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大学联考

  高三时,我决心考大学只填三个志愿:第一志愿是西南联大哲学系,第二志愿武汉大学哲学系,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中央大学因在沙坪坝我家门口所以不填,我希望上大学可以远行独立。据说男中部有人只填一个志愿,当年的南开精神颇为过度自信,但似乎也很少失败。我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乃是幼稚地想向父亲挑战:你到德国读哲学,我至少也可以远赴云南昆明去读哲学,探索人生深奥的意义。下定决心后,从此全心准备读哲学系,连我最敬佩的孟志荪老师劝我读中文系,我都不听,还力陈浅见哩。
  我记得我们准备联考,也和现在的考生一样辛苦。南开中学里有很多学生更辛苦,因为战时他们的家不在四川、重庆,只能以校为家,所以学校的自修室每天开放到晚上九点,愿意的学生可以留校读书,直到联考结束。不过不许点灯。因为怕火灾,虽如此大家还是喜欢去学校读书。我家就在沙坪坝,但我也到学校念书。当年联考也是七月,重庆是三大“火炉”之一,夏天极酷热,我记得铁椅椅背都晒得烫人,可是我们还是坐在那椅子上拚命读,有时坐着还想打瞌睡。靠着英文和国文递补了奇惨的数学份数(只有四十八分),我考上第二志愿国立武汉大学哲学系。但第三志愿西南联大外文系竟在发榜后不久,来信通知南开说我的英文分数高,欢迎我前往就读,但是我当时一知半解,执意“追求真理,思考人
  生”,决心读哲学系。谁知一年后在武大受朱光潜老师劝告,仍转入外文系,一生命运似已天定。终我一生,人生、真理似乎都非我思考能解。
  关于南开,使她扬名于世的是校友。南开著名的校友,自第一届的梅贻琦(一九0八年)和喻传鉴(负责校务数十年)以及后期的周恩来、吴大猷、曹禹(万家宝)、吴纳孙(鹿桥)……等,名单可以达“一里路长”。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时,南开出身的有大使十多人,部长四、五人。近年在自传中叙述南开中学影响的有张忠谋和大陆总理温家宝。南开大学与西南联大的校友更多,但这已在我成长教育回忆的“感情范围”之外。
  我认为在南开中学已满百年的历史中,家长名单似乎更为精采,几乎可以自成一本近代史。最早的梁启超、袁世凯、黎元洪、段祺瑞、胡适、张学良、张自忠、翁文澈、汪精卫等,抗战时,在重庆南开我与马寅初的小女儿马仰同班三年,抗战时期的名将(大约都在四、五十岁年纪)泰半都有儿女送来,因为住校,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同学间似乎没有人注意到别人的家世,因为大家都差不多。我至今记得当时与华北名将傅作义的女儿傅?菊(比我高一班)在宿舍谈文论艺的情形。抗战胜利后,国共战争的转折点是,原在北平抗共的傅作义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响应共产党喊出的“停止内战。和平统一”,后来我骇然地读到他的女儿是劝降者之一。在我迷恋诗词、神驰于文学,对政治除了抗日爱国之外几乎是“无知”的那些年,原来另一场风暴已经在酝酿了。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