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叶子铭

    子铭同志:三月二十八日来信及本月五日来信均悉,二十八日信收到后刚碰上一些事情,(将来可面谈),又因信中所问各点,(如《林家铺子》的林老板成份问题,不该我来回答),所以且搁一下,至于我说的“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我因事奔丧回乌镇一次,《林》、《春蚕》、《当票前》即此时所写,那是当时写文时的“托”词;回家奔丧(祖母撤灵),乃二十年代事,《林》、《春蚕》等写作时,我已无回乌镇之自由。这些短篇①是凭我在上海定居(那是在进商务后的第三年)前期过去所见所闻而写的。《春蚕》是因我祖母喜养蚕,(那是我未进中学),亲身所体验而写的。抗战时(大概在重庆),我写过一篇《我怎样写〈春蚕〉》(那时被逼写的,因为要支持当时的一刊物《青年知识》)。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一个月刊《文萃》(民国三十四年十月九日刊行)转载了《青年知识》这篇
    ①叶子铭注(下同):后来经韦韬同志帮助沈老回忆,确认1932年“一。二八”上海战争后沈老一家回过老家乌镇奔丧,时间约一个多星期。
    文章。至于《文萃》何人编辑,该刊不载,看它内容,一大半是抗战胜利前夕重庆、昆明、成都所出报刊上登过的文字,内容庞杂。我早已忘记有这《文萃》,新近有人拿来给我看,才知道我写过怎样写《春蚕》。您如能找到《文萃》,上海图书馆(专藏抗战前后的一些旧报刊的特种图书馆)或者有之。
    吴老太爷之死是一种隐喻,查我在新疆演说时未有此言。
    只是《子夜》开头吴老太爷死后,范博文(或别人)说:封建的古老僵尸到半殖民地买办阶级银行家、工业家的上海自然要风化了。(未查对原文,此是起记忆写的)。“经济杰作”云云,我当时未说。当时我只说一九三○年中国经济问题之论战,此在新版《子夜》原后记之后的《再补充几句》中说得比较明白。关于您所说涉及党史(大革命时期我的活动),上海出版社编辑部拟删,那就随它删罢。其实,自从五、六年前,就有各地的革命图书馆派人持函访问我于一九二六年在广州、一九二七年在武汉的见闻及工作,他们都说是备参考的。今年起,来者更多,应接不暇,前言“碰上一些事情”,此为其中之一。瞿秋白仍未有明确结论。许广平回忆解放后写,可能有记忆不真,前后矛盾,而且鲁迅与朋友长谈或短谈,许不一定都在场,事后,鲁迅好象也不会向许详细复述。我前信说瞿的问题有时间我可多说一点,这也待面见时说罢,因为牵涉多人,而主要的周建人又极力否认当时外间所传他对外宾说的话。以上回答您二月二十八日来信。
    本月四日来信,谓您将力争保留以群原序,其实不必力争;以群问题未有结论,因需要平反的事,各地都很多,上海亦多。现在先期反曾被“四人帮”囚禁、迫害至死,或残废的人。自杀,在党看来是反抗,罪同叛逆;要平反,得放在稍后了。在您的书上登了以群的序,未必即算恢复名誉,但出版社自然在未得上级明白指示前不敢贸然为之。瞿秋白事,前已谈到。此不再谈。您听说的主席逝世前对瞿的问题曾说过一句话,我未有所闻,此间亦从无人说起,想来是谣传。
    《光明》已登其《子夜》尊作。其《林》文如果也是《光①明》约写,怕未必登而将转交其它刊物。《光明》今后将作②为科技、教育专刊,此已见《光明》改革宣言。
    匆复即颂撰祺
    沈雁冰〔一九七八年〕五月七日
    近二个月的忙、乱,前所未有。而本月中旬又将召集文联、作协恢复会议,各省都派人来,那又得忙一阵了。
    ①指1978年4月15日《光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所载拙作《三十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画卷——重读茅盾的〈子夜〉》。
    ②指拙作《评〈林家铺子〉》,这是《文学评论》编辑部约写的,载《文学评论》1978年第3期。

《茅盾散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