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着黑丽的出租车，就这样开出去了，像一个缺乏计划的复仇者，最后总得停下来，停在某一个地方，某一天，某一天中的某一个午后，某一个傍晚。
就像我现在站在这儿，一动也不动一样。
我又想起了那种蝴蝶，它们有两个脑袋，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
我想着刚刚从眼前消失的黑丽，我曾经的黑丽，她不是蝴蝶。她是一个长得有点像鸟的姑娘，大部分时间里，很好，很可爱。
“嗨。”不知道在门口站了多久的饭店老板这时对我喊了一嗓子。
“我跑不了。”我说。
他说他没这个意思。
可惜我说的也不是逃饭钱这个意思。
我再一次拉开饭店的门，走到我们的残羹剩饭面前，付了饭钱之后，发现好多愿望一起离开了我，仿佛它们事先约好的。
我又一次来到大街上，因为沮丧因为无奈，站在街角一动不动的我，竟觉得风从四面刮来。于是，在我心里又出现了一块真空：我哪儿也不想去，但又不能就这样站在这里。
街角总是被道路牵引着，一只灰白的花猫惊慌地从我面前跑过去，我抬头看看天空，黄黄的，没有星星，混浊的黄色把天压得很低。
我想到了地震，这时，猫的主人同样慌张地跑过来，她喊着猫的名字：“阿王，阿王……”她问我，“看见阿王了吗？”
一只姓王的阿猫。
我告诉了它的主人它的去向，也从脑子里赶走了地震的念头。
再一次觉得无处可去。这感觉不好，非常不好。
当刘托云打开门，看见我站在门口，并没有吃惊。但她说：“一般来说，你都是先打电话，再按门铃。”
“对不起，我忘了，如果你有客人或者不方便，我可以改口再来。”其实我知道，不能改口，今天我必须进她的家门，这里是我无处可去的去处。这也是我不想弄明白只想保留的感觉。
刘托云再一次把我安置在昏暗的客厅里，为我端上另一杯热茶。在她忙活这一切的时候，我好像睡着了一会儿，等我再睁开眼睛时，刘托云已经坐在我对面。
“上次电话里，你也没说清楚为什么非得换房，就挂断了。”我打起精神。
“你尽可以忘了这事，房子我还是想换。”
“为黑丽？”
“随你怎么理解。”她想想又说，“我反正是精神病，别人怎么理解都不打扰我。”
“也许你想跟我说说。”
“说什么？”她尖刻地说。
“心里的，积攒的，不舒服的……”
“不用跟我来这套。”她更加尖刻。
我想起张道福对她的伤害，那也起始于倾听。不安，像云一样在我心里浮起。我害怕帮不上刘托云，那样，她就帮不上我，而她是这世界唯一能帮助我的人，因为，只有在她面前，我愿意敞开自己，完完全全的。
这是一个自私的想法，但是我真实的想法，没有半点儿虚伪的成分。
“你到底怎么了？”我问她，好像也在问自己。
“我很正常，只是我不像小姑娘那么幼稚。男人是什么东西，我再清楚不过了。”
“你说男人是什么东西？”我低声问，并不希望她回答。
“你别这样问我，你自己不清楚男人是什么东西吗？”她好像也在对自己生气。
我没有说什么，觉得说什么都不妥。
“男人已经变成了性的奴隶。”她放低了声音，“你是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不可能对艺术一无所知吧？你看看现在最前卫的行为艺术在搞什么，从前亮出舌头，现在亮出下身，有什么不同吗？不都是空空荡荡吗？”
我没有接话，她接着又说：“有钱的老板找靓妞，没那么有钱的干部就找会计秘书之类的，老师教授就打打女生的主意。”她停顿了一下，“这不就是我们的现状吗？性改变着全中国，也改变着女人，她们不也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原谅了老公，原谅了男友？尽管他们都犯了性方面的过失。女人为什么这么做？还不是因为性！”
她看上去很激动，我没话好说，她说的不是没有道理。
“我这人神经不好，所以不跟你们玩儿，我拒绝妥协，就是不跟你们玩儿。”她突然又莫名其妙地大叫了起来。
“你觉得我跟他们一样？”我小声问她，仿佛在这个晚上，我是一个无权大声说话的人。
“有什么不同吗？”
“你说得有道理，我也占了会计的便宜。”我说，“我伤害你了吗？”
“伤害了！”她大叫了一声。
我们在她大叫的尾音中怔住了。
我没想这样去问她，因为没有理由，与黑丽怎样，是一件跟刘托云没关系的事。但是我问了，问得诚心诚意。
她一定也没想这样回答，同样没有理由。但是她回答了，大叫着回答了。
在她大叫过后的寂静里，我们都醒了，看见了我们自己真正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