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我的小说之门似乎就是这样翕开了。这一年,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当然是写在日记本上的。我写的是一个高度近视的老人走错厕所的故事,杨朋友看了,认为不错,建议我改一改投给南京的《青春》杂志。我改了,投了,像投进了苍茫大海里,杳无回音。尽管如此,却并不气馁,依然“潜心创作”,大有点痴心不改、乐在其中的意味,以致荒疏了学业。我的学习本来功底就不厚,学习都是临时抱佛脚,当急救包用的,用完就丢了,没有在根本上做治疗,创口还在那,而且越来越大。到了毕业前,我的专业课成绩在班上几乎落到了最后几名,但我不以为耻,因为“我会写小说”。那段时间,写小说成了自我欣赏、甚至鄙视专业的一面镜子,极大地满足了我青春的虚荣心、反叛心。但其实那时写的所谓小说,都是狗屁不通的一堆垃圾。
  真正有点感觉是到1986年,我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青春小说”《麦田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觉得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绕了一大圈,原来小说可以像日记一样地写!这个发现给了我热情和力量。于是,我回到了过去,回到一个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就这样折腾出了一个近两万字的东西,我给它命名为《私人笔记本》。先投给《福建文学》,退了,但编辑觉得这是个好东西,退稿时专门附了信,鼓励了我,还客气地邀请我去他家玩。我也去了,还带去了又一篇小说,但编辑看了觉得还不如《私人笔记本》。就在这时,军区文化部在上海办了个文学创作班,给我们单位一个名额,由宣传科来落实人头,前提是去的人必须要带一篇小说。当时我跟宣传科一名干事有些接触,他知道我在写小说,就安排我去了。我带去的就是《私人笔记本》,当时负责办班的几位作家,像江奇涛、何晓鲁,看了我的东西,非常振奋,把我隆重地推荐给了当时很走红的作家,也是《昆仑》杂志社的编辑海波。海波看了,也觉得不错。到这时,这个东西和我才迎来了一线生机。
  小说最后更名为《变调》发在《昆仑》1988年第一期——这就是我的处女作。在此之前,海波把我列为他培养的重点作者,安排我参加了两次活动,一次在广东万山群岛,主要是读书,讨论;另一次是在北京昆明湖边,主要是写东西,关了一个月,写了一个中篇,即《人生百慕大》,也是发在《昆仑》上的(1988年第五期),还得了《昆仑》杂志当年的优秀作品奖。就是凭着这个奖,第二年我上了解放军艺术学院。军艺当时很火的,走出了莫言这样的大作家,以至当时有人在会上戏言道:军艺是作家茁壮成长的沃土,到了这里,你即使是一支筷子,也会长成一棵竹子。激动得我好像看见自己已经立竿见影、苍翠欲滴了。
  但是两年后,当我离开军艺时,我觉得我还是一支筷子。换句话说,我在军艺没有打开门,但也没有关上门。我的小说之门自翕开之后,似乎就关不上了。既然关不上,就死命打开它吧,打不开也要打。这是多年来我听到自己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我觉得就是这句话告诉了我小说的秘密。
  6?1992年7月1日
  这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天,很枯燥的,没有什么说头。如果一定要说,就是说:从这一天起,法律承认有一个女人是我的老婆,或者说我是她的丈夫。这个女人的名字叫黄尹。对有些人来说,法律承认可能是很重要的一天,但对我和黄尹来说,这是很无所谓的一天。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一天在三年前,举国上下闹学潮的时候,有一天我跟当时在南京的好友鲁羊去南京大学看大字报。看了大字报,鲁羊还是不想回家,想看一个女生。他知道女生住在几号楼几号房间,八宿208室,但是光知道不行,因为女生宿舍男人是进不去的。那时候也没有手机,怎么样才能把他要见的女生叫下楼来呢?只有大起嗓门喊,别无选择。那就喊吧。但鲁羊却要求我喊,他说这里没人认识你,你喊吧,没事的。显然他是把我当做他了。他当时在写诗,哲理诗,抒情诗,两种诗都是世俗生活的异议者,令他的生活少了不少世俗气。如果我们俩调个头,我想他可能会帮我喊的,他身上有见义勇为的气质和游戏事情的胆子。可我哪有这种勇气?打死我也不喊。哪怕喊下来的人是我的,也不喊。结果也不需要我们喊,楼里出来了两个女生,他定睛一看,默不作声地上去,拦住了她们。原来他俩心有灵犀呢。不光是跟他心有灵犀,跟我好像也有一点灵气,无意中带了一个人来,这样就形成了两男两女的良好格局,否则我不是成电灯泡了。为了暗合缘分之说,黄尹说那天晚上她们本来已经出了宿舍楼,但黄尹觉得有点凉,就又回宿舍取了一件外套,要不然就错过了。
  这个夜晚,我们把时间交给了南大附近的一家叫三棵树的咖啡吧。这好像是我第一次“泡吧”,也是我第一次见到黄尹。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夜晚是有魔力的,会神秘地衍生出无数个相似的夜晚。这样的夜晚多了,我们就开始谈婚论嫁了,先是在心里说,然后是嘴上说,继而是身体说,最后是法律说。说真的,起初我们俩对法律之说都有点小看,甚至排斥它,我们觉得心里说是最重要的。那时候,我们都希望做一对没有法律意义的夫妻,但事实证明法律说是很重要。法律说了,我就从南京调到了成都,名正言顺地,朋友和组织都为此提供了应有的帮助,比如房子,比如假期。这就是法律的意义和好处。
  作为丈夫,我是另外一个人,不是外面看到的那个人。在外面,我待人比较温和,处事也比较冷静,遇事有情讲道,乐于谦让,很多事情放在心里解决,不爱张扬,不喜热闹,总的说是一个谦虚谨慎的人。所以,我老婆经常说,她喜欢做我的朋友,而不是老婆。我的回答是很粗暴的,我说:你是SB——完全是另外一个人!对这个人,他老婆很长一段时间都拿他没办法,只好忍着,忍不住就流泪。现在好像找到办法了,就是做回音壁,用更大的声音回过来:你是SB!有时在SB之前还加个“大”字:大SB!两个SB对上就麻烦了。这时候,我儿子就朝我们竖起两个小小的大拇指:打平,打平!这是孩子在学校里学来的。我觉得这是他至今在学校里学到的最好的知识,有着无穷的力量——知识就是力量啊。
  感谢上帝!
  顺便说一个我的反动思想——先申明是反动的,不要较真,当笑话听。我觉得夫妻之间要学会吵架,不会吵架的夫妻是危险的,相敬如宾的夫妻是不真实的,偷偷摸摸的夫妻是可耻的,心里只有孩子的夫妻是可怜的。好了,打住吧,用托翁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其实也是相似的。
  7?1997年5月16日
  这是我做父亲的一天。
  有人说,作品是作者的孩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反过来说,孩子是父母的作品?应该是的。不过,这部作品写得太累了。太累太累!有些事情现在想起来都觉得累,比如……说两件具体的事吧。儿子出生前,老婆和我都被一种说不出的恐惧笼罩着:小东西出来若有什么短缺咋办?越是临产,这恐惧越是凶险,常弄得老婆噩梦不止。第二天就是预产日,半夜里我被“明天的母亲”尖厉的啼哭吓醒。问怎么回事,准母亲只哭不语,眼泪流得人伤心。我说说出来吧,说出来就好了。她说她梦见生了一只猴子。我看看时辰已三点多钟,就说子时过后的梦都是相反的,说明你要生个金童玉女了。她对我这说法显然不满,连找出几个老梦反击我。我只好另辟蹊径,问其腹内是否有瘙痒感,她感觉一下说没有。我说既是猴子,毛乎乎的东西,怎会无瘙痒感?她这才破涕。第二天,小东西没有准时出来,他母亲更是惶惶不可终日,说他一定是怕我们嫌弃(不好才嫌弃)不肯出来。我说哪个孩子出世都不是哭的,待在子宫里好好的谁愿意出来,儿子出来后我都愿意进去顶儿子这个空。反正整天就这么半真半假地哄。其实我嘴头说的好听,心头也是发毛的。对生儿育女,我和老婆的年龄都偏大了,我真担心当初为图好耍,拖沓了几年要我们付出沉重代价。若真如此,无疑是把我们一辈子都耍脱了。就这样,等待孩子出世,就像等待老天判决,分分秒秒都被过度的期望和恐惧拉长了又拉长。
  9号的预产日,15号仍无动静,两人的耐心到了极限,强烈要求医生采取措施,哪怕挨一刀也在所不辞。于是吃催产饭。小东西倒经不起催,催产饭一吃就发作了,而且来势尤为凶猛,三下五除二只花了五个小时就出来了。斗胆视去,身上没毛,鼻子眼睛什么的也都是长对了地方了的,心头顿时释然。想再细看,已被医生包裹起来,只露张脸,看不了其他。回病房后,老婆问我看孩子的屁股了没有,我说看屁股干吗?她不说。但我看出她心思,我自己因此也有了担心。看不看?俩人都有点犹豫,因为孩子包裹得严严实实,我们甚至都不知如何打开。但犹豫再三,我们还是坚决又困难地打开了包裹。先看屁股——没多长尾巴,也没少长肛门。然后掰开一个个手指头看,掰了手指又掰脚趾。都无异样,自然高兴。不料小东西适时嘹亮一嚏,顿时把我们的高兴吓得无影,担心是不是害他受凉了。那日子就是这样惊惊吓吓,谨小慎微的。但总的说,小东西还算体恤我们,对我们份份担心都退而避之,偶尔涉足,也只是点到为止,玩个有惊无险而已。我们想这样就好。这样我们就什么都满足了。

《人生的中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