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世

  01
  我是个孤老头子,而且谁都看得见,还是个残废人,拖着一只跷脚。这里的人大多喊我叫跷脚佬,年岁大的则叫我北方佬。我不是本地人,是哪里的,我自己也闹不懂,可能是河南,也可能是陕西,或者其他地方。我是说,我不知晓,也没人知晓。我只记得我们家原来是在黄河岸边上的,是一间用黄泥巴和石头子堆起来的小屋,离渡船口很近。小时候,我曾在渡船上掉下过,但没淹死,反而学会了游水。那时候,我大概只有四五岁。
  1941年,也就是我13岁那年,洪水把我们家和整个村子都吞了,死了多少人谁也不知晓,反正死人比活人多。我们家9口人,活下来的只有我和二哥,还亏得河滩上的那棵老水沟树。我们在几丈高的树上吊了三天三夜,把弄得到手的树叶和所有挂在树枝上的死肉烂菜都吃尽了,洪水还没在老树的腰肚上。后来上游漂下来一张八仙桌,四脚朝天地颠着,像一艘破船,二哥和我从树上跳下来,抱住桌子腿逃命。因为熬不下去了,再熬下去淹不死也得饿死。我们在水里漂了一天多才上岸,上岸后又走了十来天,才看不见洪水和死人。从那以后,我和二哥像两条野狗一样乱窜着,窜到这里时,已是第二年的阳春时节,大明溪两边到处都堆着刚砍伐下山的毛竹,等人扎成竹排,漂去下游换大米。那时候,这溪水可不像现在这样,溪流急得连秤砣都冲得走,几十株毛竹,绑扎好了,往水里一丢,飞得比天上的鸟还快。所以,没个好水性,谁也不敢去碰这活,没准两个浪头就把你性命甩脱了。我和二哥的水性都好,就去帮人家干这活,没工钱,但有饭吃。
  就这样,我们在这块地方留了下来。
  第二年的麦黄时节,一队日本鬼子到村子里来扫荡,走的时候,我二哥挑着一担子东西,走在队伍的前头。我哇哇大哭,冲上去,抱住二哥不让走。鬼子上来用枪托戳我,想把我打脱手,可我跟团烂泥似的粘在二哥身上,怎么也打不脱手。后来我听到杀人的一声枪响,然后就什么都没了,声音没了,知觉也没了。等我醒来时,看见一只狗正闷着头在我腿脚上叭嗒叭嗒地吃着什么,我想赶它走,却感到小腿骨钻心的痛。我起来看,半个腿肚子没了,地上的血跟杀了只牛似的。不过,幸亏是狗帮了忙,它吃了我的血,也止了我的血,要不血不把我流死才怪呢。
  可这跟死又有啥两样?二哥走了,谁来管我?一个无家无靠的北方佬。我等着痛死,或饿死。过了两个晚上,学堂里的蒋先生差人把我背回了他家,并找来一些蜘蛛帮我吸干了毒汁,疗了伤。后来我才知晓,蒋先生的老婆那天叫鬼子睡了,跳了水,尸首都没找回来。我不知这跟蒋先生救我有没有关系,反正是蒋先生救了我,后来又留下我在他开的豆腐坊里做活,给我吃和住,我的命才没丢掉。解放后,人民政府镇压了蒋先生,田地和山、房子,包括豆腐坊,都分给了村里其他人,分给我的是这爿小店。几十年来,我一直守着这爿小店生活,挣饭钱,从饭钱里扣一丝养老钱,就这样一岁岁老了。
  我一直是一个人过。因为跷个脚,干不了农活,没人愿意嫁给我。有段时间,对岸阿根的寡妇对我好像有点意思,我去给她送过几根蜡烛,晚上他兄弟就找到我,说我要再去找她,他就要砍断我另一条腿。我想没女人我照样可以活,没这条腿可怎么活?就不再去找她了,也不想去找其他人。除了每个月去镇上进点货,我哪儿都不去,也去不了。我每天都厮守在这里,像是在等二哥回来似的。二哥是这世上我惟一的亲人,我每天都在想他,等他回来,有时还跟他说话。说实话,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把家乡话都快丢尽了。可是,我连我们家乡在哪里都不知晓,会说那话又有什么用呢?
  02
  1976年,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吧,一天晚上,天已经墨墨黑了,我关了门,正准备抽锅烟就睡觉,听到门外响起吃力的脚步声,接着是敲门的声音。我想一定是来买东西的,就把烟锅一丢,去开门。门是那种老掉牙的门,门栓很难下的,我一边拨弄着,一边对外面喊道:
  “要什么啊?”
  外面没人答话。
  我糊涂自己刚才是不是听错了,就又问:“有人吗?”门又轻轻地响了两声。
  我再问:“是谁啊?”
  外面说:“大伯,开开门。”
  是个女人的声音,幽幽地。
  我把门刚拨弄开,女人就急煞地挤进来,像有人在追她。我出门看,左看,右看,外面什么动静没有。再回头看她,已坐在柜台旁的板凳上,身子和头都靠着墙,一副累得不得了的样子。
  村子里的人没有我不认得的,但这人我怎么也认不得,四十来岁的年纪,穿着格子样的衣裳,胸前戴着一枚有铜板大的毛主席像章,头发剪得短短的。应该说,人看起很周正,穿戴也好,只是脸上灰的,眼睛里一点神光也没有,像在生病。听口音,她不是村里人,也不是本地人。
  我走进柜台,又问她:“你想买什么,蜡烛还是洋火?”
  一般这时候要买的总是这些东西。
  她眼巴巴地望着我,犹豫了一会,说:“我想要点吃的。”
  “吃的?”我看看货架子,“我这里有花生米,蕃芋干,还有点桃酥,你要什么?”
  “什么都可以,”她说,“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抓了两把蕃芋干丢在秤盘上,准备称个斤两,她却喊我不要称,说她没钱。
  我看着她:“你没钱怎么来买东西?”
  她看着我:“我不要东西,只要点吃的就行了。”
  难道吃的就不是东西啦?我觉得这人有点不对头,问她是谁,她说是过路的。刚才我一直以为她是村子里谁家的亲戚,既然不是这样的,只是个过路人,我想谁认识谁呢,凭什么我给你吃的?我丢下秤,对她说:
  “我这里没吃的。”
  她指着秤盘里的蕃芋干说:“这个也可以的。”
  我说:“我这是要卖钱的。”
  她说:“大伯,你行行好,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我心里想,她这不是在跟我“叫花”吗?可我不打算行这个好。不是说我稀罕这点蕃芋干,也不是说我这人有多自私,没有同情心。如果说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像我这样的人恐怕早已经饿死病死了。我是说,我本来就是在人的同情中活着的,起码的同情心是有的,只是对她,这个像鬼一样在黑夜里冒出来的人,我缺乏应有的同情心。想想看确实奇怪,我开这爿小店已经二十几年,还从没遇到过一个外乡人半夜三更来敲我门的,还是个女的。她这样地出现,又这样可怜兮兮的,我总觉得不正常,像个阴谋。我似乎一下子想到了聊斋里的故事。再看她样子,穿得体体面面的,还挎着时髦的军用挎包,哪像个叫花的人?我这样想着,心肠变得很硬,几乎抹掉了脸上和嘴上的所有客气,对她说:
  “大妹子,你找错人了。”
  说着,我从柜台里走出来,故意把跷脚走给她看:“你看,我自己都是个要靠人可怜活着的人,哪能可怜得起你啊。你走吧,村子里谁都比我强,你去找他们吧。”
  她说:“我找过了,是他们叫我来找你的。”
  我问:“谁?他们是谁?”
  想她肯定回答不上,又说:“他们都帮不了你,我就更帮不了你啦,你走吧,我这里的东西都要卖钱的。”
  她不走。
  屋里静悄悄的,外面也静悄悄的。
  往常,这个时候,我经常可以听到孩子闹睡觉的哭声,有时还有零星的狗叫声,或者来来去去的脚步声,或者骂爹日娘的吵架声,或者树上的高音喇叭声,等等。但这天晚上,什么声音都没有,好像村子里谁都知晓有个神秘的外乡人在我这里,都在屏声静气地偷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所以,我更不想跟她谈什么,只想她尽快走。我走到门口,有意做出要关门的样子,催她走:
  “时候不早了,我要睡觉了,你走人吧,大妹子。”
  “我没地方去。”她头也不抬地说。
  我生气地说:“可这也不是你留的地方啊!”
  v她这才抬起头,又喊我一声大伯,说:“我不是叫花子,我是个落难的人,大伯,你就行行好,同情同情我,等哪天我苦出头了,会报答你的。”
  我问她落了什么难,她说:“这说来话长,你先给我点东西吃吃再说行吗?”
  说着,目光像着魔似的,从我的目光里,不由自主地转移到秤盘里的蕃芋干上。
  看来,她真是饥慌了,饥到骨子里去了。我也是饥饿过的人,我知晓,人真正饿急时,眼睛是不听话的,只会跟着食物和食物的香气转,好像看一眼也能解饥似的。其实,看了以后,只会觉得更加饥饿。对自己饥饿的记忆,唤醒了我的同情心,我走过去,抓起秤杆,把秤盘里的蕃芋干,都倒在了她身边的板凳上。但是,我说的话并不好听:
  “你吃吧。这是我的口粮,我要靠它们卖钱换饭吃的,今天你白吃了它们,哪天我不定就要挨一顿饿。”
  其实哪至于呢。我也不知晓,都决定给她吃了,为什么还要说这难听的话。也许是我觉得对一个过路人行好,是没意思的,傻的。我们乡下人就这样,认识的人才叫人,不认识的就不是人,感觉气派一点的当龙看,什么事都客气几分,否则就当虫看,该欺不该欺的都要欺。总之,我们乡下人是不大会用正常的眼光去看待一个外人的。老实说,我当时是有点把她当虫看了,所以,都决定给她吃了,还要说这么难听的话。
  但后来,我逐渐又看出来,她可能真的不是一条虫,而是一条落难的龙。比如,她的吃相,虽然饥饿得不行,但吃相一点不难看,不是猴急巴火的,一把把往嘴里塞,囫囵着吞下去,而是一根根捻在手上,从容不迫地往嘴里送,到了嘴里又细嚼慢咽的,不时还拧开水壶,喝口水。水壶是部队上的水壶,她的挎包也是部队上的,好像脚上的胶鞋也是部队上的。从这些东西看,我猜想她可能跟部队上有什么关系,要么她自己是部队上的,要么她有什么亲人在部队上。部队上的人当然是龙,哪怕只跟部队上的人沾一点点亲缘,少说也是条蛇,决不会是条虫。我对门的阿木老师,以前是管山林的,但他有个远房表哥在部队上当连长,那年来村子里走了一趟,阿木就从山上下来,去小学里当了老师。听说阿木当时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连“老师”两个字都不会写,只会写先生。阿木说先生就是老师的意思。可能吧。但一个把老师写成先生的人,总是不大合适当老师的。当然,后来阿木不一样了,有长进了,不但会写老师,还会写教师。教师两个字是不容易写的,村子里的人,除了学校里的老师,可能还没有几个人能写。话说回来,阿木能有今天,全靠他那个在部队上当连长的表哥,还不是嫡亲的呢。
  再看,她喝水的样子也是有讲究的,不是豁开嘴喝的,更不是仰起头倒的,而是一小口一小口抿的,文文气气的,没有咕噜声,嘴角没有涎水。水是山泉水,她自己说的。她说今天她已经喝了三壶这样的水。山泉水。这是第四壶,是傍晚她下山时灌的。我们村子前后都有山,听她讲的,她该是从前山来的。前山叫蚂蟥山,看上去不高,矮矮小小的,好像上去很快就能下来,等上去了才知晓,没有一天是下不来的,否则怎么叫蚂蟥山呢?蚂蟥山的意思就是它像条蚂蟥一样,细长细长的,还可以拉长,性子是磨人的。蚂蟥叮在身上,不像蚊子和其他虫子,叮一口,人动作一下就溜了。蚂蟥叮在身上,硬扯都扯不下来,想扯下来得有耐心和诀窍,要慢慢地、轻轻地挠它,挠得它痒痒了,才会走掉。很多外乡人经常上蚂蟥山的当,不知晓它的厉害,不备点干粮就上山,结果肚皮饿空了,还只走在蚂蟥的背脊上,离下山还远着呢。我想,她这饥饿一定是走蚂蟥山闹的,否则即使没钱,哪至于这样呢。
  在她一根根地吃着蕃芋干时,我把刚才抽了一半的那窝烟,又点了抽起来。我一边抽着烟,一边思忖着,她到底是个什么人,好人,还是坏人?坏人就是鬼,是来滋事的,闹腾我的。思忖的结果,我觉得她是坏人的可能性不大。就是说,我开始相信她是个落难的人。于是,我决定改变一下对她的冷淡,先是给她倒了一杯开水。在她对我表示感谢时,我又想起晚上的剩饭,便对她说:
  “算了,你等一等吧,我给你弄点吃的。”
  一听这话,她激动地站了起来,连着表示了几道感谢的话和手势,接着还跟我转到隔壁的灶屋里,要求让她自己来忙。
  我说:“黑灯瞎火的,还是我来吧,你去外面喝点水。”
  她说:“吃了蕃芋干,不能多喝水,要反酸的。”
  我问她以前有没有吃过这东西,她讲吃过的。
  她说:“战士们从家里探亲回来,都会带点土特产,有的战士带的就是这种蕃芋干,一模一样的,我吃过好几次。”
  这么说,她还真是部队上的人。但我这么问她后,她又说不全是,只能“算一半”。
  我问:“算一半是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部队上的家属。”
  就是说,她男人在部队上。
  我又问她是哪边的部队,她说这个不好说的,她男人的部队是保密部队。
  我说:“既然你丈夫在部队上,怎么会落难呢?部队上的人是没人敢欺负的。”
  她说:“是他(她男人)先落了难,所以我也跟着落了难。”
  说着,伤心地呜咽起来,好久才平静下来。
  就这样,她一边看着我给她弄吃的,一边回答着我问的一堆子问题,到她坐下来开始吃饭时,我对她的情况已了解不少。真是不说不知晓,一说吓一跳,他男人不但在部队上,而且还是个大官,团级干部!团级干部啊,那要管多少个连长!这么大的官,还是军官,我想不出还会落什么难。
  她说:“谁也没想到,简直像做噩梦啊,头天还好好的,还在大会上讲话,读文件,第二天大清早,一队卫兵就冲进我家里,把他从床铺上拖起来,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我问是为什么,她受惊地叫起来:“只有天晓得!”
  我又问:“押走后又怎么了呢?”
  她讲道:“过了几天,他们把我也关起来了,关在一个油库里,审问我,要我交代我男人的错误。可我不知晓他犯了什么错,怎么交代?我不交代,他们威胁我,抗拒从严,要枪毙我。”
  我问:“你就这样逃跑出来了?”
  她说:“不,都是铁门铁窗的,怎么跑得了呢。”
  灶膛里的火势萎了,要加柴火。我添过柴火后,她接着说:“又过了几天,也就是前天下午,我男人以前的一个部下来看我,给我带来了我男人写的一张纸条,上面说我一定要想办法逃出去,上南京去找老首长求救,否则……”她摇着头憋出几个字,“我男人说,只有等死!”
  我记得,她讲的这位老首长是个真资格的老红军,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时在南京军区当大官,她男人曾经给首长当过三年警卫员,她自己也曾在首长家当过多年保姆,后来她们结成夫妻还是首长夫人做的媒。可以想,这时候,只有去找老首长,才有可能救他们。但是,怎样才能逃出去?
  她说:“门窗是锁的,外面还有专人看管,简直没有一点可能。天黑了,夜深了,我想的一个个办法都实现不了,我急得一头撞在墙上,只有哭,没有任何办法。后来,都到后半夜了,门突然被推开,进来的是我男人的老部下,就是下午给我送纸条的同志。他在屋子里转了一圈,找了一根木棍,递给我,要我狠狠打他一棍逃走。他说我必须打他,否则他说不清的。他几次催我打啊打啊,还把头伸给我。我拿着木棍,试了几次,都下不了手,急得乱打转。最后,他看我实在不行,拿回木棍,自己朝自己头上往死里猛击了一棍,当即头破血流的。我吓得哭起来,上去捂着他伤口,他推开我,喊我快走。当时是夜里两点来钟,他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会有其他人来接班,就是说我有六个小时逃跑的时间,并且告诉我逃跑的路线。我哭着往外走,刚出门,他又喊我回去,塞给我一把沾了血的钞票,后来我数了,总共是18元4角。这一定是他当时身上所有的钱,也是我现在身上所有的钱。”
  说到这里,她要我原谅,意思是她刚才说身上没钱是假话,骗我的,只是这钱要留着赶火车用,现在她一分都不敢用。这我是想得明白的,在不知去南京的火车票要多少钱之前,她当然不敢乱用这钱。我不明白的是,既然要坐火车,其实蚂蟥山那头便有个火车站,是隔壁临水县的,为什么她不在那边上火车,专门翻过山来,难道仅仅是为了节约一两毛钱吗?
  “不,我是担心有人来抓我。”她解释说,“我们出门都会在那儿赶火车,所以他们要抓我,肯定会派人去那边守着的,我去那儿就是自投罗网。”
  这么说,她的部队应该就在临水县。后来,她也承认了,就是这样的。
  这时候,饭菜差不多已经热好,饭是剩饭,菜是半碗老白菜,还有一小碟萝卜干,都是蒸一下就好的。我揭开锅盖,把菜从蒸笼里端出来,她看见了,上前来,把菜从我手上接过去,端到桌子上。然后,我帮她盛饭,用的是一只海碗。锅里的饭大概有一碗多,这本来是我明天早上煮泡饭吃的。我总是这样,煮一锅饭吃两顿、三顿,甚至几顿、几天。什么叫孤老头子?这就是孤老头子,把烧饭和吃饭当作罪受,能偷减一点都是好的。
  我盛了一铲,又一铲,盛第三铲时,我又把盛好的饭倒进了锅里。我不知她在背后有没有瞅见,瞅见了又会怎么想。怎么想?肯定以为我是心疼这白米饭,不想给她吃这么多。其实,我是想给她捂两块肉在饭里面。是肉啊,两块油汪汪、香喷喷的肉!这肉看起来脏不拉几的,上面沾着蚂蚁一样的黑家伙,那是霉干菜渣子。但吃起来馋人得不得了,香啊,好吃啊。除了过年过节,这是我平时能吃到的最好的菜,这边人都管它叫霉干菜蒸肉。霉干菜是不值钱的,村子里谁家都贮着一两坛子,要从冬天吃到夏天;值钱的是肉,那年头简直比人还值钱,没有谁家不稀罕的。其实,刚才给她准备饭菜时,我是看到这碗肉的,只是想它太稀罕,自己都不忍心吃,藏着,偶尔才打打牙祭,便没拿出来。但听她讲过那些后,我真正有些同情她,所以又决定拿出来了。没有热过,是冷的,重新热一下又太麻烦,所以我把它放在碗底,好让饭把它捂热。
  屋里只点一盏松油灯,借着灶膛里的火光,才显出一分亮堂。不过,我在往她碗里夹肉时,柴火已经熄灭,屋子昏暗昏暗的,加上她又在我背后,根本不可能看清我往碗里夹的到底是什么东西,直到她吃掉大半碗饭时,才发现是两块肉。这时候,两块肉已经被饭捂得热乎乎的,钻出一股诱人的肉香和油气,满屋子地窜,馋得我口水直冒。她看着两块肉,像受了我什么大安慰似的,感动得眼眶都湿了。她抹了把眼睛,对我说:
  “大伯,你是个好人,我不会忘记你的。”
  我说:“锅里还有饭,都吃了吧。”
  说着,我往外间走去,又听到她在背后说:“只要我男人翻了身,我一定要报答你,大伯。”
  一个团长要报答我,这事情光想一想都觉得乐。心里乐着,就又有了烟瘾,于是我坐在门口刚才她坐的凳子上装烟。烟才装好,还没点火抽,我听到她起身又去盛饭的声音,一铲又一铲的,听声音就知晓,她在把每一粒饭都往碗里铲。我想,她平时的饭量不应该会这么大的,那饭量比我还大,还有两块肉。看来,她确实是饥慌了。后来,烟还没抽完,我又听到她起身的声音,把碗筷丢进锅里,还勺了水,是要洗碗的样子。我没有起身,只是喊她别管,我会洗的。她嘴上答应好的,但还在继续洗。我又说,时候不早了,你还要找地方过夜呢。这么一说,她马上丢了碗,出来,立在门口,对我说:
  “大伯,我没地方去,求你再行行好,收留我一夜。”
  我说:“我是一个人住,不合适的。”
  她说:“你是个好人,我相信你,大伯。”
  我说:“相信我也不行,没地方的。”
  她说:“就让我在凳子上坐一夜也行。”
  最后,当然不是她坐,而是我。不过,我也不是坐,而是把柜台放倒在地上,像模像样地搭了个铺。我的柜台以前是有一面玻璃的,只有一面,是朝外向的一面,这样人进来,柜台里有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但是,几年前,治保主任喝醉了酒来我这买香烟,走到玻璃跟前还在往前走,结果一脚把一整面玻璃踢成了几块。他本来答应赔我一块玻璃的,但最后赔的是一块木板,是他兄弟来钉上去的,还上了两层油漆,说这样比一块玻璃还值钱。值不值钱不好说的,但做柜台肯定没有玻璃受用,只是当床铺要比玻璃受用。那天晚上,我就在柜台上睡了一夜。
  第二天,天刚朦胧亮,她就起了床,要赶路的。我下了碗挂面,又烙了两张饼,面我们两个人吃了,饼我都给了她。她接过饼的时候,又对我说了晚上的话,说我是个好人,哪天她男人翻了身,一定要报答我。
  我开开门看,天已经亮堂,要不了一会,村里人就会出来倒夜水。我不想让人看见她在我这过夜,便催她快走。她本来就急着要赶路,说走也就走了。走前,她跟我扎扎实实鞠了个大躬,头低得头发都倒挂了。
  因为跷脚不便,我只是立在门口送她,她走一会,回头看我还立在门口,又对我鞠了个大躬。就这时候,我突然有种冲动,又把她喊回来,给了她五块钱。
  说实话,这是我当时身边仅有的钱,剩下的都是毛毛钱,总共加起来也没一块钱。她死死盯着钱,却不敢来接,可能她知晓这钱对我来说很不容易吧。我把钱塞到她手里,对她说:
  “拿着吧,万一你身上的钱不够买火车票呢。”
  我想得到,这样说她一定会把钱收下,却想不到,她收了钱会哭起来,跟着还要跪下来谢我。算我手快,及时拉住她,没有跪倒在地。我责怪她:
  “这又何必呢?”
  她挂着泪讲我太好了。我说太好你也不要下跪,我受不起的。她讲我比她亲爹还好,受得起的。我的年纪是可以当她爹,有那么一会儿,我真觉得她就是我闺女,嘴上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闺女,催她走。
  我说:“闺女,时候不早了,你赶早上路吧。”
  她说:“大伯,从今以后你就是我亲爹,我死了也要报答你。”
  我说:“人出门在外,不要说这种倒霉话,还是活着来报答我吧。”
  她说:“好的,我活着来报答你,亲爹。”
  这时,不知谁家传来开门的声音,我觉得再不能耽误了,又催她走。可她又是哭,又是夸我,又是谢我的,老是走不了,我索性把她推出门。我怕她还不利索走,她一出门,我就关了门,躲在窗洞后面看她走。她好像知晓我在窗洞里看她,走几步,回头看看,有时还挥手,就这样拖拖沓沓地走了。
  天还早,空气里还没有一点白天阳光的热气,屋子里浮着一层凉了一夜的潮气。我立在窗洞后,一直看着她走远,立得脚都觉得凉了。最后,我看见她消失在清冷的天光中,心里突然觉得很难过,好像时光又倒回到很多年前,二哥刚走的那一阵子。那阵子,好多天,我都一个人蜷在蒋先生的豆腐坊里,默默地哭呢。
  03
  阿木老师以前当老师时,时间是一个星期一个星期过的,现在他得了风瘫病,整日困在床榻上,养成了每天晚上都看电视的习惯,所以时间变成是一夜一夜过了。我的时间一向是一个月一个月过的,因为我每个月都要去镇上进一回货。镇子不远,七八里路,只是没有公路,像我这样的就很不方便。村里人一般都走路去,我怎么走?我每次都是坐对门老三的独轮车去的,去一个来回给一个工钱。以前,一个工钱才几毛钱,慢慢长了,长到几块,十几块。去年开始,老三出不了车了,他比我还大三岁,快80的人了,老了,手上脚上都不大有把车的力气,只有喊他儿子送我。他儿子一接手,就要我二十,今年又说要长五块,我好说歹说总算降了两块。可我还是觉得多,23块哪!我一个月能挣几个23块?都看见的,这些年,镇上村里,大店小店,开了一爿又一爿,谁还来我这儿买东西?来人已少得可怜,而工钱又一年年长。所以,阿木老师讲得对,这些年,大伙的日子都是越来越好过了,只有我是越来越不好过了。不好过也得过,一个个月地过,一个个月地去镇上,把货弄回来,挣工钱和饭钱。我的日子就是这样,是在一次次往返镇上的独轮车上翻转过去的。每次,坐上独轮车,我就想起,又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开始了。也只有在这时节,我才觉得时间在往前走,像独轮车的轮子一样地走,吃力地走,吃力得吱吱叫。
  怪得很,只要坐上独轮车,听着轮子吱吱地响,吱吱地走,我就会想起她。我不知晓她的名字,一直在心里喊她叫闺女。其实什么闺女嘛,只是见过一面的陌生人,时间久了,想多了,连长相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脑筋是很怪的,不想了要想不起,想多了也要想不起。我不知晓我为什么会老是这样想她,可就是想,经常想,一坐上独轮车就想,有时到镇上还找人打听她,好像她真成了我亲人似的。想来想去,最后都变成一个盼字,盼她来看看我。我相信,只要她男人翻了身,她是一定会看我的。但是,时间一个个月地翻过去,独轮车的轮胎换了一只又一只,如今连驾车的人都老了,换了,她还是没来看我。阿木老师说,这一定是她男人没翻身呢。我想也是。我不知晓她男人到底犯了什么错,连那么大的首长都救不了他。阿木老师又说,她可能根本就没见到首长,甚至恐怕连火车都没上,就给抓回去了。我想,要真这样,她的下场一定会很惨,少说要坐牢,多说要枪毙,再多说可能连亲眷朋友都要坐牢、枪毙。
  这么多年了,我就是经常这样的胡乱想着她,越想越觉得这女人命苦,怪可怜的,从天上不知怎么一来掉到了地下,还掉进了窟窿里。我虽然是个孤老头子,无亲无故,但这不是说我心里就无情无意,没有记挂。可能正因为无亲无故吧,这么多年来我总是忘不了她,老是把她当亲人一样想着念着。说实话,她没专门送我啥东西,但还是给我留了一件东西。是一块真丝手绢,乳白色的,上面还绣了一个红太阳和两株绿色的兰草,绣的手艺很平常,可能是她自己绣的吧。我是在她走后理床铺时发现的,当时拿在手上还潮乎乎的,可想她夜里一定哭过。本来,这手绢对我是没啥用途的,但想这是她留给我的一个凭据,所以我一直保留着它,有时候想她时就拿出来看看,看了,就像见了人似的,要安心一些。我想,如果阿木老师不得风瘫病,我可能就会这么惦记她一辈子,也算是我在人世有个牵挂吧。
  但是,前年夏天,阿木老师在竹榻上睡了个中午觉,起来时一下子像条鱼似的滚倒在地上,怎么也站不起来。这就是风瘫病,死不了,也动不了,活着比死还难受。我说过,我的小店跟阿木老师的家是门对着门的,以前阿木老师还在山上管林木时,经常来我小店坐,关系就这样好了,后来也没不好过。得了风瘫病后,他经常在窗洞里喊我过去他家坐,可我是要看店的,怎么能出门?所以,只要他一喊,我就索性把他弄到我店里来坐,到晚上才弄回去。去年春节,他小儿子从上海打工回来,扛回一台旧电视机,说是老板当工钱抵给他的,他又把它当养老钱抵给了两位老人。从那以后,我和阿木老师白天晚上都在一起,白天他在我这听收音机,晚上我去他房间看电视,一天只有睡觉时才分开。我们这里,白天是看不了电视的,开开机器,上面只刷刷地冒雪花,不冒图像。如果白天也有图像,我就不必要天天把他伺弄过来了,因为我和收音机哪有电视机陪他好。
  啊,电视机确实是个好东西,守着它,时间比鬼还溜得快,连个影子都瞅不见。说来简直神奇,有天晚上,我居然从电视上看到一棵有两个人抱都抱不住大的水沟树,长在黄河滩地上,背后是一间用石头砌的抽水机房,我怎么看都觉得它像我家乡那棵救过我命的老水沟树。阿木老师说,如果我能确定这就是救过我命的那棵树,那我应该是河南兰考人,就是焦裕禄那个县上的人。当然,我不能完全确定,毕竟树不是人,可以眼睛鼻子嘴巴地说出名堂来。但我还是有六七成的确定,一个是它长的样子,二个是它长的地方,都跟我家乡那棵树太像了。总之,我基本上是认定它了,认定它了等于认定了我是哪里人。河南兰考人。焦裕禄的同乡。是的,我是河南兰考人,现在我就是这么想的。真想不到,电视机有这么神,还能把我这么老大个谜团都解开了。更叫我想不到的是,那天……啊,简直跟做梦一样的,有一天,我居然从电视机上看到了她——我闺女呢!
  啊,这个电视机啊,简直是存心要把我所有的谜团都解开,竟然把她的下落也给我折腾出来了。啊,我万万想不到,她还活着,而且看上去活得上好的,用的办公桌比我的床铺还大,出门坐的是亮光的小汽车。阿木老师是识得字的,说这女人现今是一个什么军工厂的领导。党委书记。董事长。三八红旗手。巾帼英雄。电视上是在表扬她,说她把生意做到日本美国去了,赚的钱多得数不清呢。啊,这人是她吗?她没这么胖,这么白,说话也没这精神气。啊啊,这人不是她吗?就是她!她就是再胖一点,白一点,说话气再精神一点,我也识得,认得,就是她。人不是树,不能完全确定,我完全确定得了,她就是她,错不了的。那天晚上,我没看完电视就走掉了,阿木老师问我怎么了,我说人不舒服。我确实不舒服,从阿木老师屋里出来,脚上一丝力气都没有,走路像走在水里一样,非常费力,几步路走得我冒汗,进门时还叫门槛绊了一跌,硬生生来一个劈叉,痛得我叫。
  屋子里黑作一团,心里面也疼得发黑。我忍着痛从地上爬起来,稀里糊涂地在房间里瞎转着,直到连着碰翻了两张凳子,才想起我还没开灯。我开开灯看,奇怪了,我手上居然已经捏着那块手绢,也不知是怎么拿到手的,它本来是藏在我箱子里的。再看看手绢,就更奇怪了,以前绣的太阳明明是鲜红的,现在怎么成黑的,兰草本来是绿的,活的,现在成乌的,死的。我以为是灯光的原因,凑到灯下看,还是这样,太阳是黑的,兰草是乌的。我不知怎么回事,可能是因为我眼睛里有泪水的缘故吧。我对自己说,不要哭,你哭什么,你没必要这样……可我还是这样,鼻子发酸,眼睛发烫,眼睛里的东西都变了形,染了色。可能这才是真实的,我想。可能吧,我不知晓,我一个孤老头子,一个残废人,能知晓什么,知晓了又有什么用?我只知晓,我要活下去,必须把这爿店开好,但现在着实是越来越开不好了,所以我也活得越来越难苦了。不过,我想,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觉得生活的难苦,那些幸福人的生活又怎么能感到幸福呢?这样想着,我心里要感到好受一些。现在,我并不感到太难受,只是看进来的货老是脱不了手,心里头发慌。我想,如果每一个月都能把进的货顺顺当当卖掉,我觉得我就是个幸福的人。
  2003年5月

《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