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上海,我照的另一面镜子

  到上海俞家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俞伯母看到女儿和儿子突然回家来了——那时没有任何人家有长途电话,所有的事都是“突然发生”的,上海和四川更没有联络之路还带了一个土土的女孩子,欢喜了一阵子。把我安顿在俞君的妹妹房里,他们全家再去客厅详细述说别后。
  俞君的妹妹比我小一岁,是我进入上海生活的关键人物。第二天早上,我在她对面的床上醒来,赶快穿上我那件比较好的布旗袍和比较新的车胎底圆头皮鞋,看到她正以诧异的眼光看着我。生长在上海上流社会的她,即使在日军占领的八年中,父亲也去世了,却没有吃过什么物质的苦。胜利一年之后,上海已渐渐恢复了国际都市歌舞升平的生活。她是五兄妹中的老么,生性虽然善良却很率性,有话直说,倒也缩短了我摸索适应的时间。在全家早餐的时候,她说下午要带我出去买些衣裳——事前她并未与我商量,事后我才渐渐全然了解,走在上海街上,我那些“重庆衣裳”使她难堪;没有腰身的布旗袍,车胎底的皮鞋,在六月的上海街上行走,说一口没有人懂的话八年艰辛的战时生活中,人人如此,学校的男同学说,“蓝旗袍也有几百种穿法”,从来没有人觉得我“土”。
  下午出门之前,她半强迫地要我换上一双她的浅色凉鞋。我拿了大飞哥由美国受训回国时送给妈妈的白色塑料皮包,那时后方尚未见过,我上大学时她送给了我,到乐山后,根本未从箱中拿出来,不久在全宿舍爆发的大窃案中被偷走,失物又全部在一个女同学床下“发现”,找回来发还。幸好那书形的皮包是好的舶来品,尤其好的是里面装着回重庆的船票钱和足够的盘缠,还有一笔“惜别费”第一次去武大时,临行爸爸在家中即告诫我说,“如果有男生请吃饭应设法还请。不可以占小便宜。”所以我自信可以付治装费用。
  记得在那间服装店的镜子里看到的,真是一个我所不知道的自己。虽然只是米色
  短袖衬衫,绪色裙子。却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买的时髦衣服。初中的童军制服是学校发的,升高中后穿的长袍。从冬到夏都是妈妈按学校规定到镇上小裁缝店做的。到了大学只是多了两、三种颜色的素面长袍而已。我们所有女同学都没有胸罩,内衣内裤也全是手工缝制的,高中以后,在上衣缝了几条“公主线”,形成两个小小的凹形涡涡罢了。换装后的我,有好几天连走路都不知手脚怎么放。俞家妹妹对于我“现代化”的结果大为赞赏,竟然更进一步坦白地说。“我二姐昨天带你进门的时候。我真
  不明白Peter是怎么回事,刚才看你笑的样子,我才知道他为什么喜欢你。”
  回到上海家中,俞君的名字恢复作Peter。似乎除了我之外,没有人叫他中文名字。他的母亲叫我齐小姐。那些天里他是我唯一的依靠,两人一起由遥远的四川来,临行曾在深山将自己心中最大的痛苦和隐密相告。形成一种Closeness。由于他的缘故,我对那巨大、陌生,处处以冷眼看人的上海也有了初识之美的印象。
  白天,他带着我四处走走,看许多种了法国梧桐的街道,他读过的学校,教他声乐的老师家和从外滩的扬子江口到长江入海之处。晚上饭后在客厅唱歌、祷告,他带我到阁楼他父亲藏书之处也是他的房间,给我看案上开卷未合的吉卜龄小说《消失的光芒》,那一页是他父亲逝世前正在读的。然后我们在窗下的长椅坐着,悄悄地说些心里的话。
  到上海的第四天是星期一,早餐之后,由俞君带路去找我父亲。
  未逢乱世,无法了解我那时的心情。末经世事艰难的我,泰然来到上海那样的世界,才明白自己与家人的联络链子是多么脆弱。我只知道自从胜利之后,爸爸多半的时间在南京,准备政府复员“还都”。他回重庆时曾告诉妈妈,他去上海会住在丁家,有事写信请他多年老友吴开先转交(他的儿子也读南开中学)。吴伯伯最早回到上海故乡,任社会局长,负责由日本人手中收回英、法祖界及日本人强占的一切资产,重新安顿百姓等地方工作。我见到吴伯伯,说要找我爸爸,他吓了一跳说,“你这小囡本领倒不小,战区各级学校刚刚放假,长江船由四川到汉口和上海的,一艘接着一艘,还没有轮到学生呢,你怎么就跑到上海来了呢?正好,这几天你爸爸就要由南京来了,我给他一个惊喜吧!”就这样,几日之内我父亲来到俞家,找到他的女儿,感谢了俞家对我的照顾。三天后,乘京沪铁路夜快车,我随他去南京。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