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鸡巴割了去!
    前些年,姑姑回家,前呼后拥;如今,姑姑偶尔回家,人们冷冷地避着她。我母亲劝道:他姑姑,计划生育这事儿,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呢,还是上头让干的?
    什么叫“自己琢磨出来的”?姑姑气愤地说,这是党的号召,毛主席的指示,国家的政策。毛主席说:人类应该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的增长。
    我母亲摇摇头,说:自古到今,生孩子都是天经地义的事。大汉朝时,皇帝下诏,民间女子,满十三岁必须结婚,如果不结婚,就拿女子的父兄是问。如果女人不生孩子,国家到哪里去征兵?天天宣传美国要来打我们,天天吆喝着解放台湾,女人都不让生孩子了,兵丁从哪里来?没了兵丁,谁去抵抗美国侵略?谁去解放台湾?
    嫂子,你这些陈词滥调,就别给我啰嗦了。姑姑说,毛主席总比你高明吧?毛主席说:人口非控制不可!无组织无纪律,这样下去,我看人类是要提前毁掉的。
    毛主席说:人多力量大,人多好办事,人是活宝,有人有世界!我母亲说,毛主席还说:不让老天下雨是不对的,不让女人养孩子也是不对的。
    我姑姑哭笑不得地说:嫂子,你这是伪造毛主席语录,矫传圣旨,在过去是要砍头的。我们也没说不让大家生孩子,只是让大家少生,有计划地生。
    人一辈子生几个孩子,都是命中注定的。我母亲说,这还用得着你们计划?我看你们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姑姑们的努力,也确如母亲所言,是白费财力,还落下骂名。刚开始时她们将免费的避孕套发给各村的妇女主任,让她们分发给育龄妇女,并要求她们的丈夫戴上套子行事。但这些避孕套要么被扔进猪圈,要么被当成气球吹起来,并涂上颜色,成了孩子们的玩具。姑姑她们也曾挨家挨户发送女用避孕药,但妇女们都嫌副作用太大而抗拒服用。即便当场逼着她们吞下去,但一转身,她们就用手指或筷子探喉,将那药片吐出来。于是,结扎男子输精管的技术便应运而生。
    那时候,村里盛传,男扎技术是我姑姑与黄秋雅共同发明的。也有人说,黄秋雅的贡献是理论构想,我姑姑的贡献在临床实践。肖下唇煞有介事地对我们说:她们俩,都是没结过婚的变态女人,看到别人夫妻双双她们心中嫉恨,所以发明了绝户计。肖下唇说我姑姑和黄秋雅先是在小公猪身上做实验,又在公猴子身上做实验,最后,她们在十个死囚犯身上做实验,试验成功后,那十个死囚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当然,很快我们就知道,肖下唇是胡说八道。
    那些日子里,广播喇叭里经常传出姑姑的叫喊:各大队干部请注意,各大队干部请注意:根据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第八次会议精神,凡是老婆生过三个孩子及超过三个孩子的男人,都要到公社卫生院实行结扎手术。手术后,补助二十元营养费,休息一周,工分照记……
    听到广播的男人们,聚在一起发牢骚:妈的,有劁猪的,有阉牛的,有骟骡子骟马的,哪里见过骟人的?我们也不想进皇宫当太监,骟我们干什么?当村里的计生干部对他们解释结扎只是把——他们瞪着眼反驳道:你们现在说得好听,只怕一上了床子,麻药一打,恐怕不止是我们的蛋子,连我们的鸡巴也要被她们割了去!到了那时候,我们就只能像老娘们一样蹲着撒尿了。
    非常有利于妇女、手术简便、后遗症很少的男扎手术,遇到了重重障碍。姑姑她们在卫生院扫榻以待,但没有一个人来。县计划生育指挥部每天电话催报数字,对姑姑的工作极为不满。公社党委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做出了两项决议:一是男子结扎要从公社领导开始,然后推广到一般干部和普通职工。村里则由大队干部带头,然后推广到一般群众。二是要对那些抗拒男扎、制造和传播谣言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对那些符合结扎条件但拒不结扎的,先由大队停止劳动权,如果还不服从,就扣掉口粮。干部抗拒,撤销职务;职工抗拒,开除公职;党员抗拒,开除党籍。
    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亲自发表广播讲话。他说计划生育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社直各部门、各大队必须高度重视,符合男扎条件的干部、党员要带头先扎,给群众做好表率。秦山突然变化了腔调,用聊家常的口吻说,同志们,譬如说我吧,老婆已经因病做了子宫切除手术,但为了打消群众对男扎的恐惧,我决定,明天上午就去卫生院结扎。
    秦书记在讲话中,还要求共青团、妇联、学校积极配合,大力宣传,掀起一个轰轰烈烈的“男扎”高潮。就像历次运动一样,我们学校最有文才的薛老师编出了快板诗,我们用最快的速度背熟,然后四个一组,每人手持一个用纸壳或铁皮卷成的喇叭筒子,爬到房顶上,树梢上,大声喊叫:社员同志不要慌,社员同志不要忙。男扎手术很简单,绝对不是骟牛羊。小小刀口半寸长,十五分钟下病床。不出血,不流汗,当天就能把活干……
    在那个不平凡的春天里,姑姑说全公社共做了六百四十八例男扎手术,由她亲自操刀的只有三百一十例。姑姑说,事实上,只要把道理讲透、把政策定好、领导带了头、层层抓落实,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她做了那么多例手术,绝大多数人是在村干部和单位领导带领下走来的,真正调皮捣蛋的,动用了一点强制措施的,只有两例。一例是我们村的车把式王脚,一例是粮库保管员肖上唇。
    王脚仗着家庭出身好,既反动又嚣张。他从拘留所被放出来后就放出狂话,谁敢逼他去结扎,他就跟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的朋友王肝,因为迷恋我姑姑的助手小狮子,在感情上往姑姑这边倾斜。他亲自动员父亲去结扎,结果挨了两巴掌。王肝逃出家门,王脚手持大鞭追赶。追到村头池塘,父子俩隔水大骂。王脚:你这狗日的,竟敢动员你爹结扎!王肝:你说我是狗日的,我就是狗日的。王脚一想,骂儿子等于骂自己,便绕塘追赶。爷儿俩团团旋转,仿佛推磨。围观者甚多,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引起一阵阵笑声。
    王肝从家里偷出一把锋利的马刀,交给村支书袁脸,说这是他爹准备的凶器。王肝说我爹说谁敢让他去结扎他就用这把刀劈了谁。袁脸不敢怠慢,拿着刀去了公社,向党委书记秦山和我姑姑汇报。秦山愤怒地拍了桌子,说:反了他了!破坏计划生育就是反革命!姑姑说:不把王脚解决了,局面就难以打开。袁脸称是,说村里那些该当结扎的男人们都在看着王脚呢。秦书记说:抓这个反面典型。
    公社公安员老宁腰挂匣枪,前来助阵,村支书袁脸率领妇女主任、民兵连长、四个民兵,冲进王脚的家。
    王脚的老婆抱着一个吃奶的女孩,正在树荫下编草辫,见来者汹汹,扔下手中活,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王肝站在房檐下,一声不吭。
    王胆坐在堂屋门槛上,拿着一个小镜子,照她那张小巧而秀丽的脸。
    王脚,袁脸喊,出来吧,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公社宁公安都来了,你逃过了今天,也逃不过明天。男子汉大丈夫,不如索性爽利些。
    妇女主任对王脚女人说:方莲花,别嚎了。让你男人出来吧。
    屋子里没有动静。袁脸看看宁公安。宁公安一挥手,四个民兵提着绳子冲进屋子。
    这时,站在房檐下的王肝对着宁公安施了一个眼色,并对着墙角猪圈那儿呶了呶。
    宁公安虽然一条腿短一条腿长,但行动非常敏捷。他几个箭步窜到猪圈门口,掏出匣枪,厉声喝道:王脚,出来!
    王脚顶着一脑袋蜘蛛网钻出来。四个民兵提着绳子围过来。
    王脚抹一把脸上的汗水,怒冲冲地说:宁瘸子,你咋呼什么?你拿着块破铁老子就怕你不成?
    没让你怕,老宁道,乖乖地跟我走,啥事也没有。
    不乖乖地怎么着?难道你还敢开枪?王脚用手指点着裤裆,说,有本事往这里打,老子宁愿被你用枪子儿打掉也不愿被那几个老娘们用刀子割去。
    妇女主任说:王脚,你别胡搅蛮缠了,男扎,就是把那根管儿扎上……
    该把你那个家什缝上!王脚指点着妇女主任的裤裆,粗野地骂道。
    宁公安晃晃手中的枪,下令:上,捆起来。
    我看你们谁敢?!王脚回身抄起一张铁锨,平端着,双眼发绿,说,谁上我就铲掉谁的头!
    这时,袖珍女孩王胆,拿着她那面小镜子站起来。那时她已经十三岁,身高只有70厘米。她的身体虽然矮小,但长得十分匀称,仿佛一个来自小人国的小美人。她用小镜子将一束强烈的阳光反射到王脚脸上。她的嘴里同时发出一阵细弱的、天真无邪的笑声。
    趁着王脚眼睛被强光照射、不能视物的当口,四个民兵一拥而上,夺下他手中的铁锨并反剪了他的双臂。
    正当民兵试图用绳子捆绑他的双臂时,他突然放声大哭起来。他的哭声沉痛,令趴在他家院墙上、围在他家大门口看热闹的人们也跟着心中难过。民兵们手提绳子,一时不知所措。
    袁脸说:王脚,你还算个男子汉吗?这么点小手术就把你吓成这样!老子已经带头做了,什么都不影响,你若不信,就让你老婆问我老婆去!
    爷们,别说了,王脚哭着说,我跟你们去就是了。
    姑姑说,肖上唇这杂种,是社直机关的反面典型,他仗着自己给八路军地下医院抬过担架那点事儿,死磨硬抗。但当公社党委研究决定要开除他的公职将他下放回村务农时,他自己骑着辆破自行车跑到卫生院来了。姑姑说,他指名要我给他做手术。他是个色鬼,流氓,满嘴下流话。他上手术台前还追着小狮子问:姑娘,我弄不明白,俗言道“精满自流”,可你们把输精管给我扎起来,我那些精液怎么办?会不会把我的肚子胀破?
    小狮子满脸通红地望着我。我说:备皮!
    给他备皮时他竟然勃起了。小狮子没见过这种阵势,扔下刀子躲到一边。我说:你思想健康点!他无赖地说:我思想很健康,它自己要硬,我有什么办法?——好吧,姑姑说她拿起一柄橡皮锤,对准了,漫不经心地敲了一下,那东西顿时就萎了。
    姑姑说,我对天发誓,王脚和肖上唇的手术,我做得非常认真,非常成功,但手术之后,王脚一直弯着腰,说我把他的神经给捅坏了;肖上唇,不断地来医院闹事,还多次到县里上访,说我把他性功能破坏了……这两个家伙,姑姑说,王脚有可能是心理问题,那肖上唇,纯粹是胡搅蛮缠。“文化大革命”中他当红卫兵头头那阵子,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姑娘。如果没结扎,他还有所忌惮,怕给人搞大了肚子不好收场,结扎后,他真是无所顾忌了啊!

《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