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做人难
他的办公室很安静，除了电话机有时要响以外，其他如办公桌、沙发、椅子、保险柜，这些东西都是不吭声的，同他一样，一动也不动。但司令员总觉得耳边有声响，有吼叫声，辱骂声，还有哭声。这三种声响有时绞在一起，成了一种嗡隆嗡隆的如螺旋桨飞机在低空飞行的声音。他想吃一片安眠药睡上一阵，但懒得起身，手和脚都像棉花一样松软无力，又像是被人驾着“飞机”，想动也动弹不了。他假定那安眠药已经吃了，便闭上眼睛。眼一闭又出了怪事，办公室所有的家具都活动起来，有腿的都在走动，没有腿的便在空中浮动。那些家具不断地向他撞来，撞得他头脑一阵阵疼痛，每撞一下，嗡隆嗡隆的声音就强烈地响一下。他只得又把眼睛睁开，望望办公桌，望望沙发，望望保险柜，全都在原来的地方。他想抽一支烟，一摸衣袋，烟盒己经空了。房里有烟吗？茶几上没有，办公桌上没有，保险柜里更没有。找许淑宜要烟去？可还是懒得动弹，忍受着吧，静卧一阵再说。这时，耳里听到的声音变了，原来是钢琴的声音。是湘湘又在弹琴了？这个不懂事的孩子！敲得人烦死了，老在那个低音区滚上来，滚下去，滚上来，滚下去。讨厌！安静一下不行？他突然爆发出一股力量，从睡椅上站起来，怒气冲冲拉开门，朝女儿的房间走去。捶了两下，女儿开门了，惊愕地望着爸爸。
“你又在弹琴？”
“我什么时候弹琴了？”女儿奇怪地反问。
“是谁在弹？”
“谁也没有弹，钢琴还锁着呢！”
彭司令员朝钢琴望了一眼，琴盖扣得严严的，连琴凳都不放在跟前，他自语一句：“出鬼了？”
离开女儿的房间，又想到抽烟的事，便去捶另一张门。许淑宜开门望着他的脸正要说话，他劈头就训了她一顿。
“你怎么那样好的精神？把我的烟东藏西藏，又藏到哪里去了？”
“谁藏你的烟了！不是在办公桌上吗？”
“哪里有？”
许淑宜费力地挪动步子，领先走进办公室去。在桌上明摆着一个中华牌的罐装烟筒，她揭开盖子亮给彭其看。
“这不是？”
“真是奇怪，连眼都瞎了。”他接过烟筒，又躺到睡椅上去。
“你怎么啦？脸色那样难看。”许淑宜走过来问他。
“出去！出去！”
他也不回答，连连向门口挥手。脾气很好的许淑宣只得走了。
他点了一支烟，使劲抽了几口，放在烟缸边上，重新闭目养神。钢琴的响声小多了，房里的家具也不动了，只是头脑还在胀痛。他做着深呼吸，企图使自己平静一点，也许就不会痛了。
在这个环境优美的院子里，有一株大凤凰树正好长在司令员办公室的窗外。这种古怪的树，一到冬天就长出一种鲜红的叶子，远看像是盛开着鲜花。树上常有小鸟来嬉戏，彭司令员已经习惯于和它们相处了。今日不知怎么忽然飞来一对喜鹊，看来是正在谈恋爱，因而很快活。一只停在较高的枝上，另一只停在较低的枝上，对叫几声又把位置颠倒过去，卿卿我我，嬉笑不停。窗户猛然间往两边一扇，吓得喜鹊腾地飞起，逃到远处去。彭司令员烦躁地站在窗户跟前，嘟哝一句：“吵死人！”
见喜鹊已经飞走，他走到办公桌前坐坐，又到沙发上坐坐，再回到藤睡椅上躺下。不久又起身去抓电话机，抓起来又放下。那对喜鹊偏偏爱上了这棵树，在别处转了一圈又飞回来，老远就互相喊喊叫叫，十分高兴地在原来玩过的枝条上站住。喳喳喳！喳喳喳！有唱不完的歌，说不完的话。彭司令员恼火已极，恨它们恨得咬牙切齿，忽然从身上掏出那支自卫的五九式小手枪，指着树上骂一声：“我叫你见鬼去！”砰！枪响了，那对情人当中的一个，乱扑了几下翅膀，斜飘到哨兵的跟前坠地，另一只逃得无影无踪了。
哨兵听见枪响，敏捷地提起半自动步枪准备应付意外，见有一只喜鹊落下来，才松了一口气。
司令员放枪以后，又产生了惋惜心情，便走到窗户跟前去看，在看到死于地下的喜鹊的同时，也看见警卫连长把那个喊了反动口号的战士带来了。他只当没有看见，走到沙发跟前坐下。邬秘书推门进来。
“司令员，警卫连连长来了，他问……”
“告诉警卫班，给他一间小屋，让他一个人蹲到里头。”
“要不要他写个什么……”
“写。”
邬秘书转身。
“等等，你叫他们连长来一下。”
邬秘书走后不久，门外有人喊报告。
“进来！”
警卫连长进门行了礼，等着指示。
“他平常表现怎么样？”司令员问。
“全连最老实又最勤快的一个兵，只是不爱讲话，不大暴露思想。”连长简短地汇报。
“好了，你去吧！今天晚上他不回去了。”
“是！”
连长又立正行了个军礼，向后转走出了司令员的办公室。过了不久，就到吃饭的时候了。警卫员连续来请他两次，他都说：“等一等，等一等。”后来许淑宜来了，站在门口说：“你到底吃不吃饭呢？”
“唉！”司令员站起来，“去吧！”便跟着妻子进了餐室。圆餐桌上摆着四小碟菜，一碗汤。其中有一样是沤红辣椒炒烟熏腊肉，这是彭其司令员最爱吃的家乡菜。沤红辣椒和烟熏腊肉在街上都是买不到的，为了让厨师学会做，他亲自动手做给他看，告诉他红辣椒要怎样才能沤得既不过酸又不太咸，到冬天拿出来吃，仍像新鲜的一样。这道菜只有他一个人爱吃，许淑宜和湘湘都不伸筷子。尤其是湘湘，她不但怕辣，而且很不喜欢那烟熏腊肉的烟子气味。
彭其和许淑宜侧面坐下，开始吃饭了。老头子手上还拿着烟，静坐着吸了几口，扔进烟缸，把桌上的菜扫了一眼，提起筷子，夹了一片红辣椒放进嘴里嚼着，便把筷子放下了。许淑宜叫湘湘给爸爸盛了一小碗米饭，放到他面前，他望了一眼没有动。
“你又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许淑宜发问。
彭其摇头。
“今天下午从哪里回来？”
“开公审大会。”
“公审大会值得你那样伤脑筋？”
“胡连生挨斗了。”
许淑宜有点吃惊，湘湘也放下调羹注意着父母的谈话，她插了一句：
“他活该，谁叫他到处乱说！”
“你别插嘴。”妈妈制止她。
“文工团那些造反派，”爸爸望望女儿，“像土匪一样，把他不当人整。”
“那个小赵参加了没有？”妈妈问。
“参加了！”
湘湘听着，故意不动声色。
彭其端起碗扒了一口饭，又夹了一点辣椒，放下碗筷说：“今天这个会尽是出鬼，临散会了，警卫连有个战士又喊错一句口号。”
“听人讲，地方上也常有这样的事，喊错口号挨斗的，个个单位都有。有些人也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许淑宜近乎自言自语地说。
“什么有意无心！”女儿发表议论，“都是精神太紧张了，本来想表现自己积极，热劲儿一来就脑筋不清醒，想做好事办了坏事。所以我根本不到学校去，免得喊错了口号挨斗。”爸爸和妈妈都未就女儿的高论发表评论，埋头吃了一阵饭。彭其忽然想起，对女儿说：
“你吃完了吗？”
“嗯。”她点点头。
“你拿个大碗盛一碗饭，腾出一个菜盘来把各种菜都夹一点，多夹点我这个，”指沤红辣椒炒腊肉，“送到警卫班去，给那个喊错了口号的小伙子。”
湘湘应一声开始动作。
“要多盛一点饭，年轻人，能吃，四十五斤的标准。”
湘湘端着饭菜出门时，回头问：
“他在哪里？”
“你去问警卫班长，他晓得。”
湘湘走了，许淑宜就此事问彭其：
“你把他带到这里来了？”
“我不把他带来，你晓得他们连里会拿他怎么搞？老老实实一个孩子。”
湘湘去不多久，把饭莱端回来说：“他不吃，在那里哭呢！我说服不了他。”
许妈妈说：“你这个大司令员，样子吓死人，他知道你要拿他怎么处理？”
“我还打他了。”司令员心有内疚地说。
“你怎么打人呢？”
“唉！你不晓得，你不晓得。”
他的晚餐就这么算吃完了，起身到盥洗室洗了脸，重新走回办公室，在藤睡椅上躺着。
“我还打他了，”他心里继续在想，“不打他又怎么行呢？我不光打了他，我还命令法院院长把胡连生关起来了。不知道他们把他关在哪里？有人给他饭吃吗？他会吃饭吗？”
警卫员给他泡了一杯毛尖茶，他让他放在茶几上没有去动它。
胡连生扑向他和陈政委破口大骂的那些情景又在眼前闪现。“你们丢了红军的睑，丢尽了浏阳共产的脸！”这个话像一块骨头卡在司令员心里。这个放肆的胡连生，当着那么多干部、战士的面就这么大骂起来，真是一条野牛，太粗野！太不成体统！但他那嘴巴你是封不住的。他这一生里吃了多少回嘴巴的亏！当然还有别的缺点，不爱学习，爱喝酒，喝醉了就更加胡说八道，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不是因为他与司令员和政委是老同乡、老战友，只怕连个管理处的处长都搞不成。这个人你说他不好？他也有他的好处，不怕死，不怕丢官，不怕当反革命，革命胜利了，还保持最初闹共产时那种脾气。只是也太不能适应新形势了，肯定要被淘汰。别的你可以不勉强来适应，文化你还是要学一点吧！六○年的时候，干部搞文化学习，总是看不见他的人，去找他，他就说：“我有这么多够了，认得自己的名字，几十年都过来了，如今就过不去？读书叫我的子女去，这么老了，读什么书！读了也记不住。”你拿他有什么办法呢？他一点也不晓得读书的重要性，不晓得现在一些问题比那时复杂得多，没有点文化，不学着转点弯子想问题。就要倒这样的霉。唉！这个蠢家伙！该不会还在那里胡闹吧？
电话铃响，司令员走去拿起话筒：
“是我，……唔，……唔，……唔，他吃了饭吗？……要强迫他吃点饭。……不要带他来，我不见他。”
话筒放下了，正是法院院长打来的，胡连生在那里大吵大闹，要见司令员。这时候怎么能见他？他仗着跟司令员是老战友，异常放肆，不顾一切。他又从来不讲究什么策略和方式方法，一味地任着性子行动，这时候让他到这里来有什么好处？若要救他就不能见他。
彭其把眼睛一闭，胡连生在拘留所大吵大闹的样子好像看得清清楚楚。虽然司令员从来没有去视察过拘留所，他假定那里有一个钉了铁条的窗户洞，胡连生便在那窗户洞里对着外面大骂，把口水喷到看守他的战士的脸上来。他会骂些什么呢？无非是白天那些老话。不过，白天骂人的话里提到一个彭四保，是能打动彭其和陈镜泉的心的。那年在浏阳打土豪，彭四保也是他们一起的。农军要在文家市会师，开往井冈山去，而彭其、陈镜泉和胡连生正执行任务追捕一个大土豪去了，因此没有得到通知。彭四保与他们几个年龄相近，最是要好，自告奋勇要把他们找回来，然后再一同去赶队伍。找到以后，四人朝文家市方向奔去，哪知白军已到处设卡盘查了。走到一个叫作伏牛岭的地方，遇上了白军的暗哨，彭四保叫他们快走，由他一个人与白军纠缠，并约定在前面不远的一座山上等候。三个人一路疾跑，听见背后不断有枪声，到了约定的山上以后，一等不来，二等不来，整整捱过了一晚。次日清晨，知道没有希望了，只得含泪离开，继续去追赶队伍。一路上经过千难万险，终于上了井冈山。这三个人夜夜悬念着彭四保的下落，后来从浏阳逃出来的同志嘴里知道，彭四保被白军捉住，押到文家市牛马场杀头了。在砍头的时候，彭四保把脖子扭过来对后面的刽子手说：“快点！老子要看着你砍，过二一十年我又是一条好汉，夺过刀来再砍你们的头。”那刽子手吓得手一软，大刀落在地下。换一个刽子手又来，彭四保仍是扭着头，骂道：“胆小鬼！砍哪！老子变鬼了好上山去报信，明日杀下山来，一个还我二十个。”彭四保要是能活到今天，他的性子可能跟胡连生差不多。不过也难说，四十年里，风风雨雨，人是会变的。不要说别人了，就说彭其自己，要是去年那个空军党委会放到今年来开，他也不会那么傻里傻气去向吴法宪开炮。目前拿这个胡连生怎么办呢？这个蠢家伙，专门给你出难题。就这么关下去？给他戴一顶反革命帽子？给他判几年刑？可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呢？他无故杀人了？他贪污了？他抢别人东西了？当了小偷？他九死一生参加革命四十年，换一个讲话的权利都不行吗？是不行，当然不行，不要说他只当了个处长，你当了司令也不行。能行的只有像彭四保他们，变成鬼了，随便你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去骂准就骂谁。今夜里，彭四保可能正在骂彭其，骂他没有良心，看着别人把胡连生不当人来整，你这个司令一个屁都不敢放……
司令员拿起了电话：
“给我拨门诊部。”他等了片刻，“门诊部吗？……找你们主任。……你是值班员吗？……你去把你们主任找到，要他到我这里来一下，我是司令员。”
他放下电话，在办公室里随便走动走动，有点像当年在陆军当纵队司令的时候，正在考虑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那样。那时他要年轻多了，脑子的效能很高，虽然也常常沉思默想，但动作很机敏，从注视地图到叉手靠在椅背上，从静坐转变为走动，从吸烟到忽然扔掉烟头，都是很快的，断然决然的。现在却不然，他的动作慢起来了，使人感到是在敌人的地雷阵里建起的司令部，不能随便乱动。而他自己感觉到的是，年纪大了，精力不支了，脑子的效能急剧地低落下来，往往一件小事要做很长时间的思考。惟一保持了过去那种风格的是，一旦思考成熟，便果断做出决定，再也改变不了。
他在窗前看到门诊部主任方鲁通过了门卫，将要提步登楼时，遇上了邬秘书，被邬秘书挡住寒暄。司令员皱起了眉头。邬秘书带着方鲁来到司令员办公室。司令员叫方鲁坐下，问道：
“下午送陈政委到医院去，你去了吗？”
“我去了。”方鲁回答。
“他的情况怎么样？”
“是因为受了刺激，引起心脏病发作，大问题没有，在那里休息两天就可以回来。只是，他这个病，要尽量让他心情平静一点，不要经常受刺激就好。”
“是啊。”
邬中按照平常的惯例，掏出保密本来坐在一侧准备记下司令员布置的任务，便于以后协助检查督促。
“你回去吧！这里没有事，”司令员向他下了逐客令。秘书只得收起保密本走了。
“你还等一等，还有事。”司令员对方鲁说。
“您身体不舒服吗？”方鲁主动发问，他以为司令员夜晚叫他来，除了看病不会有别的。
“不，不。”司令员摇着头说。
方主任一看不是为了治病，估计是要布置什么工作了，便拿出记录本来。
“你拿这个干什么？我最不喜欢随便讲点什么都要去记。过去打仗的时候，哪有那样多笔记本！记多了还怕落到敌人手里去。无论布置什么任务，都是记在脑子里，脑壳一挨了炮弹就算了。”
方鲁被司令员的幽默言谈引笑了。
“你过去是学什么行当的呀？”司令员问。
“一直在部队工作，人手不够，有时要无牛得拿马耕田，什么都摸过一下。”
“那你会不会治神经病呢？”
“神经病……像神经官能症这样的病，现在还没有什么特效药啊！”
“不是，不是，我是讲癫子，癫子。”
“疯子啊？那叫精神病。”
“对对对，就是你们讲的那种精神病。会吗？”
“我们门诊部没有治疗精神分裂症的条件。”
“我不要治，我只要你看一下，一个人是不是疯子，这你会看吧？”
“这当然会啰！”
“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
“给谁看哪？”
“不要急，你不要急。”司令员说着，拿出一支烟来，他知道方鲁是不吸烟的，便没有给他。刚要点燃，又想起了别的，忙把烟放下，“慢点，我有烟抽，你一点吃的都没有，给你泡杯茶吧！”说完他自己起身泡茶去了。
方鲁怎能要司令员给他泡茶呢？连忙起身想去夺杯子，说着：“司令员，这怎么行！要泡我自己动手。”
“怎么不行？要是我到了你的家里，你给我泡茶不？”
“那当然哪！”
“坐那里去，你是我请来的客嘛！”
司令员把茶端来，方鲁起身双手接上。
“唉！”司令员坐下，“革命革到现在，上下级关系有点隔膜了。你们这些人呢，也总是首长首长，恭恭敬敬，其实那心里，不见得买我这老头子的账。”
“那不，”方鲁说，“我不知别人怎么样，我是觉得，一些老首长，都是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打天下的英雄，现在革命胜利了，应该尊敬他们。而且我还觉得，老一辈的人有一种朴实的本质，那是在革命战争的艰苦条件下养成的。现在出来的人，就是缺那点朴实的美德，花花草草太多。”
“要是那个老头子有一天被打倒了呢？”
“就是被打倒了也应该客观评价他的一生，不能因为他今天倒了，前几十年都是反革命。”
“你这个话不见得是对的呀！”
“我反正跟司令员讲……”方鲁笑笑说。
“是啊，”司令员点点头，“我是同意你这个看法的。”
一个喝茶，一个抽烟，相对沉默了一阵。
“今天的公审大会你去了吗？”司令员问。
“去了。”
“胡连生挨斗你看到了吗？”
“看到了，文工团那些人……”方鲁摇头。
这时，邬秘书轻轻地、脚步完全无声地走进来，好像有事请示，见正在谈话又不好插嘴，便静静地站在门口等待机会。司令员背对门口，没有看见他。
“你看他是反革命吗？”司令员继续问方鲁。
“那些话当然是错误的，不过……”
“你觉得他……是不是有点反常呢？”
“唔……”方鲁竭力思考着说，“好像……”
“反常，他很反常，你给他看看病好吗？是不是疯了？”
司令员走向藤睡椅去端自己的茶杯，发现邬中站在门口，略微吃惊地说：“你怎么还在这里？”
“我来请示，警卫连那个战士怎么办呢？”
“我自己来处理，你快回去！这里没有事了。”
“是！”
秘书走了。
司令员端起茶杯目送着他的背影拐弯下了楼，他走去把门关紧，扣上。
“这样，”他喝了一口茶坐下，继续说，“你给他诊断一下。要真是精神病，就开一个诊断证明，该治疗就去治疗，该休养就去休养，怎么样？他是一个老干部，干了四十年了，有了病，我们要给他看哪，不能不管哪！”
“是，我知道了。”方鲁郑重地点头。
“他可能不承认他有病，也不会让你给他看，怎么办呢？你就告诉他，是我叫你去给他看病的。总而言之，你要想办法给他看成这个病。”
“我一定做到。”方鲁表示着决心。
“那好，诊断结果及时告诉我。”
方鲁向司令员告别，司令员伸出手来同他握手，相互握得紧紧的……。当这个四十多岁的门诊部主任下楼以后，司令员走到窗口去，望着他通过门卫，一直走到看不见影子为止。他好像办完了一件大事似的，抬起双手做了一个小动作的扩胸运动，身上的疲劳减轻了许多。在办公室走了走，又开门走到外面去，从这头走到那头，那头走到这头，后来在女儿房门口停住了。敲了一下门，女儿出来。
“湘湘，”爸爸温和地说，“那个小伙子没有吃饭怎么办哪？”
“你说怎么办呢？”
“要给他搞点吃的。你去跟厨师讲一声吧，叫他下一碗面，要半斤，记住，少了不行。煎两个荷包蛋，再把我那个腊肉搞一点。你快去吧！”
“他要是又不吃怎么办呢？”
“会吃的，我端去给他吃。”
女儿找厨师去了，彭其拧开卧室的房门，走了进去。许淑宜坐在床上，用被子盖着腿，戴上老花镜在那里看报。老头子走过去，远远地端详了一阵。
“什么报啊？”
“大学生办的造反报。”
“现在什么人都可以办报了。文章写得怎么样啊？”
“讲道理的少，骂人的多。”
“革命嘛！”司令员讽刺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这些打架骂娘嘛！”
“你又胡说了。”
“在家里讲一讲，到外面去你以为我还这么讲吗？我不会像胡连生一样，蠢得要死。”
湘湘在敲门，爸爸走去开了。
“我跟厨师讲了，已经在做。”女儿说完就要走。
“慢点，孩子，你来，我跟你讲个话。”爸爸指了指一把椅子，叫女儿坐下。
“讲什么？”
“你……”他把许淑宜手上的报纸拿掉，“你也听听。我跟你讲，孩子，经常到这里玩的那个文工团的小赵，不怎么好啊！”
湘湘立刻低下头去，脸上阴云密布。
“怎么啦？”妈妈不明白地问。
“那天冲政治部，有他一个。”彭其不由分辩地说，“以后，不要把他喊到我们家里来，起码，这文化大革命当中不要喊他来。他们文工团那些人……”他伤心地连连摇头，“心肠不好。”这话触发了湘湘的心病，她并不为赵大明争辩，只是紧紧地咬住嘴唇，转过身去。妈妈估计，她多半已在偷偷地流泪了，免不了心疼女儿，便对老头子说：
“文工团的人也并不是个个都坏嘛！”
“不管如何，”彭其坚决地说，“这是非常时期，不能感情用事。”
湘湘既不为赵大明辩解，也不点头同意爸爸的话，猛然间站起来，拉开门走了出去。
“你看你，”许淑宜埋怨彭其说，“你刺痛了她的心，知道吗？”彭其难过地闭了一下眼睛。
“女儿不小啦！”许淑宜说，“我看她这些日子老是闭门不出，身体也在消瘦下去。问她是什么事，她总是不愿意说，多半是为了那个小赵。你不跟她说，小赵也不会来的，自从锁上钢琴的那天从我们这里走了以后，再也没有来过了。”
彭其听了，心中更觉难受，好像一切罪孽都是自己的过错。为了减轻心理上的负担，只好不想它，提起了另外的事：“你到医院去看看陈镜泉吧！”
“他怎么啦？”
“下午看着斗胡连生，他受不了那个刺激，心脏病又发了。你去看看他，趁着旁边无人的时候，告诉他，我已经做出安排，给胡连生搞一个精神病的诊断，把他也送到医院去。你叫他给医院那方面打个招呼，不要让胡连生受罪，他那条命能够活到今天，已经是万幸啊！”
许淑宜连连点头，准备明天一早就去。
彭其从卧室里出来，下了楼，散步似地走进厨房，正好厨师已把面条做好，他拿双筷子挑开来看了看，觉得满意，便端着去找那个警卫连战士。警卫班长把司令员带到拘押那个战士的地方，司令员推门走了进去。战士一看司令员端着一大碗面条来了，颤颤抖抖，不知所措，眼泪夺眶而出。
“打了你，受了委屈吧？”司令员放下面条说。
“不是，不是，首长，您打得一点也不痛。”
司令员笑了，指着面条说：“你赶快把这碗面条吃掉，要不，我还会打人的。”
夜已深沉，微风习习，南方这说不上寒冷的初春是可以当作秋天看待的，这时在野地里散散步，比总是关在房子里要好。司令员这个小院子，虽然不过几亩见方，但比起办公室和走廊来，还是要宽大多了。他在房前的那片地方转来转去，时而看看正在站岗的是哪一个战士，时而去听听警卫班宿舍里的鼾声，时而又独自想想问题，心里念道：
“也会有人来关心我这个老头子吗？”
忽而又记起了那个正在吃面条的战士，漫步来到他窗前，探头望了一下。战士发现司令员又来了，忙把门拉开。
“吃完了吗？”他走进来。
“吃完了。”
“够不够？”
“吃得很饱。”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杨春喜。”
“十九岁了？”司令员端详他一阵，揣摩着问。
“是的，首长，我十九岁。”
“你好像是湖南人？”
“我家里在湖南浏阳县。”
“哦！我们是同乡。”
“您也是浏阳人？”战士改用浏阳土话。
“唔。”司令员点头，看了看表，“你快睡觉吧！年轻人爱睡。”说完站起来要走。
“我不能睡，”战士心情沉重地说，“还要写检查。”
“写了几个字没有？”
“刚开个头。”
“拿给我看看。”
杨春喜战战兢兢地把他那张仅仅抄了一条语录的检查草稿递给司令员。司令员接过来凑到电灯底下，拿得离眼睛两尺远，看了一下说：
“字还写得可以。”讲完就把那张纸装进自己衣袋里，“算了！写这么多就够了。你睡觉吧！明天我叫你们指导员来把你领回去，没有事了，你不要害怕，放心睡觉，听见吗？”
杨春喜连“听见了”这简单的三个字都说不出来，咽喉被一种什么东西哽住了，只是深深地点了两下头。
司令员向小楼走去，后面的战士望着他，联想起自己的父亲。
此时，老头子在想：“你可以放心睡觉了，我还不可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