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我立即飞往北平（如今称为北京），由外甥甘达维买到火车票，到辽宁铁岭去看我生身之地。白天班的快车，早上八点钟开，晚上十点到。我可以和六十多年前一样，看到每一寸土地。可以真真确确地看到那些听了一辈子的地方，车过兴城、葫芦岛市、锦州、沟邦子、新民……，我几乎一直在兴奋的心情中，身体疲劳，却半刻不愿闭上眼睛。一九二五年冬天，我的父亲曾随着郭松龄将军率领千军万马攻占了这片江山。车过巨流河铁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铁桥很长，什么也看不到。我买来回票，希望回程时可以在早上过桥时清楚看看，谁知回程换了飞机，未能在那长长的铁桥上，看到巨流河东岸，怀想我那年轻的父亲，在雄心壮志的郭将军身旁，策马布阵，一心相信明天会进沈阳城，想不到一夜之后逃亡终身，脱身之时，曾一寸一寸地爬过这座铁桥。
这一趟还乡之旅，原已令我激动得目不交睫，竟还有惊异的奇遇。我用台胞证买到的是一张软卧头等票，一间车厢四个人，同车厢内是两个俄国人和一位通译。他们是从俄国海参岁到中国安徽省包工程的工程师，我是从台湾来的英国文学女教授。他们看我好似火星人，我看着他们，想着三十多年来反共抗俄的大口号，如今竟然和敌人十四个小时关在一间疾行快车的车厢里……四个人局促对坐，好似不同星球的人精遇于太空。他们对台湾好奇的范围超过了那位通译的字汇范围，所以有时用几个英文字，摊开他们随身带的世界地图，他们不停地问我问题，台湾的地理、历史、教育、家庭、女子地位、衣、食、住、行……我也问他们俄国的问题，从托尔斯泰到史达林……，那真是一场丰富的交流。
车过沈阳大站，上上下下，大大热闹一场，再过一小时，已夜晚十点半，车进铁岭站，但是除了站牌以外，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车上播音说正在更换电力设备，车外是月台吧，只见一个站员提着一盏风灯走过来，好似从黑暗的深渊中冒出来，看不见旁边还有没有人，我提着小箱子下车，那两位外层空间的俄国人说，“太暗了，别去!”，我说有人接我，他们说“但是看不到人啊!”随后竟然跳下车，用手比划，叫我跟着他们到哈尔滨，明早让他们的通译带我回铁岭，他们脸上充满不放心的关切和诚恳，就像托尔斯泰书中的俄国农民那般朴实。在犹豫中，我对着黑暗的站台喊我堂弟的名字，“振烈!振烈!”这时听到远远有人喊，“三姐，三姐!”（我在老家大排行）然后就是一阵脚步声，振烈带着他一家人跑过来。虽然都已老了，还是认得出来的。俄国人回到车上。车开了，他们伸出手来拚命挥着，在车厢的灯光中，可以看出来他们放心的感觉。
多年来有时回想，那真是一趟奇异的，充满象征意义的还乡之旅。我们到台湾反共抗俄，恨了他们半辈子，而在我家乡黑茫茫的车站，是这两个俄国人跳下车来要保护我!而他们带回俄国的台湾印象（在地图上和俄国比，是极大和极小的国土），应该是一个现代化"人民有充份自由的地方，所以一个女子能一个人着手提包，万里出山海关，寻找睽别六十年的故乡。
我能找到齐振烈，得以重回故乡的路，该是天意吧。
一九八七年台湾开放探亲时，我父亲已去世了，内湖的家空置没人居住，渐渐也疏于整理，院子里的草长得掩住了花床。我与妹妹已无能力维持一所没人住的空院，只能有时回去看看那满目凄凉。第二年过年前，我回去在已装满落叶的信箱看到一封信，封面有辽宁铁岭的地址。
振烈和我同太祖，抗战胜利后我母亲住在北平的两年，他两兄弟为了上学，曾去同住，四哥振飞读辅仁大学，六弟振烈读中学。他记得我两次暑假回家总是逼他念书，严格地给他补英文。我记得这哥俩都长得很英俊，很有精神。一九四七年我一个人来了台湾，家乡的人和事对于我，像铁岭那晚的车站一样，黑茫茫的一片。我们必须大声呼唤半世纪前的名字，才找到我回乡的路。大陆被共产党“解放”后，振飞哥辗转到了江苏镇江，因为大学资历，或因当年曾参与美国调停国共之战的马歇尔计划外围译事工作，在江苏理工大学找到工作，娶了贤慧妻子，三个女儿女婿都很孝顺顾家，是少数幸福的人。振烈中学毕业后投考空军，已经到飞行阶段，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因地主家庭背景被停飞，命令回乡耕地，在小西山种庄稼十多年，终得“平反”到铁岭市石油公司工作，妻子在卫生所作护士，一家得以温饱。但“从天上掉到地里”（东北人称“田”为“地”），对他心理创伤很大，一生未能平息怨忿。临别时，弟媳请我劝他脱掉那件空军皮外套，已经磨得发白了，他就是不肯丢掉，那是他一生最辉煌的纪念。
另一位堂兄齐振武，原在家乡种地，淳朴本份。一九五0年韩战爆发（韩战又称韩朝战争），大陆一片“抗美援朝”声（中国人民志愿军参与朝鲜战争者）。他参加村民大会时。冬天大家坐在热炕上，征兵的干部请志愿参军者站起来，一面叫人在炕下加火，热得坐不住的人刚一起身就被鼓掌，欢迎参军……不由分说拖上了瓦罐车（运货的火车厢）。第二天早上，车已过了鸭绿江，到了韩国的新义州车站，从此是暗无天日的生活，不断的血战，不断的转移，人只是个拿枪的机器，敌人是谁都不清楚，家乡当然不能联络。一九五三年七月韩战结束后，幸存者选择自由退伍或回乡：不愿回大陆的一万四千多官兵来台湾，成为全球瞩目的“一二三自由日”，这些义士给蒋总统的反共力量增加了很大的声势。
全世界的记者都到义士村访问，台北采访记者发现名单上有位齐振武，辽宁铁岭人，回来问我哥哥，“会不会是你的家人？”我哥哥即亲自去探访，临去时问我父亲，如何相认？父亲说，你问他爸爸的小名叫什么。他说他爸爸的小名是“老疙瘩”。我父亲自己也前去相认，是同曾祖兄弟的儿子，我们称他五哥。他退伍后找了个守仓库的工作，一九七0年后期死于脑溢血，我哥哥和我大姑的儿子在高雄传教的毛中颖表哥，把他葬在高雄燕巢乡的基督教公墓。
又三十年后，振武哥的亲侄子齐长凯不知如何由一本笔会季刊看到我的名字，由沈阳打电话到台北笔会找我，取得联系。他说自抗美援朝战争结束之后，就不知他伯父齐振武生死存亡或流落何方，已到处打听多年了，如今得知他已死，埋葬台湾，电话中哭了起来，说:“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请中颖表哥托人照了墓地的照片寄给长凯，他们看到白石墓的照片，似乎感到一些安慰。）
怎么会是这样呢?当我回到小西山时，我也问，怎么会是这样呢？
我独自从北京坐白天的火车回辽宁铁岭，就是为了要看见每一寸土地。堂弟振烈带我由铁岭回去小西山。我回到村庄旧址问人，“鬼哭狼嚎山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说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山名。我才明白，幼年时听母亲说的“鬼哭狼嚎山”，原来就是她当时的心情。
由于父亲一直在国民政府做事，祖居庄院早已摧毁，祖坟也犁平为田，村子已并入邻村茨子林。我曾满山遍野奔跑、拔棒槌草的小西山，半壁已削成采石场。各种尺寸的石材在太阳下闪着乳白色的坚硬冷光，据说石质甚好，五里外的火车站因此得名“乱石山站”。齐家祖坟既已被铲平，我童年去采的芍药花，如今更不见踪影，而我也不能像《李伯大梦》中的RipVanWinkle，山里一睡二十年，鬓发皆白，回到村庄，站在路口悲呼，“有人认得我吗?”。我六岁离开，本来就没有可能认识的人。
这万里还乡之旅，只见一排一排的防风林，沃野良田，伸向默默弩苍，我父祖铁石芍药的故乡，已无我立足之地了。
许多年来，我到处留意芍药花，却很少看到：在台湾大约因为气候的缘故。更少看到。几乎所有的人都住在公寓大楼里，没有庭院，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种那种娇贵的花吧？我记得陪着哭泣的母亲去的祖坟，四周种满了高大的松树，芍药花开在大树荫庇之下，风雪中有足够的挡蔽。我记得祖母把我采回的一大把花，插在大花瓶里，放在大饭桌上，整个屋子都好像亮起来了。祖坟松柏随着故园摧毁，那瓣瓣晶莹的芍药花却永远是我故乡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