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这篇小说

    我虽然有“童子功”,我虽然早已完全习惯于对一切精神现象作意识形态的分析,我虽然常常胜任地或勉力地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是文学,小说,诗,对于我,对于你,对于大家和后人,它不完全、不该仅仅是意识形态与思想分析的对象,不能够仅仅成为传声筒,成为观念的例证。
    然而,甚至连我自己当时也有点混淆了文学与工作与现实的差别,小说的写作使我入了迷,使我自以为这不但是小说,而且富有所谓的现实意义,我曾以为我可以以这篇小说献给有关的领导机构。
    其实,这本应是我的快乐和感动,我的酸楚和失落,我的小小的非常个性化的遐想与话题。和在太原火车站的告别一样,和穿过千山万水坐着火车听车轮的铿锵铿锵地响一样,和行进中的满足与晕眩一样,这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滋味,一种莫名的欢欣和失落。这应该是我青春的自信和(荒唐的)天真,爱恋和悔恨,迟疑和献身,骄傲和留连忘返:就像我的入党和初恋,即使一遇就准,始终如一——也仍然黄河九曲,风波连天。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是我的诗。陆文夫不断地说,王蒙首先是一个诗人。他的话里也许包含着他认为我不怎么善于把素材故事化的暗示。然而,许多年了,最重要的写作的冲动来自对于我的诗情之弦的拨响。小说里写道:天上落下的似雨似雪,这是诗。三轮车夫说不要钱,这是诗。(其实没有这样的事,但是有一次我坐三轮到区委,车夫确实表达了对于区委的敬意与拥戴。)与老同志们交流,这是诗。见到了赵慧文,这更是诗。吃荸荠是诗。吃馄饨是诗。下大雨还是诗。槐花颂是诗。突然出现的“炸丸子开锅”的小贩吆喝也是诗。儿童文学作家刘厚明就注意到了炸丸子的吆喝声,叹息良久,而且说从“炸丸子开锅里”感觉到了王蒙的特点。或许应该是:诗意与平凡,入世与出世,小与大,俗与超脱,有与无,骄傲与谦卑,灵界与人间……
    至少,这不是一个直奔主题的小说,后来,在我接受批判的时候,一位小领导批评说《组》里有许多不必要的描写,例如,林震与赵慧文长谈后,提到广播节目的变化的文字便属多余。我能说什么呢?
    它也是青春小说,与《青春万岁》一脉相承。青春洋溢着欢唱和自信,也充斥着糊涂与苦恼。青春总是自以为是,有时候还咄咄逼人。青春投身政治,青春也燃烧情感。青春有斗争的勇气,青春也满是自卑和无奈。青春必然成长,成长又会面临失去青春的惆怅。文学是对青春的牵挂,对生活与记忆,对生命与往事的挽留,是对于成长的推延,至少是虚拟中的错后。是对于老化的拒绝,至少是对于生命历程的且战且进,至少要唱着青春万岁长大变老当然也变得炉火纯青。作为同样的青年,作者对林震二十四个同情,作为干部,作为已经执政的共产党党员,如果是在工作中生活中,作者只能把林震看作小儿科、爱莫能助,却又为之长太息以掩涕。林震说什么党是心脏,心脏里不能有尘土,所以党的机关不能够有缺点。笑话!这样的天真烂漫或者幼稚可笑,这样的十足废话毫无意义,作者写的时候未必不明白。然而,这是愿望,也是我们的审美幻想,审美对象。生活中缺少现实感的东西也许在审美中更加迷人。我们善良,我们天真,我们的愿望常常不能实现,因其不能实现就更要写到小说里。不是吗?在病历上、诊断书上、条例上、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书上与法律上写不进的东西,难道就不能写在小说里吗?
    我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它是我的另一套应该叫做心语的符码。它是我的情书,给所有我爱的与爱我的人。它是我的留言。有一天,没有我了,留言还在,这么一想已经使我热泪如注。它是我哼唱的一首歌曲。它是我微醺中的一次告白。它是我点燃灯火时,看到绿草发芽或者山桃开花时许下的愿。它是我献给生活的一朵小花。是我对自己,对青春,对不如意事常常有的人生的一些安慰。它又是对于伟大的时代,伟大的新中国,伟大的机遇与伟大的世界,对于大地和江河山岭,对于日月和星辰,对于万物与生命的一种感恩,当然不无自得,不无飘飘然。它是我的问号,惊叹号和逗点。一个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年轻人,一个被历史所娇宠的天选人材、少年意气的共产党员,才会有这样的倾吐,这样的诗篇,这样的坦露心扉,这样的心灵絮语,或者硬起头皮说出来吧:这样的文学撒娇。
    所以毛主席说了作者有文才。当然是毛主席,一眼看了出来。而另一面,叫做大洋彼岸的一些人,在将此作收入到意识形态挂帅的《苦果》(一九五八年出版于伦敦泰晤士出版社,副题是“铁幕后知识分子的起义”)中的时候,在反共主义的激动中仍然没有忘记说了一下:王蒙的小说有一种Differentstyle——不同的风格。是不同啊。比较一下那一年与王常常被同时提起的发表了影响甚大的“揭露阴暗面”特写的另一位写作人吧,与他的黑白分明,零和模式,极端对立,一念之差换转过来就万事大吉的对于生活的审理与判断相比较,或者哪怕是与苏联的奥维奇金、杜金采夫相比,小小的王蒙是多么地不同啊。
    然而,与极其敏感又极其重要极其政治的题材相比,它的作者还是太年轻了。小说说不定与他本人一样有营养不良与发育不足,有孱弱与过敏,有钙和西斯敏的缺失。它的气象并不宏伟,它的自信并不坚决,它的分析并不面面俱到,它的展示并不有力,它的思辨并不分明,它在一个强有力的时代,在一个相信斗争,相信实力,相信意识形态决战的时刻,在一个奉“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为圭臬的时刻,在核武器、北大西洋公约与华沙条约、暴力革命与坚信战争不可避免的年代,在镇反肃反、土改反霸、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清理中层……万众一心铸造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的当儿,在一个大气磅礴然而粗糙得出奇的年月,嘀嘀咕咕地诉说两个一知半解、脉脉含情、纯洁无用、善良软弱的青年人的小小昏话……这不是荒谬的吗?鸣乎哀哉,夫复何言!
    我曾经开玩笑说,用小说克服官僚主义吗?不,还是用官僚主义克服小说更方便更可操作。这里需要的是另外的尺度,另外的价值判断,另外的说法。
    如果不是用反对什么克服什么的标尺,(尽管在作品的一些层面包含着反对什么不反对什么的含意,)而是用阅读的角度,沉吟与遐想的角度,参考、自慰与益智、怡情的角度,从心灵的共鸣与安放的角度,从审美和形象思维的角度来看呢?什么都克服不了的小说却在“克服”(谁让王蒙这样习惯于用这个特定年代的词儿呢?)着衰颓(这个词我在《青春万岁》里就事出有因地使用了,即老化)、克服着无动与衷与得过且过,克服着遗忘与淡漠,克服着乏味与创造力的缺失,一句话,小说想留下青春。小说不是什么有力量的存在。小说作者在许多情况下属于弱者,强者可以从政从军从商却看不上从文。小说的仅有的力量在于打动人心,供读者一恸、一哂、一惊、一皱眉或者一笑。小说的可能性是通过打动人,多多少少地,常常是少少地,快快慢慢地,常常是慢慢地,影响一下现实。有时候夤缘时会,小说也能红极一时,闹轰一通,时过境迁之后,你才知道那对小说与它的炮制者并非幸事,也绝对不能持久。
    革命需要文学,需要文学的理想、批判、煽情鼓动。文学心仪革命,心仪革命的理想主义与批判锋芒,马克思说得多么好啊,无产阶级要用大炮来批判旧世界,叫做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文学也心仪革命的悲壮与浪漫,道德完成与自我牺牲。青年爱文学也爱革命,青年是革命的先锋,有时候还成为主力。革命使苦闷的、燃烧的、急躁的与诚挚的青春目标明确,阳光灿烂,想到就做,透体充实。然而革命也不会永远欣赏青春的空洞与摇摆,偏激与狂热,眼高与手低,脆弱与情绪化。而青春呢,当它发现革命的实际非常实际,革命的浪漫并非永久,革命的应许并非毫不走形地兑现百分之百,尤其是您哥儿几个设想的革命梦并非就是革命本身的时候,它会咕叽些什么呢?它会闹腾些什么呢?它会神经些什么、思考些什么、选择些什么呢?
    那么,给他们几篇像样的小说读读吧。在一个全民欢呼好几年了的伟大崭新的地方,让我们也听一听各种内心深处心灵深处的潜流一般的声音吧。
    这就是时过半个世纪,作者本人对于Differentstyle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的夫子自道。

《半生多事》