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到台大另一座安身立命的基石，是自一九七0年到一九八八年担任中文系和历史系研究所共同开设的“高级英文”课程，它是我最稳定、最强大的挑战，也是我最乐意接下的挑战。
那个年代，几乎所有文学院研究所的学生都有进修的企图心，除外文系稍好，中文系、历史系的外文能力不够深入研究文化，因此阅读的幅度、深度和速度都必须加强。一九七0年，我开始教第一班时，为测量他们的思考和英文深度，先油印一些有关世界文化的英文单篇文章，给他们读后回答我一些问题。我惊讶地发现，这些研究所一年级的学生，很少读过西方文化观念的作品，更未曾有过与一本本英文原著奋斗的经验。我认为要达到任何语文的深处，必须由完整的书才能看到比较完整的看法，不能只阅读零星的选文，所以我希望上学期至少读两本，下学期读三、四本。当我说出这个计划时，引起一阵轻声的惊呼:“怎么?要读五、六本原文书吗?”但是，我了解，台大研究所学生不会承认什么是“困难”的。
我自幼读书，最爱那些令我反复思索的书。在美国读书或到欧洲访问，关注比较文学的领域，以东方人的心态（mentality）看西方多思辨的文化;再由西方的观点看中国丰美的文学，往返之间，天地极宽，可以与这班学生认真讨论的甚多，很值得我悉心计划。选取内容丰富、文字优美的书，对我不是难题。
我最大的难题却是如何在同时对不同领域的人说话。中文系和历史系是我所尊重的专业领域，他们在校选修的课程不同，未来进修和工作的目的也大不相同，我如何能引起他们共同的兴趣，达到“高级”英文的程度?唯一可行之路，也许是诉诸于共同的文学心灵。
那时是以美苏为主，冷战炽热的世界，台湾在反共抗俄二十年后，禁书名单很长，可以作为教材的英文数据多来自美国，最“前卫”的新书只有极少数在台大附近，如欧亚、双叶等几家书店，照相盗印文化、心理或哲学方面的书，装订非常简陋。幸好可以流通的《时代》杂志，每期有十大最畅销作品的名单，分为小说与非小说两种。照相本常常可以在中山北路几家书店买到，据说是有一些越战美国军人需要，所以我经常到中山北路寻书。常去的是敦煌书店，书单出来后就可以买到翻印本，“效率”极高，也是一种盛况。我至今记得自己精神奕奕地提着新出的洋书走在中山北路人行道上，回家连夜读着。我用作教材的书必须言之有物，能引起青年人兴趣，文字优美清晰，政治立场并非那时流行的狂右或狂左派，不能太厚，也不可太薄，也必须是学生买得起的台湾翻版。
虽然我并未按年详记。但即以今日记忆搜集所及，我们用的教材竟也可以某种程度地反映那二十年间西方文化关怀的变化，它们在台湾被翻印和阅读，也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我讲授的第一本书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我大多数学生看来，这本必须在数周内读完的原文书大约是他们“苦恼的新世界”。书中科技计划控制人性的世界，如何摧毁自然生存的故事，不免使用一些科技名辞，令人生畏。但是在我详细导读前两章之后，他们就克服了语言的障碍，渐渐进入书中对未来世界的种种假设与怀疑。作者的祖父老赫胥黎是科学家，为捍卫达尔文进化论在十九世纪与伟伯福斯主教和诗人阿诺德等人，对宗教与科学教育有长期激烈的笔战，百年后读来，他们攸关生命起源和发展的辩论仍令人兴奋!而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会在结束时，提到老赫胥黎的两个孙子:一个是生物学家裘连·赫胥黎，一个就是兼具评论家、剧作家的此书作者阿尔多士·赫胥黎。他们虽然经由两种途径继续老赫胥黎的辩论：但著作中都承续老赫胥黎在争论中坚持的信念，就是：人虽是动物，却生而具有道德意识和自由意志。
《美丽新世界》成书当年，希特勒和斯大林尚未肆虐，作者可以相当从容地从文化大冲突宏观布局，引经据典，有时甚至优雅地铺陈一个科技控制的乌托邦，以一个女子琳达（Linda）和她的儿子约翰为中心，写人性的挣扎和失败。约翰是个生长在印第安部落的俊美青年，被新世界的人称为野蛮人，但是他随日月星辰，四季运转所见的世界却是全书最美的篇章。
阅读《美丽新世界》时，必须同时读奥韦尔的《一九八四》。这两本小说都只有两百页左右，无论在故事取材和文字风格都大大不同，但却同被认为是反极权或反共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往往一起阅读一起讨论。写《一九八四》的奥韦尔，曾在缅甸的英国殖民地作过警察，参加过西班牙内战，被集体出卖，回到英国当记者，以社会主义的同情观察低层社会的思想和疾苦。因此，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之后书写《我为何写作）说:“我讨论严肃问题的作品，无一字一句不是直接或间接反抗极权主义，拥护民主的社会主义。”《一九八四》预言老大哥政府（BigBrOther，一般认为是直指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是运用惩罚，和对惩罚的恐惧。
而一九五九年赫胥黎又出版《重访美丽新世界》。检视二十七年间世界的变化和隐忧，指出在他的新世界里，政府并非暴力的控制，而是运用科学与技术，有系统地达成宰制全民的极权。
殷海光的评论文章《一九八四年）（《殷海光全集》页二三｜一二一，台北桂冠出版社），说到那个极权政府的三句标语:“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愚昧即力量”，其中“愚昧即力量”之说，真可算惊天动地的伟大发现，引起知识分子高度的关注。在一九七0年的台湾，我把这二十多位青年带到这个辩论的海边，把他们用英文推进注满高级思潮的海洋中，任他们渐渐发现海洋的深度。文学不同的风格，如同泳渡的方式一样，也是千变万化，值得研究思考的。
《美丽新世界》和《一九八四》一直在我的教材书单上，有时是让学生自行阅读。但一九八三年起，我又在课堂上讲解这两本书，因为真正的一九八四年来到了。
那真是件奇妙的事，这本着名的政治预言于一九四八年写成后，作者即逝世。他以为把那可怕的世界预设在三十多年后，已够遥远，但岁月转瞬即过，在一九八四年前后两年的时间，全世界都在热烈地比校、评量、检讨这个预言和实际的世界的情况，议论文章如潮水涌现，真是文化史上盛事。我得以多年追踪详情，有许多可以讲的事，真有躬逢其盛的兴奋。
一九七四年起，我在国立编译馆主编马克吐温长篇小说中译系列。我认为马克吐温《古国幻游记》鲜明的文化对立手法很适宜这班学生研读。马克吐温以特有的幽默手法，将一个十九世纪的美国北佬置身于英国中古世纪英雄美人传奇的亚瑟王朝宫廷卡美洛，极生动、夸张地嘲讽那传奇世界繁华、虚夸的迷信，同时也彰显出美国新兴现代社会的庸俗肤浅。他最成功的嘲讽是解构了传奇宫廷巫师（预言家）呼风唤雨的魔术，可怜的默林，被十九世纪美国北佬的现代科学知识拆穿，只是一个小丑和骗子。此书和马克吐温另一本《老憨放洋记》都是用犀利的对比方式，创造出一种迥异于欧洲文学的美国文学，和同时代的诗人惠特曼等，都是鼓励美国人追求自己文化的自信。马克吐温简洁有力的幽默特质具有一种罕见的吸引力，对后世卡通文化也有很大的启发。我隔三、五年使用此书一次，相当受到学生欢迎。
教书三十多年，我没有发黄的讲义，英国文学史不断改版，必须重新备课，除了核心选材之外，新的选文、新的评论以及新的理论年年增加;而“高级英文”教材，我从不连用三年以上。以这样的希望，我也勤于备课如备战。我曾用过汤玛斯·曼的《魔山》和法国哲学家赫维尔《没有马克思或耶稣》。读这两本书，学生需要补足的背景文化实在太重，我在教室带路的工作，令我常感唇焦舌躁，用过两年，再不敢用作教材。越战后期，《时代》杂志介绍一本《湖上之火》，是一位美国女记者采访研究。分析甚为中肯的书。
不久台北亦有翻印，我买了一本认为可用，隔周即有学生告诉我，该书因反对美国政府，在台湾已列为禁书。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讲授菲利普·史莱特《寂寞的追寻》，这是一本涵义丰富的小书，只有一百五十页，用一些有趣的美国社会现象检讨现代人对寂寞的追寻。对于曾经长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对于在皇权笼罩之下生长的中国人，热闹和互相牵涉是安全感的表现。如今放着这种日子不过，却去追求寂寞孤独，是个奇怪的观念。独处亦须付相当代价，“寂寞”的观念吸引我已许多年了，早在我高中时期，开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张床铺宿舍的念头。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对别人。小小的喜怒哀乐都没地方躲藏。大学四年住宿舍，后来结婚生子，从没有独处的空间，到了五十岁才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安放一颗耽溺读阅忘情思考的心。
我注意以寂寞为文化主题。始于一九六0年代我在中兴大学教书时，曾在美国新闻处借到黎士曼律师和法学院教授等人合写的《寂寞的群众》，当年这是一本颇为轰动的书，很受文化界好评。
我将此书介绍给当时就读台大外文研究所的蔡源煌，他的中译本于一九七四年由台北桂冠图书公司初版。此书讨论世界大战后，美国繁荣社会中，个人性格与社会的关系。社会性格的三种典型是适应型、离异型和自律型。自律型行为上有顺从能力，能自由决定是否顺从，也有足够的自觉认清自己的想法和能力，不必总是依赖与一大伙人厮磨才能解除寂寞感，可以保留独自思考和生活的空间。
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学上是常见的。中国诗词甚多经典名句，如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营造了只闻其声不见伊人的恫怅迷离，湘灵鼓瑟的乐声在辽阔的湘水上空回荡，瞬间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凄清寂寞，朱光潜老师在英诗课上谈过。鲁迅曾为他对此诗之美学诠释，大加抨击，说他不知民间疾苦。但是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罗散文集《湖滨散记》，同样被作为是一本远离喧嚣、寂寞孤独的书，其背后也隐藏着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又如朵丽丝。莱辛《第十九号房》，主人翁苏珊一直希望保住一些自我的空间，终因无法挣脱家庭责任和社会的束缚陈规，精神上也找不到更好的路，最后在私下租用的旅馆房间“第十九号房”自杀。这些具有强烈女性意识的作品，所要追求个人的空间，即是所谓“寂寞”，想印证一个女子也有自己心智独立的价值在困境中隐隐存在的不平、不安和终身的渴望。
真正维系这堂课的教材，其实是纯文学作品，最好而且最有效的是小说，在教
室用短篇小说校易讲解。最早我用的是薛伍德．安德生的《小城故事》，詹姆士·乔伊斯《都柏林人》及其《全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后来买到两本美国短篇故事，其中有几篇极好的作品，由很宽阔的不同角度写现代人生各种故事。不久台湾又取得版权，出版一本权威选集《现代传统》（，选录二十三位作家四十九篇小说，其中有三份之一是欧洲人，如契珂夫、康拉德、乔伊斯、卡夫卡等，最具原创性与影响力。其中契坷夭（悲凄），叙述一位俄国雪撬车夫遭逢丧子之励却无人理他。只有在深夜卸车时，对马喃喃诉说他的悲凄。我的读书经验是:好小说是最有效的语文教材，它有情节和情境，而且有发展和结局，本身就导引读者看下去、走进去。不知不觉接受了它叙述的语言。大多数好散文，用现代的观点看，其实都有小说的格局。《悲凄》也可以算是很好的散文，它几乎没有任何明显的情节，多年以来，是我学生最后一堂课票选最爱读的小说。
但是，我也希望“高级英文”课程的学生能认识重要的长篇小说"所以每年导
读几本经典之作，如康拉德的《黑暗之心》，伍尔芙《灯塔行》，薇拉·凯瑟两本《安东妮亚》和《总主教之死》，佛斯特《印度之旅》，福克纳《熊》等英文极好的作品。
第二学期后半，我开始讲授一些英美诗。最早几年印讲义，后来买到派瑞编选《声韵与意义》，此书自一九五六年初版，每数年即出新版，随时间增删甚多。全书十四章，从“诗是什么”起始，逐章讨论如何读诗，最后一章“什么是坏诗或好诗”。关于诗的意境、象征、明喻与暗喻、寓意、反讽、含蓄、典故、意义与观念、声韵、意义、形式等，都有举例说明。尤其以将近一百页三分之一的篇幅举例说明“好诗与重要的诗”和“诗的深层阅读”，这也许是中文和历史研究生最简捷可靠的英诗人门了。此书非当适合课堂使用，不但有助读诗，书中详叙诗学名辞也有助于将来读西方文学的一切批评文章，对他们有相当长久的参考作用。
那十八年上我那门文学院“必选”的“高级英文”课的学生，被我逼迫研读原文书，必须回答我随堂测验的无数个“为什么”（"Why"）。那些问题必须要读完全书才能用英文回答，没有逃避或取巧的门径，一年中大约问答了近百题。十八年岁月，我竭心尽力将这门课达到可能的“高级”程度。那四百多位青年，而今都约五十岁左右。按自然的栽种和收获现象，多数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他们今日戏称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多数在学术、教育、文化界服务，不乏在文史领域有杰出成就者，黄俊杰、陈万益、吕兴昌、张淑香、陈芳明、陈芳妹、仕正胜、陈秋坤、林馨琴、周伯戡、叶其忠、林瑞明等，至今三十多年仍常有联系。
颜娟英与陈芳妹为我主编的笔会英文季刊撰写文化艺术资产专论十多年。李孝悌在我编辑《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时大力协助。陈幸蕙多年来伴我饮茶谈心。二00四年我去美国小住，她在台北与隐地全力主编，将我的散文集《一生中的一天》出版;一九八0年以后的郑毓瑜、洪淑苓、梅家玲，助我笔会季刊选材，真是“有事弟子服其劳”最真实美好的例子。最晚到了陈昌明、康韵梅、张钧莉那一班教完，正逢我遭遇车祸，他们不停地去汀州路三军总医院看我，令年轻的医生们非常羡慕。如今他们都已是社会中坚分子。即使我最后一班的学生也都各有成就了。这十八年间无论各人遭际，政治立场等等如何不同。我们师生之间，他们称之为“革命感情”是不变的。
离开我的教室之后，他们投入现实的人生，那些青年人之中，总该有几个人是我的知音，在他们中年的喜怒哀乐中，记得一些句子，一些思想，似在不同的落叶林中听到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