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于奎和他的老婆至少在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我再一次碰见他们，是几年后，在商场买东西。他们明显老了一些，淮都会说他们看上去是关系好的那种夫妻。他们客气拘谨勉强地跟我打了招呼，好像我的身上写着他们的一段不光荣的历史，一段他们都想忘记却无法忘记的历史。
“家里老人都去了。”于奎还没等我问，就摊开了，“都过去了，过去了。”
“那就好。”我像那些狡猾的人一样，说了句什么意思都有，又什么意思都没有的话。
“有空到家里坐坐。”这是于奎发出的邀请，听上去却像是禁令，仿佛他们目前最恐惧的事就是我到他们家坐坐。
于奎的老婆一直没有说话，微笑地看着我。那目光围着我转了几圈儿，似乎在掂量，能不能把我放倒。
居然把后话提前说，看来我是着急了。
还是回到那个阳光明丽的上午，于奎失去了母亲和房子。他和他妻子都离开我的办公室后，我好像变成了施特劳斯，他那只管表达高兴的旋律，在我心中在我周围舞起来。当我坐下来同时也按住这旋律，禁止它带我飘飘然时，我发现，这表达高兴的音乐不管这高兴是从哪儿来的，属于公共汽车式的音乐。因为票价便宜，任何时候上车，你都会发现人很多，尽管外面的世界已经越来越忧伤。
“我有权利高兴吗？”我问自己，“我为什么高兴？为人家失去母亲？为自己不再有一个大难题？”
其实我最合适的心情应该是哭笑不得。
跟刘托云报告了于奎的消息，可是她电话里的声音并不高兴。
“你不是还欠黑丽一间吗？”她说。
“我来想办法吧。”我不愿就着这个话题谈下去，担心她想说的不是这个。
“我还是想把这个房子换开，你可以借给黑丽一间，直到研究所给她房子。”她说得诚恳，我不得不详细问一下。
“你好像无论如何都要离开这个房子，为什么？”
刘托云没说话就挂断了电话。
于是，我知道，我要找个时间，一个长而从容的时间，去看看刘托云。我仿佛看见，她心中积压的伤害正在腐烂，也许她需要一次彻底的呕吐，而要完成这样的呕吐，她需要我的帮忙，因为我不是张道福，因为我也有头皮屑般散落的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