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摆着争执之点：要做到通俗，就会“降低标准”，要达到质的提高，就得牺牲通俗。
但这个争执是把通俗误解为庸俗而来的。通俗并非庸俗。
《水浒》在中国民间是通俗的读物，但何尝庸俗？反之，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庸俗已极，可是一点也不通俗。《文武香球》之类的东西，只有旧式大户人家的书僮和新式公馆的汽车夫喜欢看看，人民大众连书名也不大知道。《吉诃德先生》在欧洲也算是通俗的读物了，但无碍起为杰作。
“通俗”这两个汉字，也许最初就是雅人们恶意的创造，但作诗而力求“妇孺能解”的诗人何尝自居于雅而与人以庸俗？
“通俗”云者，应当是形式则“妇孺能解”，内容则为大众的情绪与思想，——和新术语“大众化”应该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差别；自然，“大众化”的意义要广博深湛得多。
对于“质的提高”又往往有些误解。最大的误解是以为“高”者，“高深”之谓也，须得有教养的人方能懂得其中的妙处，而此所谓“高深”又往往兼指文字与思想。由此误解而来的结论，便是质的提高与通俗不能两全了。
但“质的提高”并没有什么奥妙，这只是（一）人物须是活生生的人，不是蜡制模型，也不是脸谱，（二）写什么得象什么，写农村风光就要是真正农村风光，不要弄成了影片场上假装的农村，（三）字眼用得确当，句子安排得妥贴，意义明白，笔墨简劲。这三点如果都能办到，自然“通俗”，而“质”亦“高”了！
青年的文艺工作者力求上进之心，实在可敬；批评家们一说应当求“质的提高”，青年们就赶快照办，但可惜批评家们没有详细说明，而误解却如影随形，于是“提高”变成为不易懂。
文学不能再停在狭小的圈子里了，“通俗”是必要的，但同时须求“质的提高”，二者是一物的两面，决不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