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来的启示。

今天临出门前,我在包里塞了两件干净的衬衫和内衣,准备晚上在办公室的沙发上对付一夜,也许两夜,三夜,看情况了。
上班的路上,碰见一件新鲜无比的事情,因此,我上班迟到了一个多小时。
在大街上,卖诗,新鲜的诗,我是说刚写出来的,付钱后马上写。
十元一首,便宜到家了。
卖诗的人谦逊,不吆喝,而且不隐藏姓名,好像卖诗不仅磊落还包含几种荣誉在里面。
他说,他叫刘雨。
我马上想到了刘托云,他们会不会是亲戚?
在我迟疑的工夫里,他把身份证举到我面前,并且告诉我,不是假的。
我解释说,自己不是怀疑,而是想到了一个人。
“那人叫什么?”
“刘托云。”我说。
“跟我没关系。”他说。“我不认识这个人。”他又说。
“我买一首。”吸引我的不是这种形式,而是玩这种形式的人。
“要哪方面的?”
“悲观点儿的,再有那么点儿遁世的味道。”
他想了几分钟,然后在纸条上写下了我购买的诗:什么时候,我能够。
谁也不爱。
哪儿也不去。
啥也不干。
我把这首诗放进口袋里的时候,手有些抖,忘了跟刘雨说再见。我朝研究所方向走了几步,才意识到这点,又折回去。
“你总在这儿吗?”我很希望再见到这个人。
“说不准,看收入。够了我就不来了。”
“收入,你是指钱吗?”我好像有点明知故问。
“那还能指什么?!这年头,只有钱还能偶尔为难我。”
我再一次没说再见就走了。这样的诗人都不容易再见到。我或者被这首诗击着丁,或者被它点破了,或者被它指引了,反正,我走进研究所的大门时,心里想的是,把所有的事都了了,不管是什么事。谁拦着我,我就踢开他,再拦我,我就掐死他。
我烦了,是真烦了。
在这样的心情下,我先走进了财会室,好像黑丽是我最大的问题。屋里只有黑丽一个人,她那样看我,好像在问,你是谁啊,进我的房间干吗?
“对不起,我忘了敲门。”我把发生的一切都现实地回忆起来了,刚才被那首诗鼓舞起来的勇气,减了一半。
“谁在乎你敲不敲门,有什么事吗,所长?”黑丽又低头弄她的账目,好像我进来时账目又混乱了。
“从前你不是很在乎别人是不是敲门吗?”我坐到她的对面。
“现在我有比不敲门更让我难过的事。”黑丽说得冷冰冰的。
“你打算怎么办?”
“我要房子。”她说话时头也不抬。
“那,那孩子呢?”
“先要房子。”
“如果我不能给你弄一套房子,就给你租一套,你可以一直住到单位分房。”我想还没想,就开始允诺。这之后,我想了一下,我到底是什么人。
黑丽终于抬头看了我几秒钟,尽管那眼神儿冰冷,却勾起了我再一次把她抱住的冲动。可就是这时,我从她的眼睛里看见了十分陌生的东西,我一时说不好那是什么,只是觉得它寒气逼人。
黑丽又朝我看了几秒钟,然后说她希望我能兑现自己的诺言,这样她就有条件把孩子做掉。
如果我刚才没在她的眼睛里看见那陌生的东西,我会想这女孩儿是因为我不能离婚才把孩子做掉的。现在,我心里鼓起了一个硬东西,连问问再问问的认真劲儿都没有。
我这个曾经不育的男人是不是该要这个孩子?以此向我老婆和世人证明一把,我终于可以像任何一个正常男人一样,让一个女人怀孕,不管我愿不愿意,也不管她愿不愿意。
我对黑丽说,我们先解决房子,然后再考虑别的。黑丽的脸慢慢显出暖意。
“你还生我电话的气吗?”她问我。
我安慰地摇摇头,心里闪过一个念头,男人得随时准备撒谎。
“我当时也气翻了,以为你根本不考虑我。”
“怎么会!”我停停又说,“你不知道你对我有多重要,在你之前,我和老婆没有孩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她一脸茫然地摇头。
“因为大夫说我不育。”
“什么?”黑丽突然大喊了一声,“我没想到你居然能这么无耻!你什么意思?你?你想说我骗你是吗?你这个骗子。滚出去!”
从黑丽的办公室,我滚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距离不算远,却费了不少的力气。我是在司机庆子和吴女士的注目下走进自己办公室的。他们站在走廊上,当然听见了一切。
我硬着头皮跟他们打了招呼,仿佛我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同志,我们有了相同的不可告人的背景。
在办公室里,我又把刚买的诗拿出来,心情立刻好了许多。我正想找个显眼的地方把它别起来,以后再找个镜框把它镶起来,有人敲门,进来的是庆子和吴女士。
他们分别坐在我的对面和侧面,互相照应地微笑,就像是一对准备结婚的热恋情人,来找我的目的是开结婚介绍信。
“这诗是谁写的?”庆子发现了我放在桌子上的纸条,“写得太好了,我就想这样活着。”
“好家伙,这几行诗写出了全体人民的心声。”我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内心很复杂,我十分惊奇的是庆子怎么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怒气冲天恨不得掐死他的女士摆子。这本领上帝一定是忘了给我。
“所长,有件事我得跟您说说。”庆子的语调比我更像所长,“吴老师都跟您说了,我就补充一点儿,现在什么事都没有了。我爱人肯定不会来,还有,吴老师调动的事儿您也答应了。我欠您的人情,等过段时间,分完房子,咱们再慢慢聊。”庆子说完这话,我想,如果让他当所长,会比我和张道福都强。
庆子要告辞,吴女士对他说,她还有事儿要说。庆子对她发出了一个好丈夫似的微笑,然后对我低声说:“有些人您得防防,从前就出过事的。您不能总是太厚道。”庆子说完像先知一样消失了。
相比之下,留下来的吴女士就太忸怩了。她拐弯抹角地说了半天,主题就是后悔当初在我面前说了庆子的坏话。她一遍又一遍地说她那时太冲动了,也是受了别人的挑拨等等,现在,庆子跟她做了解释,一切都真相大白了等等。
“你跟我说过的话,不管是什么,你都尽可以忘了,因为我都忘了。”我不仅是想安慰她,也开始发烦,想让她快点走。如果我也算厚道之人,她肯定比我还厚道。
“不过,所长,调动的事我还是想办。”她说。
“为什么?”
“庆子觉得这样比较好,我也是这么想。”
下班的铃声响过之后,我打开办公室的窗户,双层玻璃之间的窗台上积满了灰尘。我朝天上望去,是晚霞的时间,却没有晚霞,天边是一片均匀的灰色,仿佛天从来就是这样的颜色。这天色让人绝望,好像任何明亮的东西都不会再现。无论是月亮还是太阳。
我想起等待分房的刘托云最后坐在会议室门口的样子,她只是看自己的鞋尖儿,好像那里有无数空房。
我想去看看她。
问她的住址的时候,我想到了张道福,凭直觉认定他知道刘托云的地址。我给他打电话,他新单位的人说他在家休息,我又打到他家里去。
他病了。
“什么病?”
“没什么大不了的病。”他显然不愿意多说。
我问他刘托云的地址。
他立刻兴奋起来:“除了我谁也不知道她的地址。”他就像一个小男孩儿,“她没少给你添麻烦吧?”他诡秘地说,让我感觉那麻烦是他们两个共同策划的,“她跟我说,她这次要是要不到房子,得有许多人为此付出代价。”
“行了,等你病好了,我们再去喝两杯。”
“好啊,哎,老胡,觉得咱们两个还挺能聊得来,你说是不?虽然咱们两个不一样。”他突然这么说,我有点措手不及。不过一想,这同感,我也有。
“就是,下次我请你。”
“老胡……”张道福叫了一声,就没话了。我等待着。
“你知道我得的是什么病吗?”他的声音有些变化。
“没事吧?”
“看怎么说了。”
“什么病?”
“性病。”他低声说。
我突然就大笑起来,受我传染的张道福也大笑起来。我们好像在笑一个我们都认识的熟人,因为他终于得了性病。
笑过之后,我本能地向他道歉。他说:“别胡说八道。这一笑,我舒服多了。”
接着我们又笑了笑,但没有刚才的热烈和由衷。  

《所谓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