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新天新地——友情

  我来台大只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助教,因为初到,落脚住在马家,却看到台大初具规模的大局。不久即出任校长的陆志鸿教授和另外几位早期教授,住在前面两条巷内。几乎每天往返与马叔叔等讨论校务,有时也与尚佳青田街等待遣返的日本教授询问原有各事。走到门口就常听到马叔叔宏亮的笑声,他们想的都是未来远景,最早重点是保持台北帝大最强的热带生物科学研究和医学院,切实地充实台大医院的教学
  与服务。当年奠下的基础至今仍是坚强的。
  到台湾三个月之后,在台大外文系面对着那两屋的书,开始一堆一堆地整理,一本一本地看,大致作个归类,其实是个很能忘我的幸运工作。但是,我的心是飘浮状态的,下了班,沿着榴公圳往和平东路、青田街走,心中是一片空虚,脑中起起伏伏想着:寒假要不要回上海的家?回去了要不要再来?再来,除了搬书,没有任何需要我的事。在台湾大约只有六个人知道我的存在。满怀愁绪,落寞孤独的一个人,在黄昏的圳沿走回一个铺着日本草席的陌生房子。
  除夕那天,锁上外文系的门往回走,天黑得早,到了青田街巷口,靠街的一间屋子灯已亮了,由短垣望见屋内一张桌子围坐了一家人,已开始吃年夜饭。那情景之温馨令我想念北平的妈妈、妹妹和上海的爸爸,思及我自己这种莫名其妙的“独立”,眼泪涌出。疾行回到马叔叔家,餐桌坐着几位单身来台的长辈,喝着日本人的温热的清酒。
  新年后某一天午后,我这全然的孤独有了改变。
  那天,雨下得不停,百无聊赖之际,我穿上厚重的雨衣,到巷口和平东路搭公共汽车去荣盯(今衡阳路、宝庆路、博爱路一带)买一些用品,那时只有三路公交车在警察派出所门前(六十年后的今天仍未变)。
  雨下得不小,只有我和另外一个女子等车。她全身裹在雨衣里,雨帽也拉得很低。车子许久不来,我就看看她,在那一剎那,我看到了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她也看我,我们几乎同时问道,“你是武大的杨俊贤吗?”,“你是武大的齐邦媛吗?”
  如此奇妙,我找到了连缀过去的一环。
  杨俊贤是早我两届的经济系学姐,在女生宿舍见过,但并没有交往,她随姐姐来台湾进入电力公司会计处工作。同来台湾的还有她的同班同学余贻烈,在台湾糖业公司营业处工作,两人已订婚,那时都住在姐夫戈褛江(我们叫他戈桑)农林处的日式宿舍,大约是青田街九条通,与马家只隔三、四个巷口。杨大姐希贤在师大家政系任教,是前三届的系主任。他们夫妇二人豪爽热诚,女儿戈定瑜(乳名宁宁)当时四岁,和父母一样经常笑口常开,有时给我们唱个幼儿园新歌加上舞蹈。戈家渐渐成为对我最有吸引力的温暖之家。许多年后我教英国文学史时。每读到十三世纪比德(Bede的《埃德温阪依记》,念到他们形容信奉基督教前后的景况就如飞进宴饮大厅的麻雀,厅里有炉火有食物,飞出去则只有寒冷和朔风,正如我一人在台初期的感觉。
  过年后,俊贤和贻烈邀我同往参加武汉大学旅台校友会。那时在台数十人,多数是理工学院和法学院的早期学长,在政府机构工作,或者教书。知道我刚毕业,来台湾不久,会长李林学(化工系毕业,在石油公司任高职,对来台校友帮助谋职安顿,照顾最多。享高寿,可以说是校友会的灵魂人物)请我报告一下近两年母校情况。我站起来就我所知作了个报告。当时在座的有一位电机系学长罗裕昌。在铁路局工作。据他日后告知,当天他在校友会看到我,下定决心要娶我回家。
  校友会后三、四日,他和谭仲平校友(机械系毕业,在乐山团契与我见过)到青田街马叔叔家来看我。客厅中坐了一阵,我并末在意,但下个星期又来一次,邀我去拜访杨俊贤,在她家坐坐谈谈来台校友近况。他们三人同届,是在乐山毕业的最后一届,又都是最早来台湾的技术行政人员。所以共同话题很多,对我这不知世事的文艺青年都有些识途老马的架势。我们在台湾相聚整整五十年,他们对我的这种保护心理始终未变。
  这时是寒假了,我自除夕在街角看到那家人吃年夜饭的情景,心中就盘旋着回家的念头。先回上海,也许妈妈终会和爸爸再回南京重建我们自己的家,我也可以安定下来找一个工作。所以我就丢航空公司用回程票订了一个一周后的机位。回到青田街,马叔叔说,“台大给你发一年的助教聘书,你才来了一学期就走,学校不易找到人,外文系一共不到十个人,你应该做到暑假再说才好交代。”俊贤也说,“你还没看到台湾是什么样子就走,太可惜了。”过了两天,罗裕昌和谭仲平也到马家,说了许多挽留的话。
  我正在犹豫难决的时候,到马家来拜年清谈的郭廷以教授(台大历史系任教,后转中央研究院创办近代史研究所)是我父亲朋友,劝我留下帮外文系整理那些散满两室的书,自己也可以静下心看看书。他说,“现在大陆情况相当混乱,北方尤其动荡不安,各大学都仍在复员过程,你到那里也读不了书。”郭伯伯正好要退掉台大温州街的一间单身宿舍,搬到家眷宿舍。他去和总务处说,把那间宿舍拨给我住,可以安定下来,走路上学也很近。
  在这样多的规劝声中。我去退了机位,准备搬到单身宿舍去。
  那时台大和许多公务机构一样,仍在“接收”过程。我收到那张毛笔写在宣纸上的是“临时聘书”,今日大约有一点“文献”价值。人事和校产也尚未有明文规章,所以我以一个助教身份,可以正式接住一位教授的单身宿舍。我原曾申请一间单身宿舍,是台大刚刚在榴公圳旁空地用水泥盖的一幢军营式平房,一溜八间,但当时均已住满。经济系的助教华严,中文系的裴溥言和廖蔚卿也住在那里。
  搬去温州街宿舍那早晨,俊贤来帮忙。实际上我并没有什么可搬的,仍只是一个小皮箱,前两天在荣盯买了一床棉被和枕头,还有刚来时在骑楼下,日本人跪在那里摆的地摊上买的一个一尺高的小梳妆箱,有一面镜子和两、三个抽屉,像份家家酒用的衣柜,可以放一些小对象。秀桑帮我用洋车拉了送去。以前郭伯伯住在里面,所以我并没有去看过,第一次看到没有桌椅和床的日本屋子(马家有床和一切家具),真是忧愁。
  早上俊贤来的时候,罗裕昌也与她同来。他看了那房间一下,和俊贤说了几句话就走了,说他等一下再来。在中午之前,他又来了,带来一床厚重的日式榻榻米用褥子,一把水壶,一个暖水瓶,两个杯子和一个搪瓷脸盆。并且在小小的公用厨房给我烧了第一壶开水,灌在暖瓶里。这些东西我从来没有买过,也没想到它们是生活的基本要件。
  中午,戈家请我们午餐。我出去买了一些必需品,晚餐回马叔叔家吃饭,俊贤和贻烈送我回温州街。他们走后,从屋外走廊的落地窗往院里看,假山和沿墙的大树只见森森暗影。第一次睡在榻榻米上,听窗外树间风声,长夜漫漫真不知置身何处。那时期的我,对里上仗的来临又恢复在西山疗养时的恐惧。我住那间在最右端,大约有八坪,外面还有单独的走廊,与别的房间有些距离,白天也很少看到人走动。直到两个月后,邻近那间住进了一对助教夭妇,夜半他们家的婴儿哭声,成了我每夜期待的甜美人间讯息…
  过了几天,罗裕昌与另外两位同学来看我,他带来一个木盒的自制收音机,他们说他现在是台北朋友圈中有名的修收音机专家。他说,在校时电机系公电力、电讯两组,他主修电讯,所以来台湾前考取经济部技术人员的交通部门。分发志愿填的是铁路,因为在四川时受到外省同学嘲笑没有见过火车,决心从事铁路通讯的工作,而不去电力公司。在当时,电力公司的一切条件都比铁路局好,那时的铁路通讯设备还相当落后。闲暇时,他自己装设收音机玩,也免费为熟人服务。
  他送我的这一台大约是比较成功的,可以收听台北本地电台的节目。它大大的驱散了我寂静中的孤独感。每晚除了新闻、音乐,多为日人留下的古典音乐和日本歌,其中我多年不能忘的是夜间听《荒城之夜》,在音乐中忘记它是日本歌,有时会想起逃难时,荒郊寒夜的风声犬吠,想想那数百万死在侵略中国战场上的日本人,虽是我们痛恨的敌人,家中也有人在寒夜等他们回家吧。初到台湾时处处仍见待遣送的日本人,看着他们瑟缩地跪在台北街头摆地摊卖家当,心中实在没有什么同情,但是也知道他们不是该偿还血债的对象。

《巨流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