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九一八事变

  一九二八年六月,日本关东军在南满铁路皇姑屯站炸死了张作霖,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一夜之间占据了沈阳,造成中国近代史上最沉痛的“九一八事变”。对于我那自以为苦尽甘来的母亲,这是青天霹雳,刚刚挥别的那个充满孤寂回忆的冰雪大地,成了一个回不去的故乡,钟爱她的父母将难于重见了。
  对于我父亲,这一天似乎是迟早会到来的;自他五岁看到日俄战争的炮弹落在我家后山之后,自从郭松龄为改变东北命运而战、兵败后被曝尸沈阳广场之后,雄踞东北的张作霖被炸死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匆促继承霸权,既无能力又无魄力保护偌大的疆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成为一片几乎茫然无主的土地。故乡断送在“家天下”的无知之手。令人何等悲愤!
  日本人从世纪初修南满铁路贯穿东北半壁江山,已处心积虑等候这一天三十年了。日本关东军自九一八之后控制了所有对外讯息,铁路、公路、电讯全都切断。但是从沈阳到黑龙江,他们一路受到地方自卫力量的抵抗,一年后才全部占领。至一九三四年,成立满洲国,做为一九四○年“大东亚共荣圈”起点,准备对中国展开全面侵略。这漫长的一年,张学良在哪里?纵横天下的奉军而今安在?
  一夜之间,中国好似在睡梦中被砍掉了脚的巨人,突然惊醒,全国游行,呼喊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复土!”但喊声只有自己听见。那时的世界仍在殖民地时代,有制裁力的强国几乎全是殖民国家(英国殖民的印度到一九四七年才得以独立,法国的安南在一九四五年才以越南之名独立,她们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数千万亡魂所换得的)。当时的国际联盟为九一八事变曾组成一个“李顿调查团”,然而毫无成果,世界上从无真正公理。
  九一八事变后一年中,我父思量再三,思考实际工作的种种可能。自从他加入中央政府工作二年来,联络、布置在东北的工作人员多是教育界人士,沈阳沦陷后已全撤到北平,成立了流亡办事处;有些人也到了南京报告故乡局势,呼吁中央有效援助吉林和黑龙江省内风起云涌的义勇军。张少帅继承的奉军精华已在他声称“不抵抗”的情况下撤入关内,地方上不甘坐待沦亡的人,有枪即起。稍大声望的称为义勇军抗日。
  无数青少年不愿受日本教育,纷纷逃到平津;有的投靠亲友,有的流落各方。那时的中央对东北局势既无认识亦无对策,我父亲知道唯一能做的只有自己回北方去,深入虎穴,了解实况。这是东北人称为“挟着脑袋干”的孤注一掷。
  他先辞掉中央工作,在极端秘密中(只有陈立夫一人知道)由上海乘船,用赴德经商的赵姓商人护照到日本神户换船转往俄国海参崴,乘两天一班的火车经绥芬河到哈尔滨去。到哈尔滨,住进一家白俄人开的旅馆,找到了仍在变局中苦撑的吉林同志徐箴(电话局局长,胜利后出任辽宁省主席,一九四九年初撤退来台时,由上海搭太平轮,全家在船难中沉没于台湾海峡)、臧启芳(地亩局局长)和周天放(教育局局长)等秘密工作同志,得以详知九一八后家乡抗日行动近况。辽宁几乎全部被日人占领,只有荆可独、许俊哲和石坚(字墨堂,抗战末期,被日本人逮捕,判处死刑,他手下大将,年轻的律师梁肃戎被判十五年监禁,胜利时幸获自由,撤退来台湾另有一番奋斗)等人以文官身分掩护发展义勇军工作。
  吉林方面,在日本占领之前活动最有力的是韩清沦和盖文华,他们策画当地东北军与民间武力结合成为声势浩大的义勇军,抵挡日人北进,在长春血战一月后终于被日人占领,盖文华与八位同志被捕,砍下的头颅挂在城楼上。
  齐世英从哈尔滨出发,经由王宾章、宇章五兄弟负责的最北据点——黑龙江临时省会海伦,去会见当时声势最盛的义勇军首领马占山和苏炳文等人,了解到他们弹药缺乏,装备与粮食补给已朝不保夕的情形;张家军队剩下的已停止抵抗,中央又远在数千里之外,交通已切断,义勇军只有赤手空拳、满腔热血和刺骨的朔风,无法阻挡日本关东军。大局既已无望,他此行唯一的成就,是劝服他们不要投降,武力不能为敌所用,亦不可妄作牺牲,尽一切能力安顿义民回乡,留住潜伏呼应的爱国之念。日人在一九三二年占领黑龙江后,他协助安排马占山与苏炳文进关,在南京、上海受到民族英雄式的接待与欢迎,对日后全国抗日的民心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直接到东北工作既已不可能,他将敌后工作做了联系的安排后回到南京。蒋委员长对他说,政府在上海成立东北协会,从此由他负责中央与东北地下抗日工作的联系,以及东北进关人员的安顿事宜。作长久的打算,决不放弃。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