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喜忧无界，现实混乱的十一月，布道家计志文牧师应卫理公会内地会之邀到乐山来。他劝我受洗，定下心来走更长的路，也可以保持灵魂的清醒。他的布道会既以武大师生为主要对象，所讲内容的知识和精神层次颇高。未引起或左或右的政治嘲讽。那几天，他常常用江浙国语带头唱赞美诗，其中有一首，我比较不熟悉的，一再重复一句副歌，“求主将我洗，使我拔草呼吸。”那时的教会并没有大众使用的圣诗本。我在南开中学长大，听惯了带天津腔的“标准”国语（他们有时笑我的东北口音），心里想，大约是如同我坐在河岸，心灵随自然脉动而舒畅呼吸吧。后来到了上海。有人赠我一本《普天颂赞》，才知道原来是“白超乎雪”，喻洗礼使人洁净之意。但“拔草呼吸”的初感仍较难忘。
这一年的圣诞前夕，教会的美籍韩牧师请一些教友学生去他家共度佳节，晚餐后安排余兴节目，其中一项是由男女生各抽一签，同一数目的两人一组，共同回答已写好的一些问题，竞赛答对的冠军。写答案的时候，为了保密，须用一件唱诗班穿的袍子盖住两人上半身，商量好了，写出来再从袍子里拿出来。我抽到和电机系四年级的俞君一组。他领了一件袍子走过来找我的时候，我心中有一阵从未经验过的紧张与兴奋。
记得刚到乐山那年冬天，对一切尚懵然不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在余宪逸、翟一我、冯家碌、鲁巧珍的宿舍窗前，看着音乐会散场后男生举着火把经过自塔街回工学院的第六宿舍。近百人在石头路上快乐地喧哗呼应，中段有一大群人唱着当晚节目中的歌，这时，学姐们指着一个高高的漂亮男生说，“啊，看看，俞XX走过来了，”
他正在唱《茶花女》中的（饮酒歌），那充满自信的男中音，渐渐凌驾众声，由街上行近窗下，又渐渐远去。我可以清楚地看出窗内学姐的欣赏与倾慕之情。此后两年，这名字在女生宿舍很响亮。
如今，我和这样一个“陌生人”并肩罩在一件袍子下面，悄声商量机密，简直罗曼蒂克得令我窒息!更何况第一个题目我就答不出来，问的是写出西方最重要的三个古典作曲家，第二个是写出最重要的指挥家。在黑暗中，他写了六个名字。接下来问几个《圣经》中的故事、神话的名字，我全不知道，只答出了《简爱》男主角的名字作一点点贡献，那种羞愧即使有袍中黑暗遮盖，仍可列为平生十大恨事之一。当晚我们得份最高，其实全是他赢得的。种种冲激之外，这样的“聚首”奇缘，让我看到了我二十年生命之外又一个世界。
南开中学的音乐教育在当年是比校好的，我们的歌咏团名闻后方，“OneHUndredandOneSOngs”，我们几乎用原文唱了一半：抗战歌曲更是我们的看家本领。
我没有读过音乐史，课内和课外都没有。南开和《时与潮》社的收音机只播战情、政论，没有播系统性的音乐节目。
俞君是抗战中期，不愿受日本教育，辗转由上海到后方来的沦陷区学生。和他同时分发到武大的还有姚关福和苏渔溪。我大学毕业时，姚关福自上海寄赠我一大本《莎士比亚全集》，至今仍在我书架上，苏渔溪后来也成为我的朋友，胜利初期死于政治斗争。他们在上海受很好的教育，西方文化艺术知识丰富，是我的益友。俞君的男中音是经过名师训练的，他的父亲曾是上海圣公会的主教，当时已去世。
新年元旦黄昏，他突然现身女生宿舍（据说以前没来站过），由老姚的宣告把我“喊”下来，交给我一本英文的《伟大作曲家》，祝我新年快乐。又说，考完了，我来找你好不好?我刚点点头，他立刻迈着大步走出大门（后来他说很多眼睛看他，很令人紧张）。
放寒假时，他来邀我到浸信会的草坡上走了几圈，我俩二十年的人生其实非常不同：他讲上海沦入日本手中后的变化，我叙述南开中学的爱国教育和重庆跑警报的情况……。他说寒假要到成都去看他二姐，她大学毕业和他一起来四川，在成都的美军顾间团工作，很喜欢文学。
那年二月底，开学不久，远在乐山的武大也响应了全国大、中学生爱国大游行，抗议“雅尔塔秘密协议”，要求俄军退出东北，追悼张莘夫。
张莘夫是工程专家，原为我父东北地下抗日同志。胜利后被派由重庆回辽宁接收全国最大的抚顺煤矿，一月十六日赴沈阳途中，被共军由火车上绑至雪地，同行八人全被残杀。俄共迅速拆迁东北大型工厂的机器，每迁出一地即协助中共军队进驻。这是继去年十一月底响应昆明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发动的反对内战、反对美军干涉内政为名的游行后，第二次全国性学潮。同学中政治立场鲜明的，积极组织活动，口号充满强烈的对立。游行的队伍挤塞在一九三九年大轰炸后仍未修建的残破道路上，路窄得各种旗帜都飘不起来，只听见喊至嘶哑的各种口号，“打倒……打倒！！！万岁，……．！！！”自此以后，隔不了多久就有游行。只是换了打倒的对象，除了经常有的“中华民国万岁”之外，还有别的万岁，每次换换即是。
我参加了张莘夫追悼游行，因为他是我父亲多年的抗日同志，他们的孩子和我们一起在战争中长大。但是我既未参加游行筹备工作，又未在游行中有任何声音，只尽量跟上队伍，表达真正哀悼诚意，但是从白塔街走到玉堂街就被挤到路边了。后来我自己明白，原来我不属于任何政治阵营，如果我不积极参与活动，永远是被挤到路边的那种人。如果我敢于在任何集会中站起来说，“我们现在该先把书读好”，立刻会被种种不同罪名踩死，所以我本能地选择了一个轻一点的罪名，“醉生梦死”。
半世纪后，隔着台湾海峡回首望见那美丽三江汇流的古城，我那些衣衫槛褛、长年只靠政府公费伙食而营养不良的同学力竭声嘶喊口号的样子，他们对国家积弱、多年离乱命运的愤怒，全都爆发在那些集会游行、无休止的学潮中，最终拖塌了抗战的政府，欢迎共党来“解放”。他们的欣喜。事实上，短暂如露珠。开放探亲去大陆回来的同学说，当年许多政治活动的学生领袖，由于理想性太强，从解放初期到文化大革命，非死即贬，得意的并不多。我们这一代是被时代消耗的一代。从前移民，出外流亡的人多因生活灾荒所迫，挑着担子，一家或一口去垦荒，希望是落户。而我们这一代已有了普及教育，却因政治意识形态的不同而聚散飘泊或淹没。五十年后我回北京与班友重聚，当年八十多个女同学人人都有一番理想。但一九五0年后，进修就业稍有成就的甚少，没有家破人亡已算幸运，几乎一整代人全被政治牺牲了。
在游行队伍中被挤到路边的时候，我与原来勾着手臂一起走的室友也冲散了，我像个逃兵似地背靠着街墙往回走。
这时，隔着举臂吶喊的队伍，我看到了俞君。他站在水西门石墙的转角，穿着一件灰黑色大衣，脸上有一点狮身人面的表情，望着我。
队伍过完了，他走过街来说，“你也参加游行啊!”我说，“张莘夫伯伯是我父母的好友。多年来一起做地下抗日工作，我应该来参加这场游行，实际地哀悼。”他说他的父亲在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前，一直希望他们到自由国土来受教育，不要留在被日本占领、控制的上海。但是在这里，政治活动无论左右都没有找他，他们大约想，从上海来的人只是英文好会唱歌吧。
当游行越来越频繁的时候，我们每天早上仍然从女生宿舍走到文庙去看看，有时有布告，有时没有。课室、走廊寥寥落落地站着些人，有时老师挟著书来了，学生不够;有时学生坐得半满，老师没有来，所以一半的时间没有上课。全校弥漫着涣散迷茫的气氛。
期待多年，生死挣扎得来的胜利，却连半年的快乐都没享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