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他们把我从学校里抓出来。
    街上已经站满了人,分明是专门等候看我。两个满头黄土的民兵立即走上来,用绳子捆住了我。绳子很长,在我身上缠绕了十几圈后,还余着很长的一段,那个肩着枪的民兵像牵牲口一样牵我走。后边那个民兵用大枪筒子顶着我的屁股。街上的人眼珠子直呆呆地看着我。从大街的另一头,拖拖沓沓拥来一群人。
    我很快就看清了,被绑成一串的是我的母亲、大姐、司马粮、沙枣花。上官玉女和鲁胜利没被捆绑,她们顽强地往母亲身上扑,但每次都被膀大腰圆的民兵推到一边去。在区政府——福生堂——大门口,我与家人汇合。我望着她们,她们也望着我。我感到已经无话可说,她们的感觉肯定跟我一样。
    我们在民兵的押解下,穿过重重深院,一直走到尽头,他们把我们关进最南边的一栋房子里,向南的窗户已被捣毁,断棂残纸,一个不规则的大洞,好像要故意向外边展示屋里的情景。我看到缩在墙角的司马亭,他满脸青紫,门牙显然是被打掉了。他悲凉地望着我们。窗外是最后一重小院和高高的围墙。围墙被拆除了一段,好像是特意开出的一个方便门。墙外,几个武装民兵来来回回地走动着,从庄稼地里吹来的南风翻揭着他们的衣襟。东南和西南墙角的炮楼上,传下来民兵们拉动枪栓的声音。
    当天晚上,区干部在房子里挂上了四盏汽灯,摆上了一张桌子,六把椅子,还搬来了一些皮鞭、棍棒、藤条、铁索、麻绳、水捅、扫帚,还抬来了一张用粗大木料做成、上面沾满了猪血的杀猪床子,还有捅猪的长刀、剥皮的短刀、挂肉的铁钩子、接血的水桶。好像他们要把这房子变成屠场。
    杨公安员在一群民兵的簇拥下进入房间,他的塑料腿嘎嘎吱吱响着。他的肥胖的腮帮子沉甸甸地下垂着。他的胳肢窝里长满了肥肉,使双臂永远地撑出去,好像挂在脖子上的牛锁头。他坐在桌子后边,慢条斯理地进行着审讯前的准备工作。他从屁股后边拽出烧蓝磨尽的盒子炮,拉栓上膛,摆在桌子上;从一个民兵手里要过喊话使用的铁皮喇叭筒,放在盒子炮旁边;从腰里解下烟包和烟锅,放在铁皮喇叭筒旁边;最后,他一弯腰摘下了那条塑料腿,连同鞋袜,放在桌子的角上。这半条腿在汽灯的白光照耀下。呈现出令人恐怖的肉红色。它的顶端,散乱着几根皮带子。从腿肚子到脚脖子,光溜溜的,腿肚子上有一些黑色的划痕。脚脖子往下,是一只破袜子和一只破皮鞋。它蹲在桌上,像杨公安员的一个忠心耿耿的护卫。
    其余的区干部分坐在杨公安员两边,一本正经地掏出纸笔准备记录。民兵们把大枪竖在墙角上,都挽起袖子,拿起皮鞭棍棒之类,像公堂衙役一样分列成两队,嘴里发出呜呜的呼啸。
    自投罗网的鲁胜利抱着母亲的腿哭起来。八姐长长的睫毛上挑着泪珠,嘴角上却挂着迷人的微笑。无论在何等艰难困窘的情况下,八姐都是迷人的。我为童年时霸占母乳的行为深感后悔。母亲板着脸,望着雪亮的汽灯。
    杨公安员装上一锅烟,捏起一根白头火柴,在粗糙的桌面一擦,“哧啦”一声响,火头燃起,他叼着烟袋,嘴唇“吧唧吧唧”响着。吸着了烟,他扔了火柴梗儿,用拇指压压烟锅里的火头,“滋滋”地吸了几口,两股白烟,从他的鼻孔里钻出。
    他把烟锅里的残灰,放在板凳腿上磕掉。他放下烟袋,拿起铁皮话筒,罩在嘴上,让铁皮喇叭的大口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好像窗户外边站着无数的听众,而他要对他们演讲。他用粗大的嗓门说:“上官鲁氏、上官来弟、上官金童、司马粮、沙枣花,知道为什么把你们抓来吗?!”
    我们的目光都在寻找母亲的脸,母亲的脸对着汽灯。她的脸肿胀得透明。
    她的嘴唇动了几下,但没说什么。她只是摇了摇头。
    杨公安员说:“摇头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经过群众的积极揭发和认真调查,我们已经掌握了大量证据。以上官鲁氏为首的上官家庭,长期窝藏高密东北乡血债累累的头号反革命分子、人民的公敌司马库,并且,在最近的夜晚里,上官家庭中的一个成员,破坏了阶级教育展览馆,并在教堂内的黑板上,书写了大量的反动标语。根据这些罪状,我们完全可以把你们全家执行枪决,但考虑到有关政策,我们给你们留下一个最后的机会,希望你们能向政府交待恶匪司马库的藏身地点,使这条恶狼及早地落入法网。第二个希望是要你们交待破坏阶级教育展览馆、书写反标的罪行,尽管我们知道这些事是谁干的,但只要坦白,还是可以从宽处理的。你们听明白了吗?”
    我们保持着沉默。
    杨公安员抓起匣枪,用枪管激烈地敲着桌子,嘴巴仍然没有脱离喇叭筒子,喇叭筒子依然面对着窗户上的大洞,吼叫着:“上官鲁氏,你听明白了没有?”
    母亲沉稳地说:“冤枉。”
    我们一齐说:“冤枉。”
    杨公安员说:“冤枉?我们决不会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会放过一个坏人。
    把他们全部吊起来。“
    我们挣扎着,哭嚎着,除了拖延了一些时间之外,但最终结果还是被反剪着胳膊,高高地吊在司马库家粗大牢固的松木屋梁上。母亲吊在最南端。然后是上官来弟,然后是司马粮,然后是我。我后边是沙枣花。这群职业民兵,都是些捆人吊人的行家里手。他们预先已在房梁上安装了五个定滑轮,所以拉起来毫不费力。我感到手腕刺痛尚可忍受,肩关节的钝痛确实难挨。我们都必然地脑袋前倾,脖子伸长到最大限度,双腿无法不伸直,脚背无法不绷直,脚尖无法不垂直向地。我无法不哀鸣。司马粮没有哀鸣。上官来弟在呻吟。沙枣花无声无息。母亲肥胖的身体把那根新麻绳子坠得像钢丝一样紧,汗水最多最早地从她身上涌出,她的杂乱的头发里蒸发着雪白的雾气。鲁胜利和上官玉女抱着母亲的腿摇撼着。民兵像拎小鸡一样把她们拎开,她们又扑上去又被拎开。民兵问:“杨公安,要不要把她们也吊起来?”杨公安员坚决地说:“不行,我们是讲究政策的。”
    鲁胜利无意中拽掉了母亲一只鞋子。汗水便最终汇集到那根脚拇指上,一线串珠般地往下滴落。
    “你们说不说?”杨公安员道,“只要交待,立即就放下你们。”
    母亲用力地把头昂起,喘息着说:“把我的孩子放下来……一切由我担承……”
    杨公安对着窗外大叫:“用刑,给我狠狠地打!”
    民兵抓起皮鞭、棍棒,大声吆喝着,颇有节制地拍打着我们。我大声叫唤着,大姐和母亲也在叫唤,沙枣花没有动静,她大概昏过去了。杨公安员和区干部夸张地拍桌子,叫骂。几个民兵把司马亭抬到杀猪床子上,用乌黑的铁棒打着他的屁股。一棒下去,一声哀鸣,“老二,你这个混蛋,快出来服罪吧!你们不能这样打我,我立过功劳呀……”民兵沉默地挥动着铁棒,仿佛打着一堆烂肉。一个区干部用皮鞭拍打着一个牛皮水袋,一个民兵用藤条抽打着一根麻袋。吱吱哇哇,大呼小叫,真真假假,房间里一团混乱,鞭影、棍影在格外明亮的汽灯光里飞舞着大约有一节课的时间,民兵们解开拴在窗棂上的绳子,母亲的身体刷地落下来,软瘫在地。民兵们又解开一条绳子,大姐也落下来。我们依次被放下来。民兵提来一桶凉水。用水瓢舀着,往我们脸上泼。我们清醒了,但周身的关节都失去了知觉。
    杨公安员大声吆喝着:“今晚上先给你们个下马威,好好想想吧,说,还是不说,说了,前罪尽免,送你们还家,不说,难受的还在后头。”
    杨公安员套上他的假肢,揣好烟袋挎上枪,吩咐民兵们好好看守,然后便在区干部的护卫下,摇摇摆摆,一路响着走了。
    几个民兵关上门,躲在墙角上,抱着枪吸烟。我们向母亲靠拢。都低声哭着,说不出一句话。母亲用肿胀的手,逐个地抚摸着我们。司马亭痛苦地哼哼着。
    一个民兵说:“嗨,说了吧,说了吧,杨公安员能让石头人招供,你们皮肉的身体,能挺过今天,还能挺过明天?”
    另一个民兵说:“司马库要真是条汉子,就出来自首算了。现在有青纱帐,还能藏住,一入冬,可就无处躲藏了。”
    “您这个女婿,也真是邪虎,上个月底,县公安局一个中队把他围在了白马湖芦苇荡里,最后又让他跑了,他打了一梭子,就毁了七个人,中队长的腿也被打断了。”
    民兵们好像在暗示着我们,但究竟暗示什么又很难说清。但我们毕竟又得了司马库的信息,自从皮砖窑显形后,他便如石沉大海一样。我们企望着他能远走高飞,可他仍然在高密东北乡瞎折腾,给我们带来麻烦。白马湖在两县屯南,离大栏镇顶多二十里路。那里实际上是墨水河最为膨大的一段,河水注人洼地便成了湖,湖中芦苇茂密,野鸭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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