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夫妻·战友
他是一位将军，他同时也是一个父亲。二十二年前，在东北一个简陋的城郊农舍里，孩子的妈妈生下了女儿，用一件缴获日本人的旧军毛毯裹上。孩子的爸爸骑着马从前线回来，准备召开作战会议，在指挥所这头踱到那头，那头踱到这头，一会儿坐在火边扒着地上的柴灰，一会儿仰卧在炕上望着屋顶出神。警卫员先后三次向他报喜，他都是“唔”一声过去，好像这孩子与他是没有任何关系的。直到第二天把会开完了，他又要出去了，这才用短刷子一般的下颊去把那闭着眼睛的孩子碰得哭了几声。孩子妈妈问起名字的事来，他没有时间考虑，随便说道：“要准备打回老家去了！离开湖南快二十年，不光没有死，还能带个孩子回去，真不错，就叫她湘湘吧！”从那时起，一直到全国解放，在华中一个大城市定居，孩子是怎样长到能爬凳子的，他心中无数，好像只过了一夜就什么都变了，孩子也就能爬凳子了。尽管这是惟一的孩子，但父亲曾经关心过她多少？自小以来就烦着她，对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出去！出去！”
现在，她是怎么混到大学毕业的，爸爸也不知道。好像所有的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一眨眼她就走路了，一眨眼她就背书包了，一眨眼她就比妈妈还高了，再一眨眼，也许她已经飞到什么遥远的地方去了。彭司令员目前正处在最后一次眨眼的时候，又是那么不平常的时候，却要做出这样的事来，用钉锤去捶她的心。何苦呢？他后悔了，他在内心很想把秘书叫住，叫他不要去砸了。但这一点他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就同一颗炮弹射出了炮膛，再想收回是做不到的。必须让它去爆炸，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爆炸，尽管那里摆着将军最心爱的一盆花。从他在红军当连长时开始，就因为这个性格使他获得了许多次看来毫无希望的胜利。这个性格随着他职务的上升而稳定下来。已是老年的人了，怎么能改变他从一生经验中凝成的个性呢！他什么时候都没有忘记他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对待任何一件小事都联系到指挥千军万马的战役。湘湘如果是懂事的孩子，应该原谅她的爸爸。
孩子的妈妈推门进来了。
“早点休息吧，天天这样……”
他没有做声，也没有看他的妻子，半卧在藤睡椅上，望着那墙上的电灯开关。右侧茶几上有一只景泰蓝烟缸，烟缸里躺着七八根只烧了三分之一的中华牌香烟，还有一根点着的带着半寸烟灰在冒烟。许淑宜见房里空气不好，艰难地走到窗前，拉开帘子，把窗户打开一半。
“钢琴已经锁了，钥匙我拿着，再不会吵你了。”许淑宜把钢琴钥匙亮给他看。
他没有做声，只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你每天这样怎么行啊！”许淑宜坐下说，“唉！我的腿又不争气，陪你出去走走都不行，你自己去散散步吧！”
“不，”彭其摇摇头说，“不要叫别人看见我这副脸。司令的情绪会影响部队。”
“你这样下去怎么办呢？”
“怎么办？等着他们来吃掉我。”
“唉！”许淑宜无可奈何地摇着头说，“你呀，你就是那个脾气改不了，见什么不对就要说，不该你关心的你要去关心。这一回，可真是要好好接受教训了！”
“你不要提这个，不要提这个。”彭其有点烦躁，“脾气，我知道，我是吃了它的亏。但是，我不能改，我改不了。参加革命四十年，我都是这个脾气，都过来了，惟独今天就过不去……”
“现在情况不同了，你还照老规矩办事。”
“什么不同了？党还是那个党，军队还是那支军队，人还是那些人。”说着，他沉思起来，喃喃念道，“是啊！有一点不同了，现在没有战争，敌人隔得远了！”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到底是不是想夺吴法宪的权呢？”
“我……唉！”他深深地叹一声，无尽冤情不知从哪里说起，“你跟我在一起二十多年，难道还不知道我的为人？自己去争点什么，抢点什么，我当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情愿自己吃点亏。二十年苦战沙场，近二十年和平司令，我哪一回把危险让给别人，把好处留给自己？你叫那些跟我一起出生入死打过来的老头子说说看嘛，彭其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还真是敢说一句硬话：行得正。”他闭上眼睛，委屈地摇着头，“可就是叫你坐不稳啊！”又坚毅地抬起头来，“我为什么要提那个意见？我是为空军着想啊！靠搞卫生出名，华而不实，形式主义，影响全军全国，为害不浅啊！要不要总结一下教训？可不可以拿到会上来谈谈？共产党嘛！唯物主义嘛！存在缺点怎么不能说呢？说了为什么要挨整呢？”
“你们到底是不是想罢吴法宪的官？”
“这……唉！这从何说起哟！”他焦头烂额，有苦难言，“吴法宪是……他的官，我们能罢得了吗？”
“那……林副主席为什么说你们是罢官夺权呢？”
“这……我直到今天也跟你一样，不知道那为什么是罢官夺权。但是，我没有权利否定林副主席的话，也不敢猜测林副主席为什么要那样说。我在主观上从来不想反对林副主席。”
“你在北京怎么不找林副主席谈谈？”
“你想得好天真啰！”
“给林副主席写封信去？”
“没有用，没有用，”他连连摆手，“你不懂，不懂啊！”
“那……那怎么办呢？我看你天天这样，会熬出病来呀！”
“唉！我这个病已经上了心，没有办法治啰！就是不算我的账了，我的病也不会好的。我担心我们党，我们军队……唉！一个人想的事大多！”
“你不要想那么多嘛！我们自己想的也不见得对。”
“是啊！当初我要是不想那么多，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些苦恼了。”
“以后接受教训吧！”
“不行！等不得以后哟！光是这一回就过不去啦！”
“不是要你回来主持工作吗？”
“这是政治家的安排，懂吗？政治家的方法曲折多变，不像我这个打仗的，通！炮弹出去，不能拐弯。在这样一个运动当中，叫我带着一个错误尾巴主持工作，我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管错了，错上加错，不管，也是错上加错。无论我怎么样，都是完蛋。”
“不会像你这么说的吧！我们党在历史上哪有过这样复杂的时候？一个党员，只要对党忠诚，不是有意干坏事，错了，下回改正嘛！怎么会……”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新时期的新政治，不像过去了，你还看不出来吗？你呀！……你呀……”
许淑宜低下头去，默认自己是不懂的。彭其望着她，坚硬的眼光变得柔和起来。他想起，她，一个充满热情的女学生，勇敢地离开父母，从遥远的江南，历尽艰险跑到延安去，到那里学着搞政治。那时她居然能说服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参加抗日工作，人家都很信任她，把她看成了不起的人物，把她当成做人的老师，把她假定为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具体形象。她先后引导十几个妇女跟她走上同样的道路。后来她还当过一个科学研究机关的党委书记，领导那些戴眼镜的和秃了顶的知识分子，给他们讲政治，给他们谈国际斗争，给他们当中的积极分子上党课。他们也很信任她，并且尊敬她，有不少青年人是在她签字的党委批准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他们自己的新的政治生活。她是一个这样的人，干了二十多年政治工作的人，到头来却不懂政治了。她那二十多年快三十年的政治生涯是怎么过来的呢？难道是糊里糊涂让脸上爬满了细纹不成？
许淑宜打断他的思路说：
“你知道，你的心烦意乱，影响到全家哩！”
“我知道，没有办法，难为你们了！”
“我倒没有什么，只是，你以后要少在孩子身上出气。”彭其内疚地低下头去。
“不能什么时候都像在战场上一样，”许淑宜缓缓地说，“说怎么就怎么，不留余地。刚才要真是把钢琴砸了，我看你现在不难过？湘湘已经大学毕业了，不是小孩子了，以后，你也得把她当成大人看，她也有她的自尊心嘛！”
“不要说了！”
“不，我还是要说说，你不能把我们的女儿也拖进你那个苦恼的深潭里去。”
“要是我过不了关，她肯定是要跟着我们吃苦的。过去不该老是宠着她，受锻炼太少，经不住风浪啊！”
“只有这一个嘛！谁能想到……”
“哎，”彭其突然想起来问，“她是不是在谈恋爱？”
“是哩！”
“就是文工团那个小赵吗？”
“对。”
“小伙子倒是不错，只是……唉！你跟她讲讲吧！叫她现在不要谈，等运动过去了再说。”
“为什么？”
“要服从大局。”
“连这也要服从你呀？”
“有什么办法呢！她是司令员的女儿，一言一语都可以跟我联系起来。文工团正在造反，小赵经常到我们家来，很不合适。那些青年人都是没有吃过亏的，很容易上当受骗，自以为一切都懂，还不知会闹出一些什么乱子来。在这种时候扯些那样的关系合适吗？”
“那也不能叫女儿就因为这个放弃她恋爱的权利呀！”
“不能那样小资产，一切都要服从于政治。”
“你有本事，你去跟孩子谈吧！看她能不能听你的？”
“她又会埋怨我这个爸爸粗暴，不体谅她，不关心她。我总是一个罪人，在外面，在家里，到处不讨人喜欢。”他说着，站起来走到窗前去，双手背在后面，久久不动弹。这里虽是南方，春节前的气候仍要以棉袄御寒，夜风是寒冷的，他让那寒冷的夜风把头顶几根稀疏的黑发吹得飘起来。他由空军将领变得像海军将领了，舰队司令员站在指挥舰上瞪望正是这个样子。窗外是阳台，阳台上放着一盆金桔。海风使院里的大树摇晃得相当厉害，而金桔小树不受大的影响。在寒风中没有一棵大树能够结果的，倒是这小金桔树独能果实盈枝。
电话铃响了，将军不减夙日的机敏，急转身走去拿起了话筒：
“什么？斗争陈政委？……胡闹！……怎么不早告诉我？……陈政委睡了吗？……告诉他，我就来。”
他放下电话，对许淑宜说了一声，从衣帽架上取下呢军帽端端正正地戴上，大步出门，走下楼去。邬秘书见司令员有行动，立刻跟上来问：“您到哪里去？”“政委那里。”秘书跑去把小车叫来。司令员说：“你不要去了，你回家吧！”说罢上车走了。政委的秘书徐凯在门口等着，司令员一下车，他走上去行了个军礼。
“怎么不早告诉我？”司令员责备说。
“政委不让我晚上告诉您，后来还是我自作主张。”彭司令员坚实的脚步声在楼板上一响，陈政委马上知道是他来了，立刻开门迎接。
“你这老头，这么晚了，还来做什么？”
“来给你贺喜呀！”
“贺什么喜？”
“恭喜你戴高帽了。”
“嗨嗨嗨嗨！”
“还笑！”彭其往沙发里一坐，“他们为什么要斗你呀？也讲出了一点道理没有？”
“他们本来是要抓前段当过工作组的人，我赶去做工作，就把我缠住，逼我承认搞了反动路线。这样的事怎么能信口开河呢？大事上面讲错一句话，了不得呀！我只好说，工作组有缺点错误。哪里知道，这就把他们惹火了。”
“工作组到底是不是反动路线呢？”
“地方上的工作组，都被当作反动路线在批。我们军队的工作组是总政决定要派的呀！军队是林副主席亲自指挥，我们怎么能随便乱讲？宁肯戴高帽，也不能犯政治错误呀！”
“他们为什么那样恨工作组？是不是在那里整人太凶？”
“谁知道！前段运动是政治部管的。我给他们打了招呼，在处理人的问题上要特别慎重，不要轻易给人下结论。”
“就是啊！”彭其深有感触地说，“千万不要把好人当成坏人来整。”
“可是群众运动一来就难讲啦！”
彭其不由得心中一噤，突然问道：“帽子呢？拿来我看看。”政委叫徐秘书打开保险柜，把高帽拿了出来。
“哦，真是宝贝呀！你怎么不派一个团把它保卫起来？”司令员接过高帽里看外看，念着上面的标语，“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砸烂他的狗头！……滚他妈的蛋！”念完往地下一丢，“这个革命，水平比我们那时侯高得多啊！‘滚他妈的蛋’！好！好得很！这一骂，人家都怕了。”
“这是在北京学回来的。”政委说。
“我们也赶快到北京去一趟吧！落后啰！”
警卫员端来两杯茶，一杯给司令员，一杯给政委。司令员接过茶杯，揭开盖子在杯口磕了两下，闻了闻，感到香味可以，便盖上盖子，放在茶几上。
“胡老头跑去找我了。”他说。
“胡连生？”
“是啊。”
“又是什么事啊？”
“宣传部要两万块钱搞红海洋，他不肯。”
“这个人哪……！”政委感叹道。
“老毛病一世也改不掉。”司令员也说。
“这样的大事，吝啬那儿个钱干什么？”
“他一提就是，‘浏阳搞共产，锅烟子写标语。’我跟他讲，‘你要跟上潮流！’他怎么讲？‘老子跟了四十年也过来了，没有当叛徒。’你拿他有什么办法！”
“他打算怎么搞？”
“他说他晓得一个地方有红土，打算从警卫连派一个班，去拖两汽车回来。”
“你同意他了？”
“我不同意，他就骂起来，‘当了官，忘了本，糟蹋军费你不心疼，我……我……我也造反了！’跳起来喊，喊完就走了。”
“唉！这个人哪，总不接受教训。”
“他要碰鬼的，你看吧！”
“唉！”陈政委想起了往事，“我们那一块子地方，同着出来搞革命的四十七个，死来死去，死得只有两个半了，我只能算半个人。”他扭动肩膀摆了摆那只空袖筒，“好多聪明的，本事大的，都一路倒下去了！就剩你、我、他。他这个冒失鬼，死了五回没有死成，一直活到如今。你能活过来就不错了，还要逞当年的好汉。如今是什么年月？你那浏阳共产的好汉拿到今天来，有什么用！我跟他讲过一万次了，他不听；我跟他摆我自己的经验教训，他不听。他还这么搞，怎么办呢？要想办法吓他一家伙，看吓得住一点不？”
“他不怕你吓，他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他吓得还少了？死也吓过，当分子也吓过，每回都是我们给他解救出来。他晓得反正有人给他解救，他不怕。你解救了他，他还是一样地骂你。最好把他送回浏阳去，给他盖一栋房子。”
“那呀，他又会在那里把人家骂得鸡犬不宁，哪里都能如他的意呢！”
“只怕会把他算进四类分子的圈子去。”
司令员拿起烟来，用打火机点燃，好像背部有些酸痛，向后靠着，贴在沙发上，把头抬了抬，感到舒服些了，又慢慢摆动着，接连地说：“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
政委“哦”了一声，想起了新的话题，侧过身来说：“你晓得李康的情况吗？”
“他怎么了？”
“刚才他的孩子来了，从孩子口里听来，他情绪有点反常啊！”
“怎么？”司令员注意起来。
“他抱着孩子问：‘要是你没有爸爸了，你能自己照顾自己吗？’这是什么意思？”
“自杀？”
政委沉默，这两个字在他心上打下过沉重的永久的伤痛。在战场上炸掉胳膊的事，在医院里开刀的事，肉体上是怎样疼痛的，他早就忘了，不管怎样费力去回忆也讲不清楚了。但“自杀”这个词汇就同无线电对正了波长一样，无论是看到还是听到，就会立刻使隐痛发作，妻子的形象就在眼前晃动起来。眼就要昏花，四肢会松弛无力，在旁边无人的情况下，一定会流泪，甚至会影响到连吞安眠药都睡不着觉。他是政委，但不愿意同那试图自杀的人做劝解工作，他不能做那个工作，不知讲些什么话好，而且他担心在别人面前暴露他自己的秘密。司令员冒里冒失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字讲出来，他慌了手脚，不知怎么把话接下去好，便装作有事的样子，站起来，走出去……
司令员好像有所感觉，他后悔了，心里很烦乱，怎么到处是张口就要犯禁忌呢？就像在战场上误入地雷阵一样，举步维艰。真不如打仗痛快，要死就去死，爆炸声一响，什么也不知道了；不死就冲杀上去，左劈右砍，血肉横飞，淋漓尽致。这样的年代真不好过，舒适的楼房、轿车、讲究的伙食，都不如骑马、走路、住牛棚、吃炒面的好。他多么怀念那过去的年月啊！这出生入死的一生，有点像唱戏一样，现在是已经卸了装，感到疲倦、烦渴了。他站起来，在老战友的办公室里走来走去，走来走去，也像早年思考作战方案一样，但心情已经完全两样了！他突然快走，好像在急急赶路似的。
政委回来了，果真像出去办了一点小事而让客人空等着，因此意识到很不礼貌似的，带着歉意微笑一下，掩饰得很成功地重新坐到自己的位置上。
“你去跟他谈谈吧！”他坐下说。
“唔。”司令员点头答应，也走过来坐下，“那时候从延安送到新疆国民党航校学飞行的那些人，现在都成了叛徒？”
“要是就都是，要不是就都不是，不会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这件事情真奇怪。在那个时候，国共两党时而合作，时而敌对，敌对时，国民党抓了我们的人，合作时，经过谈判，他们放人了。这放出来的人，受过坐牢的考验，本来是宝贵财富嘛！为什么宣布他们是叛徒呢？历史上早有结论，今天为什么又翻出来搞呢？”
“现在还搞不清楚，不过，恐怕也不是单单为了他们这几个人的问题，后头只怕还有文章。”
“什么文章呢？”
“一边走，一边看吧！”
“我是打仗的，头脑简单，不懂政治，搞不清楚，搞不清楚。”
“你以为搞政治的就一定搞得清楚吧？反正，听中央的，听毛主席的，不理解的也执行了再说。”
“还是在浏阳闹共产的时候好。”彭其开始忆旧，“只晓得要饭吃，要分田，要平等。都是些穷光蛋，谁的碗里也不多一份，谁也不去抢谁的，一升米是分着吃，一斗米也是分着吃。一起干的人，不管你姓张姓李，都比亲兄弟还亲。土豪劣绅跟你作对，白军跟着你屁股追，大家的生死都连在一起，死了一个同志人人哭，打了一个胜仗高兴得要死：想骂娘你就骂娘，想讲怪话你就讲怪话，那个时候根本不晓得什么叫怪话。也不见哪天夜里睡不着，只怕睡着了不得醒。回家回不得，要杀你的头；闹不团结闹不得，白军会赶来吃掉你。那个时候几单纯，几痛快！现在，太啰嗦，太麻烦，太复杂！经常有些多余事要你去想，想又想不清。我不行，我这个人不行。我早就在想，如果同意退休，我退休去，住到乡里，搞一块地给我，栽点南瓜辣椒自己吃。走遍天下，九九归原，目的还是达到了，饭有吃的了，再不得要我去烧炭了，再也没有土豪压迫我们这些人了。”
“那不行的！”
“是啰，我晓得是不行的啰！下一步我那个问题还不晓得怎么办。”
“你是要做点准备啊！”政委郑重地提醒他，“听江醉章的口气，上头对你的检查不满意啊！”
“还要我怎么讲呢？我反革命，我修正主义，我是军阀，是土匪？”
“总而言之，要做点准备好些，现在正是运动的时候……”
“罢官，撤职，开除党籍，随便怎么样，快点解决，解决了痛快些，就是不要叫文工团来揪住我胡搅。”他又将一根没有吸完的香烟在烟缸里戳熄了，扔在里面，“文工团在斗你的时候漏出一点口风来吗？他们晓得我们那些事不？”
“斗我的时候没有扯别的，只讲了反动路线。”
“鬼晓得他们在北京搞了些什么名堂！当初何必搞这么个文工团呢？自讨苦吃。戏又不会演什么戏，麻烦一皮箩。我当时就反对搞这个鬼，你硬是要搞，搞得好吧！搞到自己头上来了。”他眼睛触到挂在墙上的那件军衣，“那就是刚才挨斗时穿的衣服？”
“唔。”
司令员走过去，拿起军衣来翻动着看：“连我们斗土豪都没有这么搞过，畜生！”他把军衣重新挂上，“不行，不能让他们这样无法无天。这还得了！还像个军队？不行，这要管一管。”
“现在你管不了！”
“我还是司令，还没有撤我的职。”
“这不像平常了！”
“什么平常不平常！军队，就要令行禁止。”
“你要冷静一点，群众运动嘛！”
“什么群众运动！是群众乱动。你忍得你就忍吧！我，不论有多大的风险，也要管一管这个事。”
“你看到《红旗》杂志十二期的文章吗？还要揪军内一小撮呢！”
“看了！”
其实，陈政委有所不知，彭司令员所以这么注意文工团的动向，不仅因为文工团给兵团政委戴了高帽抹了黑，也正是因为他看了《红旗》杂志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想到文工团可能迟早会要来找麻烦。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政委都这样斗了，如果他们摸到了司令员的底细会怎么斗呢？必须使他们冷静一点。不怕会上做检讨，就怕那“群众乱动”搞得你有理说不清。那些个幼稚的青年人，这样闹下去，迟早会要闹出大乱子来的，也只有使他们吃点亏，看能不能清醒一点。这样的事，非手上有权的老一辈人，谁又能做呢？
“我告诉你，我要采取行动。”司令员果断地说。
“采取什么行动？”
“使他们犯点错误。再抓几个人，杀鸡给猴看，就管教好了。”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我不要你同意，事情不大，我干我当。”
“你又要来牛脾气了。”政委有点无可奈何的样子。司令员不顾他，点燃一根烟夹在指缝里，点一下，说一个字，斩钉截铁地宣布：“我，要，动兵。”
“你在讲胡话。”
“不多，你放心。”他站起来，背着手坚定有力地走了几步，“调一个高炮连，暂时当步兵用，我亲自指挥。”
“你会碰鬼的。”
彭其只当没有听见，拿起军帽戴上，说声：“走了。”便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来到台阶上，他站住，向夜空望了一眼，见已下起了霏霏细雨，有少数窗洞里亮着朦朦胧胧的灯光，心里不禁想道：“还不知哪个窗眼里在策划整人的阴谋诡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