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总编穿着乡下人的土布衣裳，挎着一只布袋，几乎就在我出门前一刻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看我整装待发的样子，问我要去哪里。我说：“上海。”他问：“去上海干吗？”这问那问，我们说了实话。他听了十分愕然，问：“这是谁的主意？二虎，是不是你的？”二哥承认了。罗叔叔听了很生气，严肃地批评他一通，然后开导他说：“二虎，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做法我绝不赞同。三十多年前你父亲可以拉一支人马去闯他的世界，但如今时代变了，你要闯的‘江湖’也变了，鬼子有庞大的组织，武器精良，人员众多，你拉的队伍再大也是杯水车薪。”
二哥说：“你的意思就是让我们忍着，可我们忍无可忍啊！”
罗叔叔说：“你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复仇。”
二哥问：“什么方式？”
罗叔叔说：“革命，参加革命。”
二哥问：“怎么革命？跟谁革命？”
罗叔叔其实是有备而来的，他从衣服的夹层里抽出一面红色的旗帜，认真地铺展在桌上，对我们一字一顿地说：“跟着它！”这是一面中国工农红军军旗，但二哥哪里认识，问：“这是什么？”罗叔叔笑了，“你连这都不知道，这说明我的宣传工作没做好，这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军旗，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旗。”
“罗叔叔，你是共产党吗？”我们都问。
“是的，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罗叔叔第一次对我们公开他的秘密身份。
尽管家里早有这种猜测：罗叔叔是共产党，但是真的被他本人这么活脱脱证实在眼前时，我们还是倍感震惊。事情实在来得太突然，我们没有表态，而罗总编心里似乎有的是说服我们的底气。这件事就像一个急于想出嫁的姑娘遇到了求爱者，结局是笃定的。就这样，当天下午，我们进了山，去了墓地，当着父母亲的英灵，举行了庄严的入党仪式。最后，罗叔叔对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就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战友情比兄弟情还要深，深就深在今后我们要生死与共，志同道合，为一个主义——英特耐尔——同呼吸，心连心，共命运。来，现在我们一起把手放在一起，你们跟着我说，共产党万岁！中国万岁！日寇必败！中国必胜！”
我清晰记得，这一天是1938年6月20日。
一个月后，我们三人先后回到上海，参加了第一次党组织活动：长江七组的成立仪式。会议是在赵叔叔的轮船上开的，与会的有罗叔叔、赵叔叔、郭阿姨，我们兄妹三人，另有罗叔叔的司机，共七人。今后我们就是一个小组，罗叔叔是组长，赵叔叔和二哥是副组长。在这个会上，二哥把他从老家猪圈里挖出来的宝贝：九只金元宝，十根金条和一块金砖，作为党费交给了组织。罗叔叔问我和阿牛哥的意见，我们也表示同意后，罗叔叔拿出一只金元宝，对我说：“这一只你留着，是你父亲给你的嫁妆。”我不要。罗叔叔和大家都执意要我收下，就收下了。然后罗叔叔又拿出两根金条交代二哥，让他去开办一个公司。二哥是有做生意天赋的，以后他就是靠这两根金条启动做生意，当了大老板。
阿牛哥留在船上，做了赵叔叔的帮工，我呢，罗叔叔把我安排去了一所中学当老师。我们基本上隔十天聚一下，再次见面时，我和二哥、阿牛哥都没有一下互相认出来，因为我们都是全新的身份，异样的穿着：阿牛哥是船夫的打扮，赤膊，折腰长短裤，一块脏毛巾搭在肩头，像煞一个船工；二哥蓄了人中一字胡，西装革履，扎领带，戴着金戒指，俨然一个阔老板；我扎着一根独辫子，穿着蓝印花布斜襟衫，朴素的样子像个刚进城的乡村姑娘。这次见面，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二哥给阿牛哥搞来了一支英国造的小口径步枪，据说射程有五六百米远。大约过了一个多月，二哥又带来了一支长枪，这是一支改造过的狙击步枪，德国出产，配有瞄准镜的。就在这次会上，罗叔叔第一次给阿牛哥下达任务——暗杀二哥曾经的好友杜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