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决定立即走。
很奇怪，起身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局长的声音：“不瞒你说，有了他，我们现在在广西、鄂西的仗就不会这么难打了……”于是我又想起远山静子的电话，我想知道她打电话找我是什么事。电话打过去，不是远山静子接的，接电话的女人说：“对不起，静子院长不在，请问你是哪里?”我听出是静子的同事小美的声音。我迟疑着，对方问我：“你是金处长吧?”我只好说是，敷衍两句，挂掉电话，立即起身走。走了几步，又回来从抽屉里拿了把手枪带在身上。
我有种不祥的感觉。
刚出门，看见头发油亮的秦时光从楼上下来，他问我：“怎么，要出去?还没有搞定啊，那泼妇。”我淡淡地说：“她是搞定了，可她男的寻死不成，还有后事呢。”他有些好奇，问：“他是怎么寻的死啊?”我说：“吃安眠药，但量又不够，现在还昏睡不醒，所以我要去医院给他弄点药，可能一时回不来，你就别走了，守着点。”秦时光满口答应——一个油嘴滑舌的人，就像他的头发，我心里嘀咕。
我哪是去医院。我要去外公家，见鸡鸣寺。天已接近中午，热气扑面而来，汗水很快就让我的皮肤和衣服粘在一起，而我脚下生风，根本顾不上擦一把汗。一路上，我心里不停地念叨着局长的那句话：“不瞒你说，有了他，我们现在在广西、鄂西的仗就不会这么难打了……”会不会是出叛徒了?我问自己。我的不祥之感越来越强烈，并且预感到，鸡鸣寺紧急见我就是要告诉我这件事。
四十年代的南京街上的公共汽车都是日本产的，大方头，单开门，颜色以沙滩色居多。为了尽快见到鸡鸣寺，我拦了一辆公共汽车。车子经过马标，拐上小营路时，我从车窗里看见一队摩托车浩浩荡荡地从前方的熹园开出来，朝我迎面驶来。驶近了，发现正是李士武的车队，我迅速扭过头去，免得让他们看见。
熹园，据说最早是明朝的太医们为帝王们炼制仙药的地方，后来李鸿章曾在此办过水师学堂。可现在这儿成了日、伪军高层吃喝玩乐的地方，经常是歌女如云，笙箫穿云。熹园门前有车站。停站时，我往园内看去，院子高墙深筑，占地不小，树木参天，但人影稀落，煞是幽静。隐隐约约中，可以看到几幢别墅似的欧式小楼和一栋四层主楼，以及少数鬼子。
显然，李士武接的“要人”就住在这里面。
所谓的外公家，其实是一所面目普通的中医针灸诊所，家带店，三五间平房，带一个小院，医生和家眷加起来也就是五六个人。一个瘦弱的老人正弯着腰给唯一的病人扎针，我一进门，他稍稍抬头，一看是我，头轻轻一动，眼睛朝隔壁屋瞥了一眼。我明白，他是让我到隔壁屋去。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中医，就是鸡鸣寺，平常我们都称他为革老：他姓革。革老是我们组织的一把手，也是南京城里出名的第一支针。他的一针下去，既可以救人命，也可以断人命。刚才，尽管我看他表面平静，但从他的眼神中，我感觉到他内心的焦虑。
他的女儿也是地下军统，名叫革灵，代号夫子庙。此时她正在屋内给一堆银针消毒，室内弥漫着一股酒精味。我有意朝她大声说：“我是来拿药的。”革灵上来应付我，说的都是医生对病人的话，因为咫尺之外有病人。我进屋一会，刚坐定，中华门和中山门接踵而至。看到他俩都来了，而且是这个样子，风尘仆仆，面露悬疑之色，令我立刻感到一股杀气。他俩是我们组织内负责搞暗杀的同志，中华门擅长枪法，行动能力强，中山门有武功，会飞镖，能飞檐走壁，他曾经像天津城里的燕子李三一样，靠一把飞镖，杀出几十人的重同，毫发不损。他们约见我，我想一定是又要锄奸杀鬼子了。
中华门和革灵是夫妻，因而，革灵亲昵地迎上去，问中华门：“怎么样?”中华门推开她，坐倒在病床上，骂骂咧咧地说：“操，他们来了十几个人，根本无法下手。”中山门补充说：“都是全副武装的，车上还架着两挺机关枪。”中华门说：“去二十个人都不行，别说就我们两个人。”革灵安慰他们说：“我知道他们走狗很多的，让你们去也不是要行动，上海四个人都失手了，更不要说你们两个人。先只要搞清楚他住哪里就行了，行动是晚上的事。”中华门气恼地说：“就是不知道他住在哪里。”这时革老走进屋来，掷地有声地说：“那你们是怎么跟踪的?”中华门立即坐起身，恭敬地说：“警察把儿条路的交通都管制了，只准他们的车队过，其他车都卡了。等放行了，前面的车队影子都不见了，我们根本没法跟。”革老说：“哼，那麻烦了，人失踪了，行什么动，等我们找到他时可能什么都完了。”
革老一屁股坐在病床上，很生气。
这之前我什么都不知道，但听他们这么一说，我基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李士武的车队、高墙深筑的熹园、卢局长的话，在我的大脑里左冲右突，闪来闪去。我已经意识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人是谁了。我对革老说：“别急，我知道他住在哪儿。”革老，他们，所有的人顿时都睁大眼睛等我说。我问：“是不是李士武用车队去接的那个人?”中华门说：“没错，就是他。”我更加肯定地说：“一定错不了，他住在熹园。”他们免不了问我怎么会知道，我把经过说一遍，革老听了也支持我的说法，“应该是这样的。”我说：“肯定是这样，那里面本来就有招待所，是专门接待贵宾用的。”革老问我：“你能进那些楼吗?”我说没问题。中华门问我：“那么像我们呢，能进吗?”我说：“应该也没问题。”革老说：“不要说应该，能不能?进去有没有风险?”我问去干什么，革老说要把他锄了。我以为他是鬼子，革老说：“不是。严格地说，也不是汉奸，起码到现在还不是。”
“那干吗要锄他?”我问。
“说来话长。”革老说着走出屋去，过了片刻，拿来一张照片，递给我。照片上一男一女，女的一张娃娃脸，很可爱的样子；男的长相儒雅干净，从穿着打扮到表情神态，像是一个墨水喝多了的人。在大家传阅照片时，革老讲了起来：
“这个人其实早年间我见过，十几年前了，那时他是中央大学的数学系教授，姓白，叫自大恰，早年曾在牛津大学留过学。据说他的曾祖父跟白崇禧的曾祖父是堂兄弟，血脉还没出五代。后来白崇禧在桂系掌权后，把他请去做了幕僚。做什么?设计密码。桂系部队至今使用的密码都是他设计的，采用的是英国的技术，很先进，十年前的密码现在还在用。鬼子所以四处找他，就是想劝降他，让他说出密码。”
革老的话令我一惊，事情到这里，来龙去脉基本上被我理清楚了，问题是他说了没有?这是我此刻最为关心的。
“现在还没说。”革老说，“但估计他肯定会说。”
“为什么?”我问。
“因为他娶了一个日本老婆，就是她。”革老指着照片上的女人说，“而且极可能是个女间谍。”接着又说，“这是在香港。这几年这姓白的其实一直在香港，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去年跟这个女人认识并且很快结了婚，我们怀疑她是间谍，因为他早不回来迟不回来，恰好是鬼子在找他时回来了。我们猜测她已经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是她把他骗回来的。”
我想，他毕竟是一个中国人，不能因为他娶了个日本老婆，想当然地推断他肯定会变节，万一他是那种矢志不渝的人呢?我对行动提出了异议。革老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重庆和我们分析都觉得，他十有八九要变节。”他对着我数起了指头，“第一，他现在的身份，女人是日本人，而且极可能是个间谍，谁知道她给他灌输了什么鬼东西；第二，他跟白崇禧有矛盾，他去香港就是因为两人反了目，是出去躲事的，这种情况下你很难指望他再忠于重庆；第三，他生性懦弱，贪生怕死，即使不主动说恐怕也经不起逼供。”
中华门在一旁冷冷地说：“这种货色，可能给他放一点血就什么都吐了。”
革老看着我，带点儿动员我的意思说：“所以谨慎起见，决定把他做了，一了百了。”
我看看革老，又看看中华门，欲言又止。照片上的人，他是如此儒雅，如此精神，如此坦然……革老看我似有疑虑，强调说：“这是重庆下的命令，不是我。”
中华门说：“是一号亲自下的，我们必须执行。”一号就是我们局长，戴笠先生。这么说，没有人敢违抗这命令，他已经死定了。中华门接着说：“其实上午已经行动过一次了，在上海火车站，但失败了，我们四个兄弟都牺牲了。”我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这么说来，他已是只惊弓之鸟，不好下手了。”
革老说：“是啊，所以把你叫来了。”
我问：“要我做什么?”
革老说：“你已经在无意中帮了我们大忙，失踪的鸟又飞回巢了。不过那地方他们都不熟悉，又是鬼子的驻地，看来还得要你先去探个路，摸清楚他住在哪栋楼，几号房间，有多少警卫。我们要行动，必须要掌握这些情况。”
中华门迫切地要我给他介绍一下熹园的情况，我让革灵找来纸和笔，画了一张草图。熹园坐落在紫金山下东面，斜对门是鬼子的三军总医院，熹园大门口设有岗哨，是伪军，进出检查却并不严格，只要你穿着讲究一点，说是进去吃饭或者住店，一般不会阻拦。整个园子占地一百多亩，进门有条主道，把院子一分为二，右边是鬼子的高档住处，另设门岗，内有七八栋独立小楼。左边是开放式的，无门无岗，主要建筑是一栋四层主楼和一个中式四合院。四层主楼是餐饮和娱乐用的，四合院是招待住宿用的。我说：“如果安排他住在四合院里就好了，这里平时没什么卫兵，只有几个酒店保安，进出是很容易的。”当然，如果住在右边，鬼子那边的院落，就比较麻烦，那里住的都是鬼子高级将领，有重兵把守，别说他们，连我也进不去。进去必须要有特别通行证。
革老指着右院说：“既然这儿是住宅处，怎么会安排他去住?”
我说：“这里面也有一栋招待楼，是专门用来接待要人的。”
革老问：“你估计他会住在哪边?”
按说，一般我们的客人是住不到那边去的，那边主要是接待鬼子的。可我出门前听我们局长说，晚上鬼子特高课的野夫机关长要请他吃饭，会不会……很难说。从李士武用车队去接他的情况看，这次他享受的规格是够高的，我真的很难说他一定不会住在右院。
我再次强调说：“如果他要住在右院，要杀他难度很高。”可革老说：“不管怎么样，都要干掉他。”他接到了死命令，没有退路，再难也要迎难而上。“事不宜迟，”革老说，“我估计明天敌人就会跟他摊牌说事，等他说了密码我们再行动就没意义了。”中华门说：“是，我们必须晚上就行动。”革老看着我，郑重地说：“你得赶紧走，尽快去摸清情况，晚上我们再见一面，把你了解到的情况告诉我们。”
外面又有人来看病，我只好佯装刚扎过针灸，一跛一跛地离开。时间已过十二点，我还没吃午饭，但肚子里一点儿饥饿的感觉都没有。午后的南京城更像是一座蒸笼，马路上稀稀拉拉地走着几个人，拉黄包车的车夫也变得懒洋洋的，有的直接躺在马路边的树荫下睡大觉。我沿着马路走，走得很慢，心里却一步步地搬动着棋子。从高大的梧桐的树叶间洒下的光斑，不时地刺一下我的眼睛，让我恍惚间感受到一丝岁月的庸常。不过，我会很快调整过来，因为我是金深水，不是平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