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爷爷托起父亲,走出张先生的家。
    爷爷思虑重重地看着昏昏迷迷地躺在窝棚里的我父亲。父亲脸上蒙着白纱布,只露着一只鬼鬼祟祟的眼睛。张辛一先生又来过一次,他给父亲换过药后,对爷爷说:“余司令,伤口没发炎,这就是大喜。”爷爷问:“你说,只剩下一个子儿,还行吗?”先生说:“司令,眼下还顾不上那个,令郎是被疯狗咬了,能保住命就好。”爷爷说:“要是那个不中用了,保住条命又有什么用。”张先生见爷爷面露杀相,唯唯诺诺地退着走了。
    爷爷心中烦乱,提着枪出去,到那洼子附近转悠。秋气肃杀,白霜遍地,黄绿色的高粱芽苗被霜打蔫了,湿水成洼的地方,有了一些细小的凌刺。爷爷想起,已是十月底了,寒冬即将来临,自己病体虚弱,儿子生死未卜,家破人亡,百姓涂炭,王光、德治又死了,瘸子郭羊远走他乡,刘氏腿上的疽还在流脓淌血,瞎子整日枯坐,倩儿姑娘什么也不懂,八路拉他,冷支队挤他,日本人又跟他结了怨仇……爷爷拄着棍子站在洼地边缘的一个土丘上,眄视遍野尸骨和毁弃在地的红高粱,思绪万千,心灰意懒,他的心里不断地闪出恩恩仇仇的往事,富贵荣华,娇妻美妾,宝马金枪,花天酒地,都像流云一样飘飘而去,几十年斗强使气,争风吃醋,换来的是眼下一副凄凉景象。他几次把手按在枪把上,又犹犹豫豫地放开。
    一九三九年秋冬,是我爷爷的历史上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队伍被消灭,爱妻被打死,儿子受重伤,家园被烧毁,病魔又缠身,战争把爷爷的一切,几乎全部毁掉了。他面对着人的尸首和狗的尸首,像对着一大团千丝百缕地交织在一起的乱麻线,越择越乱,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他几次手按枪把,想告别这个混蛋透顶的世界,但强烈的复仇情绪战胜了他的怯懦,他恨日本人、恨冷支队,也恨八路的胶高大队,胶高大队从他这里拐走了二十多条枪,就消逝得无影无踪,并未听说他们与日本人去战斗,只听说他们与冷支队闹摩擦,并且,爷爷还怀疑,他和我父亲藏在枯井里后来突然不见了的那十五条日本“三八”式盖子枪,也是被胶高大队偷走了。
    四十出头年纪、面容还算俏丽的刘氏到洼子边上来找爷爷,她用怜爱的目光抚摸着爷爷银色的头颅,用粗糙的大手搀住爷爷的胳膊,说:“兄弟,别坐在这苦想了……回去吧,古人说『天无绝人之路』,猛吃猛喝猛喘气,养好了病再说……”
    爷爷感动地看着这妇人慈善的面容,叫了一声:“嫂子……”眼泪几乎滚出来。
    刘氏抚摸着爷爷的弓背,说:“瞧瞧,刚四十岁的人,给折磨成什么样子啦……”
    刘氏搀着爷爷往回走,爷爷看着她微跛的腿,关切地问:“你的腿好些了吗?”
    刘氏说:“疮口都收了,只是这条腿比那条腿细了。”
    爷爷说:“能长粗的。”
    刘氏说:“豆官的伤我看不大要紧啦。”
    “嫂子,”爷爷问,“你说,一个子儿还行不行?”
    刘氏说:“我看行,独头蒜更辣。”
    爷爷说:“真行?”
    刘氏说:“俺那个小叔子生来就是一个子,还不是生男生女一大串。”
    爷爷说:“噢。”
    夜里,爷爷将疲乏的头颅伏在刘氏温暖的怀里,刘氏用那只大手摩挲着爷爷瘦骨嶙峋的身体,细语绵绵地说:“兄弟……你还行吗……还有劲吗……你别愁了,干干我,心里是不是轻快一点……”
    爷爷嗅着刘氏嘴里喷出来的酸甜气息,一下子就睡熟了。
    母亲总也忘不了张先生用镊子夹住那颗紫红色的扁球儿的情景。张先生把那球儿举得眼前看一阵,然后扔进盛着脏棉花球、破皮烂肉的污物盆里。豆官身上的一个扁球儿被张先生扔进污物盆里。昨天是宝贝,今天进了污物盆。母亲十五岁多了,渐省人事,她又羞又怕。她在照顾父亲时,看着父亲那被纱布缠住的鸡子,心里怦怦跳,脸一阵发烧,一阵发红。
    后来她发现了刘氏跟我爷爷睡在一起。
    刘氏对她说:“倩儿,你十五岁了,不小了,你撩撩豆官的鸡儿看看,能挺起来,他就是你男人啦。”
    母亲羞得差点哭了。
    父亲的伤口拆了线。
    父亲躺在窝棚里睡觉,母亲悄悄地溜进去,她轻手轻脚、脸皮滚烫。她在父亲身边跪下,轻轻地把父亲的裤子褪下来。在月亮的光线下,母亲看到父亲的鸡子因为受伤变得丑陋不堪,鸡头上带着生死不怕、疯疯颠颠的野蛮表情。她小心翼翼地用汗津津的手握住它,感到它渐渐热起来,渐渐在她手心里膨胀起来,并像心跳一样在她手里跳动着。父亲睁开了眼,乜乜斜斜地说:“倩儿,你干什么?”
    母亲惊叫一声,撒腿就跑,与正要进窝棚的我爷爷撞了个满怀。
    爷爷扳住她的肩头,问:“怎么啦,倩儿?”
    母亲哇一声哭了。她挣脱爷爷的手,飞跑着去了。
    爷爷钻进窝棚。
    爷爷像发疯一样跑出窝棚,找到刘氏,抓住她的两个乳房,用力撕扯着,语无伦次地说着:“是独头蒜!是独头蒜!”
    爷爷对着天空,连放三枪,然后双手合十,大声喊叫:
    “苍天有眼!”
    爷爷用手巴骨敲打着墙壁。阳光斜射进来。照着擦得锃亮的炕桌上摆着的高密泥塑。白窗户上贴满了奶奶亲手剪出的构思奇巧、花样翻新的剪纸。五天之后,这里的一切都要在战火中化为灰烬。现在是一九三九年八月初十,爷爷蜷着一只伤臂,带着满身汽油味儿,从公路上归来。他和父亲一起把那挺歪把子日本机关枪埋在院子里的楸树下,又进屋来寻找奶奶藏下的银钱。
    墙壁空空洞洞的响着,爷爷掏出枪,用枪把子砸墙壁,一下子砸出一个洞。爷爷伸手进去,拖出了一个红布小口袋,摇摇,哗啷响,倒在炕上一数,五十块银洋。
    爷爷把银洋装好,说:“走吧,儿子。”
    父亲问:“爹,去哪儿?”
    爷爷说:“进县买子弹,跟冷麻子算帐。”
    父亲和爷爷走到县城北边去,太阳偏西,胶济铁路在高粱棵里乌青青如一条长龙,黑色的火车喀当喀当地爬来爬去,一团团焦黄的煤烟缭绕在高粱梢头,铁轨亮唧唧地刺眼,像龙的鳞片。火车尖利的嘶鸣使父亲心惊胆颤,他紧紧地抓住爷爷的手。
    爷爷拖着父亲,走到一个高大的坟墓前,墓前有一块两人多高的白石碑,碑上扁扁的字迹已剥蚀的难辨横竖,墓四周有几棵双人难以合抱的老柏树,树冠黑森森的,无风也在呜呜地鸣叫。坟墓被血红的高粱包围着,像一个黑色的孤岛。
    爷爷在墓碑前挖了一个坑,把自来得手枪放进去。父亲也把他的勃郎宁手枪放进去。
    父亲和爷爷跨过铁道,望到了高大的城门洞子。城门楼子上高挑着一面日本旗,旗上的红日与西斜的红日相映着,显得鲜明又辉煌。门洞两侧站着两个岗哨,左边是日本兵,右边是中国兵。中国兵盘问搜查着老百姓,日本兵持枪立着,看着中国兵搜查中国人。
    爷爷一过铁道就把父亲背起来,低声说:“装肚子疼,哼哼起来。”
    父亲哼哼了两声,悄声问:“爹,就这样哼哼吗?”
    爷爷说:“动静再大一点。”
    他们随着进城的人到了城门洞子。中国兵吼一声:“哪村的,进城干什么?”
    爷爷死声死气地说:“城北鱼滩的,孩子得了绞肠痧,进城里找吴先生给治治。”
    父亲光顾了听爷爷和岗哨对话,忘了哼哼。爷爷在他大腿上用力拧了一把,父亲嗷嗷地叫起来。
    岗哨挥挥手,放爷爷进去了。
    走到僻静处,爷爷愤怒地说:“混蛋,为什么不哼哼?”
    父亲说:“爹,你拧人好疼啊!”
    爷爷带着父亲,从一条铺满炉灰渣子的小斜街上往火车站方向插过去。黯淡的阳光。污浊的空气。父亲看到火车站破旧的站房旁边修筑着两座高大的炮楼,炮楼上的白色日本旗中心凝着一团红血,两个牵着狼狗的日本兵在站台上机械地走动,几十个要乘车的旅客有蹲有站,排在铁栅栏外边。一个穿著黑衣服的中国人提着一盏红灯,在站台上立着,从东边传来火车的鸣叫。父亲脚下的地皮都在哆嗦,那两条狼狗对着驰来的列车叫了两声。一个卖纸烟瓜子的小老太婆蹀蹀躞躞地在那些旅客旁边徘徊着。火车(同:口空)咚(同:口空)咚喘息着,在站上停下来。父亲看到火车拉着二十多个长盒子,前边十几个四四方方,有窗有门;后边十几个没有顶盖,一些四愣八叉的东西用草绿色的大蓬布遮着。车上站着几个鬼子,叽哩咕噜地跟站台上的鬼子打着招呼。
    父亲听到一声尖锐的枪响,从铁路北面的高粱地里传来,货车上的一个高大鬼子,身体晃了晃,一头栽到了车厢下。炮楼上响起了狼嗥般的警报声,正下车的旅客和未上车的旅客四散奔跑,狼狗狂吠不止,炮楼上的机枪哗哗地往北扫射着。火车在忙乱中开动了,大团的黑烟飞散,站上煤灰飞扬。爷爷拉着父亲的手,飞快地拐进一条幽暗的小巷子。
    爷爷推开了一扇半掩着的门,进了一个小院子。房檐下挑着一盏纸糊的小灯笼,红颜色,射出短而弱的神秘红光。一个涂脂抹粉的看不出年龄的女人倚门而立,猩红的唇里露出两排细密的白牙,一脸的笑容,蓬着黑鸦鸦的头发,鬓边斜插一枝绢花。
    “哥呀!”那女人娇滴滴地说,“当了司令就把妹妹给忘了。”她粘在爷爷身上撒娇。
    “老实点,当着我儿子的面。”爷爷说。
    “今天没空跟你罗唆!五兄弟那边的线还扯着吧?”
    那女人悻悻地出去,插上大门,又从房檐下落下红灯笼。进屋来,撇着嘴说:“五兄弟被警备局打啦!”
    爷爷说:“警备局的宋顺不是五兄弟的把兄弟吗?”
    女人说:“你以为这种酒饭朋友靠得住是怎么的!青岛那边一出事,老娘这边就像坐在刀尖上过日子一样。”
    “五兄弟不会供出你来,那小子牙关紧,当年在曹梦九那儿走过热鏊子的。”爷爷说。
    “你来干什么?听说你打了日本的汽车队?”
    “吃了大亏!我操死冷麻子他亲娘。”
    “你别跟他们纠缠,那些人一个个鬼精蛤蟆眼的,你斗不过。”
    爷爷从腰里摸出那包银洋,摔到桌子上,说:“给五百颗,红屁股眼的。”
    “还红屁眼蓝屁眼,五兄弟一出事,我这儿早干啦,老娘又不会下枪子。”
    “你少给我卖关子!这五十元你先花着,你想想,余占鳌亏待过你没有?”
    “我的哥,”女人说,“你这是说的什么呀,妹妹跟你又不是外人。”
    “你别惹我生气!”爷爷冷冷地说。
    “你们出不了城。”女人说。
    “你就别管了。给五百颗大粒的,再给五十颗小粒的。”
    那女人走到院子里听听动静,一会儿进了屋。她推开墙上的一扇暗门,拿出一盒子黄灿灿的手枪子弹。
    爷爷找了一根袋子,装好子弹,捆在腰里,说:“走啦!”
    女人拦住他,说:“你打算怎么走?”
    爷爷说:“从火车站那儿,,爬过铁道去。”
    女人说:“不行,那儿有炮楼,有探照灯,有狗,有岗哨。”
    爷爷冷笑着:“试试看吧,不行就回来。”
    爷爷和父亲沿着黑暗的巷子,溜到火车站附近,这里没有城墙。他们躲在铁匠铺子的墙角上,看着灯火通明的站台,站台上岗哨林立。爷爷对父亲耳语一声,扯着父亲向西回转。站房西边是一个露天货场,铁丝网从站房那儿一直拉到城墙头上。炮楼上的探照灯来来回回扫着,照得十几道铁轨耀眼的明亮。货场上竖着一根高竿,竿上亮着一盏牛蛋子形状的大电灯,绿荧荧的,照得万物变色。

《红高粱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