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节

  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因为崔健,“花房姑娘”早已经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那个时代,一句“手指大海的方向”会让他们明里暗里发出嗤之以鼻的笑,“坚强”和“善良”亦早已化作时代的尘埃离爱情远去。但,我们又如何能够忘记自己留下的脚印深深的过去?于是,就对邓海云有了如此特别的感触:一个从小城市来的多愁善感的军校学员走进花房姑娘的爱情迷宫,拿碰壁作为心碎的证明,以冒险释放青春的风采,用受伤缝补内心的甜蜜,当望见出口的狂喜和被朋友横刀夺爱的打击,喜而生悲,悲喜出人生百般滋味:所有实在的,幻想的,乃至众口传说的,交织成比大脑血浆更加黏稠的液体,缓慢而吃力地前进。
  邓海云最后的幸福一定要感谢“花房姑娘”,她让他懂得了人生,更懂得了珍惜人生。我经常对人说,成熟的人,就在于“珍惜”二字。满足是愉快之本,珍惜是领悟人生的前提,亦是最大财富。“落花风雨更伤春,不如怜取眼前人”,这个道理大词人晏殊早在一千年前就用看似爱情(当然不应该是爱情)的离愁明白地告诉了我们。而《那》中,随处可见对此或隐约或明白的剖析。
  侬本多情,每一首众xx交传的好歌,一定有它特别的故事。《那》的确与我见到的,市面上流行的任何一本爱情题材的小说迥然有异。那些风靡的爱情小说,一旦风干了装饰,便只剩下性与滥情的轻浮、粗蠢。陈华此书别有一个意义,在于告诉一些人:情比性让脾胃受用得多了。
  2008年7月23日
  辑四火
  辑四火
  八大时间
  1?1964年1月5日
  这是我最伟大的一天,没有这一天,也就没有了我。这一天,是我的生日。
  生和死是一个人最大的事,但没有一个人会对自己的生死留下记忆。生是一次啼哭,死是一次闭眼。生的啼哭唤醒的是别人的记忆,死的闭眼关闭的是自己的记忆。生于何时,死于何刻;生的情景,死的情状,这些记忆都储存在他人的记忆中。所以,谈自己的出生,无异于做小说,你说得头头是道,闻者都信以为真,但其实不过是人云亦云而已。
  时间是放在空间里的(反之亦然),赋予我成其为人的这个时间:1964年1月5日,我的降生之日,是放在距离杭州41公里的一个古老的大村庄里的,村庄名字叫蒋家门口,行政上隶属富阳县(1994年撤县改市)。富阳是个默默无名的地名,但其下有两张赫赫有名的面孔:一是富春江,二是郁达夫。富春江因黄公望留下的传世名画《富春山居图》而名震遐迩(现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台湾),郁达夫是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家名士。我的家,蒋家门口是富阳的第一大村庄。这是一个殷实而富丽的村庄,它的古老,它的富丽,它的人丁兴旺(现有4000多人),都使它显得不像一个村庄,而像一个古镇。在我出生前一个世纪,这里就有了翻造的上海滩上的三层楼房,宽敞的回廊,红色的琉璃瓦,明亮的玻璃,高大的檀木台门(3米高、2米宽),龙飞凤舞的飞檐立柱,宽阔方正的天井,至今都令人叹为观止。80年前,我爷爷的父亲卖掉了40亩竹山,带着两个儿子——我爷爷和小爷爷——开始模造这栋来自上海滩上的三层楼,虽然是缩小版的——只有二层,规模也小得多,但依然给我们家带来了经久的美誉。小时候,我经常看到有外乡人来我们家参观,指着我熟视无睹的种种雕刻评头论足,流连忘返。20年前,作家李杭育在我一个远房叔叔的引导下也去看过,至今还记忆犹新,见了我夸奖不已。
  能够出生在这样一栋堂皇气派的房子里,应该是我的荣幸,但我的父亲却不这么看。小时候,父亲经常对我说,我们必须离开这座房子,否则我们家难有翻身之日。这么说是有深刻的原因的,原因就在我们家前面的一栋楼。这也是一栋三层楼,但似乎没有那么考究,没有那么多纯属审美的铺张浪费。那是一栋结构比较简单、实用的三层楼,长长的一排,有点像现在的单位宿舍楼,外墙粉刷成红色,到了我小的时候它还是红的。我们家和他们家中间只有一条不到2米宽的弄堂,也就是它的“屁股”对着我们家大门。父亲告诉我,我们祖上和这家人的祖上是死对头,他们之所以将房子造得这么高,这么摆放(“屁股”对着我们),而且还漆成红色,目的就是为了抑制我们家,破坏我们家的风水。怪的是,自从他们家房子造好后,我们家族一直不兴旺,日渐败落下来。我的小爷爷为了抵制这种“破坏”,专门到上海跟一个传教士信了耶稣,回来后每天都在厢房里做祷告。我小时候经常带同学去看小爷爷做祷告,叽叽咕咕的,含糊不清的声音里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我父亲知道,父亲说他是在祈求耶稣保佑他,而且耶稣也确实保佑了他。我父亲有兄弟四个,也就是说我爷爷有四个儿子,小爷爷只有一个,是独子。但有了耶稣的保佑,小爷爷的儿子接连给他生了七个孙子,而我爷爷尽管有四个儿子,但孙子却只有七个。我爷爷死得早(66岁去世,我没有见着),没有发现这个秘密:耶稣的力量——正因此,他无法活得更长寿。而?父亲虽然发现了这个“秘密”,但由于时势的原因,满心想投靠耶稣重整家业,却又不敢。因为那是一个大肆破除封建迷信的年代,信耶稣是迷信——崇洋媚外的迷信,罪加一等!父亲曾经通过养狗、在家门口摆放石狮子、杀公鸡等多种迷信方式,来摆脱“红房子”对我们家的诅咒,但事实似乎证明,这些方式过于简单,缺乏真正的力量,重整家业作为一个梦想一直盘桓在他心里。
  在我10岁那年,父亲借了钱,在我们老屋边上造了一间比较简陋的新屋,那是他为了摆脱“红房子”诅咒的第一个大动作。收效似乎是明显的,我哥随即结了婚,我姐也在城里找到了意中人。遗憾的是由于当时条件限制,新屋的位置离红房子还是比较近,似乎还在红房子发威的范围之内。于是,十年后,1982年,我们家又造了新屋,新屋建在村子外,可以说真正是彻底摆脱了红房子的纠缠。因之收效似乎也是很明显的,我们家转眼成了当地出名的“万元户”。那时候,我已经在部队,在千里之外。父亲从来不要求我调回去,而且总是对我说,你走得越远越好,意思是越远红房子越奈何不了我。原以为到此父亲和红房子的斗争结束了,殊不知大动作还在后面。1996年,父亲冒着大逆不道的风险,把我们家的老屋很便宜地卖掉了,真正是惊世骇俗啊!在我们家乡,老婆可以休掉,子女可以出让,但祖屋是绝对不能卖的。不过我可以想象,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说到底,还是红房子在影响他的观念。
  父亲对红房子刻骨而久经的疑惧,给我从小就打开了一扉通往神秘和幽境的小门。
  2?1971年正月初十
  这一天,我号称9岁,其实才7岁。
  在我们家乡,人的年纪是以年头来计的,说你多少岁,说的是虚岁,不是实足年龄。按这种说法,如果你是大年三十出生的,那么天一亮,到了正月初一,就已经是两岁了。我出生在元月,但在阴历年中还是旧年,是农历十一月十九,到年三十尚有41天。所以,当我出生42天时,我已经两岁了。每到正月初一都要加一岁,更何况正月初十。于是,到了1971年正月初十,我不容置疑是9岁了——其实才7岁零50天。这一天,我背着书包走进了设在祠堂里的教室,事后我痛苦地发现,我背的书包特别沉重——那不是书的重量,而是泪水的重量。
  我不知道那时候我们那里为什么是正月里开学,这个问题我没有琢磨过。但是我知道,这是最后一次,以后都是夏季开学了,而我们之前好像都是正月里开学的。我觉得正月里开学更有种喜庆色彩,书包里藏着压岁钱和酥糕,那感觉是很好的。中国的农村给人最统一的印象是穷,贫穷落后,吃不饱,穿不暖,脏不拉叽,大人缺乏尊严,小孩少了天真。但是公平地说,我们那边不是这样的,我从小没有挨过饿,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冬天一套,夏季一套,过年时还有压岁钱,远的亲戚给二角、五角,近的亲戚,像外公、娘姨、姑姑至少给一元。我还认了个干爹干妈,自己很节俭的,但对别人很好,尤其对我更好,压岁钱经常给我一张五元大钞。一般一个春节过下来,我可以得到十几到二十块的压岁钱。这是我的零用钱。我用这个钱到县城看电影,买好看的塑料凉鞋和的确良布,回来做衬衣。这是少年的我最美好的回忆。换句话说,我小时候没有感到过生存上的困难,没有这方面的记忆。有关困难的记忆都来自精神上,来自时尚和世俗。每个时代都有时尚,我少年的时代是一个讲成分和阶级的时代,把人划成两个阶级,分成了两种颜色:红色和黑类。黑类又细分为五类,即“地富反坏右”,俗称黑五类。这五黑类中我们一家占了两类:右派和地主。右派是我父亲,地主是外公,两顶黑帽子,是两座黑压压的大山,压在头顶,全家人都直不起腰。
  我上学的记忆是从被污辱开始的,记得那是一个下雪天,老师出去看雪了,我们在教室自习;雪花从窗户里飘进来,落在临窗而坐的我的脖子里,我下意识地缩紧了脖子,起身想去关窗户,刚好被从外面赏完雪进来的老师发现了。老师走到我面前,问我想干吗。我说是雪飘进了我脖子,我想关窗户。老师问我是不是冷,我说是的。狗日的老师说:你头上戴了两顶大黑帽还怕冷啊。
  这个狗日的!
  这是在课堂上!
  老师都是如此,更何况少不懂事的同学。所以,我不喜欢上学,因为上学对我就意味着受欺辱。都说学校是育人的,教人以美德,授人以知识,但其实不尽然。我小学到初中,喊过的老师至少十几个,但真正温暖过我的只有两个:一男一女,男的叫蒋关仁,女的叫王玲娟。王老师是知青,胖胖的,演过沙奶奶。蒋老师是个仁义的人——像他的名字一样,上课不用教鞭(只有他一个人),高个子,篮球打得很好。十几个老师,只有两个人,似乎是少了些。但够了,因为他们代表着善良、正直、仁义和爱,是可以以一当十的。每次我受了欺负,赖在家里不去上学(这像一种慢性病,一年里总要犯个一两次),父亲和母亲会用两种截然不一的方式来催赶我去上学,父亲是动武,用毛竹条抽打我,粗暴地赶我去;母亲是搬救兵,把王老师和关仁老师搬出来说教,有时还直接把老师搬回家,现场将我带走。父亲的方式其实往往是把事情弄得更复杂,我经常是人走了,但又不去学校,而是找一个墙角躲起来,等放学了才回家,制造一个上学的假象。假的真不了。王老师(她是班主任)看我一天没去上学,晚上笃定要来我家问原因,一问真相大白了。从结果看,父亲似乎在用另一种方式把爱我的老师请进家门?当然,老师登门了,学校的大门又向我敞开了。小学五年半(就是这样的),我最深的记忆就是这种再三的赖学、劝学,大门关了,又开了;开了,又关了,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反复中我一再尝到了被欺辱的苦头,也一再品到了被宠爱的甜头。

《人生的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