:“不用了不用了,睡一个炕就行。”
    “啊,”妇女吃一惊,连连摇头,“睡一炕?不行,不行啊。”
    “我们一路都是这么过来,习惯了。”
    “俺不惯,”妇女脸红透了,红到脖根,声音越说越弱,“俺不惯跟这么多人睡。”
    父亲的吃惊又超过那妇女:“什么?你家里房间不是还多吗?你怎么能在这里睡?”
    妇女怔怔地望父亲:“你不要俺?”一句未完,眼里已含泪:“你不喜欢俺?”
    父亲的表情像做梦,张口结舌。
    常发凑近父亲耳畔低声说:“这里的风俗,贵客来了乡亲们要荐出使他们骄傲的女人陪客……”
    “乱弹琴!”父亲涨红脸叫起来,“胡闹!”
    那妇女溜下炕跑了。她哭了。
    40年后父亲到甘肃任职,他的秘书曾告我,西北某些农村确有这种习俗。据说受到省委领导的批评,这种习俗才逐渐改变过来。
    常发悄悄瞄着妇女跑开的身影,喉结滚动着响一声,便继续铺他的被。然而,父亲对心族摇动的常发吩咐一声:“你就挨着我睡吧。”
    警卫员们互相传递眼色,悄悄笑。常发脸色不好看,勉强照父亲的吩咐铺了被。
    常发一进被窝就睡着了。他入睡太快,父亲反而生疑,难于一下子入睡。果然,常发被心里那团火烧得坚持不久,屋里静下不到半个钟点,他便悄悄地悄悄地钻出被窝,贼一样朝炕下溜。
    可是,他的手腕被父亲抓住了。父亲拉他一下,他僵僵地没有动。俩人就那么僵持两三分钟。
    常发在抖,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衬衣。也许他不是冷,而是体内的火在烧灼。
    父亲忽然叹一口气松了手。常发就在炕上对父亲行个下跪的礼,便声息全无地闪出屋。
    于是,黑暗中传出另外三名警卫员的吃吃窃笑。陈发海悄悄说:“副政委叫他入乡随俗了。”
    我的父亲在暗中摇头:“这里觉悟高,风俗不好。”
    话音一落,笑声又大了二分。
    起床时,常发已经是在自己被窝里。从脸相上可以猜到他一夜未睡。换了一个老汉照顾父亲他们早饭,那妇女没有露面。直到父亲上马要走,妇女才从厢房里冲出来,跑到常发的马旁,抱着他的腿。她哭得发红的两眼仰望马背上的常发,把一个什么物件塞给他,便哭着跑回房里。
    出村时,父亲问常发:“她哭什么?”
    “她丈夫牺牲了,她让我留下。”常发将一个物件递给父亲。那是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
    父亲勒马,认真望着常发,“你可以留下,参加地方工作。”
    常发垂下头,低低一声:“我跟你走。”
    父亲眼圈一红,打马出村。他的身后,传夹陈发海的声音:“常发,介绍介绍经验么,为什么女人一沾你身就会着迷?”
    “滚蛋。”常发放马跟上我的父亲。
    可是,父亲结束在党校一分部的学习时,常发忽然提出要走。
    “我在北方是条龙,我去南方还不如一条虫。”常发小声说。他知道我的父亲被中央分配到南方,随八路军南下支队行动。南下支队司令员是著名红军将领王震。
    “唉,也好。”父亲叹息着说,“你可以参加地方政权工作,就留在陕北……”
    “不,我想去宁夏参加骑兵。”
    “她不是还在等你吗?”父亲撩开常发的衣襟望着他拴在腰带上的绣了两朵荷花的烟荷包问。
    “好马不吃回头草。”这个混蛋汉子竟然这样比喻。他又沉重地皱了眉说:“我不会种地,我只能过马背上的日子。”
    “你呀,我看仗打完了你怎么办?”父亲替常发写了证明材料和介绍信。
    常发去了。父亲怅然若失,接连几天闷闷不乐。那时,警卫员陈发海早去河东将病愈的我母亲接到了延安。在延安半年多,她体内巳经孕育了我,说话有了母亲般的温柔:“千人千性,多为常发想想你就径松了。”
    父亲摇头叹气:“我是想常发讲的话。我怕我去南方也不如一条虫呢……”
    父亲优虑的不只是对南方情况不熟,工作不像在北方那么得心应手,他还担心蚊子。他也怪,不怕子弹泊蚊子。子弹在他臂上穿个眼,他一星期便伤愈出院。蚊子在他臂上叮一口,他狼狈得皮烂肉溃高烧不止,在医院住两个月很难出院。从此谈“蚊”色变。直到几十年后,“文化大革命”中落难的父亲被重新安排工作,他拒绝去江西省任职,选择了大西北的甘肃,——就因为伯蚊子。
    住在父亲隔壁窑洞的是后来曾任国务院秘书长的杜星垣同志。他与父亲同名不同姓,他妻子写给他的信被人错送到父亲手中,引起父母一场误会。杜星垣出主意说:“这种事找别人不行,只有找彭真。他是你们晋察冀的老首长,现任中组部部长,他准能帮你解决问题。”
    父亲壮起胆子去找彭真。正在枣园开会的彭真发现我的父亲在窗外徘徊,便走出门。
    “大个子,有什么事吗?”
    父亲立正敬礼,赧颜说:“有点事。组织上决定我随南下支队行动,可是……我刚从前线到延安,刚学习半年,我想再多学习学习。”
    “学习机会以后还会有么。”
    “我一直在北方工作,对南方情况不熟。”
    “干起来慢慢就会熟。”

《狼毒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