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贺龙戎马一生，过惯了军旅的集体生活。所以，我们自小便听惯父亲的一句话：“住集体，过集体生活去。”所以，我们上学都是住校过集体生活。
贺龙作为共和国的元帅，不可能再去住校或住军营，但那种喜欢凑群的习惯从来不曾改。比如夏天住北戴河，几个老帅住得很集中，活动也在一起，没有任何大墙的感觉，有时吃饭都是“公社化”，饭后一道散步，晚上一道看电影，下部队统一行动，很有集体生活的味道。
冬天，父亲贺龙常住广州，广州留园有三栋房子，贺帅与叶帅、聂帅各住一栋，三栋房之间是草坪，三家人随便往来，完全是大家庭式的集体生活。警卫营战士天天在草坪上练刺杀，三位元帅每天也必要来草坪上观看。手痒时便各抓一条木枪来做几下示范，父亲对这种生活非常喜爱，真有些“乐不思京”。
这种“住集体”的生活毕竟有限，多数时间还得回到北京，住在自己家中。那时贺龙住在东交民巷，他住的房间与众都不同，只像一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
生活中，父亲总是将毛泽东叫作毛大帅，确实是有着很深的崇敬之情。
贺龙把床做很大，是木板床。床上白褥白被白枕套。我们不理解为什么会是这样？父亲说：“你们不知道，毛大帅的床就是这样。”
现在人们参观毛主席故居，都知道那床和床具了，当年我们听父亲讲时，却是有着极大的新鲜感。他也是将床的一半放了书，当然没有毛主席床上的书多，可也摆满半张床，有马列著作、毛选，有大量历史书籍，还有许多武侠小说。
我们曾不解地问：“爸爸，床弄成这样还能睡觉吗？”
父亲笑着说：“毛大帅床上的书可比我这点多多了。躺床上，随手一抓就可以看。睡觉前总有些零散时间么，拿来看看书，看困了就睡，总比没事等着入睡要好。”
有一天，父亲一回家就喊：“晓明，给你看样东西。”
我跑去一看，高兴地叫起来，那是一张海绵垫。那时土包子，没见过也不懂什么海绵垫，只是看着新鲜，黄灿灿的诱人，便高兴地叫起来：“这是什么呀？哟，这么软和，太高级了，一捏就没了，一松就这么大……”
“这叫海绵垫。”父亲两眼笑成月牙形，“是总理送的，就给你当褥子吧。”
这么高级的东西，可真不舍得当褥子，不当褥子又能干什么用？还得往床上铺。这一铺，问题发生了。这块海绵垫子比单人床宽又比双人床窄，加宽垫子是不可能，但要把海绵垫剪窄了也是决舍不得的。于是，父亲拿了大主意：“嘿，这还不简单吗？就照这块垫子做张床吧！”
一般都是看床配褥子，这次父亲是看褥子配床。这块海绵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抄家时，林彪曾指示把抄来的东西搞个展览，让群众看看贺龙生活有多“奢侈”。抄家的清单送到林彪那里，他又下令不办展览了。抄家的报告也说“不办为好”。我明白原因。“文革”前，父亲收养十几名烈士子弟，家里生活是随便而俭朴的。记得国家最后一次卖公债，父亲说：“我买三千。”工作人员笑了，问：“老总，你知道你有多少存款吗？”父亲一怔：“有多少？”工作人员说：“全买了也不够三千。”
如果给父亲办抄家展览，等于宣传贺龙生活的艰苦朴素。
谈到贺龙的“行”，他走路有个“毛病”。稍作留意你就可以发现，他走在胡同或走廊里时，从不走中间，总是靠近一侧，时不时地要用手敲敲墙。
“爸爸，你敲什么呢？”我曾好奇地问。
“噢，习惯了。”父亲笑了，他并没意识到这个动作对现在的人来说难以理解，“过去斗争严酷，怕有夹壁墙，走哪儿都敲敲，防备着，久而久之就习惯了。”
贺龙一生，走遍天下，离不开马和汽车，“文化大革命”中，贺龙在交给中央的检查里说：“我过去喜欢马，现在喜欢汽车，喜欢一个快。”
这一切都不难向历史寻找原因。贺龙少年时曾以赶骡马谋生路，对马的喜爱便容易理解。他经常挂在嘴头上的是马经，喜欢说的一句话是“马通人性”。
贺龙一生千次万次谈论马。谈得最动感情的一次是长征走到“东布子”、“西布子”一带宿营，准备第二天打一恶仗，然后就可以向甘肃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了。
营地静悄悄，战士们喝过野菜汤便躺下闭了眼。全军吃野菜，打恶仗，行万里路，体质恶劣到极点，必须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体力消耗。
贺龙骑着他那匹高大、烈性的枣红马，到各部队检查一圈回来，钻进帐篷，朝行军包上一躺就合上眼。据跟随他的警卫员唐云清老人回忆，贺龙那一段瘦得厉害，脸色青灰，胡子遮了近半张脸。他并没入睡，闭目养神一段，小声问：“小鬼，听到部队有什么思想活动吗？”
“要打仗，司务长动员杀马，谁也舍不得杀。”唐云清又叹口气：“唉，老总说马通人性，一点不假。长征一路，跟战友一样，怎么能杀呢？哭了好几个，都说宁愿饿着肚子打仗。”
“马不能杀。”唐云清望住贺龙说，“过雪山，过草地，单是咱这匹枣红马就救过五十多个战士，马背上驮着，马尾巴上揪着，借一把力就挺过来了，我计算过。”
“过湘水时，遇上洪水，要不是枣红马冲浪过河，我早就去见马克思了。突破乌江时，遇上山体崩塌，要不是枣红马反应快，一跃几丈，我早被巨石砸烂了……”贺龙的两眼稍闪开一条缝，马上又合拢了。声音有些喑哑：“这匹千里驹有大恩于我贺龙啊……”
然而，当唐云清一觉醒来时，贺龙不见了，枣红马也不见了。正在吃饭的战士们，碗里有了肉。唐云清意识到什么，飞跑着去寻找贺龙。在一块山岩后，他蓦地立住了脚，半晌作声不得。
贺龙背靠山岩坐在那里，马鞭捧在怀里，大颗大颗的泪珠从脸上滚落，点点滴在马鞭上。
“老总—————！”
唐云清叫了一声，扑过去，抓住贺龙的两手摇着，再说不出一句话。他也哭了。
过了很久，贺龙鼻音喃喃地叹出一声：“唉，饿着肚子打恶仗，会多死多少战士？战士战马不可皆得啊……”
曾经跟随贺龙打天下的老人们都说，贺老总爱马如命。只有为革命，他才会不惜牺牲生命，不惜牺牲马。
进城后，父亲贺龙弃马坐车。因为城里是不允许你骑马乱跑的。他开始是坐美国吉普，后改坐一辆青绿色的“别尔克”牌轿车。保卫部门多次劝他，说土匪多，不要坐车乱跑。他总是笑着把手一摆：“我骑马不怕土匪，坐车还会怕土匪了？”
1954年贺龙调北京，组织上为他配一辆吉姆车。吉姆车底盘软，他不喜欢，只喜欢吉普车。外出打猎都要坐嘎斯六九。
从进城到“文化大革命”，父亲的专车改换几次，从美国吉普换成“别尔克”，换成“吉姆”，换成“吉斯”，又换成国产的“红旗”车，始终不曾改换的是他坐快车的习惯。记得每次坐车，他总要说一声：“开快点。”如果司机开太慢，他就认真问一声：“你吃饭了没有？吃了为啥开不动车？”
父亲喜欢一个快，工作节奏快，生活节奏快，行路自然要求快。为了快，他很喜欢坐飞机。
第一次坐飞机，许多人劝贺龙：“要坐飞机就坐男飞行员的飞机，女飞行员应变能力差，体质不如男飞行员，意志也不比男飞行员……”
父亲贺龙就喜欢坐女飞行员的飞机。他曾充满感情地说：“一个女孩子上天开飞机，要有多大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要说危险，人家不危险吗？只要可能，我就坐女飞行员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